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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韬是中国近代着名的改良主义思想家，其思想主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启发了黄遵宪、康有为等人。而且，同黄遵宪等人一样，王韬在文学方面也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不轻易许人的黄遵宪称赞王韬的《蘅华馆诗录》为“才人之诗，只千古而无对也”[1]。书商们看到其《淞隐漫录》一书深受欢迎，竟把它改名《后聊斋志异》以图牟利，由此亦可略见其作品在当时文学界的地位。然而，许多文学史着作对王韬的文学成就无一字提及，有的即便写到，也只是寥寥数语。近年来，一些近代文学史着作对其政论散文给以较高评价，却仍未能对其小说、诗歌作出公允评价。在王韬研究呈现一个新局面的今天，理应对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做出进一步的、全面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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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嘉、道以来，由于社会矛盾的发展，诗界那种“分曹咏物之作，酬和叠韵之体，谀颂悦人之篇，ｄòｕ＠①ｄìｎｇ＠②考古之制，穷工极巧，弥漫浩汗”[2]的状况与社会生活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早在王韬之前，张际亮即对当时“以议论考订为诗”，“或则轻佻浅鄙，无与风雅之旨”的状况表示了强烈不满。王韬可说是张际亮的后继者，他认为文学应反映社会生活，“时势不同，文章亦因之而变”[3]。他极力肯定文学的社会功用，认为：“文章虽小技，然实载道之器”[4]。他认为好文章应表达出作者的主张及思想感情，只有那先“先时而见志，后时而兴怀，思古伤今，忠君念国，感怆身世，悲悯天人”的着作才是感人至深并富有生命力的作品。
　　清中叶以来，在文坛居于统治地位的桐城派标榜“义法”，在格律声调、遣词造句方面刻意追求。其末流更专事碑志、寿序、墓表之类缺乏社会内容之作。他们“以文而论，因袭娇揉，无所取材；以学而论，则奖空疏，阏创获，无益于社会”[5]。龚自珍和魏源曾奋起反对桐城派，王韬则紧继其后，提出“辞达而已”。他主张：“文章所贵在乎纪事述情，自抒胸臆。俾人人知其命意之所在，而一如我怀之所欲吐，斯即佳文，至其工拙，抑未也。”[6]这种主张既反映社会现实，又表现作者个性的思想，继承了龚、魏的观点，与黄遵宪“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的理论无疑是极其相近的。
　　清代道、咸以降，程恩泽、何绍基等许多人极力摧崇宋诗，他们写诗是“要扶持纲常，涵抱名理”[7]，把“绝特”的“儒行”看作是做学问、写诗的“大原”和根本，这就暴露了他们政治上的落后。与宋诗派的主张相反，王韬以充分表达自己性情为满足，青年时代做诗即“不尽与古合”，反对“徒以ｃｈī＠③章饰句为事”，认为应该“有真性情寓乎其中”。他致力于追求“因其诗知其人，而兼可论其世”[8]的境界。这种认为作品应写出诗人的真情实感，从而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的主张，较之当时一些力主远离以至逃避现实的观念无疑是进步得多、高明得多的。
