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与中国艺术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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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德从事外国文化的研究甚勤,他对这些文化创造的爱慕与崇敬经常在增加。由于对东方文学与文化的研究激励他写出了《西东诗集》(West—osthiher Divan)。1827年的春天,歌德隐居在伊尔姆(Ilm )河畔的别墅中,创作了《中德季节与时辰》(Chinesisch —deutschen Jahresund Tageszeiten)组诗,作为他研究中国的成果。像《西东诗集》一样,这章组诗也是以深入而广泛地探明亚洲民族的本质为基础。
  歌德不仅是诗人、政治家、哲学家,而且也是自然科学家、艺术史学家,因此他除了研究中国文学外,还研究中国的艺术、文化和历史。于是歌德与中国文学和哲学的关系就直接和间接的随着加深了。他尽力了解中国人民,实际上歌德的组诗,特别是第八首的第二段,含有中国水墨画的魔力,如“纤柳发枝”(Schlanker Weiden Haargezweige ),“活动影戏”(bewegter Schatten Spicle),在月的魔光中呈现出来。这是他多年从事中国艺术研究的成果。我们知道,歌德在青年时代就致力于塔、石窟、草地、岩壁、山峡,以及中国皋塔式的岩洞、亭榭等的研究(见戏剧《柔情的胜利》第4幕)。
  塔是指中国的八角塔,远在唐代(公元618—907年)之前,一般为木制的四角塔,后来多半是用天然石式砖建筑,形式为八角或六角;层数经常是单数:七、九、十一、十三、十五……等。塔顶尖端一般保持着印度式。
  亭是中国的园亭,歌德时代,中国亭式塔的建筑在欧洲是艺术的公园设备绝对必要的构成部分。  如波次坦(Pots   dam )桑所西(Sanssouci 无忧宫)公园里, 建筑师浦林(Buring )仿照律内别墅(Luneville)赫累(Here)建的“中国巴提门”的楷模而建的中国亭,腓特烈大王命名为“猴笼”;又如1763年在仑敦基夫园(Kew Garden)建立了一座有名的中国塔。〔1〕
  中国石窟是世界有名的,是石岩上的艺术雕琢式地下的人工塑造。如龙门、云冈、麦积山、敦煌、大足等石窟,同时是艺术的宝藏,其中有自公元四世纪以来的佛教和道教的雕塑、壁画、书法作品等,在世界艺术史上起着重大的作用。歌德可能是通过马可波罗的游记而知道的。
  在歌德的诗文中可以找到很多关于中国艺术与文学的评论,例如:
  “鼓励我的,甚至也有中国人,
  他们不是用最谨慎的手,在玻璃上画出维特与洛泰吗?”(摘自《警句》,威尼斯1790,346)
  歌德在1789年5月10日就写了这一警句, 《少年维特之烦恼》小说中述及,中国玻璃画已于1779年传入德国。〔2〕
  在戏剧《柔情的胜利》第二幕中载有:“中国风格的厅堂,彩色黄底图像。”这证明歌德对中国内部建筑术的了解,黄色或金色在中国意味着尊严、华丽。关于颜色,歌德在他的《历史的观察》一书《彩色论》中写道:“罗马的皇帝们对紫色有着最高度的嫉妒。中国皇帝的服装是橙色紫绣,侍从、僧侣也可以穿柠檬黄色的衣服。”〔3〕 歌德的这种解说,证明了他对中国历史和艺术的基本学识。衣服的色彩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官职地位的标志。中国皇帝的服装有着像欧洲王冠一样重大的意义。  在中国工艺方面,歌德在他的诗文中多次提到了壁布(壁纸):“我看着蜡烛,在华丽的房间里燃点着明亮的蜡烛。
