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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00(2002)04-0037-06
　　大多数中国文学批评家对文学的思想内涵和精神价值的关注远胜于对语言形式的关注，兼之深厚的道德的、社会的、历史的批评传统，因此在实际的批评操作中，他们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就会把作品的语言形式同某种思想观念联系起来，把作家个人同某个社会群体的价值取向联系起来，把具体的文学现象同社会的某种精神冲动联系起来。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说，把某种文学现象同某种具有普遍性的思想倾向或精神冲动联系起来予以考察，就会天然地趋近于文学思潮研究。换言之，若是把“问题”纳入“主义”的视野和语境给予观照和阐释，就具备了文学思潮研究的若干性质。所以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文学思潮研究相当活跃，除了文坛上旗号林立、“主义”纷争亟待批评家梳理这一客观原因外，委实也是由于关注文学的“思想”或精神价值所致。
　　然而，对于“思想”或精神价值的天然兴趣却不会自动地生成成熟的、严谨的、系统的和科学的文学思潮研究，这也是不少文学思潮着述中未能尽如人意之所在。究其原因，恐怕关键在于对文学思潮研究的对象和方法缺少理论性的界定与阐明，而理论的自省不仅是文学思潮研究，而且是一切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走向科学化和系统化的前提。
　　　　一、文学思潮的一般界说
　　在文学研究的诸领域中，唯有文学思潮仿佛是一个捉摸不定的幻影，它远不象对理论批评、作家作品、社团流派、文艺运动等的研究，有明确的范围和切实的对象。它似乎无所不在、无所不包，但又难于恰切地指认其具体之所在和确凿之所是。由于这个原因，文学思潮的研究往往会被文艺论争、文艺运动或文学创作倾向、文学流派的研究所淹没或取代。显然，文学思潮的研究不可能将上述现象逐出它的领域，否则它自己也将失却栖身之地；但同样明显的是也不能以上述研究等同于文学思潮研究，否则它将失却自己特殊的对象和疆界。文学思潮研究是既涵盖又超越了理论批评、作家作品、社团流派、文艺运动等的综合性研究，它是在更高层面上探讨某个时期的文学活动（或文学现象）内在地遵循着的某些思想原则和美学纲领，并探讨这些思想原则和美学纲领是怎样以其自觉的、普遍的、连贯的方式表现在创作和批评中，且在较大范围内有力地影响和支配着该时期的文学活动。这样一个研究向度是根据文学思潮的特性和构成方式而设定的。
　　从文学社会学的观点看，文学思潮是某个历史阶段社会思潮的组成部分和特殊形态。文学思潮不仅是诸多社会思潮中的一种，而且是社会思潮的“反映”或“表现”。就是说，文学思潮不单是关于文学自身的，同时它也总是社会的观念体系、思想原则的产物，它总是“反映”和表达着某个社会集团的精神冲动。文学思潮的这种一般性质要求我们在研究它时必须将它同某个时期的社会思潮紧密地联系起来考察，也就是把种种社会思潮和观念体系当作理解文学思潮的社会－历史－文化的语境。
　　作为社会思潮的特殊形态，文学思潮的特殊性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文学思潮不仅是通过理论的、逻辑的方式（如理论批评的方式）来“反映”或表达社会思潮，更重要的是它还以审美的、感性的方式（如文学创作的方式）折射出某个社会集团的观念体系或某个时代的精神流向。而且某种社会思潮只有当它不仅以理论的、逻辑的方式存在，同时也以审美的、感性的方式存在时它才具有“文学”思潮的意义。换言之，对于任何文学思潮来说，它们都必须以“理论的－审美的”双重方式才能确证自身。其二，说文学思潮是“社会的”，并不等于说它是社会思潮的被动产物，也并不只是消极地“传声筒”式的“反映”或表达某些既有的社会思潮、观念体系。文学思潮既可能从某种社会思潮中派生出来，也可能在文学自己的发展过程中酝酿生成，或者是这二者相互作用的结果。但是不论取哪种方式，文学思潮对社会思潮总是或多或少能动地发生着建构或解构的作用，这里除了理论的直接作用外，与文学思潮所取的审美方式有很大的关系。文学思潮所取的审美方式比起既有的思想体系或社会思潮总是要更多地说出一些它们所未能言说的，或更少地说出一些它们所要求言说的。