　　王韬反对“别创一格，号称初祖”的做法，但并不是甘于在人后亦步亦趋。他曾说：“窃尝谓所贵乎诗者，与苟用宁立异。”然而，他所追求的“奇”，“不在格奇，句奇，而在意奇”。他说：“必先见我之所独见，而后乃能言人之所未言。夫尊韩推杜，则不离于摹拟，模山范水，则不脱于蹊径，俪青配白，则不出乎词藻，皆未足奇也。盖以山川风月花木虫鱼，尽人所同见，君臣父子夫妇朋友，尽人所同具，而能以一己之神明入乎其中，则历千古而常新，而后始得称之为奇。”[9]这段话充分表明，王韬主张诗人应按艺术创作的客观规律去观察、认识生活，而不应去蹈袭前人的窠臼。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个人的独创性，创造出“历千古而常新”的成功之作。王韬的这些表述，显然具有“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之义。
　　王韬对于小说写作的看法也具有不同于桐城派文人的进步性。他不图“立言不朽”，“不愿刻画金石，黼黻隆平以鸣国家之盛”[10]，而宁愿“下为此齐谐志怪之书，虞初述异之记”。他说：“识大与识小无二致也”，这表明，与一些重八股时文，轻视“小道”的人不同，王韬对小说艺术给予高度的重视，指出：“曼倩诙谐，可通谏诤，庄周游戏，并入文章。前人诙谐之作，述异之编，其得入七录而登四库者指不胜偻。”他还认为小说可使“愚顽易于观感，妇＠⑧得以奋兴”[11]。王韬独具慧眼，早在严复、梁启超之前已认识到小说在人民群众中具有巨大的影响力量。正因为有这样卓见，王韬才不顾会“见诮于雅流，丛疵于正士”，而写了大量小说。他对小说的重视及高度评价，对后来的“小说界革命”自有其不可否认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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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韬自少既爱吟咏，23岁时已“积诗凡数百首”。但是，由于散失较多，现除散见于其《淞隐漫录》、《淞滨琐话》等书中的诗作外，汇集在其《蘅华馆诗录》中的仅600余首，与同时之其他诗人相比，数量不可谓多。然而，复杂、特殊的生活经历决定了其诗题材广泛、内容充实，具有很强的思想性和现实意义。
　　在《蘅华馆诗录》中，咏叹个人身世，抒写积郁不平的作品占有相当的数量。这些诗作虽和古代同类题材的诗作不无相似之处，但由于王韬诗作反映了当时内忧外患交迫的特定时代，便自有其独具的认识价值。通过他描述自己转徙、艰辛生活的诗作，我们不难想见近代中国人民的苦难。在外出谋食之际，王韬常“坐愁不寐”，发出了“孰怜丐食滞江村”（《夜坐》），“年来飘转如飞蓬”（《饮锦溪书舍示主人》）的感叹。1848年，江南的水灾使人民生活更加困难，王韬的一些诗篇真实、有力地描绘了水灾带来的苦难。在《雨中感事》六首中，他写当时的灾情：“三旬稀见日，五月要披裘。晴霁犹无望，＠④霖未肯休。”造成“江村成巨浸，远近起哀音。”米价高涨使得王韬这个读书士子也为“米船何日至，市价未能平”而深深忧虑。至于“低田渐见新苗没，多少农人相对愁”则更直接抒写了广大农民的悲苦。
　　直接抒发爱国情愫的诗篇，在王韬诗作中虽所占比例不大，但由于这些诗表达了思想家的真知卓见，而放射出爱国主义精神的熠熠光彩。王韬于1848年第一次到上海，面对上海被辟为通商口岸后的畸形变化，出于对外国侵略者的仇恨及对清朝统治者妥协投降政策的强烈不满，他写下了洋溢爱国之情的《春日沪上感事》诗四首。王韬在诗中倾诉了中华民族的苦难，认为外国侵略者的掠夺造成了中国更为严重的危机，而这一切都来自最高统治者对外屈辱投降的政策。因此，他发出“朝廷自为苍生计，竟出和戎第一筹”的感叹，对最高统治者进行无情的讥嘲。
