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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诗歌在１９４８年５月１４日以前是不存在的，甚至连这一概念都是不可思议的。所谓“以色列诗歌”主要是指以色列建国以来的现代希伯来语诗歌创作。当然，历史是连续的。以以色列独立日为界线划分以色列诗歌与广义的现代希伯来语诗歌只是为了方便起见，虽说这一历史事件无疑对以色列作家的心理有重大影响。
　　　　希伯来语诗歌的发展
　　犹太人深具宗教精神，且多罹苦难，故在古代，他们所歌所写的一切大都与其宗教和历史有关，几乎没有什么纯文学可言。即便有，也不许进入正统典藉，很难流传下来。着名的《所罗门之歌》（即《雅歌》）就是经过长期激烈争议后才被尴尬地收入“圣经”的，但其中的男欢女爱被曲解成了犹太人对锡安山的宗教感情的讽喻。无论如何，成书于公元前十三至二世纪的“圣经”保存了最古老的希伯来语文学。尽管在它之前和同时都有其它希伯来语文献存在，但至今都已失传了。现存最早的一首希伯来语诗集《创世纪》第４章第２３－２４节的“拉麦之歌”：

亚大和洗拉，听我讲话。呵，拉麦的妻子，听我说：有一人伤我，我杀了他；还杀了个孩子，他打了我。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拉麦报仇，七十七倍。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犹太性格盖可溯源于此。
　　在随后的一千年间，不再发现有《雅歌》一类的世俗诗歌传世。这并非意味着绝对不存在这类诗歌的创作，而可能是由于受宗教势力的压抑而未能流传下来。流传下来的是作者姓名大都亡佚了的大量的宗教诗，其形式有悔罪诗、哀歌和祈祷诗，其技巧基本上不出“圣经”诗歌技巧的范围。
　　公元八世纪初，信奉伊斯兰教的北非柏柏人入侵西班牙，解放了在那里受西哥特人奴役的犹太人。希伯来文化不仅因此复兴起来，而且开始同化吸收新征服者的文化精华。不久西班牙犹太人就开始用阿拉伯语交谈和写作论文了。惟有宗教诗的性质要求其内容必须用希伯来语写作，但其标题往往是阿拉伯语的。而且，犹太诗人还模仿阿拉伯诗人歌颂西班牙城市的技巧来赞美锡安山。西班牙成了希伯来文化的中心；１０００－１２００年被称为希伯来语诗歌的“黄金时代”。那里涌现出一大批希伯来语诗人，其中最着名的是耶胡达·哈一勒维（１０７５－１１４１）。他不仅写宗教诗，而且写世俗诗，甚至爱情诗。
　　其后，西班牙被基督徒征服，随之而来的是对犹太人施行的迫害、强迫改宗和驱逐。希伯来文化的繁荣中止，中心转移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法国的普罗旺斯和巴勒斯坦的策费特。这些地方的诗人和神秘主义者同样保持着希伯来文学艺术的生命火种。就这样，一代代苦难深重的犹太人薪火相传，走过黑暗的中世纪，迎来启蒙时代的曙光。
　　十八世纪后期，西欧的犹太人初次获得了公民权。这促使他们急于与周围世界同化，以便结束中世纪式的贫民窟生活。他们认识到，要克服犹太人的隔离主义生活方式，让外界接受他们，就必须借助于理性和知识。于是，他们从对“圣经”诠释的执着转向对科学和世俗文学的研究。希伯来语言又一次复兴，尽管是出于实用目的。希伯来文学也开始从意大利扩展到德国、荷兰、奥地利、俄国等地。１７５０年，出现了第一本希伯来语杂志。不过，启蒙文学大都是充满乐观主义的宣传品，艺术性低劣，也少有作者至今仍为人所熟知。但是，启蒙运动为希伯来语的真正复活打下了基础，为现代希伯来文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现代希伯来诗歌暨文学始自俄国犹太诗人哈依姆·纳赫曼·贝阿里克（１８７８－１９３４）。１８９２年，他发表了《致一只鸟》一诗，立即受到犹太读众的欢迎，不久就赢得了“民族诗人”的称号。贝阿里克的作品反映了他对犹太民族复兴运动的热忱，既有再现犹太历史的长篇史诗，又有描写爱情和自然风光的纯抒情诗。在坚持传统体式和典雅句式的同时，他还努力摆脱“圣经”语言的巨大影响，创造出一种接近正在萌生的希伯来口语的新诗歌用语。同时的重要诗人还有索尔·车尔尼考夫斯基（１８７５－１９４３）。他既写抒情诗又写戏剧史诗、歌谣和寓言，试图通过在作品中注入一种自尊精神和对自然与美的高度意识来矫治犹太世界。他的语言风格接近犹太教法典文体。这两位诗人代表着希伯来语诗歌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在十二世纪初，他们响应犹太复国主义的号召，先后移居巴勒斯坦地区，“去建设它且被它所建设”。故他们被视为巴勒斯坦而非欧洲犹太诗人。
