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地研究雜志方面文獻收集  >>>

簡體     傳統

---

　　历史小说是现代小说中的重要一域。一般说来，历史小说的产生与社会时代背景紧密相关。出于某种原因，作家不便于把现实生活作为反映对象，而不得不借历史小说来隐晦曲折地抨击、鞭挞现实社会，表达出对社会现实的不满。从特定意义上讲，历史小说成为杂文的变体，具备杂文的部分特征，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特别是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为历史小说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时代土壤，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了一次历史小说创作的高潮。在这次历史小说潮中，不论是侧重现实主义描写（如茅盾、郑振铎）或浪漫主义抒情（如郭沫若、郁达夫）的历史小说，还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如鲁迅）的历史小说，其基本特征皆表现为具有强烈的现实战斗性，其目的皆在“古为今用”，“以古鉴今”，批判现实。但施蛰存创作历史小说的目的显然与大多数作家并不完全相同，而是“想写一点更好的作品出来”，“想在创作上独自走一条新的路径”。〔1〕因而， 施蛰存历史题材小说创作自成一体，与众不同。本文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历史题材小说：
　　 其一，施蛰存历史题材小说创作表现出了把古代人物世俗化的倾向。
　　施蛰存所谓“在创作上独自走一条新的路径”，首先就是运用弗洛伊德潜意识——本能理论去重新塑造历史人物或古代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弗洛伊德提出了以潜意识为基础的人格学说。早期弗洛伊德虽主张人类精神的意识——潜意识的“二部结构”，但实际上却把它视为由潜意识、前意识和意识三个层次所构成的。晚期，弗洛伊德又做了修订，提出了“人格三部结构”说，认为人格是由本我（Id）、自我（Ego ）和超我（Super—ego）三部分所构成。但无论前期，还是后期，弗洛伊德皆以泛性论为基础，把“本能”作为人格发展的动力。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潜意识心理世界是各种本能欲望、情绪所构成的非理性王国，归根结底，它起源于人的先天的本能，而本能是人的生命和生活中的基本要求、原始冲动和内驱力。因而，弗洛伊德是一位泛性论者，他把人的行为、动机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均涂上了浓厚的性的色彩。受其影响，施蛰存严格运用弗洛伊德理论，在历史小说创作中着意去挖掘形象潜意识中的本能欲望。
　　施蛰存笔下的人物包括佛教徒（《鸠摩罗什》）、英雄（《将军的头》、《阿褴公主》）、义士（《石秀之恋》）等，他们在历史上或古代文学作品中，或是得道高僧、舍身求法者的非凡人物，或是杀敌卫国、慷慨仗义的英雄形象。施蛰存在创作中发掘出他们潜意识中与凡人无二的世俗欲望，表现他们强烈的本能冲动，英雄气沦为凡人气、世俗气。这些英雄人物、非凡形象充满了凡人的欲望，甚至是一种远低于常人的病态的、变态的欲望，从而形成了一种世俗化的倾向。把古代人物世俗化，从神性还原为人性，便是施蛰存历史题材小说创作的主旨之一。
