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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女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大问题，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在父权社会中，最早确立的社会形态，即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细胞，也就是私有制家庭。以父权为中心的私有制家庭，淘汰了以母子血缘关系为核心的自然形态，将女人作为延续男人的姓氏、财富、血缘、生命的“存种”的工具，以及享乐的玩物，纳入男人的私有财产的范畴。这时候，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主人与奴仆的隶属关系。台湾早期的女性文学或曰新闺阁文学，展示的就是这样一种男女关系。林海音《金鲤鱼的百裥裙》、《烛》、《殉》等篇中的女人们，尽管对自己的处境不满，心有不甘，但从不否认自己与男性家长的物化的隶属关系。她们不过是想让这种关系更稳固更牢靠罢了。金鲤鱼要穿大红百裥裙的目的，不是为了好看，而是想要显示自己是这个家庭的继承人的生母，身份、地位与太太小姐们相仿，享有家族一分子的殊荣。启福太太以装病吸引丈夫注意，以免纳了新欢的丈夫把她完全抛在脑后，失了自己在家中的位置。方大奶奶朱淑芸则终生属于一个死了的男人以及他的家庭。
　　女性身受这种隶属关系的制约，但却憧憬着、向往着一种两性之间平等的、和谐的相属关系。台湾言情文学充分地表达了这一理想，那种两情相系、平等相爱、相互忠诚、至死不渝的故事确实打动人心。在这样的作品中，男性都尊重女性、爱护女性，怀抱一腔深情对待女性，为了爱情可以牺牲一切。女性从这种相属关系中得到的当然是幸福、满足、快乐一生。然而，理想并不等于现实。且不说女性得到了美满的爱情并不代表着实现了美好的人生价值，即便是美满的爱情本身，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亦不多见。在父权制仍然强大的今天，男女相属关系的真正建立似乎还很遥远。
　　在今天，女性对男性的隶属或从属关系已经打破，可是，由于时代、社会条件、社会观念的局限，新型的、健康的男女关系一时间还建立不起来。在这个新旧交替的夹缝中，女性“拜社会现代化之赐”，有了更多受教育的机会，“大量地加入台湾经济生产行列，掌握了一部分经济实权，因之，逐渐有了反抗的力量，这种力量呈现在社会现象上，便是女权运动的勃兴以及新女性主义的抬头”(注：吴锦发：《论季季小说中的男女关系》，见《季季集》，[台北]台湾前卫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59-360页，第365页，第365页，第359页。)。但是，仍占据统治地位的男性却不甘愿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封建的、落伍的男性沙文主义也不肯轻易退出历史舞台。于是，两性之间有史以来的战争不得不扩大化并呈现出新的样貌。反映在台湾女性主义文学中，一言以蔽之，就是男女关系的无情、疏离与对抗。
　　 一、无情时代
　　“无情时代”是借用台湾女作家蒋晓云的一本小说集的名字。夏云说：“蒋晓云所写当代青年的爱情中，很缺真情与纯情。作家朱西宁说她写的是一个‘无情时代’。夏志清教授说‘蒋晓云小说里的台北知识青年都相当自私，不肯为爱情牺牲一点自己的利益的。’时代如此，他们是特定环境的产物。他们生长的社会中，旧传统道德摧毁了，新的理念价值观又未建立，经济骤变下形成一个一切以金钱为第一的天地。生长其间的一代，自然而然商业化，看重物质，自私自利，对属于精神性的都不沾边，事事只为自己打算。不管是在爱情上，或其他事情上，总是先把自己保护好。在争吵不安，哭哭啼啼的眼泪下，却始终是不动心也不动真情。他们的世界闹哄哄，充满声音动作，骨子里则是孤寂冷漠的。青年们个个都是戴了盔甲的战士，骁勇无比。”(注：夏云：《序》，见蒋晓云《无情时代》，[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10月版，第4-5页，第3页。)这段话既是对蒋晓云小说的总结，也十分透彻地概括了年轻一代两性关系的状况及其原因。