　　第二代诗人的主要代表有亚伯拉罕·施隆斯基（１８９８－１９７８）、纳坦·阿尔特曼（１９１１－１９７０）、丽娅·戈尔伯格（１９１０－１９７０）和尤里·茨维·格林伯格（１８９８－１９８１）等。他们活跃于以色列独立前和建国初期。
　　施隆斯基对诗歌语言进行实验创新，并运用丰富的意象歌颂铺路、涸泽、造屋、定居的开拓者们。阿尔特曼的作品贴近现实，具有明显的评论时事的特点，反映了犹太社区各个发展时期的风貌。其语言丰富，体式、语调、韵律、意象和比喻复杂多样。戈尔伯格创作风格较为保守，但她的作品以细腻的笔触描写城市、自然和寻求爱情、联系及注意的人类，拓宽了抒情的幅度。格林伯格的作品则充满愤怒和绝望，主要运用狂暴刚烈的意象和文体处理民族主义运动和反犹大屠杀所造成的身心创伤等题材。这些诗人首次把口语节奏引进希伯来语诗歌；他们还复活古词尾，创造新词语，给古老的文学语言注入了新鲜的生气。
　　由于移民主要来自俄国，这一时期的希伯来语诗歌主要受俄国象征主义和未来主义影响，在技巧上则倾向于古典结构和整齐韵式的旋律性。许多作品都被配以乐曲，成为民间文化的一部分。它们反映了诗人们出生国的风物景致和他们对新国家的新鲜观感，以及来自“那里”的记忆和在“这里”扎根的愿望；表达着－－如丽娅·戈尔伯格所写－－“两个祖国的痛苦”。
　　　　以色列诗歌的特点
　　大致地，如果说现代希伯来语文学始于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移民诗人，那么以色列诗歌就可以说始于在这一地区土生土长（或幼年即移居此地）的“本土”作家。他们属于第三代，因在以色列建国前后进入成年，参加过独立战争，故通常被称为“独立战争一代”或“解放一代”。其中重要诗人有耶胡达·阿米亥（１９２４－）、纳坦·扎赫（１９３０－）和大卫·阿维丹（１９３４－）等。这一代以希伯来语为母语的战后新诗人的思想感情与他们的前辈截然不同，他们倾向于降低声调、退避集体、对现实做自由观察、采用自由诗体以及从以普希金、席勒等欧洲古典和浪漫主义作家为主要偶像转向接受现代英美诗歌影响。他们宣告了观念性诗歌的终结以及与战前古典结构和整齐韵式传统的决裂，真正完成了希伯来语诗歌的现代化。
　　耶胡达·阿米亥写诗几乎是出于本能，他轻理论而重常识，极少空泛地处理民族、宗教、政治、理想等大题材，而总是聚集于个人日常生活经验，从中提炼具有普遍意义的朴素哲理。他的最主要的题材是爱情。英国大诗人泰德·休斯评论说：“几乎他所有的诗作都是披着这样或那样伪装的爱情诗。……在以战争、政治和宗教的词语写他最隐私的爱情痛苦的同时，他不可避免地要以他最隐私的爱情痛苦的词语写战争、政治和宗教。”在技巧方面，他显示出营造悖论和不寻常意象的天才和嗜好。一如他的用语兼容希伯来文言和当代白话，他的意象则并置当代事物和传统典故，从而造成联想和反讽效果。阿米亥的作品深受以色列读者的喜爱；据说年轻人去服兵役必带两样东西，一是随身行李，一是阿米亥诗集。他也是以色列诗人中作品被译成外文最多的一位，在国际享有盛誉，被公认为最着名的以色列诗人和“本世纪主要国际诗人之一”。
　　尽管阿米亥拥有众多模仿者，但是他却谦抑恬退，与文学圈保持着距离。而在５０年代反传统运动中叱咤风云的主将应是纳坦·扎赫。扎赫不仅在创作实践中接受欧美现代主义的影响，追求一种实验性的开放诗风，而且还通过办刊物、写评论来向流行的施隆斯基－阿尔特曼式的朦胧滥情、程式化、概念化、多用“圣经”典故的诗风宣战。他认为阿尔特曼们的诗执着于形式结构，而无任何逻辑意义可言。当然，这种论断不无偏激，但其用意即在于矫枉过正，为一种全新的诗风开道。扎赫的诗几乎不用象征和典故，而多营造一系列戏剧性场景或事件来表现情感和心理经验，其主题涉及生命的无常、死亡的困扰、人情的冷暖、世态的炎凉等，情调悲观。但他的语调却充满机智、诙谐、讽刺、调侃；措辞用语主要来自当代口语，偶尔也用文言词语表示强调。
　　大卫·阿维丹则完全是个偶像破坏者。他受同时代欧美各种最新潮的现代主义，如法国超现实主义、德国表现主义、美国“垮掉一代”的影响，自称“犹太无业游民”，为探索诗歌表现的可能性而无所不用其极地进行“艺术”实验。他夸口在以色列创下若干“第一”：第一个利用电脑写诗；第一个摄制黄色电影；第一个在致幻剂作用下写作等。他把诗视为一种权力，用以抨击社会习俗和中产阶级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鼓吹以个人的“主动”体系攻击正常生活的“强迫势力”。他的诗愤世嫉俗，离经叛道，个人中心主义。技巧以自由联想为主，洋洋洒洒，不拘一格，不守成规。其作品可以说代表着一种具有反叛性格的先锋时尚。