文学作品言说的这个“多”“少”并不总是与文学思潮和社会思潮的思想原则相一致的，但凡了解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人都知道，如果在一个时期中的文学作品中多写了“阴暗面”或“人情味”，少写了“光明面”或“英雄典型”对于那个时代的思想原则意味着什么，即使作家本人绝无背逆这些思想原则的意图，但在客观上也可能意味着对某种新思潮的建构或对既有思潮的解构。当然，既有的思潮或思想体系也完全可以利用审美的建构／解构功能来破坏它所欲破坏的，完善它所欲完善的。正因为如此，从敏锐的批评家到政治领导人常常根据文学作品的言说情况，来判断思潮的性质和流向，判断对某种思想体系的偏离和亲和程度，从而决定是树其为“样板”，还是开展大批判。文学思潮自己也往往是在审美方式的异动中发生嬗变，即它自己也遭逢着一系列建构／解构的事件。
　　从以上关于文学思潮的一般界说中可以确定，对文学思潮和文学思潮史的考察应当建立起“社会学的”和“文学的”双重视野。所谓社会学的视野就是把文学思潮同社会的变动、社会的一般意识形态背景、社会集团的精神冲动和价值取向等等联系起来予以考察，简言之，就是社会既被视为文学思潮的发生学背景，又被视为文学思潮的宏观语境，通过社会去发现和阐释文学思潮产生和形成的缘由及其社会内涵。这是大多数文学思潮史和文学史着述都沿用的传统方法。所谓文学的视野就是从文学的“内部”（如美学原则、写作常规、话语构型等方面）去考察文学思潮生成、递嬗的文学缘由，即着眼于文学和文学思潮演化的自律和动势，去分析文学思潮如何建立或改变关于它自身的普遍意识，并以其特殊的意识形态形式去作用于社会。这一重视野是历来的文学思潮史的研究中所欠缺的，但在近来的一些着述中已经开始建立起来，而且正在加强。这一趋势表明，只有具备社会学和文学的双重视野，才能对文学思潮作出整体性的观照，因为任何文学思潮只有具备社会的和文学的两方面的理由和条件，它才可能形成。文学思潮不仅是面向社会的文学回应，也是面向文学自身的回应，正是在面向社会和面向文学的契合点上，文学思潮才获得了普遍的社会反响，社会的普遍冲动才获得了文学思潮提供的组织化方式，而在这时，我们谈论的“文学思潮”才具备现实性。
　　从这个观点来看既有的文学思潮（史）着述则不难发现，为数不少的着述所论及的文学思潮似乎缺乏充分的“现实性”，其中罗列的有些“文学思潮”实际上只是社会变动及思想观念在文学领域中的反映或表现，它们缺乏文学思潮必要的现实性依据，因而很难被视为“文学”思潮。所以，这些着述往往把文艺运动史、文艺斗争史、文艺论争史同文学思潮史相混淆，甚至取而代之。严格地说，这些史谈论的重心并不是文学思潮，而是社会的政治思潮或其它思想倾向在文学领域中的反映，如所谓“左的思潮”、“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等等。也有一些着述对文学的特性及审美方式给予了相当的关注，但因缺乏深广的社会学视野，未能从思潮的高度去阐明文学的审美方式和组织化原则对社会（而不单是文学）所具有的普遍意义，因此这类着述更接近于文学创作史或文学流派史，它们所谈论的文学现象有不少也很难纳入文学思潮的范畴，例如“心理主义”、“结构主义”、“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新感觉”、“黑色幽默”等等。
　　文学思潮的界定，也就是关于它的现实性论证，必须从社会和文学两方面着眼，要做到这一点，又需对文学思潮的结构方式和特征有一个基本的把握，即：在文学诸现象中，我们把具备了哪些构成因素的结构整体称为文学思潮。对此，可以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作一些考察。
　　　　二、文学思潮的结构分析
　　苏联文学理论家波斯彼洛夫说：“文学思潮是在某一个国家和时代的作家集团在某种创作纲领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并以它的原则为创作自己作品的指导方针时产生的。这促进了创作的巨大组织性和他们作品的完整性。”（注：波斯彼洛夫.文学原理[M].三联书店，1985:137.）在这里，创作的或美学上的纲领原则被理解为文学思潮的核心，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问题还不止于此。