　　在《春日沪上感事》诗中，王韬还提出了他后来多次强调的主张：不要安于一时的平静，而要在灾难降临之前早做准备，主张“闾里共欣兵气静”之际，正是“于今筹国讵容误”之时。他认为对侵略者采取“羁縻”的办法是“下策”，应多了解外国的情况，早些补上各方面的“漏扈”。他还提出应任用“能肩忧患”的“真才”。仔细研读王韬这几首激昂深沉的诗作，我们不能不叹服年仅21岁的王韬思想之敏锐，见解之卓越，他对清廷最高统治者的大胆抨击更令人赞叹不已。无庸置疑，在王韬之前及同时代的诗人中，这样感情强烈、见解高超的诗篇是极少见的，与龚自珍、黄遵宪的同类诗作相比亦毫无逊色。
　　1867年，王韬应邀到英国与英国着名学者理雅各合译中国经典。先进的资本主义文明，美丽的山光水色令他赞叹不已。但是，作为一个爱国者，王韬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时刻不忘多难的祖国。在一些诗作中，他多次倾诉了忧国伤时，思念故土的沉重心情，在《自题小像》中他写道：“九万沧溟掷此身，谁怜海外一逋臣？形容不觉随年改，面目翻嫌非我真。尚戴头颇思报国，犹余肝胆肯输人！昂藏七尺终何用，空对斜曛独怆神。”情真意切地抒发了其爱国情怀，表现了他对祖国前途和民族命运的极大关注。
　　同近代后期一些爱国者一样，由于受资产阶级民权观念的影响，王韬已把爱国与忠君区分开来。他时时不忘祖国，但对皇帝则有一种不加掩饰的怨气。在《无求》一诗中，他有“飘泊天涯归计阻，江湖高卧亦君恩”之说，《思归》中又有“江湖终赖圣恩宽”之句。他把自己背井离乡、报国无门的遭遇归之于皇帝的“恩德”，大胆地表达了愤懑之情。感恩思想在其中、后期诗中已基本绝迹，他的这一态度，较之龚自珍、林则徐等虽成“落花”，仍“平生默感玉皇恩”的思想大大前进了一步，已没有所谓“臣子的依恋”了。这种“爱国抑君”思想的萌芽，是王韬改良主义进步思想在诗中的体现，也是其爱国诗作高于前人的标志之一。
　　王韬曾说：“余诗喜于长枪大戟中求生活，不能作细针密缕也。”[12]这较恰切地道出了其诗作的特点。总的看来，其《蘅华馆诗录》中，豪放、粗犷之作居多，尤其是后期诗作，更往往直抒胸臆、不假修饰。如《到英》：“欧洲尽处此＠⑤疆，浩＠⑥沧波阻一方。万里舟车开地脉，千年礼系破天荒。山川洵美非吾土，家国兴衰托异邦。海外人情尚淳朴，能容白眼阮生狂。”怀有强烈用世之心的诗人，报国无门，掷身数万里外，对资本主义先进文明的赞叹，与自己坎坷沦落的愤慨交织在一起，在诗中如狂涛喷涌而不能自己。诚如时人吴广霈所说：“以纵横驰骤之材，豪放淋漓之笔，逸气豪情奔赴腕底，宜其自成一家，辟易千军。”[13]当然，由于生活环境的局限，王韬这类雄健、奔放的诗作不是很多，但他是黄遵宪、康有为之前第一个“吟到中华以外天”的近代诗人，他对“西欧风土”的吟咏，写了前人未写之物，辟前人未辟之境，扩大了古典诗歌的表现范围。我们不能仅因其诗中的一些闲适、赠答之作，而忽视了其诗的价值。
　　 3
　　王韬的小说作品与其同时代人相比，可说是比较多的，计有《遁窟谰言》、《淞隐漫录》、《淞滨琐话》三部文言短篇小说集，此外还有笔记杂着《瓮牖余谈》等多种。
　　王韬的小说在近代文学中占有较显着的地位，三部小说集均曾多次再版，《淞隐漫录》还被改为《后聊斋志异》以牟利。此举虽不足取，但王韬的一些小说确有与《聊斋志异》相近之处。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迨长洲王韬作《遁窟谰言》（同治元年成）、《淞隐漫录》（光绪初成）、《淞滨琐话》（光绪十三年序）各十二卷……其笔致又纯为《聊斋》者流，一时传布颇广远，然所记载，则已狐鬼渐稀，而烟花粉黛之事盛矣。”鲁迅在此点明了王韬小说的渊源关系，但由于王韬的思想及经历与蒲松龄不同，其作品自然有种种与《聊斋》不同之处。