　　蒋晓云的获奖小说《姻缘路》中，林月娟在通往婚姻的“姻缘路”上一次次地受挫：先是被谈了七年恋爱的未婚夫吴信峰随随便便抛弃，继而互有好感的陈清耀为了种种利益娶了日籍女子，后来，与小她几岁的程涛来往毫无结果，相亲又始终无法成功，使她“一定要结婚”的目标迟迟不能实现。其实，林月娟本人在这条“姻缘路”上付出的也不是爱情，而是“女大当嫁”的观念，终日为“立定了志向要嫁”的唯一人生追求心急如火、凄凄惶惶地奔忙。《随缘》中的“我”，根本不爱“长相不够英俊，身材恰是五短”，又无情趣的牙医林冀民，在他委婉求婚的、通常是最浪漫的时刻，“第一件想到的不是好或不好，竟是结婚的时候该穿什么鞋子，才能不高过他，又能显得体态轻盈”。可是，她仍然高高兴兴地结婚，因为在婚龄女子比男子多了五万人的台北，能把自己嫁出去就算很不错了。他虽然不是她喜欢的那一类型，但是“肉边菜的滋味不见得差过肉呢，这就是‘随缘’”。《宜室宜家》中金明英有了能养她的丈夫就心满意足，对丈夫的寻花问柳不管不问，也毫不在乎。这不能说是爱情，只是可悲的人生依附。《惊喜》里外表端庄、清高的女中学生曾纯纯轻易委身于男学生程大鹏。他“只一通电话，她就来了。什么都不跟他谈，人生道理，苦闷，甚至恋爱全不谈。到他要她走，她就走了，竟也无留恋”，“他冷落她，侮辱她，她也逆来顺受”。无爱，却有性，而且是予取予求的性。《闲梦》中，男主角“一面说我爱你，一面要分手”，女主角则“即使是一场梦，亦要有凭有据”，连梦境都不脱离现实。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关心的范围很窄，仅及于本身的幸福。他们不谈政治，连社会问题也不关心。他们精于计较，行为和社会的脉络一致，在通往婚姻的爱情道路上，处处流露出斤两分明的交易心态。其中看不到美丽的纯情，也没有缠绵缱绻的场景”(注：夏云：《序》，见蒋晓云《无情时代》，[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10月版，第4-5页，第3页。)。
　　不仅蒋晓云，其他女作家萧飒、季季、袁琼琼、苏伟贞、廖辉英等人笔下，也有大量的男女关系描写，但是也很难找到几个浪漫的、令人陶醉的、唯美的爱情情节。例如，袁琼琼的作品里，有很多夫妻、恋人、情侣的故事，但我们看到的尽是情变、背叛、同床异梦、一夜情、母性救赎，等等，唯独看不到男女双方的倾心相爱、相濡以沫、相互忠诚。苏伟贞、廖辉英小说中的爱情是女主角单方面的，如苏伟贞《陪他一段》中的费敏，晶莹剔透，情感专一，但费尽气力也得不到男友真正的爱，只不过填补了他失恋阶段的空白，满足了他的情欲需求。当他的许诺、他的誓言都成为昨日黄花的时候，她绝望地自杀而亡。这种“痴情女子负心汉”的故事，从古演绎至今，在台湾女性主义文学中染上了现代色彩，展示出男女双方在“无情时代”的心路历程。
　　 二、疏离意识
　　台湾作家吴锦发在评论季季的作品时说，如果把一个社会结构视为一个抽象的圆的话，那么，当社会中的每一个分子都具有向心力的时候，这个圆就呈现一种紧密的结合，这便是一个健全的社会，它的各个部门就能和谐地运作；而相反的，当社会中的许多分子开始向外逸散时，它结构上的功能将逐一丧失，整个圆甚或因之崩溃。这种社会分子向圆的外围逸散的现象，就称之为“疏离”。他还说，疏离现象也可以缩小为个体来看待。当一个人的心理状态可以接纳外来的各种刺激，而在心理上形成某种完整的概念判断，并作出适当之反应时，便是一个健全完整之个体；而当一个人的心理状态，无法或有意拒斥外来的刺激，躲避正当的反应时，这便是一种“疏离”。
　　吴锦发认为，在季季那么大量有关男女关系的小说描写中，“我们似乎只清晰地感受到一种难以捉摸、充满不信任以及疏离感的男女关系。这样的感觉尤其是在我们读到她《杯底的脸》以及《塑胶葫芦》两篇小说时，就显得格外强烈与透彻了。”(注：吴锦发：《论季季小说中的男女关系》，见《季季集》，[台北]台湾前卫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59-360页，第365页，第365页，第359页。)《杯底的脸》中，一对男女在酒馆里坐了一天，女的居然连对方的名字都记不起，还懊悔道：“这种阴沉落雨的天气，在家睡觉多好?却把一天都交给了你。”《塑胶葫芦》中，女主角在继母死去的那天早上，穿一身红衣服去赴男朋友的约会。当年，她的生母被父亲抛弃自杀而死，如今继母又步生母的后尘。