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地研究雜志方面文獻收集  >>>

簡體     傳統

---

　　引起我的好奇、并使我产生一些想法的，其实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今年揭晓的鲁迅文学奖各单项奖获奖作品名单中，“优秀报告文学”的数量是最高的，几乎等于短、中篇小说获奖作品的总和（短篇： 6，中篇：10，报告文学：15）；相比之下，长篇小说的“获奖”便更可怜了：拖拉了好几年评定的第四届茅盾文学奖仅仅是4部， 还被人戏言为“尘埃落定”，最终落了个“舆论哗然”的可悲结局（据京城某报）。不过，我不想在这里讨论包括长篇小说在内的小说创作的数量与质量的关系及比例问题。我只是疑惑：如此多的报告文学作品获奖，真的是这一领域的“优秀”太多的缘故么？我们是不是被那种汹涌的大规模大批量的“生产态势”吓住了？“吓住”的说法自然也是戏言，但报告文学的“疯长”，我想是一种有目共睹的事实——倘说它是本世纪的文学奇观，大约也算不得过分。
　　何谓“疯长”？即是指那种不正常的、超常态的奇异“长势”，那种良莠不齐、杂草丛生、但又蓬勃强大的滋生蔓延之态。
　　报告文学的这种局面是怎么形成的？细细想来，总让人感到其中的蹊跷或不可思议。如果说长篇小说的“长势”过于旺盛，或许还可以找到一点儿原因，可报告文学，既无大张旗鼓的倡导（如八十年代的“中国潮”），也没有给予特别的鼓励（只是这次鲁迅文学奖多给了几个获奖作品的名额）。相反，报告文学领域还时有作家被官司纠缠的传闻——实事求是地说，因了报告文学的“非虚构性”，特别是与社会问题的密切关联，作家是要冒一点儿风险的：倘若你的揭露与批判不可靠、不准确，甚至还带有某种“想当然”的或自以为“合情合理”的想像成分，那被揭露、被批判的一方，便会抓住“失实”的尾巴与你“较真”到底……尽管如此，我们的报告文学仍然像是步入了一个失态的季节，而且获得了史无前例的蓬勃生长。其中的“副效应”，且不论报告文学“好写”的误解，就说各式各样的“优惠”或“实惠”，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有“疯长”就有“助长”，有“助长”便有“疯长”，恰似一种永无休止的浩浩荡荡的循环游戏。
　　在我看来，最终能使这种循环游戏“循环”下去的，是“写家”与“出版”（包括报刊发表）的异常默契的“结盟”。此间的“共同策划”，自然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因为在“共同策划”或“结盟”的表象背后，最活跃最强大的，是名利、特别是金钱的驱动。此情此景，此中的内幕，谁都知道一点儿，只是不便或不想说破而已。若说其中的差异，也仅仅在于：有些是“图利”，目的是挣钱，或称之谓“赢得市场”，而有些则是“趋名”，将“主旋律”奏得惊天动地，策划及写作的目标一开始便很明确，是为了奔“×××”奖的。但无论是“图利”还是“趋名”，最终的效果便是把报告文学弄得面目全非。实际上（至少是这几年来），真正称得上“优秀报告文学”或既有“报告”又很“文学”的作品并不多，即便是获了国家大奖的作品，其中又有多少经得起历史考验而问心无愧地可以称为“精品”的？
　　报告文学的“创作”在数量与质量的比例上的严重失衡，早已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在那种大规模大批量的“生产态势”之中，不要说是“优秀”，就是真正体现了报告文学品性的作品，也不是经常可以见到的——充斥文坛或出版界的，相当一部分“作品”属于敷衍了事之作，甚至是一些有损写家人格的媚俗之作——或极尽“片面真实”之能事，所谓“誉人过实”，致使美化走向反面；或诉诸于轻车熟路的老套子，思考苍白而少有主见，一副“有肉无骨”之态；或省去了绝不能省的采访调查，道听途说，不出家门竟也“纵述”天下事；或一味依仗“现成材料”，东拼西凑，剪贴抄袭；或迎合低级趣味，以色情凶杀之类顺应所谓的“市场经济”（与此相反的是：把报告文学写成“典型材料”，只要“主旋律”而对文学性、可读性不屑一顾）；或干脆是“合理想像”，肆无忌惮地捏造编织……诸如此类，说不完道不尽。最近柯云路先生的“新发现”（所谓“发现黄帝内经”及“发现当代华陀”），可以说是“胆大艺高”，在“合理想像”的冲刺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当然，在这持续“疯长”的报告文学领域中，“歌功颂德”的“报告”依然占据着绝对优势，这些作品“上市”之后，似乎也没人追究其中的真实性或真实的程度——所谓“戴高帽子战无不胜”，确是中国社会的一道令人感慨万千的绝妙风景。由此可见，一方面是写家的敷衍了事、不负责任，另一方面则是出版界对于这种敷衍了事、不负责任的匆忙承认——同样的速成草就，同样的急功近利，两厢情愿，一唱一和，“长势”也就越来越“疯”、越来越不可阻挡。