　　蒲松龄屡困场屋而功名之心不灰，70余岁仍参加科举考试。他憎恨的不过是科举制度的腐朽及仕途的黑暗。而王韬则不然，他根本反对科举制度，认为它只能埋没人才。因此，他“愤贴括之无用，年未弱冠，即弃而不为”[14]，终其一生只参加一次乡试。他的思想决定了他笔下出现了许多轻视科举、无意功名的人物形象。在《何惠仙》（见《淞隐漫录》，下同）中，书生李星史虽“聪颖异常儿”，却不愿学八股贴括之文。“强使习之，亦能相缀成文，旋即弃去。”《诸晓屏》中之书生诸晓屏，虽“少年登甲榜”，却“性好读书，淡于进取。”《海外壮游》中之钱思衍，“少读书有大志，师授以时文，弃置一旁，初不欲观。谓人曰：‘此贴括章句之学，殊不足法。’”在其父催迫下，他虽“获隽秋试”，但并不以为荣，反而说自己的八股文是“驴鸣牛吠”。他认为：“丈夫当如宗悫、终军，乘长风破巨浪，飞而食肉数万里外耳。”这些胸怀壮志而又蔑视科举制度的人物不仅在以前的小说中极为少见，即使在王韬同时代人的作品中也难以见到，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我国文言小说中的新人形象。
　　王韬小说中蔑视科举、不图仕进的人物身上无疑寄托了王韬反对科举制度的先进思想。这些形象的塑造，目的在于反对整个科举制度，而不仅仅是揭露科举制度的腐败及其埋没人才的罪恶。因此比之《聊斋》中那些屡试不中竟会郁闷而死，死后仍念念不忘“借福泽为文章吐气”的人物无疑具有更为深厚的社会文化蕴含。那种不加分析地认定王韬小说的思想性不如《聊斋志异》的说法是有失公允的。
　　王韬特殊的经历使他对资本主义文明有所了解，他的一些小说艺术地表现了他的生活经历，表达了他提倡走向世界、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主张。《海外美人》写陆梅舫夫妇自制巨舶、海外探奇的故事，表现出勇于开拓、走向世界的豪迈气概。《海外壮游》采用传奇手法，写钱思衍厌弃科举，求仙不成而游历欧洲的所见所闻，寄托了作者对于走出国门，向西方学习的充分肯定。其中对于西方舞会情况的精彩描写，当是中国文言小说中对西方舞蹈情况的最早反映，不仅可使国人了解一些西方的生活习俗，而且对“男女授受不亲”的传统观念，自有其冲击作用。《海底奇境》中，作者塑造了一个既有改革精神又踏实肯干的改革者聂瑞图的形象。他主张兴修水利，自筑铁路，可说是我国文言小说中较早出现的维新志士形象，在当时的中国，无疑会起到一种振奋人心的作用。
　　以上作品数量虽然不多，但在当时说来却难能可贵。它们表现了作者执着的爱国主义思想，对仍处于封闭状态下的中国人民有振聋发聩之功，也为我国文言短篇小说开拓了崭新的题材内容，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王韬的小说不仅在思想内容方面有其独特成就，而且在艺术表现方面也颇具特色。他的小说虽有《聊斋》影响的明显烙印，但他作为一个杰出的思想家，对小说也作了一些革新和创造。他的小说更多地吸收了话本小说离奇曲折的特点，谋篇布局较以前之文言小说更加新颖、奇巧，浪漫主义色彩更为浓厚。如《秦倩娘》中写一痴情李生，慕画中仕女之美，为了起名秦倩娘，对之表白：“如肯下降尘寰，愿为佳偶”，并经常“叩首至地有声”，以求“邀其一顾”。这种对画求爱的构思可谓独出心裁、别具一格。同学以妓女骗李生，致其得病。李生“气息奄然”之际，忽有倩娘之婢来为其治病，后来倩娘也来与其相会。然而，此倩娘并非画中人，而是镜中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倩娘归于镜中，李生“纵声大哭”。然后，倩娘的二婢女来教其秘法，使倩娘复出，颇有“柳暗花明又一村”之趣。作者在布局安排上摆脱窠臼，力求新奇，所以其小说大多具有新鲜感，富有情趣，引人入胜。
　　王韬具有很高明的“点染”能力，善于在情节推进过程中制造悬念、布置疑阵，使读者不能不关心人物的命运，并随着情节的发展心潮起伏。如《徐太史》（见《淞滨琐话》）内容是劝善惩恶的老套，但在情节安排上颇有特色。主人公徐澍几次受挫，生活困窘，饱受亲戚白眼，后得瘦腰郎帮助，又去应试，落榜后自尽，被瘦腰郎救活，并告以“此科尚有更动”，后果考中。得知其妻死讯后，徐又“一恸而绝”。瘦腰郎将其救醒，并告以“且俟七日，当有好音”。后来，其妻果遇救。瘦腰郎何以有此神通，直到小说快结束时才解开疑团。全篇安排自然周全，贯通一气，但又峰迥路转，腾挪跌宕，其情节之紧凑在文言短篇小说中是很少见的。