在约会中，她根本就忽视男朋友的存在，专心致志地抚弄一个气球，发出刺耳难听的声音，嘴里还哼着歌，以至于男友委屈地想：“在我们互相远程而来见面的时候，她竟以那气球作为快乐的中心而忽视我的存在么?我比那个气球还不如?”季季其它作品也都相仿佛，“我们看到季季在处理这些男女关系时，无论男女双方是已婚、未婚、或已婚后‘离婚’再重逢，所有的男女关系，她都不知不觉的一概赋予一种低沉的基调，似乎在季季的笔下我们很难看到歌颂‘爱情’与‘婚姻’的描写，我们看到的只是对于‘爱情’与‘婚姻’充满了怀疑、惶惑以及极度无安全感的描写。”(注：吴锦发：《论季季小说中的男女关系》，见《季季集》，[台北]台湾前卫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59-360页，第365页，第365页，第359页。)
　　其实，何止是季季热衷于男女关系冷漠、疏离的描写，相当的台湾女作家在作品中都是以极度的不信任及疏离感来安排、表现男女关系的。例如，曹又方的《超级夏娃》中的一对情人，互相进入不了对方的心里，互不理解，“他是一堵男墙，她则是一堵女墙。尽管人们尝试在墙与墙间搭起一座桥，比方说那种惯常用的基本的性的桥梁。然而，它的结果不过是形成了象形上的一个字母H。H，虽然是英文‘希望’的第一个字母，但是，可以预见地，似乎在我们男女主角的情史上，是永远不会再有希望了。”苏伟贞的《雨天》里，女人爱上一个已婚男人，两人交往、幽会。男人终于离成了婚，两人有了结合的可能，反倒失去了“共同的目标”。男人终日躲在醉中，女人“对他的爱愈多，非议之感便愈强，就更温柔不起来，一切太患得患失”。她宁愿走回从前他没离婚的时候。各自有家回是件好事，结合在一起，心情不对时，便都无处可归，“翻云覆雨的，何止天气，人的性情和关系亦然。她不相信朝夕相处的情趣，人们在长短左右间被齿磨，直一把自我磨出伤口”。另一篇《迷途》中的男女，萍水相逢，互相连是谁都不知道就结伴而行、同室而居、同床而眠，当然也必然会有性关系。男人原以为女人失去了部分记忆，到最后才弄清她是个有婚姻的人，并且怀了孕。她并未失忆，“全部都知道却不愿意认命”。她离家出走、徘徊街头几天只是因为她太害怕了，“我不知道下一代要怎么证明他们的出生，他们不应该被生出来。”蒋晓云《掉伞天》中的云梅，对丈夫吴维圣没有爱，只因为她心中暗恋着方一止。她嫁给吴维圣之前，方一止虽然没有正式追求过她，却“常常要生个三言四语来撩拨她”。她对他很痴心，有一次找到他要摊牌：
　　“你说，只要你一句话。”她逼他；只要他有一句切实的话，她就——她就怎样?
　　忽然她害怕起来，她竟是第一次发现自己是有责任的。如果一止真的表明了爱她，要她……。管太太的一番话兜头兜脑的上了心。
　　“你想嫁给我?”一止的语气听来是怀疑和讥诮。
　　“你能等我吗?”他嘲弄地笑起来。
　　云梅竟没有勇气作任何承诺。这不是一个谈话的所在；她想。心里给马路上的车声人声搅得乱七八糟。
　　云梅很爱一止，但却对他是否能够给予自己一桩稳定的婚姻充满了不信任，爱情也不能拉近他俩之间原本就有的距离，消除隔膜，让双方都敞开心扉。所以云梅拼了命地想要一止表明爱她的态度，自己却没有勇气作出承诺，不能面对婚姻的责任。
　　在这些女作家的小说中，就连最应该浪漫的约会、幽会，也似乎嗅不到一丝浪漫气息。如袁琼琼的《白发》中，女主角秀丽与情人鸣渠在一次幽会中，被鸣渠头上的些许白发弄得心神不宁，“无名地兴起了难熬的感觉”。她觉得自己又似在做某种扮演，“那样浪漫如梦，绝不是她自己的感觉”。一个24岁的女子，与已婚的中年男子交往才一年，一周幽会两次，却没有浪漫的感觉，没有心心相印的甜蜜，也没有如胶似漆的不舍，反倒觉得“难熬”，自始至终不曾进入鱼水交融的状态，只有清醒的算计：“她盘算跟鸣渠维持一年的关系，然后两人好来好散”，后来果然“决定对鸣渠的爱要结束了”。如此实际、果断、有心计，哪像是青春女子在经历爱情?当然，鸣渠有妻有子，家庭美满，他“希望维持现状，他对他的家很满意。对秀丽大半也是满意的”，两人谁也没有天长日久的念头，“两个人是没有以后的”。跟鸣渠分手以后，“秀丽打算结婚，她身边也还有几个人在追她，结婚不难”。由此看来，秀丽的婚姻是不考虑爱情因素的，“疏离”与“无情”相互关联。
　　 三、两性对抗