　　对于任一已生成的文学思潮来说，创作的纲领性原则只是文学思潮这个整体中的一个层面（尽管可以把它视为最重要的层面），这个层面的产生还有赖于某种思想体系或精神冲动作为它的基础，是某种共同的思想基础或精神冲动的推动，才使得一大批作家－批评家提出或认同于这个纲领性的创作原则。例如正象一位西方批评家指出的，是对理性持怀疑主义态度的“激情”冲动，使得大批作家倾向于认同、并鲜明地提出了表现论的美学原则，渐至酿成席卷欧洲的浪漫主义思潮。从另一个方向上看，在文学思潮的纲领性原则指导下，又势必形成符合和体现该原则，将该原则具体化、现实化的一套写作常规。这套写作常规是认同于该原则的作家－批评家们在艺术实践中共同建立并遵循的，因此才“促进了创作的巨大组织性和他们作品的完整性”；也由于它的建立，某种思想体系或精神冲动才在文学思潮中取得了审美的组织化形式——确切地说，它们才得以以文学思潮的方式呈现。所以，若以静态的方式来分析文学思潮的结构构成，可以把它视为：由普遍的精神冲动、自觉的创作纲领（或美学原则）和体现该原则的大体一致的写作常规所构成的结构整体。
　　从文学史家普遍承认的各种文学思潮中，都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结构构成，例如法国古典主义思潮即使根据波斯彼洛夫的论述，也可以把它描述为由理性主义的精神冲动、模仿古典作家作品的创作原则和美学标准与“三一律”的写作成规构成的结构整体。同样在西方浪漫主义思潮中，也存在一个类似的三层次结构：怀疑理性的激情冲动、表现论的美学原则、大量运用象征、神话、夸张的写作常规。当然，任何一种文学思潮的内部构成、表现形态和各层次间的相互关系比起这里所作的简括说明要复杂得多，但是从各种文学思潮中提取、抽象出一个高度概括的结构模式应不失为把握文学思潮的有效方法，更何况这一结构模式不仅是对文学思潮的界定方式，也是考察文学思潮现实性程度的一种论证方式。
　　参照这样一个结构模式或许可以这样认为：(1)一般社会思潮，不论是政治的、哲学的，还是其它方面的，即或在文学中有强烈的表现，但若没有形成相应的创作纲领或美学原则，或者虽有纲领原则，但没有建立起普遍的写作常规，那么它仅仅是社会思潮的文学反映，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思潮，所谓“左的思潮”就是如此。(2)如果已经形成了某种精神冲动，并且提出了创作纲领和美学原则，但其写作还处于少数人的实验阶段，不足以形成普遍的写作常规，未能造成有众多作家－批评家参与其中的创作潮流，那么它也许只是文学流派，或者从史的意义上说，这种文学思潮还不具备充分的现实性，如“五四”时期的现代主义就处于这种状况。(3)如果仅仅遵循共同的写作常规，但缺乏明晰的创作纲领，或者并无共同的精神冲动把恪守某一写作成规的作家－批评家联系起来，那么也不能把这一写作常规当做文学思潮来谈论，因为恪守某些写作常规的作家－批评家很可能分别属于不同的文学思潮，如“革命现实主义”与“批判现实主义”有着大致相同的写作常规，但它们在中国的社会和文学环境中显然不属于同一种文学思潮。(4)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思潮应当是指：在某种思想观念或精神冲动的推动下，由共同的创作纲领（或美学原则）和写作常规动员、联合起大批作家－批评家将其付诸创作与批评实践的文学现象，如“革命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等。
　　作出上述澄清，并不意味着要将各种非“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思潮”从文学思潮史的研究中排除出去。恰恰相反，文学思潮史的研究是一个相当广阔的范围，为了清楚地阐明各种文学思潮的形成、发展和衰微，必须广泛地考察与之相关的各种文学的和非文学的现象，这里就包括了种种社会思潮、文艺运动、社团流派、理论批评、作家作品等，因为它们或者参与构成文学思潮产生和递嬗的氛围与背景，或者就是某种文学思潮的现实性表征。对文学思潮作一个明确的界定，不是为了把研究对象同其它现象割裂开来，而是为了使这一对象从一个模糊、芜杂的社会背景和文学背景上更清晰地浮现出来，并由此缕清它与诸现象之间直接和间接的联系。
　　对文学思潮作严格的界定同在开阔的视野中和广阔的背景下研究文学思潮是不矛盾的。缺乏明确的界定，把文学思潮变成一个无边的范畴，会造成研究对象的缺失。有些文学思潮的研究着述读后令人恍兮惚兮，不知文学思潮究竟为何物，这大约就是缺乏界定的缘故。界定了对象，但又局限在一个狭隘的视野内，疏于作综合性、宏观性的考察，也是难得把文学思潮多方面的复杂内涵深刻地揭示出来的。文学思潮史的研究不象小说史、诗歌史甚至理论批评史的研究那样，有自己明确的对象和边界。为使这个领域的研究走向成熟，必须为它设置自己明确的对象和边界；同时，又正因为文学思潮的复杂性和表现方式的多样性，研究的视野所及又必须开阔宽广。如果从动态方面来考察文学思潮，这一点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三、文学思潮的动态考察