  现在我分辨中国壁布(纸)、镀金雕刻物、枝形灯架。
  许多光辉,使我目眩。”〔摘自“大埃及诡异家”(Der Groz —Kophta)〕“在这房间里,我爱惜zhòu@①诅的北京壁布(纸),同时感到羞涩,没有把我的地图钉在上面!否则它们终日必须下跪。”(摘自《虚构与真理》,第3册,第1部)。
  ……通过以模型印成图案的较精和最精的壁布(纸)上面作出时而中国的异想天开的花草,时而自然的花卉,时而用毛笔绘出人物、风景之类熟练机巧的作品。”(摘自《虚构与真理》,第4册,第1部)。
  “我从前对这种建筑式样非常赞赏,并且指出优点,对父亲也指出,移开他的楼梯的可能性,为此他发出难以置信的怒气,比不久之前责备我几件wō@②卷形的镜框和驳斥某些中国壁布(纸)还要强烈。”(摘自《虚构与真理》,第9册,第2部)
  由是我们可以知道,歌德对中国壁布(纸)的正确认识。这种壁纸是用优质棉纸和竹纸制成,并附有美丽名画的复制作品。或异想天开的图案,有些是木刻原本。有着像壁画或屏风一样的效果。对诗人歌德美的效果一定是很强烈的。
  在《虚构与真理》一书中,歌德叙述他的生活史直到1775年。当时他企图把世界作为己有,首先在艺术和科学方面有着特有的效果,然后在现实和概念之中,最后爱情导入生活的真正热情的如诗的领悟,同时中国艺术品也起着一定的作用。
  中国地毯同样是对诗人的一个吸引点。歌德在《意大利之行》,(罗马1787)的附录《罗马教皇的地毯》中写道:“地毯上的针线代替了准绳和锡棒,一切艺术与技术最初都是从这种风格开始的;以同样方式作成的宝贵的中国地毯就在我们的眼前。”
  中国地毯以图案华丽技术精巧称着,这种艺术在汉代(公元前 206年至公元220年)就已高度发展。 对此歌德在《意大利之行》中说:“……或许仿照不完全的拜占建的意向织入花纹图样与绘画。”〔4 〕此外,他在1807年《年鉴补遗》中写道:“他(贝克尔内廷参议)在稀奇物品中也享有一件古代中国的地毯,上面单一作成的图像,通过相宜的底组成一幅图画。我回忆起在马德堡大教堂里也曾看见一件德国早期同样的作品。”
  关于世界有名的中国瓷器,歌德在他的诗歌作品中也发表了意见,如在《意大利之行》中写道:“四隅立着中国瓷的枝形灯烛架,近点观察,是用各个的盘、杯、托碟及同类者粘合起来。没有一角不是随意显露出来。(摘自《意大利之行》,西西里,1787)。“这里多年以来成立着一个古老珍品收藏馆,内有瓷塑像、石雕像、中国杯、盘、碗和容器;象牙及琥珀也不缺少,还有其他的雕刻品、镟成品、用藓苔、蒿草及其他材料组成的图画,以及在这种收藏馆里可以想像的东西。”(摘自《马因兹包围工事》,1793)。“整天大部分的时间我们都在他那儿度过,晚上他招待我们用中国瓷器和银器盛着的脂肪丰富的羊乳,他评价为最适于健康的食品,硬要我们接受。”(摘自《1805年鉴》)。
  这些描写给我们一个概念,中国瓷器当年传入欧洲或德国如何普遍,它是装饰每一艺术馆的贵重物品,它是一些富裕的鉴赏家节日宴会上的用具。
  约自十六世纪起,中国瓷器作为宝贵的商品直接输出到欧洲,自此许多欧洲国家试图仿制。1710年在麦森成立了欧洲的第一座瓷器厂,约于1730年后,这里除仿中国瓷之外,还从事忠实地仿造东亚瓷器的工作, 主要是仿制日本的柿右卫门的格式和中国的五彩瓷器(绿科familleverte)。这一定也是对诗人歌德的一种激励。
  我们知道,中国的白瓷自北齐时代(公元550—577年)就已发展开来,宋(960—1279)、元(1280—1367)、明(1368—1644 )代及清朝的前半期(十七、八世纪)是中国瓷器的鼎盛时期,造形多种多样,釉彩千差万别,特别是十七、八世纪时瓷绘纹饰的高度质地,赋予这时期中国瓷器的黄金时代的称号。
  歌德在《中德季节与时辰》组诗的第一首中写道:
    北方春光无限好,
    吾侪岂能不消遣?
