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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１９８３年，张光年在１９８１——１９８２全国四项文学评奖授奖大会上曾满怀激情地说：“我热烈祝贺我们的报告文学近两年又获得丰硕的成果！不久以前，我曾经兴高采烈地宣称，由于我国报告文学作家的共同努力，近几年来，报告文学这一生动活泼的文学品种，已经‘由附庸蔚为大国’。”［①］当时张光年的这种估量，毫无疑问是基于创作事实。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中国当代报告文学创作正处在一个建国后最见兴盛的高潮期。从作品的整体数量及质地看，都远远胜于６０年代初的那次报告文学创作高潮。徐迟、黄宗英、理由和陈祖芬等为数不少的报告文学名家，在当时“由附庸蔚为大国”的报告文学创作中，以高昂激奋的创作既推进了报告文学的兴盛一时，也奠定了自己入史的资格。
　　然而报告文学真正的“蔚为大国”，却是８０年代中期的事。８０年代中期前后的数年时间，中国的报告文学创作几乎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而其后未见的巅峰状态。一大批“新生代”报告文学家不仅以惊人的亢奋写出了大量震动人心的佳作，而且对报告文学文体进行了大胆的富有成效的探索。在这次探索中，报告文学文体焕然一新，彻底打破了“文学的轻骑兵”、“散文的一种”等传统界说，也超越了文学与新闻的“联姻”说，而是成为了将新闻的报道、文学的审美表现、学术的冷静分析、历史的观照、哲理的思考等融为一体的“杂交品种”。所谓“全景图”报告文学便是如此。尽管“杂交”也带来了某些累赘冗繁之嫌（如这类作品往往篇幅过长、枝蔓较多、主题分散、内容庞杂），但其展示的报告的深入性、丰富性、周全性、学术性及历史意识，却是非同寻常而令人耳目一新。可以说，“全景图”报告文学所提供的信息量，是以往那种“文学的轻骑兵”之类的报告文学作品所无法比拟的。
　　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始，相较８０年代中期，中国的报告文学创作明显沉寂下来，至少再未出现以往那种如潮似涌万众关注的热烈与辉煌。尽管这时兴盛不再辉煌已去，但还是有少数作品引人注目。其时，我在给《人民日报》所写的一篇短论［②］中，还是肯定了诸如《无极之路》、《魂系青山》、《希望之海》、《中国公安的脊梁》、《蓝色太平洋》、《她的中国心》、《子午线上的大鸟》和《跑道伸向东方》等作品“为时代前进而歌”的价值。这些作品抑或说这一阶段的作品，毫无疑问是发生了具有共性的变化，这就是基本脱离了８０年代中期重在揭示社会矛盾与批判时代弊病的“问题报告文学”的轨道，转向了主在歌颂英雄人物、劳动模范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路途。这种创作倾向尤其是较客观较深刻地表现了此类社会运行的优秀作品，当然还是为我们的社会极需。换言之，从题材选择到价值寻求，此类歌颂性报告文学还是能揭示某些重要的时代景观而鼓舞人心的。同时不必讳言的是，直面矛盾敢于批判的成分与力度则是明显势弱了。当时我们的社会情形的实际状况，其实又很需要能够直面矛盾的作品。几年后从文学界到文化界、知识界展开的人文精神的大讨论，触发的原因归根结底是社会不良现象（如权力腐败、道德沦丧、缺乏理想、唯利是图等）的严重存在。而这些社会问题，在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同样令人注目。我们的报告文学创作，其时对此显然有所回避。
　　此后至今，报告文学的创作便进入了一个为时不短的低谷时期。激动人心的作品少了，不胫而走的力作久违了，“有偿报告”泛滥成灾，“广告文学”习以为常。报告文学创作的声誉一落千丈，昔日的辉煌已真正的不再。如此等等，早已引起了广大读者的不满。报告文学创作，的确出了毛病。
　　 二
　　报告文学创作的萧条冷寂，确切说是优秀作品的如此稀少，应该说是一种综合效应的结果。换言之，必须将这种不景气放在社会大背景中来审视。作为一种极特殊的写作文体，报告文学与小说、诗歌、艺术散文、新闻报道、特写等相较，的确有它自身的生存特点。因为它是纪实性的，它与社会的具体环境便直接产生了利害关系，这与虚构性的小说和诗歌，与抒情性的篇幅又往往短小的散文，便显然有了区别。而报告文学的纪实，通常必须将报告对象的因果关系、来龙去脉予以较翔实的交待，这又与短小精悍只写现象的新闻类作品有重大分别。例如唐山大地震，即使事发时新闻可以客观报道，也只能非常简明扼要，不可能像钱钢的《唐山大地震》那样洋洋洒洒地道来而几乎写尽了有关唐山大地震的主要情形和联系。