　　如果说结构分析是对任一已生成的文学思潮的内部构成作共时性的描述的话，那么动态考察则是对递嬗中的文学思潮的形成过程作历时性的描述，即文学思潮是如何发生在文学中，经由哪些主要阶段而逐渐“成形”的。
　　一部文学思潮史并不等于诸多观念、主张、口号、倾向、论争的编年史，因为文学思潮史不是观点论争之类的罗列堆积，而是由若干基本主题及在其统摄下的众多具体表现形态汇聚而成的一股支配性潮流，或称主导流向。对文学思潮作动态考察就是要从众多的文学现象中发现并描述出这些基本主题、具体表现形态及主导流向的相互关系和生成转换的过程。文学思潮的基本主题是对贯彻到文学中去的思想原则和创作原则的高度概括，它往往浓缩着一个时期大批作家－批评家们共同持有的文学观念和价值取向，对该时期文学思潮的形成和流向发生着重要的导向作用。
　　文学思潮的基本主题之所以具有普遍的影响力，从根本上说，是从文学所处的社会历史潮流中获得的，是从统摄某一时期的思想观念和社会上普遍的精神冲动中获得的，这也体现了文学思潮作为社会思潮的一般属性。作为文学思潮的基本主题，不论是出自某个政党、团体的号召，还是出自作家、批评家的倡导，不论是以方针、政策的方式提出，还是以批评、创作的方式揭橥，它们都是一定的社会历史潮流及社会意识形态在文学领域中直接或间接的反映和表现。例如“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一统摄了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学思潮几十年的基本主题，就牢牢植根在以政治斗争为中心的社会生活中，体现着这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和全社会的（包括作家、批评家在内）普遍的政治冲动。同时也应当看到，如果某种观点、口号一经提出便激起广泛反响，以基本主题的方式对文学发生影响，那么这其中必然也有文学内部的原因。
　　不同时期的文学思潮是由不同的基本主题所统摄的，它制约着该时期文学思潮的走向，因此，从基本主题的转换也可以洞见新旧文学思潮的更替转换。譬如说20世纪50-70年代后期文学思潮的基本主题是“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话，那么70年代后期文学思潮的转换首先就是通过拆解这一主题，置换成人道主义主题而开其先河的。一个时期的基本主题也可能延续到下一个时期，这正表明某种文学思潮深固的影响力和传统性。新时期文学初起，就明显地承继着前一个时期的基本主题，有些作家、批评家也正是力图维护原有的基本主题来阻遏新的文学思潮兴起的。
　　在同一时期中，不同的文学思潮也有各自的基本主题，在一个文学思潮多元化的时期就更是如此。例如新时期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是把“写真实”、“干预生活”等曾备受排斥的口号提升到基本主题的位置予以张扬的，而现代主义初起，则把“自我表现”作为自己的旗帜。基本主题的异变，也预示或映现着文学思潮的异变。从“写真实”、“干预生活”到“写原生态”、“零度情感”，从“自我表现”到“颠覆中心”、“解构自我”，分别折射出在社会和文化转型期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异变，由于它们的基本主题的根本性变化，也可以把它们看作有别于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新思潮。
　　由于基本主题是对思想原则和创作原则的高度概括，因此它有极大的阐释性空间，关于它的不同的阐释方式，会对文学思潮的性质和流向发生有力的影响，所以在文学史中，基本主题往往是文艺论争的聚焦，而且关于它们的论争常常被认作“方向”问题。撇开政治的偏见，这一看法不无道理。例如，关于“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较为合理的解释，无疑是促使革命现实主义达到它的高峰的重要推动力；相反，庸俗社会学的曲解，不仅导致艺术教条主义的泛滥，阻碍革命现实主义深化，而且最终催生了拙劣的伪古典主义。
