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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今天，我们几乎每隔一段时日就情不自禁地思索这样的问题：我们今天还需要文学吗?如果需要，需要什么样的文学?文学是否陷入了现代传媒的重重围困之中，正在夹缝中求生?作为纸媒体，它的前景如何?怎样看待边缘化与中心化的关系?等等。这些原本无需证明、至少以千年为单元才成其为问题的问题，现在被如此频繁地提了出来，这本身就构成耐人寻味的问题。
　　有朋友指出，“读者”是整个文学创作的关键词，否则一切无从谈起，一个作家是否接受了挑战，在创作上是否找到了自己的出路，关键全在于自己的作品是否赢得了读者。一般来说，这话是很有道理的，任何事物都必须在对象化中确立自身。但我们这样说的时候似乎忘了，读者本身也在变化，而且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姑且不谈不同读者层面的变化，仅就抽象的“读者”这一概念而言，“读者”与文学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位移，对此不可不察。
　　比如，过去的人，读文学作品总要寻找深刻的思想教益，或者讲究意境韵味，一唱三叹，陶冶性灵，现在这种人越来越少了。而读文学为了找开心，看热闹，寻刺激，把文学当作消费对象，甚至一次性的，这样的人多起来了。过去的人，想抒情，首选诗歌。林黛玉就终生以诗为伴，她临死前焚稿断痴情，焚的就是诗稿。笔记小说中还记载过，有个大商人的女儿，明艳工诗，酷嗜《红楼梦》，得了忧郁症，父母认为全是红楼梦祸害了他们的女儿，就当她的面烧《红楼梦》。女儿在床上看见宝哥被烧，大哭，说“奈何杀我宝玉”，遂气绝而亡。八十年代的诗歌朗诵会上，常有人痛哭流涕，有次朗诵《将军不能这样做》，有人突然跪下了。现在的人，想抒情了，点个流行曲，什么同桌的你，真的好想你，潮湿的心，你那里下雪了吗，觉得心里好感动，无形中诗歌的地位被顶替了。过去的人，想看历史和故事，总是先找小说。现在的人，想消遣想做梦，找个光盘，看部大片，觉得很过瘾。过去，都是先看名着，对照改编影视来做判断，现在大都先看影视，才找名着来读，眼中的名着面目已被影视扭曲了，造成误读，现在许多书都是从影视套改的，这已成为发行秘诀。过去宣称“书城之外我无家”的清高读书种子很多，把文学作为传道授业解惑娱乐的主要工具的人也很多，现在就不好这样说了。这就告诉我们，时代变了，读者与文学的传统意义上的互惠互动关系变了，文学的地位和功能跟着也发生变异。由此观之，“读者”本身在今天发生了空前复杂微妙的变化，倘若单拿是否“赢得读者”作为衡量文学上成功的重要标志，未免失之简单。
　　第二，与之相联系的，是文学作品的产品性质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对此我们同样不可不察。对文学作品来说，最大的变化莫过于在审美特性之上不得不加上商品属性，后者的分量且越来越重。这自然是人人皆知的常识，问题在于由此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波及创作。这就是市场化，都市化，时尚化对文学的控制。市场，时尚，广告诱导着人们的阅读。一般来说，文学必须尽可能屈就大众的社会理想，道德范式，审美惰性，阅读习惯，才能占到较大份额。另一方面，现在不作广告几乎没法儿生存。谁无视市场的存在，谁将意味着遭淘汰。我们经常尴尬地发现，某些喧哗一时发行量惊人的作品，事后连翻动一页的欲望都没有了。这时人们总发誓说，我们不再受骗了，然而话音未落，人们又不由自主地继续跟着广告和时尚的指挥棒转悠了，仿佛着了魔似的。在发行量上，鲁迅恐怕敌不住金庸和琼瑶。像余秋雨和贾平凹等人的着作，目下已形成品牌效应和条件反射，人们见了就手痒想买，哪怕是他们比较差的东西。市面上，“宝贝”系列，“贪官”系列，“美女”系列，“奶酪”系列，“废”系列，“在纽约”系列，以“三重门”打头的“少年写手系列”，一出一大堆，大都是模式化，复制化的产品，它们占据着书市书摊的主要空间。在一片低，俗，浅，浮，闹的氛围中，缺乏创新意识也就毫不足怪。正如有人指出的，对于“由书商和某些出版社共同制造的繁荣景象”，不要盲目叫好，要加分析。为什么是书商与出版社联手制造?出版业自负盈亏以来，生存和赚钱上升为根本问题，卖书号属无奈之举，书商如雨后蘑菇应运而生，书商的眼光盯着书背后的经济效益，文学的品位不可能很高。现在诗歌集子除了自费的已基本不出了，小说出什么得首先看市场行情。能说这一切对文学的写作影响不大吗?
