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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人们似乎有这样一个共识：发展经济，建设物质文明是关系到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大事，而建设精神文明只具有审美的意义，即发展经济，建设物质文明是争取创造生存的必要条件并奠定幸福生活的基础的事情，而建设精神文明只是在这一基础之上设法过得更美好，更有意义。不管文人学士们把对真、善、美的追求或对意义的追求强调得如何重要，都掩盖不了这样一条“硬道理”：人首先必须活着，然后才谈得上争取活得好一些，才谈得上追求真、善、美或追求某种意义；人们的低层次需要（如对食物的需求）得以满足之后，才会产生较高级的需要（如对荣誉、自我实现的需求）。〔1〕就个人的生存与发展而言，这一“硬道理”是正确的，那么可否把它推广于对人类文明整体性演化的理解呢？即我们可否由人必须活着才谈得上追求精神价值而推论：首先必须有物质文明，然后才能建设精神文明，从而物质文明建设具有生存论上的重大意义，而精神文明建设只是有价值论上的意义？
　　这一推论似乎是顺理成章的，我们似乎很难对它提出质疑。“人猿揖别”之后，人类一直在为生存而拼搏。在原始社会，人们使用粗笨的石器进行生产仅能勉强维持族类的生存延续。在漫长的古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极其缓慢，劳动者在自养之余，仅能供养极少数贵族统治者的奢华生活。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揭开了人类历史的新篇章，机器大生产的问世和市场体制的日益精致完善，使人类在物质文明建设方面取得了空前的成就。资本主义发展到20世纪下半叶已达十分成熟的阶段。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每年所创造的物质财富若平均分配已足够每个人过十分富足的生活（当然，事实上资本主义不会牺牲效率而平均分配财富）。在本世纪中期之前的人类历史语境中，那条“硬道理”的推论不失为一条真理，而且是一条有效地指引着人类进步的真理。但本世纪中期是人类文明史的根本转折点：在这个转折点上，人类既可以看到前人所不敢想象的成就，也可以看到前人所从未面临的危机。这前人所不敢想象的成就，即工业文明体系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之总和若在全世界人口中平均分配是可以保证全人类远超过温饱的小康生活水平的。而前人所从未面临的危机则是：人类自己创造的工业文明体系造成了对自己赖以生存的环境的整体性破坏。也正因为到了这一转折点，那条“硬道理”的推论的真理性因而值得人们认真质疑，也正是在这一转折点上，人类的福祉将会转化为灾祸。资本主义创造了空前强大的物质资料生产力，似乎将从根本上解决人类的生存问题，因为有了现代科技武装起来的工业体系（现代农业已被纳入工业体系之内），人类可轻而易举地、大规模地向自然索取能源和资源，大批量地生产人类所需要的物品，人类再不必为衣、食、住、行担忧。富裕国家少数人的贫穷是资本主义为保证效率而有意保留贫富差距所造成的。落后民族的贫穷也是整个资本主义体系本身所需要的。人类事实上已具有消除贫困的能力，人类不必担忧物品（如粮食、衣服、房屋等）的匮乏会威胁整个人类的生存，人类似乎已从根本上解决了生存问题。这是人类的福祉，然而就在这一福祉降临之际，人类却面临更加深重的危机，旧的生存问题刚刚解决，新的生存问题却又出现了。这一回不再是没饭吃、没衣穿的事情，而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能不能继续养育人类的问题。如果把如何发展生产力以维持人类生存叫做经济学上的生存问题，那么今天人类所面临的生存问题已不是经济学上的生存问题，而是生态学上的生存问题。现代工业文明体系解决了经济学上的生存问题，却又给人类带来了生态学上的生存问题。后一问题比前一问题严重得多。经济学上的生存问题解决得不好，会让许多个人、家庭直至民族濒临死亡；生态学上的生存问题解决得不好，却会让全人类濒临死亡。所以今日人类所面临的生存问题已不再是饥饿对穷人的威胁问题，而是全球性生态平衡的破坏对全人类的生存所造成的威胁问题。
　　人类本是大自然孕育出来的孩子，人类刚刚诞生之后尚未割断与自然血肉相联的脐带，故处于与自然和谐一致的亲缘关系之中。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人类向大自然的索取也非常有限，人类文明一直较为平稳地生长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生长状况大体上彼此协调。到了13世纪、14世纪，西方文明发生了巨大变化。从文艺复兴的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直至20世纪，西方人逐渐突破了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意识形态的禁锢，逐渐摒弃了禁欲主义和来世主义，人学（人道主义）取代了神学，享乐主义取代了禁欲主义，被压抑了近千年的“人欲”，终于公开表现为对“凡人的幸福”（佩特拉克语）的追求。