　　文学思潮及其基本主题是通过创作、批评、流派、运动等具体表现形态展开的，文学思潮丰富多彩的具体表现形态确证着该思潮的现实化程度。具体地说，某种文学思潮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是否具有现实性，要由它所达到的自觉性、普遍性、实践性、统一性程度予以判定，判定的依据就是看它的具体表现形态展开得是否充分，是否表现出某种共同的精神冲动、美学原则和写作常规，只要这种现象存在，即使一时还无以命名，也意味着生成了某种文学思潮。文学思潮研究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把这些看似散乱的具体表现形态集中起来，梳理出其中的脉络，条缕清它们的共同性原则，论证这种文学思潮的现实性程度。
　　同大多数事物一样，文学思潮的生成与发展也有一个酝酿积累的过程，因此要对某种文学思潮作出较完整的历时性描述，还应当充分注意到该文学思潮的先期表现形态，而这些“先期表征”往往是零散的，彼此间似乎缺乏连贯性和整体感，只是到了该思潮壮大起来，蔚为声势，才发现有些“先期表征”正是新的文学思潮的生长点。如“朦胧诗”、“三个崛起”的评论文字、现代小说技巧的讨论之于现代主义，汪曾祺等一批作家的返回传统、农裔城籍作家的返回乡土、知青作家对青春旧梦的重温等之于浪漫主义，其中有些虽然不能说是现代主义或浪漫主义的典型的具体表现形态，但作为新的文学思潮的“先期表征”，它们在一部文学思潮史中应当占有一席之地。有一些文学思潮的先期表现形态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就会引起“轰动效应”，如‘朦胧诗’的争论，有些则可能悄然无声地寄寓于别一种思潮中潜滋暗长，如不少具有浪漫主义倾向的“寻根文学”作品就是寄寓在“改革文学”的母体上发育的。因此，文学思潮史的梳理不仅要抓住具有代表性、典型性的具体表现形态，也应当把那些处于“前思潮状态”的先期表现形态链接到历史上来。
　　文学思潮是一个可以识别和描述的结构，但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体系，社会和文学的变动，各种思潮（文学的和非文学的）、观念，都可能对它产生影响，从而改变它的“形式”，这种变化最敏感、迅捷地表现在文学思潮的具体表现形态中。任何文学思潮都有最能代表其各方面特征的典型形态，这是研究者在阐述某种文学思潮时采用的主要例证。同时，任何文学思潮也都有它的发生了变异了的具体表现形态，如在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中就可能含容着吸收了现代主义写作规范的作品，甚至现实主义的美学原则也可能会对现代主义的某些美学观念采取开放、兼容的态度，这正是文学思潮发展、递嬗的方式之一。在今天，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当然仍坚守着它既往的原则（否则不成其现实主义），但不可能原样地坚守它既往的经典形态，它在有选择地吸收着其它观念和写作方式的过程中取得自己的现代形态。确认文学思潮的各种具体表现形态，尤其是那些发生变异的形态，比起确认它的基本主题要复杂得多，更何况这些发生了变异的形态对于统摄它的基本主题也可能起到建构／解构的作用，变革或瓦解着该文学思潮。
　　在基本主题统摄下展开的一系列具体表现形态汇聚成了文学思潮的主导流向。主导流向是文学思潮的最高表现“形式”，它是被意识到的、高度概括的基本主题与其丰富多彩的具体表现形态的统一，也是某一文学思潮的现实性程度的最终证明。在关于文学思潮的历时性描述中，我们用主导流向来指某个时期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文学思潮。然而在多元化时代，文学思潮也逐渐形成多样并存的“无主潮”格局。在这里，我们借用俄国形式主义的术语，把那些被“置于前景”的文学思潮称为“主导流向”。这一来是因为任何一种新的文学思潮的生成，都会对既有的文学思潮发生强有力的辐射性影响，并且在一定的程度上改变它们原有的“形式”，这一点从“寻根文学”（浪漫主义）对“改革文学”（现实主义）的影响就很明显，即使它不一定占据支配地位，但就其冲击力和影响力而言，则具有“主导”的作用。二来是因为在文学思潮的描述中，任何一种新的思潮的出现，都会改变多元状态下文学思潮的既有格局，它们至少会在一段时间内在文坛占据主导地位，如前述的“寻根文学”；有的即使不占据主导地位，也会由于它的突起而削弱其它文学思潮在既有格局中的地位，将它们推移至背景上，甚至使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学思潮下降为非主导的。例如由于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相继被“置于前景”，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就很难说仍然保持其以往的主导地位了。可见，无论从文学思潮的格局来说，还是从文学思潮的流变来说，被“置于前景”的文学思潮都具有“主导”的意味，这也就是多元化的文坛上“各领风骚三五天”的状貌。