    芳草地、绿水边,
    乐则饮、兴即书,
    盏复盏、篇又篇。
  老诗人歌德于此尝试,自己扮演一位清朝官吏。这些官吏喜欢饮酒吟诗,他们欣赏美丽的春光,在水边的青草地上,畅饮高歌。“盏复盏”的盏,是指中国瓷器的饮具;奇特的“篇又篇”意味着中国绘画般的书法,用毛笔刚劲的笔锋写了一篇又一篇的诗歌。饮酒吟诗是中国学者的精神生活,如诗人李太白(701至762年)、陶渊明(365—427年)及王义之(321—379年)等,名贵的瓷杯、书法劲秀的诗句,可以作为他们的象征。
  文房四宝(纸、墨、笔、砚)之一,同样激动了歌德的兴趣,这就是一件中国的墨盒。歌德在《意大利之行》,那不勒斯1787中写道:“我察觉到两件中国的墨盒,一绘养蚕的全部过程,一绘种稻的情况,两者都是最高度的天真烂漫而描绘详细的作品。盒及包装都特别美丽,可以放在宣传图书馆中受我赞美的书之旁,以供观赏。”
  养蚕与种稻的主题为绘画所采纳,这些图画多半是摹仿“耕织图”,最初是在南宋(1127—1279年)初期为楼@③(1090—1162年)所绘,计耕图二十一,织图二十四,各系以诗; @③令于潜, 以进高宗(1127—1162年在位),流传民间。公元1637年出版了一本宋应星撰的《天工开物》,其中的插图也有耕织图的仿本。1696年清圣祖康熙(1662—1722年在位)令焦秉贞(约1662至1726在职)、冷枚(1703—1717年在职)、陈枚(1726—1742年在职)等,各绘耕织图一册,冷、陈之作,未雕版,焦作耕、织各二十三图,纤细都丽,曾雕版以赐群臣,由是流传民间。作品优异,笔画秀美,制成木刻,作为教育农民及织工的教材;木刻、象牙雕刻、铜板雕刻、瓷器绘画以耕织为题材,在当时极为流行。
  养蚕在中国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在《诗经》中有很多地方谈到养蚕。诗人歌德必然对养蚕种稻全部的装饰图画,也对这两件墨盒感到兴趣。当时让墨盒陈置在图书馆里诗人赞赏的书之旁。今天是否尚在,笔者不明。还待继续研究、寻找,发现它的范本。
  在工艺品的范畴内,歌德对小件的中国作品也感兴趣,在他的着作《莱茵、美因、奈卡河畔的艺术与古物》中写道:
  各种瓶、缶、饮器、诙谐器,各世纪的青铜器,其中人们羡慕珍贵的枝形灯烛架、多灯芯的平面灯,拜占廷时代最早期的圣徒纪念物盒,矿砂与珐láng@④、较晚的象牙作品、各种教堂用具,不可估价的最大师傅的亲笔画,同样好的老的新的中国和日本的作品,玻璃器皿,以其材料、样式,磨琢艺术而宝贵……〔6〕
  歌德对中国和日本的作品也像对拜占廷时代最早期的艺术品一样作高度的评价;它们都是宝贵而不可估价。对此他还说:“如此必须继续陈列艺术收藏馆完善的一般形象,然而也不可能全部加以深阐或究明。”(摘自《莱茵、美因、奈卡河畔的艺术与古物》,达姆斯塔特,1814、1815)。
  我们知道,十八世纪时在德国,也在一些其他的欧洲国家对中国文化有了很大的兴趣, 在艺术方面出现个洛可可中国式美术(Rokoko —Chinoiserie),当然不能误解某种片面性, 因为人们只致力于孔子的哲学和中国的造形美术,特别是工艺美术、小型雕塑和民间艺术;很少注意及文学。歌德最初时也是如此。自1796年一月在他和席勒的通信中才提到一部中国小说,原因是缺少译本,当时在欧洲只有极少数的人懂得中国语言。但对于艺术,语言的界限也不是理解的界限,所以对于中国艺术不需要翻译,人们可以直接观察、亲身阅历。
  关于中国绘画,歌德在《艺术论文》第三部中写道:“每种颜色,包括最鲜明的,比涂它在上面的白纸还深,这里用不着光和影,各部分相互之间从底面显露出来”;“这种描绘还常常含有中国的意味,如美术家由于无知没有注意光和影,而发自智慧来免除两者”;“一俟他需要如粗枝与qiú@⑤果立体的现出,他就立即知道只轻微帮助或全无扶助,实体就渐成圆形,同样很少与底相似。”(摘自《花卉画》)〔7〕