　　用吴锦发的话说：“由于台湾光复初期的社会结构中，仍遗留有相当程度的因被殖民而残存的封建理念，在这些封建理念中最明显的便是男女地位的不平等。台湾社会除了承受封建中国的传统男性沙文主义的观念之外，经过日本五十年的殖民统治，男性至上观念非但没有改变，反而更受到当时日本民族‘武士风’的推波助澜，更加地变本加厉，于是台湾的女性在三从四德的固有持守之外，更加上了跪坐低首，@①声不绝。”(注：吴锦发：《论季季小说中的男女关系》，见《季季集》，[台北]台湾前卫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59-360页，第365页，第365页，第359页。)后来，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女性主义觉醒，女权运动勃兴，反映在文学领域里便是女作家在自己作品的各个层面，对于以往封建、落伍的男性沙文主义提出了相当程度的反抗与抨击，这其中又因为每一个作家个性、气质上的差异，呈现在作品中的反抗姿态有所不同。“疏离”可以视为个人对巨大的社会事实一种无力感的表现，也可以被视为是一种“自弃”。再深入地追究下去，“疏离”更可以被视为一种“社会反抗”，反抗传统婚姻制度及人际关系里男性对女性的不公平，但这种反抗采取比较温和、迂回的姿态，季季、心岱、施叔青多持这种态度。
　　在作品中采取正面的、单刀直入的反抗姿态的女作家为数也不少，主要有李昂、曾心仪、萧飒等人，袁琼琼、苏伟贞、曹又方等则是两类作品皆有。李昂的《杀夫》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让饱受摧残的女人举起了血淋淋的屠刀，“在象征意义上，可说是代表了对于女性遭受物化的反抗与控诉，将女性分崩离析、饱受切割的自我主体，投射到男性的肉体上。”(注：张惠娟：《直道相思了无益》，载郑明@②主编《当代台湾女性文学论》，[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55页。)萧飒的《唯良的爱》、袁琼琼的《烧》都从正面表现了对父权传统的激烈反抗态度。
　　换一个角度看，反抗亦是一种两性间的对抗。《杀夫》如果不是赤裸裸地见证了在传统架构下男性权力的狰狞面貌，呈现了女性被物化的悲惨景况，展示出一个兽性和血腥的世界，就不会有陈林市的杀夫之举；《唯良的爱》如果没有男人的背叛、弃绝，也不会有女人的毁灭全家、玉石俱焚的可悲结局。李昂的《迷园》中，朱影红与林西庚之间的对抗虽没有如此惨烈，但也是白热化的。朱影红起初完全处于下风，强霸、阳刚的林西庚占据主位，似乎无往不胜。但是，朱影红充分施展媚悦、柔顺的特长，排出纯阴的、最女人化的阵势，一步步蚕食林西庚自以为固若金汤的“阵地”。当这场阴阳大对决处于胶着状态时，求胜心切的朱影红为了稳住阵脚，随时保持清醒的临战姿态，不得不找不相爱的男人解决性欲的负担，甚至牺牲了此生也许是唯一的一次生育的机会。另一部小说《北港香炉人人插》所涉及的话题是女人以性和身体作为向男人取得权力的渠道，“用女人的身体去颠覆男人”。
　　两性对抗不仅表现在夫妻情侣之间，母子之间也存在着有形无形的对抗因素。李仕芬在《亦亲亦疏：台湾女作家小说中的父与子》一文中指出：“男性由血缘关系，组成父子联盟，静静地进行对抗女性的、颠覆女权的任务。”(注：李仕芬：《亦亲亦疏：台湾女作家小说中的父与子》，[厦门]《台湾研究集刊》1998年第3期，第81页，第82页，第82页。)文章举了袁琼琼、廖辉英、萧飒、苏伟贞的小说为例，说明尽管父子之间也有对立、冲突，但是，一旦父母的矛盾不可调和，儿子总是自觉不自觉地站稳了父亲的立场，即使儿时认同母亲，成人后也会倒戈相向。
　　袁琼琼在《春水船》中，用天生的相亲倾向去解释父子关系的融洽，更从理芬身为妻子、母亲的角度，来审视丈夫、儿子之间的关系，“从理芬清楚意识到儿子与丈夫的亲密关系及自己的被无形疏离，隐隐带出了男性联盟，对抗女性的反女权意识。”在《又凉又暖的季节》中，父亲有了外遇，儿子本来很自然地站在母亲一边，还暗地里打算教训第三者，还父亲以颜色。可是，挑衅并未成功，父子之战无端成就了父子同盟，不知不觉间，儿子竟以挑剔的眼光去批判母亲的过度完美。而在《谈话》中，父亲的不负责任导致母亲的自杀，儿子原本看不起父亲，可遗传基因的作用使他的性格酷似父亲，不可抗拒地步父亲的后尘。此时，他便能从一个新的角度审视父母关系，认为母亲因重病无力支撑家庭经济重担而弃世的作法，“虽无奈，实在也有阴毒的成份”。