　　以上三位诗人都从五十年代，即以色列建国后不久开始发表作品，至今仍笔耕不辍，在以色列诗坛占据着领袖地位，对年轻诗人们发生着巨大的影响。他们的创作实践为以色列诗歌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路标。其后的年轻诗人们更是各辟蹊径，乐于从各种文化汲取营养，发展更具个性的诗风。当代的以色列诗坛像西方国家诗坛一样，呈现出多样的形态。不过，无论他们的艺术观念变得多么世俗化、西方化，以色列诗人们总不忘同时把自己的根须扎入传统文化和集体经验的沉积层中，不忘自己的犹太人身分。
　　正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以色列诗人可以说得天独厚：民族苦难和个人不幸的历史就像圣城耶路撒冷层层叠积的遗址废墟，有待于发掘、考证、展出和重建。他们无须也无暇像发达国家生活优裕平静的诗人们那样闭门造车，无病呻吟，而只须如实写出所见、所闻、所思、所为。然而，他们也因此时时处于冲突之中。一方面也许是由于苦难太多，他们感到厌倦了，想转过脸去看看别的东西；另一方面对痛苦念念不忘的集体无意识仍旧要求他们为社会负责，为民众代言。一方面为了艺术，他们反对前人的理想主义宣传，追求个性的自由发展；另一方面传统的宗教、民族和伦理观念仍旧要求文以载道，为集体服务。以色列诗人就因对纳粹反犹大屠杀题材关注不够而受到批评。总之，以色列诗人虽然远比他们的前辈享有更多的个性自由，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仍面临着社会义务与个人表现孰先孰后、孰轻孰重的矛盾选择。这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的矛盾：宗教与自我、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家庭纽带与浪漫爱情等。
　　在以色列，每个人从小学起每天都受到宗教的熏陶。但是，为了生存，国家必须允许分别宗教与世俗生活。因此二者的冲突几乎无处不在。甚至今天仍有正统派用石头袭击在安息日行驶的公共汽车。对于诗人，这种冲突则多表现在心理和信念上。一方面，他怀疑上帝的存在；另一方面，在时时发生暴力死亡的国家里，他又需要相信灵魂的不朽。这就难怪在以色列诗歌里仍有祈祷的味道，只不过怀疑多于虔诚。纳坦·扎赫就把上帝比做一个坐在街边的人，注视着毫不留意其存在的过路人。耶胡达·阿米亥在“上帝的命运”一诗中的观察则更具理趣：

上帝的命运如今就像树木岩石太阳和月亮的命运。这些他们已不再崇拜，一旦他们开始信仰上帝。但是上帝是被强留与我们共处的，一如树木，一如岩石太阳月亮和星星。

　　对于以色列人来说，爱国热情与宗教热情是不可分的。犹太复国主义便是这二者的混合产物。因此，诗人还处于来自外界和内心的另外两股压力之间，一方面他应该保持民族传统，推动国家事业；另一方面他想要在世界的大框架内表达自我的艺术真实。而在一个为生存斗争的国家里，需要有勇气才写得出的社会批评之作也会变成反面宣传。以色列诗人还被指责不处理以色列－阿拉伯冲突题材。一如对待反犹大屠杀的态度，他们大多保持着沉默。然而，参加过独立战争的诗人们并非完全一语不发，只不过他们处理这类题材的态度很谨慎，往往对事件、时间、地点不作具体交代。
　　犹太人家庭观念很强，大概是父系氏族文化传统使然。他们的上帝就是神格化的父亲形象。以色列诗人写父子关系的作品较多，而且其中表现的对父亲的感情往往是爱怨参半的（这种情结盖源于雅各之不受宠和以撒之被其父作为牺牲献祭上帝）；这与古代诗人对上帝的感情相似，故这类作品似可以看做是中古祈祷诗的世俗化产物。
　　
　　
　　
文艺报京006J4外国文学研究傅浩19951995 作者：文艺报京006J4外国文学研究傅浩19951995

网载 2013-09-10 21:4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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