　　写真而翔实，纪实而形象，报告而论析，加之当代报告文学文体发展与我们大动大治的社会相结合的特殊性，决定了我们的报告文学确实比较适应捕写重大题材。即或写所谓“凡人小事”，实质也未必“凡小”。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报告文学文体传统上就富有战斗性、批判性和大众化，具有极强烈的民主色彩和为民代言的舆论功能特征。本世纪３０年代，在中国曾展开了为时较长的一场有关报告文学文体特征的理论探讨。那时对“Reportage”（其时译称不统一，有“报告文学”、“通讯文学”、“特写”、“速写”、“新闻报告”等多种译法）这种外来文体的战斗性、民主性、批判性和民众性等特征，人们已有较清晰的认识。胡风认为报告文学（他当时称为“速写”）“它底主人公不是古寺，不是山水，不是花和月，而是社会现象底中心的人”，［③］是“由形象的侧面来传达或暗示对于社会现象的批判”。［④］袁殊则指出报告文学这种“新闻文学”产生初期，“其内容的主要条件，是带着强烈的社会批判的色彩”。［⑤］茅盾也确认“‘报告’作家的主要任务是将刻刻在变化刻刻在发生的社会和政治的问题立即有正确尖锐的批评和反映”。［⑥］当时的左联执行委员会，则在决议中完全把报告文学视为无产阶级文学的重要的战斗武器，充分肯定了其战斗性和大众化的特质。［⑦］报告文学的这些文体特点，解放后也是一直得到理论认可的。７０年代末在一次规模颇大的报告文学理论研讨会上，黄钢总结性地认为，“准确的提法仍应该是：报告文学是一种极富于战斗性的，兼有时代的报告的特色的，以特定的新闻性的内容为题材，以文学的形象为手段的‘独特的、独立的文学样式’——它是现代文学中新发展起来的一种‘独立的文学部类’”。［⑧］黄钢将报告文学的内容与手段作这样截然的区别未必妥当（所谓“文学的形象”决非只是表现手段，它包含的是复杂丰富的因素，从思维方式、情感表现到物化形式等等），他认为的“战斗性”、“时代的报告”也与许多人的看法有不同，但从理论的抽象意义说，这种强调报告文学文体的战斗性和现代性则是众所认可的。
　　上述报告文学文体的这些可谓“天然”的特征及其创作实践的证明，也导致了广大读者对报告文学产生出相应的期望与评判尺度。历史证明：报告文学的确属于一种严肃的有责任感的充满战斗性和批判性的文体。这些特征业已成为报告文学文体自身的写作规范和价值证明。曾经沧海难为水，报告文学便很难与单纯的娱乐、轻松的消遣、浅薄的浪漫、廉价的歌咏、技巧的取悦为伍，更与粉饰太平、躲避矛盾、唯利是图、弄虚作假和阿谀逢迎等格格不入。倘若苟且，报告文学便死路一条，广大读者也决不会承认它。从这种文体规范和文体要求来说，报告文学创作便是具有良知、正义、社会责任心、勇敢和忧患意识者的事业，决非扯烂污的记者和轻薄文人所能为。
　　这些年来，报告文学的走入低谷或说很不景气，除了因为８０年代中期那种极度兴盛的反差外，根本原因便还是其创作未能很好地体现其文体规范和历史形成的高标准。落实到创作实际状况，至少有这样五大问题值得注意：
　　１、“广告文学”的唯利是图
　　这些年来，“有偿新闻”的写作现象的确太普遍了，普遍到人们已习以为常丝毫不怪。很明显，当报告文学创作完全成为商业性、买卖性的写作行为时，当写者只是从钱出发而“买”者只是从名考虑时，报告文学便完全丧失了其本来的意义。于此，报告文学只能是一种换钱换名的变相广告。的确，唯利而是的“广告文学”太泛滥了，泛滥到不可收拾。众所周知，很多文艺报刊都已染指此道，并将其作为一种解决刊物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笔者也算文学中人，也常舞文弄墨到刊物换点稿费，哪能不体谅不理解文艺刊物尤其纯文艺刊物的经济艰难？只是这“广告文学”实在败坏声誉败坏胃口。也未必是刊物解决经济危机的长远之计。“广告文学”造成的后果众所周知：它造成了报告文学写作水平的大面积下降，数量之多与质地之差业已形成荒诞的反差；它损害了报告文学的声誉，使广大读者产生了对报告文学的麻木的接受状况或根本不看；它同时也造就了不少文学投机者——很多人连文章也写不通顺，却敢以社会关系的神通广大来堂而皇之地写“报告文学”，让人哭笑不得。“广告文学”之风实在不可涨。
　　２、一哄而上的“表扬稿”现象