  论文《花卉画》是由于歌德对画的花枝的偏爱而作的,他有许多这样的绘画,这篇论文首次在1817年,发表于《艺术与古物》之中〔1, 3〕。
  中国画中,特别是花卉画,光与影不像在欧洲绘画中那样的重视。花卉画要求qì@⑥yùn@⑦与生动,它必须激动印象,如花在动在说。1701年有名的中国画谱《芥子园》第三册出版了,其中写道:“画花卉全以得势为主:枝得势,虽萦纡高下,气脉仍是贯串;花得势,虽参差向背不同,而各自条畅,不去常理”;“叶得势,虽疏密交错,而不繁乱。何则?以其理然也。而着色象其形采,渲染得其神气,又在乎理势之中。至于点缀蜂蝶草虫,寻@⑧采香,缘枝坠叶,全在想其形势之可安。或宜隐藏,或宜显露,则在乎各得其宜,不似赘瘤,则全势得矣”。
  歌德不是也有和《芥子园传》相似的观点吗?歌德当年是否知道《芥子园画传》,尚未确切证明,只在威马(魏玛)经典学派歌德席勒档案室图书馆中藏有十八世纪初期出版的《芥子园画传》三册(中文版)。〔8〕
  中国水墨画(国画)含有诗的韵味。南宋时代(1127—1279年)出现所谓的“文人画”,这叫做,文人们用诗的内涵来作画。
  歌德不仅是一位大诗人,同时也是一位画家,他的绘画是很有名的。歌德的一些国画是否含有一点中国意味,是难分辩的;但是大部分含有诗的情调。歌德的诗中也常常含有绘画的题材,例如:《中德季节与时辰》组诗中的第八首是绘画最美的自然气韵。  对其意义柯尔夫(Korff)评论道:“这里是歌德暮年时代充分经典的词语的流露。 ……”〔9〕
    薄暮降临自上空,万象俱沉杳无踪。
    群星初升蓝天幕,娇光闪烁晚色浓。
    一切动摇成荡局,白雾匍匐登高峰。
    黄昏面容渐加黑,倒映寂静池塘中。
    今在东方领域里,我把月光细推敲。
    弱柳千枝抒长发,戏弄秋江第一潮。
    活动影剧初开幕,卢娜婆娑舞魔操;
    寒光徐徐穿我眼,柔情直透余心qiào@⑨
  虽然夕阳及其金光已被黄昏簿暮接替了,一幅绝妙的晚景还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在这诗画的描写中有着一定的中国影响。歌德在与艾克曼(Eckermann )的对话中说:“中国的抒情诗里谈到‘明月’的地方很多,但月不改变景色,它的光辉也像白天一样地明亮。”〔10〕中国的晚景或夜景绘画常常像日景一样地明亮,夜的标志几乎只有明月和星星。日本学者福田英夫(Hideo Fukuda)对这首歌德之诗发表意见说:“要成为一幅率真的水墨画,则太彩色了。”〔11〕
  也许歌德受到一幅中国画的激励而作此诗,如诗中的一行:“弱柳千枝抒长发”(Schlanker Weiden Haargezweige 纤柳发枝)是典型的中国诗句,这类的词语和描绘在中国抒情诗中或绘画上经常见到。〔12〕
  中国的国画一般是与诗词不可分离的,几乎每幅国画上都题着一首关于画者的诗或画中诗意的描写,而且书法秀美。上面所引的歌德之诗,像一幅描绘夜景的中国风景画上的题诗,画上月的魔光照在柳梢枝头,和风戏影。于此可引歌德很早以前与中国影戏接触的几个明证:
  1781年8月28日歌德过三十二岁的生日时演出《密纳芬的出生、 生活与事业》,同年11月24日演出《迈达斯的判决》,都以中国皮影来表演。〔13〕歌德日记1781年8月28日载有:晚上在堤浦特(Tiefurt)有仿中国的奥姆布勒斯(Ombres Chinois)影戏。”
  歌德早于1773年4月14日致克斯乃尔(Kestner)的信中提到过一个流浪的影戏人,并在“旧货小村的年市节日”(1774年)演出了影戏。歌德在暮年常常谈到影戏,如1830年10月29日致最尔忒(K. F. Zelter,1758—1832年)音乐家的信中说:“如你有时把有生气的柏林活动作为皮影戏,演出我的隐遁生活,你就为我作了真正的友谊行为。……”