　　王韬小说在艺术上的突出成就，还在于他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妇女形象，尤其是一些外国妇女形象。她们中许多人形象美、才学高、有理想、有追求。博学多才的龚绣鸾、身怀绝技的倩云、乐于助人的鲍琳等都是文言短篇小说中不可多得的女性形象。而媚梨等追求个性解放的资本主义社会女性形象的塑造，更为我国古代文学画廊增添了新的人物。
　　 4
　　王韬“足遍东西历数洲”，是近代中国较早走向世界的作家。由于爱国主义思想的作用，资本主义文明与文化的启示，他的诗文、小说都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面貌，正如日本诗人吉田次郎所说，他“讽时诗句拟《诸将》，论势文章洞五洲”[15]。正因为他的作品中充溢着爱国情愫而又有新的境界，才受到中外许多文人的重视，并给以高度评价。黄遵宪以“团扇家家诗万首，风流多被画图传”来赞扬他。王韬到日本时，许多日本文人因久慕他的文名而争先恐后与其结交，许多着名日本文人对他都备加赞叹。增田贡赞他“泰斗声名动东海”，龟谷省轩称他为“人中之龙文中虎”，中国驻神户领事廖枢仙甚至把他与杜甫、陆游并列，称他的诗“爱国忧时殆诗史”。这些赞语未免过誉，但王韬在中外文士中的声望是显而易见的。
　　王韬历来被称为着作等身的作家，近代作家中，像他那样在诗歌、散文、小说等领域都取得很高成就者颇为少见。而且，从社会发展阶段看，王韬有比前人更先进的政治思想及更高的思想水平，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正确地评价他作品的价值以及他在我国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注释：
　　[1]见《黄遵宪致王韬（紫诠）信九通》，《华东师大学报》1984年第4期。
　　[2]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一。
　　[3][4]《三岛中州文集序》，《ｔāｏ＠⑦园文录外编》卷九。
　　[5]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6]《ｔāｏ＠⑦园文录外编·自序》。
　　[7]何绍基：《题冯鲁川小像册论诗》。
　　[8]《湖山侗翁诗集序》，《ｔāｏ＠③园文录外编》卷九。
　　[9]《跋湫村诗集后》，《ｔāｏ＠③园文录外编》卷十一。
　　[10][11]《〈遁窟谰言〉自序二》。
　　[12]《蘅华馆诗录》卷六。
　　[13]《蘅华馆诗录·诗评》。
　　[14]《淞隐漫录·自序》。
　　[15]《扶桑游记卷上》。
　　〔作者单位：辽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邮编：110031〕
　　 社会科学辑刊沈阳126-130J2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李景光19971997 作者：社会科学辑刊沈阳126-130J2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李景光19971997

网载 2013-09-10 21:4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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