　　此种现象，虽也带有广而告之的宣传性质，有时也与金钱的获取有关（对写作者而言），但它与上面那种纯粹唯钱而是的“广告文学”还是有所不同。“表扬稿”式报告文学，主要指对有名气和已成气候的名人（如英雄人物、劳模、政绩突出的官员、文化名人、各类明星、特殊事件中的新闻人物和企业家等）、名物（如着名企业、大工程的建设、社会大事和有影响的社会活动等等）的歌功颂德，渲染其业绩、成就和价值。对于报告文学来说，写有社会意义的名人名物名事，其实也是其职责之一。然而一哄而上的“表扬稿”式的作法，却往往绝少产生有独立思考、独特见解的作品。原因在于这类写作通常只是从“表扬”的既定目的出发，锦上添花且人云亦云，材料重复使用，宣传口径统一。张三李四变换一点细节，自然只会产生千篇一律的产品了。令人忧虑的还在于，一哄而上的“表扬稿”常常掩盖着矛盾和真相，你好我好大家都好的喝采声中失去了真实与深刻。比如原山西的“全国劳模”李计银，天津大邱庄声名赫赫的禹作敏，武汉的“全国廉政模范干部”于志安，便都被包括报告文学形式在内的各种传媒方式广泛颂扬过，结果却是掩盖了诸多丑陋。这种“表扬稿”早已有之，无疑不仅是９０年代以后的事，但９０年代以来这类报告文学作品却是相当普遍的。只是一般化的作品甚至平庸者太多，人们几乎未注意它们。
　　３、“政府行为”导致的模式化
　　不难发现，由某级组织或某个大单位组织一批人围绕某个或某些既定“选题”而进行报告文学的采写活动，９０年代以来颇为盛行。这类写作不仅是完全的“表扬稿”性质，而且带有高度的组织化、程序化和主题规定化，甚至写作方式都有所限定。诸如某个城市启动了某个大工程，某个地区出现了某种新事物，某些领导者觉得应该宣扬一下本地区或本单位方方面面的“改革成果”而以示“政绩”，都可能导致“政府行为”的报告文学写作活动。我们确实不能简单否定这种宣传性的采写活动。大工程、大建设、新事物、改革成绩，甚至领导者确实突出的政绩，可以写也应该写。问题在于，报告文学写作也是充分个性化的创作，也是写作主体意识和写作风格需要尊重、张扬的精神活动。统一宣传口径和统一采写方式的“政府行为”，恐怕很难保证这种创作的个性化和主体性。不但很难保证，甚至常常造成阻碍。事实上，决非鲜见的由“政府行为”组织的报告文学采写，虽然最后全部都出版和发表了（以作品集形式出版为最多），可有多少得到过广大读者的重视和好评？其实这类写作成果，读者往往非常有限。出个千把本赠送完事，发表于报刊也没多少人留意，很难扩及到全社会。与当年《哥德巴赫猜想》、《大雁情》、《唐山大地震》等一大批力作引起的巨大反响相较，便真是可谓“泥牛入海无消息”。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和８０年代中期两次报告文学高潮，先后出现的优秀作品实在不少，没有空谷足音的侥幸，可那么多的优秀作品都程度不同地获得过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９０年代以后呢，不胫而走的报告文学有多少？“政府行为”组织的报告文学作品比比皆是，反响又如此冷淡，这实在令人深思。
　　４、批判意识的普遍缺乏
　　前面说过，报告文学是公认的富有战斗性和批判性的文体。丧失了这根本性的特征，报告文学首先就丧失或减少了其思想光芒和精神锐气。９０年代后报告文学的不景气以及读者反应的冷淡，相当程度便和战斗性、批判性的普遍缺乏有关。这也难怪，既然唯利是图的“广告文学”、人云亦云的“表扬稿”、报喜不报忧和模式化写作如此盛行，批判性自然谈不上了。与此相对照的是如前所说，我们社会很多不良现象甚至是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却并未解决，有的还变本加厉地发展着。稍为浏览一下这些年来各种新闻传媒所报道的社会不良现象与腐败问题，如以权谋私、权钱交易、公款消费、贪污受贿、假冒伪劣的商品泛滥成灾、教育欠款和两极分化等等，便能发现需要大力整治严肃处理的问题实在不少。这些不良现象，理应被报告文学所特别关注和用力鞭挞，理应受到报告文学的深刻批判以正视听并唤起国人的社会责任感。但遗憾的是，最需要的这些却做得最不理想。历史其实是在批判而非满足中前进，社会更需要的是清醒正视而非麻木的粉饰。对于积重甚多的中国，倘抛却正视与批判，甚而只喜欢听颂歌听好话，结果会如何是不言自明的事。在揭示矛盾批判不良上，我们的报告文学创作与社会拉开了不小的距离。既萎缩了报告文学的社会责任感，也让大众失望得很。
　　５、写作水平的整体下降