　　《鸠摩罗什》是施蛰存运用弗洛伊德理论尝试创作的第一篇历史小说。作者曾说：“《鸠摩罗什》之作，实在曾费了我半年以上的预备，易稿七次才得完成。这时我们（指刘呐鸥、穆时英等人——引者注）办《新月艺》月刊，我就很自负地把我的新作排在第一篇印行了。 ”〔2〕可见施蛰存在此作还是较为满意的。鸠摩罗什是后秦的一位高僧，历史上确有其人。据考证，罗什原籍天竺，生于龟兹，7岁随母出家， 12岁已为沙勒国师。他初学小乘经典，后到龟兹国广习大乘经论，成为名震西域的中观大师。他被吕光劫至凉州滞留十余年，后秦弘治三年（公元401年），姚兴攻破凉州，迎罗什至长安。鸠摩罗什通晓经典， 深谙佛义，一生致力于佛教的传介事业，成为中国佛教史上三大翻译家之一。但在施蛰存笔下，这样一位虔诚的佛教徒，通晓佛典的传教士，被完全世俗化了，全身充满情欲，其潜意识中被佛教教律压抑的“利比多”（Libido欲望）常常冲破意识——理智的约束，肆意横行，甚至远远弱于普通人的自我抑制能力。小说描写鸠摩罗什经过十余年的潜心修行，终能渗透一切经典的妙谛，却摆脱不了情欲的诱惑，过着与常人无异的性欲生活。他把这种生活方式归因于凉州王吕光的强迫。罗什娶妻后，陷入二重人格的冲突的苦楚之中，后来凉州失陷，罗什被迎往秦都长安。途中，妻子病亡，罗什自以为从此可以摆脱始终折磨着他的“两种相反的企念”。但强大的情欲内驱力使得他在妻子死后依然不能平静，产生不该剃度的悔恨之情，迫切渴望过上正常人的无拘无束的爱欲生活。到达长安后，在第一次讲经中，罗什看到一位美丽的妓女，立即陷入难以自拔的情欲之中。从此，罗什过着一种凡俗的肉欲生活。这样一位得道的高僧，“非但已经不是一个僧人，竟是一个最最卑下的凡人了”。佛教史上的鸠摩罗什笼罩在释迦牟尼的法力之下，闪耀着不同凡俗的佛光，成为人们信仰中超凡脱俗的“神”。施蛰存大胆改写，运用弗洛伊德理论，描写罗什与凡人无异的世俗情欲，揭开了笼罩在佛教徒身上的虚假的光环，还给他们以真实的人性。
　　《将军的头》是施蛰存稍后创作的又一篇历史小说。花惊定是一位赫赫有名的唐代将军，是一位妇孺皆知的人物。杜甫曾作《戏作花卿歌》一诗来赞扬花将军的英勇，“成都猛将有花卿，学语小儿知姓名”。但施蛰存并没有去表现花将军外在的勇武、剽悍，而是把笔触转向将军的“内宇宙”，描写他激烈的心理冲突，着意表现他潜意识中的“利比多”因素。作品前半部分描写他奉命去征伐吐蕃族的途中，花将军内心对于种族问题的思索及冲突，是“替大唐尽忠而努力杀退祖国的乡人呢”，还是“奉着祖父底灵魂，来归还到祖国底大野底怀抱里？”这样两种思想始终在他心里对抗着，难以取舍。作品后半部分描写花将军潜意识中的强烈情欲。这部分才是作者的目的之所在，前半部分只不过是铺垫而已。种族之间的冲突在强烈的情欲面前黯然失色，以此显示出性欲力量的强大。当他第一次见到受惊的美丽的汉族少女时，花将军便“骤然感觉了一次细胞的震动”。再次见到时，他心中“忽然动了一种急突的意欲”，“不经思考地”叫住了她。很快，将军便“全身浸入似地被魅惑着了”，“将军刚毅的意志”，也不知“都消逝到哪里去了”。花将军潜意识中的本能欲望，如决堤洪水，汪洋瓷肆，压倒了一切。这时，种族冲突在将军的意识中消失殆尽。“迷惘于爱恋的将军是什么都管不到了”，他甚至表示，“即使砍了首级，也一定还要来缠扰着姑娘”。将军不幸被言中了，在战场上他为本能欲望所左右，完全忘记了种族、名誉、纪律，甚至忘记了正在进行的战争，被吐蕃将领砍去了首级。但满身血污，没有了头的花将军依旧沿着溪水去找他“所系念的少女”而少女给予他的“漠然的调侃态度”，使他“突然感到一阵空虚”，随即倒地而亡。这充满荒诞意味的超现实主义描写，恰恰表明本能欲望的强大力量：将军并没有因失去首级而死，却因支撑他生命的性欲本能的消失而亡。施蛰存大胆创造，着意揭示人类本能力量的强大，把花惊定从“将军”的神圣位置上拉入世俗凡人的行列之中。