　　第三点是传媒手段和方式多样化，现代化，电子化对文学创作的巨大影响，这同样不可低估。从历史上看，传媒经历了三阶段，即口传媒，纸传媒和电子传媒。这一工具变化对文化和文学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怎么估计都不过分。曾有人认为，是纸媒体引发了马丁路德的新教革命，不能说没有一定道理。同样，认为纸媒体成就了伟大的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现在人们花费在电脑上电视上网络上的时间真不知有多少。工具变了。问题在于，媒体大变革带来的不仅是手段的便利，而且是人类感知世界和把握世界方式的变化，当然也包含审美方式的变化。比如，经电脑处理的文本跟手写的文本就有很大不同。现在的出版量这么大，与电脑写作肯定有极大关系。至于好莱坞这种大型的文化工业梦幻工厂，与传媒方式的关系就更大了。现代信息技术对文学文本内容的潜在影响，非一句话可以说清。再比如，网络文学——通过计算机互联网发表文学作品的空间，越来越不可小瞧了。现在的人想写作了，上网，往上一贴就行了，用不着审查，用不着求编辑老师提意见。人人都可以是作家。由于其隐匿性，人可藏在网络深处，文风显得泼辣直率，没什么不好意思说的，不再受前文本的压抑。这对文学语言的影响相当大，有利有弊，弊大于利。现在出现了不少神秘的网络文学青年，“网恋”的发生率也在提高。《北京娃娃》《第一次亲密接触》等都是先在网络上发布的。写作者是不是作协会员不重要了。文学也不再那么呕心沥血，追求传世了，而是稍纵即逝，有的只几天寿命。当然，网络目前主要还是用来看消息，利用其传播的迅速，尚不是用于写作或阅读大部头文学作品，故而暂时对文学的影响还不特别的大。
　　　　　　二
　　关于文学受外部环境挤压或影响的事实，以上只例举了读者、市场和传媒工具三点，基本可窥知文学的生态环境和历史语境变迁之剧烈。当然，重要的问题在于文学自身，在于文学内部环境和在此内部环境下文学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发展状况，归根结柢，一时代的文学能否满足该时代的精神需求，提升该时代的精神需求，要靠文学自身来解决问题。
　　我对当今文学的现状归纳了五个“化”：杂多化；分化化；世俗化；日常化；个人化。不能说只有这“五化”，但它们确是突出的特点。我不想停留在现象的展示上，还想对每种特点加以评述和辨析，以靠近“文学存在理由”这个话题。
　　一是杂多化。不用多说即可感到，当今文坛，通俗，严肃，纪实，科幻，历史，家族，乡土，精英，女权，都市，官场，战争，侦破，言情，性爱，恐怖，暴力，私密，怀旧，反讽，调侃，魔幻，变形，跨文体，超文本，无奇不有，无所不包。真可谓多元共生，众声喧哗。事物总是从一到多，再从多到一，无限循环。多总比少好。由于某种意义上意识形态淡化的大气候，闲暇时间增多和休闲情趣上升，助长了文学功能的扩延和风格形态的多样。当今多样的文学是多样需求的反映。对是否需要文学这个问题，已是不证自明。但目前泡沫与石头共存，泡沫多，石头少，朝生暮死，昙花一现者多多。文学从来没有这么眼花缭乱过，语言的垃圾也从来没有这么多过。
　　二是分化化：方法与形态上的分化。80年代的作家，其价值立场具有内在的整一性，共同性，即便手法缭乱，借鉴多门，其价值和方法大致如一。那时真现代主义的东西有，但少。我以为现在是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并存的时期。当然写实主义仍雄踞首位，占压倒优势。那么我们有没有后现代作品呢?当然有。杰姆逊说，资本主义的三个时期：市场，垄断，跨国(晚期)资本主义相对应的是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大致不错。但在这个问题上，不宜与经济发展阶段保持僵硬的对应关系。后现代的特点是平面化，零散化，非中心化等等。如果说，现代主义是抽象化，精英化的，晦涩化的，追求深度，不无痛苦，那么后现代则是生活化的，消费化的，向日常生活扩张化的，往往混淆生活和艺术的界限，从深度浮上平面。它是以解构性、戏谑性，消费性为上。在一些肥皂剧，室内剧，音乐剧，即兴小品里即有充分的后现代因素。这些作品背景相对狭小固定，人物动作幅度小，主要靠语言的膨胀，反讽，冷幽默，装傻充愣，调侃耍贫嘴来吸引人，基本没有悲剧意识，以解脱痛苦轻松一笑为目的，人物不重要了，符号化了，可随时抽换，人在话语中游戏，并被话语所游戏。其实人们老在批评的戏说乾隆，还珠格格，宰相刘罗锅们，就带有后现代味，它与历史其实没关系，不过是穿皇帝的衣服，追求好玩。王朔的一些小说及题目，如玩的就是心跳，一点正经没有，过把瘾就死，即含“后”味，王朔一旦写《看上去很美》，正经起来，就没意思了。再如于坚的《0档案》、伊沙的《车过黄河》都带有很强的解构性。