　　除了上述问题，９０年代以来报告文学的低谷景象，还表现在写作水平上的整体性下降。前两次高潮中一大批优秀作品所显示的那些共性特点，如思想深刻、见解新颖、材料翔实、分析透彻、视野开阔、文笔流畅和气势充盈等，都未能很好地保持下来，更谈不上发扬光大。至于具有独特个性、写作风格卓然而立的优秀报告文学家，以往真是多见不鲜（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这些年来则少得可怜。９０年代以来，我们甚至举不出这段时间产生了哪些新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家，一说，还是９０年代以前涌现的名家。报告文学创作队伍，近些年来的确是七零八落不成气候了。优秀作品来自好作者之手，报告文学创作队伍如此零落，怎么可能指望出现创作奇迹？整体水平怎么上得去？毫无疑问，如今报告文学创作队伍素质的普遍不甚理想，与前面所说的几种创作现象关系很大。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一般不会染指廉价的歌颂和从事唯利是图的“广告文学”写作。即或因种种原因偶尔为之，也绝对写不出水平或干脆不愿下气力。于是乎，倒是那些旁门左道的或不入流的“准作家”、小文化人和平庸记者格外来劲地捣鼓报告文学。不伦不类的所谓“报告文学”，因此便泛滥成灾。没有思想缺乏激情更无深度的“材料汇编”、“年终总结”、“表扬先进”之类的文字，在用钱换来的版面上堂而皇之地冠以“报告文学”的称谓而“遍地开花”。如此，恐怕极难指望报告文学有多高的创作水平，而下降倒是顺理成章了。
　　 三
　　上述五个问题的归纳，只是择要言之。９０年代以后报告文学中道衰弱的原因，应该说远不仅止。文律运周，潮起潮落，一种写作文体的兴衰强弱，往往与诸多问题复杂纠缠互为作用。从社会大环境来说，政治、经济、道德、社会风气、舆论规范、读者阅读趣味和文化消费等诸多环节的起伏变化，都有形无形地在影响报告文学的创作。从报告文学自身的发展来说，作为一种文体也不可能总是方兴未艾呈直线上升。如同新时期以来的诗歌、小说和散文等不同文体，也是有起有落地在曲折和不平衡中向前发展。最明显的是新时期的诗歌创作，它曾有过众所周知的极为辉煌的时期，之后便是长时间的冷寂而至今未见再度兴盛。另外，社会信息的传播渠道和传媒方式也确实越来越丰富多样了，大众读者的阅读兴趣、审美兴趣、娱乐方式和获知社会信息的途径同样丰富多样不拘一格，这些都会影响报告文学和其他写作文体的运作及兴衰。总而言之，一种文体或某种写作活动的起落，原因是相当复杂的。
　　然而尽管原因复杂多样，报告文学中道衰退的主要问题却显而易见不可忽视。毫无疑问，报告文学的出路，报告文学要想有一个基本的健康发展，首先就在于解决这些既有问题。不以有效的方式来克服这些创作弊端，报告文学不可能有什么长足发展。我认为，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这种社会情况，是非常需要报告文学这种能最密切地联系社会和大众的、功能强大的文体的，而且应该不断产生优秀作品。极其需要而情况又如此不理想，的确值得大家都来认真地思考，我们的报告文学委实不能这样下去了。想来，除却其他种种问题的解决，拥有一支素质较高的报告文学创作队伍是当务之急了。
　　注释：
　　①张光年：《社会主义文学的新进展——在全国四项文学评奖授奖大会上的讲话》，见《１９８１—１９８２全国优秀报告文学评选获奖作品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②拙文《近期报告文学创作鸟瞰》，载《人民日报》１９９０年１１月２９日第５版。
　　③、④胡风：《关于速写》，１９３５年２月《文学》第４卷第２号。
　　⑤袁殊：《报告文学论》，１９３１年７月１３日《文艺新闻》第１８号。
　　⑥茅盾：《关于报告文学》，１９３７年２月２０日《中流》第１１期。
　　⑦见《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资料选编》，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
　　⑧见周国华、陈进波编《报告文学论集》，新华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
　　
　　
　　
天津文学76-80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李运抟19971997 作者：天津文学76-80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李运抟19971997

网载 2013-09-10 21:4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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