　　《石秀之恋》是一篇描写病态、变态性心理的杰作，可以说是弗洛伊德性压抑、性变态理论在文学上的翻版。“这是一篇心理分析上非常深刻的作品，与弗洛伊德主义的解释处处可以合拍”，〔3 〕可视作施蛰存心理分析小说的代表作。这篇小说取材于《水浒传》第四十四回至四十六回有关石秀的故事，原着中的石秀是一位侠肝义胆的英雄好汉。施蛰存在创作这篇小说时，摒弃了人物间外部的情节冲突，而将审美视角转向石秀的内在心理，细致地剖析了石秀对潘巧云肉体的迷恋，揭示了石秀潜意识中“类似于饥饿的性本能。”这种本能欲望被意识中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压抑着、约束着，得不到发泄和满足，久而久之，石秀的心理渐趋病态。这种病态心理在发现了潘巧云与和尚裴如海的奸情后走向激化，一种受侮辱的懊丧与失恋的悲哀使他不能自已，终致扭曲而发展为变态。在勾栏中，石秀把妓女当作渴慕已久的潘巧云，“发狂似的迎上前去，抱着她的小腿，俯吻她圆致美好的脚踝”；妓女不小心割破了手指，石秀感觉到“在那白蜇细腻，而又光洁的皮肤上，这样娇艳而美丽的流出一缕朱红的血”，“如像一粒透明的红宝石，又像疾飞而逝的夏夜之流星”，他“诧异着这样的女人血之奇丽，又目击着她皱着眉头的痛苦相，石秀觉得对于女性的爱欲，尤其在胸中高涨着了”，石秀因心理扭曲而变为一个十足的“施虐狂”；杀了头陀和裴如海和尚后，闻着血腥味，“石秀的精神好像受了什么刺激似的，不觉地往上一壮”，看着手中紧握着的尖刀，石秀竟然产生“天下一切事情，杀人是最最愉快的”感觉；对自己爱恋着的美艳的潘巧云，石秀由“因为爱她，所以想睡她”发展到“因为爱她，所以要杀她”的“奇妙的思想”了。石秀由“施虐狂”更进一步发展为“杀人狂”，翠屏山的杀戮场面及石秀当时怪诞的感觉将石秀的变态心理推向了极致：石秀看见迎儿“皓白的肌肤上，淌满了鲜红的血”，“觉得反而异常的安逸和平。所有的纷乱，烦恼，暴躁，似乎都随着迎儿脖子里的血流完了”；当他望着“发着悲哀的娇声”的潘巧云时，石秀想的是从她“肌肝的裂缝里，冒射出鲜血来，究竟奇丽到如何程度呢”；石秀一一看着杨雄的动作，“每剜一刀，只觉得一阵爽快’，看着那些“泛着最后的桃红色的肢体”，“又觉得一阵满足的愉快了”。在施蛰存笔下，石秀失去了英雄豪杰的大仁大义，终于成为一个由于本能欲望受到压抑而变态的凡夫俗子。
　　至于《阿褴公主》，作者在《将军的头·自序》中宣称，“目的只简单地在于把一个美丽的故事复活在我们眼前。”与以上三篇小说相比，在性的表现程度上确实存在着很大差别。但《阿褴公主》也是表现色欲与生命中另一种力的冲突，即色欲与种族情感的冲突。因而小说主旨仍在于表现人类潜意识中的本能欲望，只不过在这篇小说中，作者没有刻意渲染本能欲望，而只是将其淡化为情爱，以爱情的形式出现罢了。小说的一条线索描写大理总管段功帮助异族梁王败退叛逆明玉珍军队之后一，接受梁王的招请，驻扎在善阐城中，与梁王的女儿阿褴公主结了婚。从此，段功沉缅于美色，贪恋着善阐城中的美人和歌舞，忘记了亡国之恨，忘记了故都中的妻子。一次偶然的机会，听到了首闺妇思夫的曲子，段功怀恋起故国的妻子，便回归了故乡。但“当他从各个方面看出他的前妻高夫人毕竟及不上阿褴公主的时候”，他又抛弃种族之恨，回到阿褴公主的身边。最后，段总管死于一直嫉恨他娶了阿褴公主的情敌驴儿丞相之手。小说显然是将段功忘却种族冲突和故都前妻垢原因归于他潜意识中对“绝色”的阿褴公主的迷恋，甚至为此付出生命。这与《将军的头》中的花惊定将军的命运相类似，但小说淡化了主人公内心潜意识与意识的冲突。小说的另一条线索是描写阿褴公主徘徊于种族和爱情之间的矛盾心理。当梁王怀疑段功有反叛的意图而要阿褴公主毒死丈夫时，阿褴公主便陷入了种族与爱情的艰难抉择之中。内心激烈斗争的结果，她选择了爱情。表面看来，阿褴公主的内心冲突是在意识层面上进行的，实际上真正促使她做出最终选择的还是潜意识中的本能欲望。段功和阿褴抛却总管和公主的地位、身份，回到凡人的行列之中，共同选择了情爱，并为此丧失了性命。