而“凡人的幸福”逐渐被理解为物质生活的、舒适富足的、感官欲望的充分满足。正因为“凡人的幸福”不过就是物质生活的富足和感官欲望的满足，所以物质生产和感性享乐形式的创新成为最重要的事情，这一切又都纳入市场体系所规定的竞争之中。在无处不在的经济竞争中，“人学”逐渐被归结为科学技术的智巧和经济学的算计，且科技的智巧归根到底服务于经济学的算计，所以，人们普遍相信，人类的行为归根到底是经济行为，经济增长是个人幸福和社会福利的唯一源泉。〔2〕发展经济靠什么？靠现代科技所提供的高水平的生产手段，发展经济、创造财富归根到底就是人类向自然的索取。古人向自然的索取是有限的，他们也没有把自己的创造力完全用于对自然的索取。古人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干涉，尚保持在生态系统的生态阈值〔3〕之内，即便暂时破坏了自然生态的平衡，不久又可恢复。 现代工业文明向自然的索取却表现为在贪欲驱使下的对自然的无限盘剥和超量榨取。正是这种肆无忌惮的盘剥和榨取，造成了全球性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平衡的破坏，因为采用现代科技手段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干预程度，已经超出自然生态系统的生态阈值，即现代工业生产所造成的生态平衡的破坏已很难恢复。可见，现代工业文明的成就来源于其现代科技所提供的巨大生产力，它所导致的灾难也来源于科技所提供的巨大生产力。
　　如果说西方工业文明的兴起是人类文明的癌变的话，那么“冷战”期间社会主义国家的势力便是对这种癌变的抵抗。“冷战”结束之后，西方文明正以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同化着其他文明。如亨廷顿说的，西方正在利用国际组织、军事力量和经济资源来操纵世界事务，以便维持西方的绝对优势，保护西方利益，宣传西方的政治、经济价值观念。 〔4〕在许多非西方国家发生了上层人物的非西方化和本地化，但在普通老百姓当中西方的（一般是美国的）文化、生活方式却很流行。〔5 〕非西方文明对西方文明的抵抗实际上节节败退。这决不像福山等人所说的那样是人类的福音。〔6〕
　　诚如亨廷顿所言，近期内不可能出现一种统一和谐的世界文明，各种不同文明并存的局面将持续较久。然而令人担忧的是，不同文明皆认同了西方文明的工业化，因而连带地认同了西方的经济主义、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克服当代人类面临的生存危机的关键恰在于克服工业化的顽症：经济主义、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全球认同于工业化，势必是全人类共同盘剥和榨取地球，因此，亨廷顿所说的不同文明共存，将是不同文明共同释放物欲，共同盘剥和榨取自然。因此，不同文明恰恰在不该共同一致的方面取得了一致认同。面对人类今天的生存境遇，不同文明（不同种族、民族）确实应有某种共同的努力，克服物质主义、经济主义，共同消除全球性的环境污染，维持生态平衡，保护地球，谋求可持续性发展，这些才是全人类应该一致认同的努力目标。
　　现代西方经济学家认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人们发展经济的动机或欲望，西方国家经济发达就因为那儿的人们有急切的发展经济的愿望，而不发达国家之所以贫穷落后，就因为那儿的人们没有发展经济的急切愿望。〔7〕这一看法不无道理。 西方世界近代以来物质文明的迅速发展，正是人欲所挟的能量释放的结果，或说西方文明的癌变，正是人欲急速膨胀的结果。人与其他动物的根本区别之一是人有对无限性的追求，而其他动物没有，或说人的欲求可趋于无限，而其他动物的欲求不会趋于无限而仅仅服从于自然平衡。人之对无限性的追求是一股守恒的能量，它如同一股一定要宣泄的洪水，是不可消解的。它在不同的人身上会有不同的表现。它可表现为基督教徒对“上帝之诚”或不朽灵魂的追求，也可表现为佛教徒对佛或涅ｐáｎ＠①境界的追求；可表现为政治家对权力的贪求，也可表现为商人对财富的追求；可表现为科学家对科学真理的探究，也可表现为艺术家对艺术的追求；……它或以这种方式表现，或以那种方式表现；或以强的力度表现，或以弱的力度表现，但不可能不表现。人之对无限性的追求正是所谓人的主体性的一种表现。
　　人之追求无限性的能量，可以在物质创造中得以释放，亦可在精神追求中得以表现。西方中世纪人之对无限性的追求主要表现为对上帝的虔敬和对“彼岸的天国”的追求。自文艺复兴始，西方人之对无限性的追求逐渐被人道主义（人学）、享乐主义、物质主义以及经济主义引向物质领域。时至今日，西方人之追求无限性的洪水一般的力量几乎完全倾注于物质领域，这样，人的主体性便主要表现为科学技术对自然的榨取和盘剥，表现为经济学的精心算计。正因为人的主体性、人的创造潜能日益集中表现为对自然的盘剥和榨取，人类与自然的对峙才空前的紧张。
