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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三从四德”、“女子无才便是德”等对中国女子危害尤深，在这种“妇德”观的束缚下，中国女子被牢牢地禁锢在家庭之中，“上焉者，男子之玩物耳；中焉者，男子之仆耳；下焉者，恣睢折磨，凌虐禁锢，使之死不得死，生不得生，犬马且不若耳。”［（１）］她们处在社会最底层，丧失了受教育权。１８４０年以来，中国的教育开始由封建专制主义教育逐渐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化。一方面，封建统治者仍顽固地推行封建主义教育，另一方面，在五口通商处，各资本主义列强开始实行殖民教育，为了培养为教会服务的牧师和教师”，［（２）］兴办了众多的教会学校，对中国人民进行奴化教育。十九世纪末，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各阶层的有识之士，从救亡图存的需要出发，提出了抵御外侮，富国强兵，废除科举兴办学堂，改旧学倡新学等一系列维新改革主张。于是男女平等同受教育的新教育思想应运而生，在这种新思想的指导下，他们努力推行带有近代化特征的新式教育。中国女学在这样的背景下兴起并发展起来。
　　　　一、教会女学的出现和中国女学的产生
　　中国社会直到清代在教育方面仍沿袭封建传统教育，儒学一家独霸天下，女子无受教育权，只有少数名门闺秀能在家中请师受教，至于开明乡绅的女孩也只能在１２岁前于私塾中识字，国内无正式女学。鸦片战争后，随着香港割让，五口开埠通商，大批外国传教士入华，各种各样的传教团体竞相成立，他们在传教的同时，着手创建各级各类教会学校，于是教会女学随即出现。１８４４年英国女传教士爱尔德赛女士（Miss Aldersay）在宁波首创一所教会女塾。学习课程有：圣经、国文、英文、算术、缝纫、刺锈等。这是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大陆创办的第一所教会女学校，也是中国女子学校教育的开始。到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初，外国人在中国兴办的女子教会学校约有１２所。这一时期，主要兴办教会初级学校。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随着殖民者在中国政治、经济权利的扩大，更加紧了文化侵略，特别是１８６８年中美《续增条约》的签订，该条约第七条规定：“美国人可以在中国按约指准外国人居住地方设立学堂。……”［（３）］这使外国侵略者在中国设立学堂，正式得到了条约上的保障而合法化。此后，教会学校数量不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由小学到中学、大学。侵略者为了在二万万中国妇女中最大限度地为中国教士培养出合格的“贤妻良母”和女传教士，作为和平征服中国的工具，掀起了兴办女子教会学校的热潮。据统计：１８７８年—１８７９年仅在江南一带就有教会女学２１３所，学生２７９１人。［（４）］教会女校开设的课程有：四书、女儿经、圣经、算术、地理、历史、生物、生理学等，但最主要的中心科目是中外两种圣经：一是基督教《圣经》；二是中国儒家经典，其他一切学科都围绕这个中心来进行教育。［（５）］培养目标相当明确。
　　洋务运动期间，洋务派在从事洋务活动中为培养洋务人才，逐渐兴办了各种学堂，并开始派员出国留学，中国由此出现了留学教育。此间，１２０名男童赴美留学，因当时女禁未开，尚无一名女生，但在留学新风影响下，中国在甲午战争前相继出现了４名女留学生。１８８１年出生于宁波一位牧师家庭的金雅妹女士，在美国北长老会医师麦嘉缔（Dr Me Cartee）资助下赴美攻读医学，１８８５年６月在纽约医院附设的女子医科大学毕业，她是我国第一个女留学生，也是中国第一个获得大学毕业证书的女大学生。她于１８８８年回国，先后在厦门、成都等地行医，深受群众欢迎。１８８４年福州的柯金英女士在美国国外传道会资助下赴美学医８年，１８９２年毕业于费城女子医科大学，一年后回国。１８９８年她作为中国妇女代表出席了伦敦妇女协会，这是中国第一次参加国际妇女会议。她一生从医３０多年，为祖国近代医学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第三、第四位赴美女留学生是康爱德和石美玉两女士。１８９２年两人同赴美进入密西根大学学医，１８９６年毕业回国，在江西九江等地行医并培训女医生，为中国医学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这四位女士赴美留学，开拓了女子留学精神，是中国女子留学的开端，对中国女子留学有划时代的意义，同时也促进了国内兴办女学。正是在教会办女学学校日增，洋务派办学和四女士出国留学的影响下，中国人的教育观开始逐步发生变化。尤其是随着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变法维新思潮的出现，“兴女学”也作为一种革新思想被维新志士大力提倡。