　　施蛰存从人性的角度来发掘古代人物潜意识中强烈的本能欲望，在这种强烈的本能欲望的展示中，使古代人物经历了一个从“神”到“人”的人格还原过程，神性、英雄气丧失殆尽。施蛰存用弗洛伊德主义的眼光，不无夸张地渲染古代高僧、名将和古典小说中英雄人物被压抑的潜意识中的本能欲望，给古人灌输了血肉情欲，赋予古人一种强烈的生命冲动力，都带有世俗化而非英雄化的倾向。
　　 其二，施蛰存历史题材小说创作揭示出了古代人物的二重甚至多重人格。
　　施蛰存通过挖掘人的潜意识中的凡俗欲望，把古代人物从“神”还原为“人”。这一“还原”过程，是借助于潜意识与意识的激烈冲突，最终又以潜意识中的本能欲望的胜利来完成的。弗洛伊德认为潜意识中的原始冲动、本能欲望等因素是按照“快乐原则”来寻求发泄、满足的，而意识则是按照“现实原则”来考虑问题的。潜意识因素受到属于意识范畴的社会伦理、道德、习俗、法律等制约，甚至是长期的压抑。当二者的冲突超出一定限度时，人类精神往往会出现分裂，形成二重或多重人格。施蛰存正是运用弗洛伊德这一理论来阐释历史人物性格的丰富内涵、揭示人物形象的二重或多重人格的，或者说是用历史人物性格的丰富内涵来反证弗洛伊德的这一理论。其历史小说中的人物在史书或典籍的记载中，“是按照一个简单的意念或特性而被创造出来”，其性格是单一的，用一句话或一个词便可概括，即E·M·福斯特所谓的“扁平人物”。但在施蛰存笔下，这些历史人物形象潜意识中的本能欲望受到压抑，甚至导致精神分裂，形成二重人格乃至多重人格，我们很难一言以蔽之地去概括。原本内涵非常明确的形象变得丰富起来，很难作出明确的断语，成为所谓的“圆型人物”。〔4〕
　　鸠摩罗什在小说中是一位具有三重人格的人物。他始终处于高僧与凡人的二重人格的激烈冲突中，最终发展成为三重人格。鸠摩罗什娶妻后，他“心里荡着两种相反的企念，一种是如从前剃度的时候一样严肃的想把自己修成正果，一种是想如凡人似地爱他的妻子”，高僧与凡人的双重诱惑折磨着他已有十年之久。妻子死后，罗什并非像他理性中认为的那样得以解脱，不是挣扎在“道”和“魔”的双重折磨之下，甚至更甚于从前，不仅二次娶妻，还纵欲于十几名宫女之间，过着更为糜烂的情欲生活。然而愈是放纵，他的内心就愈痛苦，双重的折磨就愈剧烈，折磨的加深就更加剧他的放纵，终于使之形成一种恶性循环。罗什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始终挣扎于高僧——凡人——淫人的三重人格冲突之中，随着冲突的加剧最终走向毁灭。
　　《将军的头》中的花惊定将军也是多重人格冲突的产儿。他始终徘徊于种族与爱的艰难抉择之中。作品前半部分描写将军犹疑于汉族与吐蕃族的民族矛盾之间的复杂心理。他的血管里流淌着吐蕃族的血液，所以在潜意识中他早已将自己归属于吐蕃族，正是这种民族情感使他对汉族及其国土本能地怀有厌恶之情，但他却又在大唐的国土上生活着，做着大唐国的将军。心理上到底应该归属于哪一方？这使他陷入是“汉人”还是“吐蕃人”的二重人格冲突之中。但这一种族之间的冲突基本上是在意识层面上进行的，激烈的程度远远不及后半部分种族与情欲间的冲突。小说后半部分主要表现了花将军的三重人格冲突：汉族将军——吐蕃族人——凡人。花惊定作为汉人将军，必须以身作则，严格执行自己制订的军规，不得与美丽的少女接触；作为吐蕃人，他必须离开汉族少女，返回吐蕃；但作为凡人，潜意识中的本能欲望又使他渴慕少女的美艳，沉缅于对少女肉体的幻想不能自抑。“究竟还是反叛了大唐归还到祖国去呢？还是为了恋爱的缘故，真的去攻打祖国的乡人呢？”花将军陷入难以选择的痛苦境地，最终还是潜意识中的本能欲望占了上风，他忘记了种族，忘记了战争，忘记了军规而选择了汉族少女并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石秀之恋》则较为典型地体现了石秀的二重人格冲突及由此而导致的变态心理。作为侠肝义胆的英雄，石秀深受传统伦理纲常观念的影响，必须讲求纲常侠义，对于结拜兄弟的妻子不能存有任何的非份之念。