　　曾有好心的朋友告诉我，说很多“东西”是不能算作报告文学的，如那些专门颂扬某县、某市、某地，或刻意讴歌某企业、某经理的文字，大都是“乱抬轿子、瞎吹喇叭”，受雇遵命而已，称“广告文学”也是亵渎了“文学”的名声。我承认，其中的道理都对。但这些绝不止于“广告文学”的“东西”在流向社会时，都是被称作“报告文学”的，或至少是举着“报告文学”的大旗的。你能说什么？仅仅是“歌功颂德”么？他可以说，你能颂扬张三，我就不能颂扬李四？他还可以说，我写的都是真的，若不信你去调查——你是读者，你能去调查么？其实，真正值得调查一番的，当然不仅仅是真与假的问题，最有意义或最富戏剧性的，恐怕还在于为什么要写作与为什么要出版（或发表）的背景。这背景一旦获得揭露或描述，才是名副其实的报告文学呢。所以，我对我的朋友说，谁也判决不了这“东西”是报告文学或不是报告文学，笼而统之，称“疯长”最恰当：所谓“杂草丛生，良莠不齐”，是也。
　　在以往的文体分类中，报告文学只是散文的一种特别方式，其特点仅在于它的新闻性及非虚构性——至于“现实性”，似乎并不独属于报告文学，即诸如小说、杂文、随笔、乃至诗，都可能含有相应的“现实性”（或“现实感”）。待报告文学在新的环境中稍有点儿发迹与得志，它便开始了自己的“自立门户”。而且，年复一年的繁荣发展，竟使自己慢慢忘却了自己“姓什么”与自己的主要职责是什么，并人为地松散了或扩张了“报告文学”的范畴，即很随意地将一些算不得报告文学的叙述样式，不分青红皂白地硬拉入或归入到报告文学领域。我想，不是“疯长”，至少也是“膨胀”了。如果有兴趣梳理一遍获得了鲁迅文学奖的报告文学作品，那15部都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报告文学么？当然，对于作家来说，所写的作品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价值、有意义或可读耐读。
　　如今的报告文学题材越来越“大胆地往前走”，即历史生活与历史人物越来越成为报告文学的重要描写对象，这也是构成报告文学“疯长”的重要因素。历史生活及其人物的大量进入，确已给报告文学创作带来了一系列几乎无法克服的难题，并使报告文学这一文体范畴面临挑战，甚至存在瓦解的可能性。难怪有的报告文学作家惊呼，说报告文学写了民国写清朝，写了清朝写明朝，一直要写到秦始皇才罢休……这样下去报告文学还叫报告文学么？持这种见解的作家所依据的重要理由是：历史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品缺乏“新闻性”。当然，缺乏“新闻性”是一个方面，即历史题材的报告文学基本上是一些老材料（或已知史料）的重复与翻炒，而作家因了不是杰出历史学家的缘故，也不太可能发现具有新闻价值的全新材料（或史料），最好的报告文学作家也大抵是依据老材料（或已知史料）提出一些新的见解——即使是如此，这些新的见解也只能糊弄一般读者，在真正的历史学家那里则常常捉襟见肘，甚至弄出一些笑话。在我看来，很多历史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品之所以不能算是报告文学，关键在于这些作品无法保证描写的“非虚构性”。“非虚构性”作为报告文学的生命支柱，丧失了它，也就从根柢上丢弃了报告文学的品性。就报告文学的叙述特点来说，它离不开自身的形象体系或形象结构，或者说，报告文学的描写具有浓厚的形象性特点，而这种叙述特点对于历史题材的报告文学创作来说，因了文体的“非虚构性”而几乎成为一道无法跨越的障碍。很容易理解，在历史题材领域，我们已经失去了采访当事人及对于某些生活内容进行核实的可能，实际上，许许多多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以及在彼时彼刻的所思所想，早已成为无解之谜。不要说是古代人的生活，即便是对长征时代的当事人或那时的某些过程的“在场者”，如今也难以寻找了……历史就这样过去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以报告文学的“非虚构”的方式传达历史生活与历史人物，也因失却采访对象而大都成为一种幻想。这倒不是说绝对不可以写，而是说在写的过程中，因少有形象性的描写材料，而不得不以丢弃报告文学基本品性为代价——我们现在读到的很多仅仅依据有限的文献资料而写成的所谓历史题材报告文学作品，不是充满了“文学演义”的气息，就是在细节或场面的形象描写过程中诉诸了大量的推断或猜测的“合理想像”、乃至“虚构”的成分。这样的描写状态，不要说是在近代、古代的历史题材，即便是在现代或当代（已成为历史的那部分）题材的报告文学创作中，也是很容易发现的：有的可能隐晦一些或更技巧一些，有的则很笨拙、很愚蠢，一看便让人有被愚弄感。倘若一部被称为报告文学的作品，“真人”与“假事”混为一谈，大量地渗入了“演义”、“合理想像”、甚至是“虚构”的成分，那就不再是报告文学了。假如作品写得可读耐读，或富有感染力及启示价值，则可以给它一种其他的称谓，譬如演义小说、历史随笔等。我们现在读到的一些作品，与其称之为历史题材“报告文学”，还不如称这些作品为“长篇历史随笔”。这样，也许更合适一些，称“报告文学”确实很勉强。使我想到这一点的是——