　　中国近代最早提倡女学的是早期维新派人士宋恕，他在１８９１年所着《变通篇》中提出：“男女六岁至十三岁皆须入学，不者罚其父母。”［（６）］另一位着名早期维新家郑观应在１８９２年撰写的《女教》中，赞扬“泰西女学与男子并重，人生八岁，无分男女皆须入塾”，［（７）］并建议中国政府应仿效西方“广筹经费，增设女塾”，“通饬各省，广立女塾，使女子皆入塾读书。”［（８）］陈炽在１８９６年所写《妇学》中，提出广增女学，令“女子自四岁以上，至十二岁为期，皆得就学”。［（９）］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倡导男女受教平等。他认为“男子皆人类，同属天生”，因此，女子一切与男子无异，在受教育方面不要分男女，应同等对待。他主张“宜先设女学，章程皆与男子学校同。其中女子卒业大学及专门学校者，皆得赐出身荣衔，如中国举人、进士，外国学士、博士之例。”［（１０）］指出：“大学之师，不论男女，择其专学精深奥妙实验者为之”［（１１）］，应“但问才能，不问男女”。梁启超更于１８９７年在《时务报》上发表《论女学》，强调兴办女学的重要性，指出：治天下之本二：曰正人心，广人才。而二者之本，必自蒙养始，蒙养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妇学始，故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１２）］他认为，女学的兴衰是衡量国家是否强盛的重要标志，“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不战而屈人之兵，美国是也。女学次盛者，其国次强，英、法、德、日本是也。女学衰、母教失，无业众，智民少，国之所存者幸矣，印度、波斯、土耳其是也。”［（１３）］由此他分析中国积贫积弱之因，“必自妇女不学始”［（１４）］因此，“欲强国必由女学始。”他把倡设女学，作为维新变法的重要教育改革内容之一而付诸实践。
　　在维新思潮影响和维新派人士的倡导下，由中国人自办的近代第一所女子学堂——经正女塾于１８９８年５月３１日在上海城南诞生。它由上海电报局局长经元善发起创办，得到南洋大臣刘坤一支持和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襄助。该校初办时招收年在８—１５岁女学生２０余人入学。１０月末在城内增设一所分校，次年学生增至７０余人。课程设置中文、西文各半，聘请中、西教习任教，在教学方法、学校管理等方面都采用资产阶级教育方式，为与外国传教士所办教会女校相区别，后改名为“中国女学堂”。戊戌变法失败后，由于经费困难，经正女学于１９００年中秋节后停办，虽仅存二年，但它是中国人自办女学的先声，开启了中国女子学校教育的新风，从此中国女学教育发展起来。
　　　　二、二十世纪初期兴办女学蔚然成风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紧要关头，社会各阶层的有识之士急寻救亡图存之路。不少人深感国家不昌，“实由于人才太少，人才太少实由于母教未立，母教未立实由于女学不兴。”［（１５）］因为“女子为国民之母，欲陶冶健全国民，根本须提倡女教。”［（１６）］于是他们从救国的愿望出发，积极倡导教育救国并开始着手创建和发展女学教育，“以培养救国之女豪杰”。一些热血青年也开始觉醒，投身于创办女学的实践中。某些进步女青年甚至把自己的嫁妆变价作为办女塾之经费。
　　随着清政府推行以“新教育”为重要的措施的“新政”，这样就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国人兴办女学的热潮。上海吴馨先是在家中开办女塾，１９０２年１０月将家塾迁至上海小南门内扩大规模，改名为务本女塾。开学之初，仅７名学生，后增至４０人，以后逐年增加，办学宗旨：培养学生成为贤妻良母，课程注重家政。辛亥革命后，此校交县办，改名为上海县立第一女子小学暨上海县立务本女子中学。这年冬，蔡元培和蒋观云等在上海创办爱国女学，课程设有：法国革命党史、化学等。该校以造就资产阶级革命女战士为宗旨，为辛亥革命培养了不少女战士。［（１７）］在这一年还办有广东移风女校、常州争存女子学堂等。这一时期创办的女学，大多数是民间募集资金或捐款集资自办。［（１８）］
　　１９０３年清政府颁布《癸卯学制》规定：“家庭教育包括女学”，这标志着清政府开始把女子教育提上议程。但此时女子还只能接受家庭教育，《章程》规定：“少年女子，断不宜令其结队入学，游行街市，且不宜多读西书，误学外国习俗”，“只可于家庭教之，或受母教，或受保姆之教。”［（１９）］不过，学制的公布，兴学热潮的出现，进一步推动了女学教育的发展，出现了女子师范学校和女子专门职业学校。１９０４年，慈禧太后又准在中南海内创设女学，学习中西文。１９０６年２月，慈禧太后“面谕学部，振兴女学”［（２０）］。最高统治者慈禧支持兴办女学的言行，对发展女学是一大推动。１９０６年６月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开学；１０月谢长达等人在苏州创办振华女学，后改名为振华女子中学。１９０７年３月８日，学部奏兴女学，拟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３６条及《女子小学堂章程》四章２６条，对女子师范及女子小学堂在办学宗旨、入学年龄、课程设置、修业年限、培养目标等方面作了详细的规定和要求，标志着中国女子学校教育在学制上得到了合法地位。从此，女学教育成为中国教育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１９０８年７月学部奏准在京师设立女子师范学堂，并咨各省督抚、提学使，酌于省城设立女子师范学堂。师范学堂是当时女子教育的最高机关。