　　一个人肉体和精神皆健康时，才是真正健康的，人类文明当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谐调一致时才是真正健康的。在健康的文明中，人之对无限性的追求既指向物质创造，又指向各种精神求索。在今日之工业文明中，绝大部分人对无限性的追求几乎完全表现为物质创造，即人之追求无限性的力量“洪流”几乎完全冲向物质领域。当代西方人似乎已忘却了精神追求，若说他们尚有精神追求，即他们中许多人尚信仰特定的宗教，那么由于他们已不再以苦行禁欲的方式去践行宗教教义，故其信仰已不过是虚设的点缀。文明本身标志着人类脱离动物界，或标志着“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8〕，标志着脱离野蛮和蒙昧。 但物质文明主要标志着人类运用理智满足自己动物性需求所达到的水平和相应的成就，精神文明才是人超越于其他动物的根本标志。人之对无限性的追求若仅指向物欲的满足，那么他仅将动物本能延伸为无限贪欲，仅当人有对真、善、美等超验精神价值的追求时，其对无限性的追求，才有真正表现为超越于其他动物之上的品性。现代工业文明，或者资本主义文化体系过分注重物质文明建设，在这种文明体系中，人之追求无限性的能量几乎完全倾泄于物质领域，人们的想象力、创造力几乎完全局限于物品制造业、商业以及满足感官欲望的娱乐事业之中，人们绞尽脑汁、不遗余力地制造物品，同时在“物质丰饶中纵欲无度”〔9〕。
　　如果人类无论怎么纵欲无度也没事，那就尽可以在丰饶中纵欲无度。然而，人欲之洪流会冲垮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地球，人类对自然无休止地盘剥和榨取会使地球变得不可居住。若说“上帝已死”，故并无上帝安排的惩罚人类的“大洪水”，那么，人类自己却正在积蓄埋葬自己的“大洪水”，这“大洪水”便是日益集中于物质领域的人之追求无限性的能量，便是滔滔人欲。避免人类葬身于这“大洪水”的必由之路是——泄洪，即疏导这股“大洪水”，使之分流于精神世界。也就是使越来越多的人确立起自己的精神目标，让人们建立起一个精神家园，也就是使越来越多的人确立起坚定不移的精神信仰，追求超验的精神价值。将激荡于物质创造领域中的滔滔人欲分流于精神世界，也便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并重。将人之追求无限性的能量完全释放于精神世界是不可能的，说人必须活着才谈得上追求精神或意义并不错，正因为如此，我们只能将人之追求无限性的能量分流于精神世界。即只是把人之追求无限性的能量部分导向精神世界，而不是完全倾注于对自然的盘剥和榨取。“分流”便是“泄洪”，20世纪末的人类所面临的严峻现实便是，若不能成功地“分流”或“泄洪”，地球会被破坏得不可居住。“分流”的措施是重建精神家园，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因此在今天，精神文明建设已不仅具有价值论的意义，而且具有生存论的意义。即“分流”能否成功，关系到全人类的生死存亡。如前所述，西方工业文明的疯长，是人类文明的癌变，它表现为物质文明的急速生长和精神文明的相对萎缩。“分流”成功便可克服人类文明机体上的癌细胞，使文明恢复健康，若不能成功地分流，物质文明会继续疯长，精神文明会继续萎缩，直到病入膏肓，趋于死亡。就此而言，精神文明已不再仅是人类文明的修饰性点缀，精神文明建设已不再仅是使人类文明锦上添花的事情，而是关系到人类生死存亡的事情。
　　注释：
　　〔1〕参见〔美〕马斯洛等着《人的潜能和价值》，221～222页，华夏出版社，1987。
　　〔2〕〔7〕参见Ian Davison:　Values,　 Ends　and　Society,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 1977, P. 174, P. 171。
　　〔3〕何谓生态阈值，可参阅孔繁德等编着《生态保护》，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4。
　　〔4〕〔5〕〔美〕塞缪尔·P ·亨廷顿：《世界各种文明的对立与斗争》，载《编译参考》，1993（10），8、12页。
　　〔6〕参见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
　　〔8〕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75页，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2。
　　〔9〕参见〔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塞着，潘嘉玢、 刘瑞祥译《大失控与大混乱》，75～7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般下加木
社会科学研究成都36～39G10精神文明建设卢风/汪映萍19981998作者　卢风　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汪映萍　湖南师范大学伦理学研究室硕士生长沙市　410081 作者：社会科学研究成都36～39G10精神文明建设卢风/汪映萍19981998

网载 2013-09-10 21:4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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