　　十几年前我读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见黄先生在谈到此书出版的难处时写道：大学出版社认为“这书既不像断代史，也不像专题论文，又缺乏分析与解剖，实在是不伦不类”，所以拒绝“承印”。实际上，《万历十五年》是很地道的传记性“历史随笔”。去年又读到黄先生的《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书中的作品大都以人物为线索，如秦始皇、汉武帝、隋炀帝、武则天、黄巢、王安石、成吉思汗等，黄先生在《大陆版卷后琐语》中说：“各篇虽大致以人物传记之体裁为主，所叙事之影响，这逾当时人之人身经验，积累之则与我们今日之立场仍然有关。”三联出版此书时称“史评”，我以为视作“历史随笔”更恰当。但无论是《万历十五年》还是《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都没有被认为是“报告文学”——若与如今的一些历史题材报告文学相比， 写了7位历史人物的《万历十五年》，也许要更“报告文学”一些，因为作品基于历史学家的严肃审慎，其中的描写（甚至是宫廷生活及妃嫔恩怨的描写），无疑要比一些所谓的历史题材报告文学作家显得更准确、更可靠。
　　这使我突然想到，在今年揭晓的鲁迅文学奖的评选中，组织者相当理性地把李辉的《秋白茫茫》归入了散文的行列。其实，《秋白茫茫》中的主要作品基本上都是写人的（所谓“秋白”即瞿秋白），而这些写人的作品，都拥有严格的“非虚构性”，因此，在“真实”这一点上，不仅充满了新的开拓及见解，而且同样要比一些流行的以历史人物作为描写对象的报告文学更“报告文学”一些。但从整体上判断，称这些作品是随笔型的散文，自然要比报告文学的说法更切合实际，或更吻合阅读的印象。
　　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针对如今的报告文学的“疯长”及文体的肆意“膨胀”，诉诸以“范畴”及基本要求的“整饬”，便显得十分必要。或者说，对报告文学这一独特文体的规范及认定，文学界应有必要的共识——特别是对于叙述——无论是整体还是局部（如细节、场面）的“非虚构性”，必须得到不打任何折扣的护卫与遵循，绝不能有丝毫的犹豫与动摇（这一点对于那些“写问题”的报告文学来说，似乎显得更重要）。与此相关的是，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对待自己的劳动果实，是什么就是什么——是“演义”就是“演义”，是描述性的研究报告就是描述性的研究报告，是典型材料就是典型材料，是随笔就是随笔，是“史志”就是“史志”（若与“文学”相去甚远的话）……大可不必涌入报告文学领域“凑热闹”，以致折损或摧残了报告文学本该具备的严肃而神圣的文学品性。而且，这个世界上的文体样式本来就是多样化的，何况，每一种样式的文本都拥有“优秀”或“出类拔萃”的可能性。
　　报告文学这一文体是近二十年间才兴旺发达起来的，“顶风冒雪”的作家们也付出了极为艰辛的劳动、甚至是惨重的代价。应该说，这是一条荆棘丛生的文学道路，一条因直接关注社会生活及“民心热点”而充满风险的文学道路。当然，也是一条最能赢得大众呼应的文学道路。时至今日，几乎是经由新时期两代作家的坚韧不拔的耕耘，报告文学才有了如今的局面，同时也提供了鱼目混珠——“疯长”及“膨胀”的可能性——可谓成就与忧虑同在。大凡任何事物的历史进程都是这样，即发展或兴旺到一定的程度，就得回头作一番反省，或重新想一想初衷及开始时的本意——譬如说，怎样才算是报告文学？报告文学到底是干什么的？诸如这样的带一点儿正本清源色彩的自问或诘疑，看似很简单，但回答起来并不容易。在我看来，倘要真正遏制报告文学的“疯长”及文体的“膨胀”，就得从本源的梳理做起，即把报告文学真正理解为报告文学，并在实践上获得兑现。
　　对于报告文学的“新闻性”的认同，在如今不应该成为一个繁难而充满分歧的问题。所谓报告文学，“报告”的意思便与“新闻性”相关。而“新闻性”的含义，也并不局限于“时事”。人所皆知，即便是很久以前的人与事，只要是第一次披露于公众，也照样是“新闻”。正因为如此，尽管我对历史题材报告文学提出了不少质疑，但我并不反对历史题材报告文学的创作。或者说，历史题材的报告文学照样可以拥有“新闻性”，而且还可能具备一种与今人生活息息相通的批判性与现实感——就如一些描写共和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及某些人物的报告文学那样。我所担心的是，过于久远的历史事件及历史人物，你够不着、摸不清，缺乏细节场面，如何“文学”？你少有史学根柢或学术准备，又如何提供“新闻性”或新的“报告”？如今的一些报告文学作家比历史学家还要历史学家，真不知历史学家是如何看待那些充满了“演义”或“想像”的古代、近代、甚至是现代历史题材报告文学作品的？