　　随着国内兴办女学热潮的发展，女子留学人数也逐年增多，留学方向从欧美转向日本，这是因为去日本路近省费；日文近于中文，易通晓；至关重要的是中日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在日本政府诱掖和清政府积极倡导下，女留日学生数目日增。１９０２年留日女生有１０余名，１９０５年日本东亚女校附设中国女子留学生速成师范学堂之后，清政府开始派官费女留学生，吸引更多女子去日本留学。当年，湖南就派２０名女青年官费赴日习速成师范科；云南有１３名女子派往日本学师范；１９０７年奉天女师范学堂派２１名女学生、江西省派１０名女子赴日读师范科。这一年在东京的中国女留学生约有１００名。［（２１）］同年，中国女留学生在日本留学生会馆举行第一次大会，成立了中国留日女学生会并积极参加了留日学生的爱国活动。当时中国女留日学生虽在数量上只及男子的１％，又多是学短期师范者，但她们意志坚强，学习刻苦，成绩优良，生活俭朴，给日本人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游学译编》中记载：中国女留学生，不卑不亢，“行止自由，论学讲学，一如男子”。有的回国后积极投身民主革命和教育活动，为推翻清朝封建专制统治和中国妇女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
　　这一时期的女学教育虽有很大发展，但仍严重存在男女受教不平等现象：一是男女分校，女子小学及师范学堂学习年限均比男子的小学及师范学堂短一年；二是所办女子学堂多限于初等教育，而且同男子初等教育相比，数量很少。据１９０７年统计：女子初等学堂有３９１所，学生１１，９３６人，占初等教育学生总数的２％，男女生人数相差很大，比例为４９∶１，在中学和大学中根本无女子的位置；三是女子学堂中把“女德”和“礼教”列为最重要的教育内容。在《女子小学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中都明确规定：“中国女德，历代崇至，今教育儿女，首当注重于此。”学部还屡令有关各方，对女学生严加限制：不准参加运动；不许登台演唱；不许排队游行；不准言谈平等……等，仍然是培养“贞静、顺良、慈淑、端俭”的女性，使之成为贤妻良母，能充任女子小学堂教习和蒙养院保姆。［（２２）］
　　　　三、辛亥革命后女学教育曲折发展
　　辛亥革命胜利后，１９１２年１月３日孙中山在南京组织临时政府，１月９日成立教育部，着名教育家蔡元培任教育总长，相继颁布了一系列教育法令，对封建专制主义教育进行了重大改革。１月１９日教育部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１４条。明令教科书务必合民主共和精神；废除尊孔读经的教育内容；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这就确立了男女平等受教的原则。规定中学、师范、职业学校以及大学都可单独设立女校，这奠定了男子平等受教的基石。孙中山也非常重视女学教育。１９１２年，他在广东女子师范第二校发表演说，论述女子教育的重要：“中国女子虽有二万万，惟于教育一道，向来多不注意，故有学问者少，处于今日，自应认真提倡女子教育为最要之事。”“女界知识普及，力量乃宏，然后可与男子争权，则必能胜也。”［（２３）］在谈到中国的教育要普及时，他提出首先应注意提倡女子师范教育。他说：“欲四万万人皆得受教育，而必倚重师范，此师范学校所宜急办者也，而女子师范尤为重要。”［（２４）］这年１２月２７日他出席松江清华女校欢迎会，又鼓励推广女子教育。［（２５）］由于革命党人的倡导和力行，使女学教育冲破封建专制教育的蕃篱，进一步发展起来。１９１２年２月上海女子政法学堂开学，招收女生８０名，标志着女学教育开始培养从事国政的人才。３月上海女子护士学校成立，招收女生６０名。３月２０日中国第一个女子教育领导机构——湖北女子教育总会成立，该会以“扩张女学，补助共和，期达于完全美满之目的”［（２６）］为宗旨。不久，湖南女子教育会成立。这年７月，陈澄溪等创建上海女子工业大学，分高等，速成两科，学习期限高等为三学期，速成为三个月，两科共收女生３００名，其规模之大空前。这一时期，女校数量和女生人数都大幅度增加，培养目标也有改变。１９１２年９月２９日教育部公布《师范教育令》１３条，规定“女子师范以造就小学教员及蒙养园保姆为目的；……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以造就女中、女师教员为目的。”［（２７）］此外，各类职业女中及大学的相继建立，都说明女学教育已摒弃了“贤妻良母主义”，培养出一批新型女知识分子，使中国女子的素质开始发生变化，同时也为此后五四时期妇女运动造就了人才。