这一意识根深蒂固，强大无比，不可逾越，因此石秀对潘巧云一直不能有也不敢有任何的越轨行为。而作为肉体“凡人”，健壮的石秀又抵制不了比常人更甚的七情六欲，本能欲望始终残酷折磨着他。但意识中的道德力量起着这主导作用，强烈的本能欲望一直被压抑在潜意识中而得不到发泄、满足。弗洛伊德认为，性本能通过“升华作用”把原本的“性目的”转变为一种与性目的有心理关系的“非性目的”，但“本能中能转移（或华华）的成分也不能无限制地增加，不管作出多大努力也是如此。要想使其他绝大部分自然本能顺畅和谐，某种程度的性的直接满足仍然是完全必要的；反过来，这一需要的任何挫折，都将伤害个人的生活能力，带来无限的痛苦，甚至使之成为病态的。”〔5 〕（着重号为引者所加）正是这种无以发泄的欲望本能最终导致了石秀的病态心理，由虐待狂发展杀人狂。《阿褴公主》同样体现的主人公的二重人格冲突，只不过激烈的程度远不及以上三篇。
　　施蛰存在其历史小说创作中，严格地以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来阐释古代人物的多层心理，着重揭示人类潜意识和潜意识的激烈冲突，并作为一种自觉的思想指导，进行多种形式、手法、技巧的创作尝试。诚然，“作者对历史的理解是在‘现在’的时间中完成的，并且也只有在‘现在’中才有可能理解过去，理解历史，‘现在’是理解历史的必要条件，是其出发点，也是它的归宿之处。”〔6 〕但施蛰存创作历史小说的目的在于显示人类精神世界的丰富性、多元性和复杂性，创造“谨慎、细致、华美”〔7〕的艺术精品。 我们从其历史小说中读不出现代人的思想，听不出现代人的语言， 看不到轰轰烈烈的社会斗争。 在30年代的历史小说潮中，施蛰存的历史小说别具一格，丰富了历史小说的表现领域，开创了现代历史小说领域的另一世界。如果说施蛰存历史题材小说有什么所谓社会意义的话，那么，其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探索无疑是对当时片面理解文艺作品的社会功能，取消艺术创造规律，对文艺现象作庸俗社会学理解的不良社会风气的挑战，是对“普罗”文学的补充。施蛰存在完成《阿秀》和《花》之后，再没有写过一篇所谓“普罗”小说，他说：“并不是我不同情于普罗文学运动，而实在是我自觉到自己没有向这方面发展的可能。”〔8 〕由此可见出作家对当时文坛状况的不满，也可显示出其历史题材小说创作的意义和价值。
　　注释：
　　〔1〕〔2〕〔8〕《我的创作生活之历程》，载《灯下集》， 上海开明书店，1937年版。
　　〔3〕书评《将军的头》，载《现代》1卷5期，1932年9月1日。
　　〔4〕〔英〕爱·摩·福斯特：《小说面面观》第59页， 花城出版社，1984年12月第1版，苏炳文译。
　　〔5〕《文明的性道德与现代人的不安》， 载弗洛伊德《性爱与文明》，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年7月第1版，滕守尧译。
　　〔6〕王为：《克莱奥、缪斯与人》，载《文艺争鸣》，1991 年第3期。
　　〔7〕巴金：《作者的自剖》，载《现代》1卷6期，1932年10月1日。＊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61-65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黄德志19971997 作者：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61-65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黄德志19971997

网载 2013-09-10 21:45:13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