　　廖辉英《浮尘桃花》里的祝逢春，其父将妻儿弃之不顾，是母亲将他抚养成人。可他在言语之间，一意维护的却是对他没有尽过责任的父亲：“……我父亲年轻时候的荒唐不顾家，全是我母亲跟我说的。……我说男人绝对不能做错事，不然会被女人记一辈子、念一辈子，只做一件错事，却好象做了千万件一样。”李仕芬说：“‘全是我母亲跟我说的’一句，反映的自然是其母亲的个人主观成分。祝逢春扩而大之，把母亲的个人问题提升为女人的普遍问题，进而指出女人往往喜欢以小夸大、以偏概全。由是把男性的责任轻轻卸载，并转嫁到女性身上。”
　　萧飒的《廉桢妈妈》也是这样。傅成对父亲的外遇视若无睹，却对妈妈迷上其它男人不能接受，不时从父亲的立场提点母亲：“这传出去像什么话呢?你也该为我和爸爸的面子着想。”传统父权思想又一次得到落实，“父子俨然同一战线，为扞卫传统观念而努力。”(注：李仕芬：《亦亲亦疏：台湾女作家小说中的父与子》，[厦门]《台湾研究集刊》1998年第3期，第81页，第82页，第82页。)
　　苏伟贞的《流离》，父母分分合合，儿子从旁观看，“字里行间反映的尽是儿子对父亲的同情……父子同心，儿子同情父亲之余，更非常明白他的心情”，“儿子与父亲的联系，便是通过这种深切了解表现出来。对母亲暗地里的反抗，更看出儿子如何偏从父亲。”(注：李仕芬：《亦亲亦疏：台湾女作家小说中的父与子》，[厦门]《台湾研究集刊》1998年第3期，第81页，第82页，第82页。)苏伟贞的《沉默之岛》、《大梦》中的男主角，母亲都有各自极端的个性，父亲都从家中逃离，一去不返。儿子在母亲身边长大，即使连父亲的相貌都记不真了，可他们在与母亲的相处中，仍然能够拼凑出父亲的心情。父亲的缺席并不妨碍他们对父亲的了解、与父亲的亲近、对母亲的排斥，因为父与子精神相系、心灵相通，天然地组成性别联盟，抗衡女性。
　　如果要问，在女性主义文学的两性对抗中，胜利属于哪一方?我们不能不遗憾地回答：没有胜者，不是同归于尽，就是两败俱伤。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左口右害
　　 @②原字左女右利
　　
　　
　　
江苏社会科学南京143～147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刘红林20022002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在今天，女性对男性的隶属关系已经打破，可是，由于时代局限，新型的两性关系还不能完全建立起来。在这个新旧交替的夹缝中，女性“拜社会现代化之赐”，有了反抗的力量。这种力量呈现在社会现象上，便是女权运动的勃兴以及新女性主义的抬头。但是，仍占据统治地位的男性群体却不甘愿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封建的、落伍的男性沙文主义也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于是，两性之间有史以来的战争不得不扩大化并呈现出新的样貌，反映在台湾女性主义文学中，一言以蔽之，就是两性关系的无情、疏离与对抗。台湾女性主义文学/两性关系/无情/疏离/对抗刘红林，江苏省社科院文学所副研究员 210013 作者：江苏社会科学南京143～147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刘红林20022002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在今天，女性对男性的隶属关系已经打破，可是，由于时代局限，新型的两性关系还不能完全建立起来。在这个新旧交替的夹缝中，女性“拜社会现代化之赐”，有了反抗的力量。这种力量呈现在社会现象上，便是女权运动的勃兴以及新女性主义的抬头。但是，仍占据统治地位的男性群体却不甘愿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封建的、落伍的男性沙文主义也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于是，两性之间有史以来的战争不得不扩大化并呈现出新的样貌，反映在台湾女性主义文学中，一言以蔽之，就是两性关系的无情、疏离与对抗。台湾女性主义文学/两性关系/无情/疏离/对抗

网载 2013-09-10 21:4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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