　　然而，袁世凯篡权后，对教育采取复古政策，蓬勃发展的教育改革犹如昙花一现，封建专制教育得以借尸还魂。女学教育仍提倡贤妻良母主义教育，不准设立专门女子学堂，更禁止设立女子政法学堂。１９１４年夏，任教育总长的汤化龙发表讲话表示：“余对于女子教育方针，则务在使其将来足为良妻贤母，可以维持家庭而已。”［（２８）］１９１４年１２月教育部拟定《整理教育方案草案》，提出对已兴办起来的女学加以限制和整顿。［（２９）］１９１５年１月袁世凯在《颁定教育要旨》中，提出“女子则勉为贤妻良母，以竞争于家政”；并主张“至女子更舍家政而谈国政，徒事纷扰，无补治安。”［（３０）］其实质显然是反对女子受高等教育从事国政，要把女子紧紧束缚在家政中。这股反动的复古逆流严重地阻碍了女学教育的发展。
　　但是历史的车轮不容倒转。袁世凯推行的复古教育同他复辟帝制一样短命。１９１５年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为代表的一批激进民主主义知识分子高举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发起了一场对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猛烈冲击的新文化运动，使人们逐渐从封建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随之掀起了追求民主与科学的新教育思潮，对复古主义教育给予有力地抨击，使女学教育又走上向前发展之路。
　　　　四、五四时期女学教育新变化新发展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要民主，争自由”、“求女权之解放”，“女子参政”、“男女平等受教育”呼声越来越高，甚至围绕着“男女同校”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上海复旦大学还组织了“今日中国大学应否男女同校”为题日的辩论会，结果赞成男女同校者占大多数。通过新旧思想的激烈交锋，新思想逐渐被更多的人所接受，同时更多的女子也觉醒起来，有的开始走出家门、校门，直接参加到实际斗争的行列中，斗争的风雨冲刷了传统习俗在她们心理上造成的自卑感。在斗争中她们显示了自己的勇敢和才智，用自己的行动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威望，争得了自身进一步的解放。女校数量和女生人数也有增加，据粗略统计：１９１４年全国有女校３，６３２所，女生１７７，２７３人，到１９１５年发展为女校３，７６６所，女生１８０，９４９人。［（３１）］
　　新文化运动为中国妇女的解放和女学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扫除了一定的障碍，也促使当局重视发展女学教育。１９７１年１０月全国教育联合会假杭州浙江教育会举行第三次会议，提出推广女子教育等议案１３件。［（３２）］１９１８年６月教育部通知各省区酌量地方情形，分别办理全国教育联合会，请推广女子教育案：增设女子师范学校及师范讲习所，增设女子高等小学，添增女子中学。［（３３）］同年１０月１４日教育部召开全国中等学校校长会议，议决；扩充女子小学，设立女子高等师范及女子大学；女子中学家政一科应注重实习；［（３４）］１９１９年３月教育部公布《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规定》３５条，其中规定：“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设予科、本科外，得设选科、专修科、研究科”［（３５）］，扩大女子高师规模。同月，教育部公布《全国教育计划书》提出筹设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等八项发展教育的措施。４月，教育部将直辖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改名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教育部一系列决议、法令的颁布执行，推动了女学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１９１９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新转折点。各种教育、学术思想非常活跃，各种新教育刊物相继出版，各种教育科学团体纷纷成立，使女学教育出现了更大的改革和发展，这突出地表现在：第一，大学开始招收女大学生和国立女子师范大学的出现。五四运动之前，中国国立和私立大学都不收女生。１９１９年４月邓春兰女士给北大校长蔡元培写信，要求北大招收女生，并表示自己愿为女界开先例。此后邓春兰又在报上发表《敬告全国女子中小学毕业生书》，准备组织“大学开放女禁请愿团”，此后，这封信在京沪几个大城市报刊上转载，引起社会上强烈反响，也在北京大学校内引起激烈争论。当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积极主张教育革新，提倡男女教育平等。１９２０年２月，江苏无锡女学生王兰要求到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因当时考期已过，经蔡元培和教务长允准，这年秋，被接受入学旁听，成为我国近代第一个女大学生，此举开创了我国大学实行男女同校之先河。