　　就我们印象而言，当今报告文学创作——无论是何种题材及何种传达方式，最值得关注的问题有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报告文学的“非虚构性”。我之所以不使用“真实性”的概念（或“严格意义上的真实性”），乃是因为“真实性”是一个文艺领域的通用概念。报告文学的特别性（或它的品性），就在于这一文体的从整体到局部的“非虚构性”。它是报告文学安身立命的支柱。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了那个非虚构的“真”字。也因了这种意义上的“真”，报告文学才可能以自己的方式赢得公众的呼应与共鸣（或者说，这是方式上的直接原因）。不言而喻，“非虚构性”的实现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它需要作家付出大量的诸如采访调查及甄别资料之类的艰苦劳动。对于作家来说，两、三年的功夫完成一部报告文学，大约算是一种很正常的创作状态。就此而言，也足以纠正那种“疯长”循环中所形成的报告文学“好写”的误解——“非虚构性”还只是一个前提，因为“非虚构性”还不能与作品的质量划等号。但我们的很多作品，连这样的前提也保证不了。这是“疯长”状态中最普遍的现象。
　　二是报告文学的社会性、批判性、以及与社会性、批判性相关的公众意识。这是报告文学创作的灵魂，是必须坚持的文学精神。报告文学作家理应是文学界最有资格被称为“知识分子”或“公众知识分子”的群体——从严格意义上说，只有那种关注历史进程、关心民众生存状态、以文学的方式参与社会政治生活以及忧患国家与民族前途的作家，才可能成为真正的报告文学作家。当然，这样的报告文学作家的思考与写作，总携有浓厚的探索性，并充满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或使命感。当然，他们不是（谁也不可能是）真理的化身。在复杂的社会进程中，他们也可能出现失误，然而就其探索的信念及使命来说，他们干预生活的前沿性与批判性，则体现着社会的进步及永远的文学生命力。这些年来的报告文学创作，虽则“疯长”的循环中充斥着媚俗与铜臭的气息，但还是像八十年代那样涌现了一批富有探索精神与使命感的作家（他们各有自己的方式及视域）——他们站在社会生活的前沿，忧国忧民，始终关注“民心热点”，无论是张扬还是揭露性的描写，大都具有犀利的批判锋芒，如卢跃刚、黄传绘、杨黎光、徐刚、陆桂棣、江宛柳、何建明、江永红、一合、等等。他们的胆识，决定了他们是值得受到尊敬的报告文学作家。在我们观念中，假如报告文学失却或淡化了自身的社会性、批判性及强烈的公众意识，甚至对社会矛盾与民众疾苦、对国家与民族的前途漠不关心，那报告文学也就等于丢弃了灵魂，或自己摧毁了自己——成为一种过眼云烟的“无骨状态”，一种趋炎附势的阻碍社会进步的粉饰或无聊的文学游戏。然而，在如今的报告文学的大规模大批量的“疯长”态势中，这种值得公众尊敬的报告文学作家，还是显得少了一些。但我相信，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开放，也随着中国人的自信心的增强，这样的作家一定会多起来！
　　我在文章的前面提到过“写家”与“出版”的默契或“结盟”的问题。其实，“结盟”也没什么不好——只要使这种“结盟”变得健康正常起来，报告文学的“疯长”便可得到遏制。“出版”是一道防线，也是一种驱力。我说到了报告文学创作的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倘若“出版”方面也能引起重视，那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报告文学格局，也不可能是当今这般模样。
　　　　　　　　　　　　　　　　　　　　1998年3月18 日·北京
　　
　　
　　
南方文坛南宁42～45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周政保19981998 作者：南方文坛南宁42～45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周政保19981998

网载 2013-09-10 21:44:32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