  歌德特别爱好中国影戏,在他的诗中可以明显地看到所生的影响。组诗《中德季节与时辰》的第八首自然的写照,福田认为,对一幅朴质的中国水墨画来说,是太活动了,并指出它的生动,直接受中国影戏的影响。
  此外,歌德当年还可能知道,中国工艺产品常有从有名的小说或戏剧中摘来的诗歌、格言或插图。歌德自己在他的《文艺论文》中说:“翁译尔(Unzer)先生的工作, 是把中国杂谈运用在茶盘和化妆盒上的镶嵌工作。(摘自“法兰克福学术公告评论”1772及1773年度)。可能这件作品是一件仿中国式工艺品或中国美术品的仿制品。
  歌德对中国艺术的欣慕渐渐发展到对中国文学和哲学的钦仰, 自1813年起,歌德首先认真地研究中国,同时他强调, 于此时期由于政治的处境,他逃到一个完全相反的世界。〔14〕他在《1813年报》中写道:“我自卡尔斯巴德(Karlsbad卡尔浴场)回来就从事对中国最真诚的研究工作,自此应计算在内……”经过这种诚挚的研究,歌德与中国艺术、文学和哲学的关系无疑的加强了。后来歌德自己在《形态发生学》册子(1829年)中谈论到,中国的古物也像印度的和埃及的一样,属于稀有的珍品。虽然它们伦理和审美上的教化,对歌德同时代的欧洲人影响较少,但都应该认识这种世界。歌德在原文中逐字逐句地说:“这是一种很有益的善行,使中国、印度、埃及的古物珍品在世界上有名,虽然这些珍品为伦理和审美的教化,对我们发生的效果较少。”(摘自《马卡里恩档案》“极大与反射”,1829)
  此外, 歌德当年收藏中国的硬币, 在克利斯提安、 舒夏德(Christian Schuchardt)的《歌德的艺术收藏》图录,耶拿1848,Ⅱ册,319—320页载有下列三件中国硬币:
  1981号   中国钱或黄铜币,乾隆皇帝时(1736—1796年)
        铸造于原,即太原府(山西省)   直径 24毫米
  1982号   同  铸造于北京御币厂      直径 21毫米
  1983号   同  嘉庆皇帝时(1796—1820年)
        铸造于北京            直径 24毫米
  关于德国收藏馆中的东亚的、特别是中国的艺术品,为歌德当年使用过的或评价过的珍品,笔者曾向一些研究机构询问过,但回答几乎都是消极的,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歌德之家,也没有这类的艺术品。在威马(亦译魏玛)的歌德国家博物馆只找到了上述的三件中国硬币。据威马的非梅尔博士(Dr. Femmel)先生提出的说明称:是否为歌德之了奥古斯特(August)的收藏品,还不能得出结论。
  根据上面的陈述和分析,我们得出下面的结论:
  1.歌德与中国艺术的关系是多方面的,几乎延及全部艺术的种类:建筑、美术工艺、绘画等等。
  2.歌德对中国艺术的兴趣是受了汉风(中国时尚)的洛可可美术式——仿中国式工艺品的激励。
  3.歌德认识了中国绘画的本质。
  4.歌德对中国绘画与诗词的关联有着深刻的领悟。
  5.通过歌德与中国艺术的密切关系,加深了他和中国文学与哲学的关系。
海交史研究1泉州41~47J4外国文学研究杨恩霖20002000杨恩霖:德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 作者:海交史研究1泉州41~47J4外国文学研究杨恩霖20002000

网载 2013-09-10 21:4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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