随后北京大学又接收８位女生旁听（包括邓春兰），成为我国近代第一批进入国立大学读书的女大学生。［（３６）］这年暑假后，北京大学正式招收女生，到１９２３年共有１１名女生在北大学习。此例一开，上海、南京、广州、山西、天津、福建等地公、私立大学都陆续招收女生。１９２１年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正式改为女子师范大学。第二，中学男女同校。五四运动前，女学教育侧重于师范、家政、园艺、蚕桑、看护等科，对数、理、英文各课程有的不开设或很薄弱，自大学开放女禁，要求女学生必须有同等知识才可录取，因此中学男女同教，“女子中学教育要改革”势在必行。１９２０年９月，天津、北京各女校５００余人，到教育部提出要求：保证女子中学的课程、经费要与男校相同，使女学生毕业后可直接报考大学。
　　全国教育联合会第六次大会通过了决议，向教育部呈请中学男女同校，推广女子教育。１９２１年暑假后，北京高等师范附属中学首开风气，招收一班女生，长沙岳云中学、广州执信学校也先后开放女禁。这些学校开了新风，很快“男女同校”、“男女同教”、“男进女校”的声浪扩散到全国其它地区，推动着近代女学教育跨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综上所述，中国近代女学教育冲破封建专制主义教育和伦理纲常的罗网，从出现、产生到发展，从制度的确立到大中小学校招收女生，实现了男女平等受教育，男女同校，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近代中国女学的兴起和发展，是中国教育史上的重大变化，这变化提高了中国女子的社会地位，提高了中国女子的整体素质，壮大了近代中国新的社会力量。
　　注：
　　（１）《民国新闻》１９１２年９月４日——１３日。
　　（２）（４）（５）（３１）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第６６、７７—７８、７８、３２０页。
　　（３）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２６３页。
　　（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第一册第８６５页。
　　（７）（２２）（２３）董宝良：《中国教育史纲》（近代之部），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１１５、２８７、２６３页。
　　（８）郑观应《盛世危言》卷十三，第１—３页。
　　（９）陈炽《庸书》外篇卷下，第３１—３２页。
　　（１０）（１１）康有为《大同书》己部第三章《育婴院》第２１２—２１８、２１９页，古籍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版。
　　（１２）（１３）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第４０—４２、４２页。
　　（１４）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１２９页。
　　（１５）《大公报》１９０４年１１月１１日。
　　（１６）（１７）（２０）（２４）（２５）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上海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１５６、１２３、１５６、２２４、２３４页。
　　（１８）《湖南省ｚｈì＠①》第１９６页。
　　（１９）（２９）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３９６、７４３页。
　　（２１）李喜所：《近代中国的留学生》，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３６页。
　　（２６）（２７）（２８）（３２）（３３）（３４）（３５）《教育杂志》（１９１２年—１９１８年）第４卷第１号、第４卷第８号、第６卷第４号、第９卷第１１号、第１０卷第８号、第１０卷第１１号、第１０卷第１２号。
　　（３０）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６１年版第２５５页。
　　（３６）徐彦之：《北京大学男女共校记》，载《少年世界》１９２０年４月１５日。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讠加志
　　
　　
　　
齐鲁学刊曲阜068-073K3中国近代史高华德/崔薇圃19951995 作者：齐鲁学刊曲阜068-073K3中国近代史高华德/崔薇圃19951995

网载 2013-09-10 21:3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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