　　文学思潮的主导流向是以统一性和连贯性为特征的，但这并不等于说它仅由若干单纯、一致的具体表现形态汇聚而成。任何主导流向中都包含着多种不同的声音，它们可能是对话、论争、甚至彼此攻讦。在同一主导流向中会有不同的理论主张和文学流派，会有正统和异端的攘斥、真与伪的争辩，主导流向所呈现的正是各种观念、意识、主张、倾向、流派在相互的对话和冲突中，在相互的作用和影响下形成的基本趋势和一般结果。
　　恩格斯在论述历史时曾这样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注：恩格斯.致约·布洛赫[A]，马恩全集（第4卷）[M]:478.）这一论述不仅可以启发我们理解文学思潮的主导流向的形成，对于整个文学思潮史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不论是一种文学思潮还是一部文学思潮史，都不是个人的或某个社会集团的意志产物，而是多种意志、多种“互相交错的力量”相互冲突，最后融为的“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所以历史发展的结果往往出乎历史参与者的意料，于是便有了革命现实主义向古典主义的退变，先锋文学向世俗主义的滑落等等，这就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作为事后的叙述，文学思潮史的任务说到底就是要揭示出各种意志和倾向怎样在相互冲突中“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勾勒出恩格斯所说的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
　　收稿日期：2002-05-20
新东方L海口37～42J1文艺理论王又平20032003文学思潮及其基本主题是通过创作、批评、流派、运动等具体表现形态展开的，文学思潮丰富多彩的具体表现形态确证着该思潮的现实化程度。某种文学思潮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是否具有现实性，要由它所达到的自觉性、普遍性、实践性、统一性程度予以判定，判定的依据就是看它的具体表现形态展开得是否充分，是否表现出某种共同的精神冲动、美学原则和写作常规，只要这种现象存在，即使一时还无以命名，也意味着生成了某种文学思潮。文学思潮研究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把这些看似散乱的具体表现形态集中起来，梳理出其中的脉络，条缕清它们的共同性原则，论证这种文学思潮的现实性程度。文学思潮/结构分析/动态考察王又平(1949-)，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艺理论的教学和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湖北　武汉　430000 作者：新东方L海口37～42J1文艺理论王又平20032003文学思潮及其基本主题是通过创作、批评、流派、运动等具体表现形态展开的，文学思潮丰富多彩的具体表现形态确证着该思潮的现实化程度。某种文学思潮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是否具有现实性，要由它所达到的自觉性、普遍性、实践性、统一性程度予以判定，判定的依据就是看它的具体表现形态展开得是否充分，是否表现出某种共同的精神冲动、美学原则和写作常规，只要这种现象存在，即使一时还无以命名，也意味着生成了某种文学思潮。文学思潮研究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把这些看似散乱的具体表现形态集中起来，梳理出其中的脉络，条缕清它们的共同性原则，论证这种文学思潮的现实性程度。文学思潮/结构分析/动态考察

网载 2013-09-10 21:4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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