　　同样，作家的叙述立场和人文态度也发生了深刻微妙的变化，他们观察生活的眼光和审美意识，特别是价值系统出现了明显的分化。80年代的创作一言以蔽之，跳不出新启蒙主义话语。现在不同了，理想主义的，激进主义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女性主义的，宽容的现世主义的，甚至准宗教的价值观，杂然并存着。依照如此缤纷的眼光处理题材，可以想见会带来怎样复杂的面貌。
　　三是“世俗化”。在很多场合下，文学的风云人物变成了平民，小人物，左右为难的窘迫者，以及他们非常实在的悲欢，人间的烟火气骤然变浓，文学成为肉身化的文学。与之相联系的是，对忧患意识的消解，偏于物质与感官，化忧虑为达观，化沉重为无奈。对于文学的这种平民情怀和贴近老百姓生存的倾向应该给予肯定，这也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传统优势——通过小人物和尘世的忧乐折射时代的大主题。但问题在于，在批评了假大空和伪崇高之后，一部分作者有可能走向了另一极端，从英雄崇拜转向了“非英雄化”。一味地描写日常生活的烦冗、单调和尴尬，所谓一地鸡毛，强调原汁原味，回避重大的精神冲突，那就缺少了足够的力量。
　　世俗化是与神圣化相对称的，经典化是与大众化相对称的，灰色小人物是与英雄相对称的。文学是否由神圣进入世俗，由英雄化进入了平民化?这里有文化转型的大背景。由崇尚精神到崇尚物质实惠，由关心政治历史的伟大进程到关心日常生活的小型叙事，直到把关注自己，关注当下，关注生存质量作为重点。大众消费的世俗趣味第一次成为审美文化中的主导东西。有人说，这是一个没有史诗的世纪末。这是百年来审美风尚的一次带根本性的变化。这些确乎是一方面的事实。但不可以偏概全。从整体流向上看也许是这样，但不是一切。《突出重围》和《英雄时代》就不是这样，《西去的骑手》也不是这样。《英雄无语》和《我在天堂等你》皆不是这样，它们不也同样获得了成功，有其充分的存在理由吗?
　　四是“日常性”。应该看到，今天的生活形态主要是以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文学在大幅度地向日常生活贴近，似乎向大起大落、急风骤雨、惊雷闪电般的戏剧化方式告别，代之以平实、琐细、无奈的生活流。以斗争模式为中心的革命赞歌和英雄传奇不多见了，启蒙主义的狂热、理想主义的乌托邦，也成了昨天的事。上世纪的最后十年与前九十年在审美意识上的反差十分明显。
　　表现日常化的文学自有其生存理由：我们的文学传统中有种东西，总是强调甚至硬性规定，作家只能关注重大事件，展开宏大叙事，把历史理解为重大事件构成的历史，所谓把握历史的本质，相对忽视了日常化的历史，日常化被视为无意义。然而文学史证明，许多日常化的、无意义的东西，往往最具文学价值。我们是否忽略了私人生活空间?忽略了某些貌似无意义实乃最具人生意味的空间?日常化记忆与私人化记忆，对文学来说都很重要。
　　五是“个人化”。谈今天的文学，“个人化写作”是绕不过去的。显然，个人化不是指创作个性或创作劳动的个体性特征。事实上，个人化更多的是一种人文姿态，是对个人独立性和自由意识的某种确认。但并非所有人或自称是“个人化写作”的人都能这么认为。我理解，“个人化”之所以被提出，主要是因为现代人面临着商品，物质，财富，专制，权力对人的个性，独立性，主体性的挤压和消蚀，并且被消解到无个性的群体化符号化生存中去。这种挤压越是严重，个人化的抗争也就越强烈。也可以说，个人化是现代人拯救自我的一种方式。马克思说过这样的话：个人的自由发展是社会健全发展的先决条件。比如当下，一些知识分子有感于自由精神丧失的惨痛历史，强调回到鲁迅的起点，张扬个性，坚持独立品格和批判精神，就颇接近“个人化”的旨意。在创作上，健全的“个人化”是有感于繁琐，无聊，麻木，浅层次的欲望化描写，以及心灵的萎缩等物化现象，而表现出来的对人的尊重和对人的终极关怀，并富有个性地表达出强烈的人文精神。
　　我们之所以对健全的“个人化”加以肯定，还因为20世纪的记忆基本是群体的，革命的，集体的。这是一个中国人在集体焦虑中寻找意义的世纪。即使一些被认为离经叛道的私人化作品，仍基于一种集体记忆。这是历史形成的。历史的记忆方式有可能形成对存在的遮蔽。作家有必要反抗遮蔽。“无意义”的生活的意义在于，它仅仅对是个人有意义的生活，永远不会进入历史生活。但不能进入历史的，却未必不可以进入文学。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正确理解个人化写作，包括自称个人化写作的某些写作者。实际上有两种不同的个人化，一种过于注重私人空间，描写极端个人化的生存体验和心灵感受，热衷打捞抽象人性的碎片，把个人化转换为隐私化；另一种则是，虽然身处边缘化的位置，但能把当下的生存体验上升到精神体验的高度，以个人化写作来沟通对民族灵魂的大的思考。前一种个人化，虽也不无一点认识意味，但太狭小了，难成气候；后一种个人化，境界就大多了。我更赞赏后一种路径，并主张多多发扬这种个人化——主体化的创作精神。
　　　　　　三
　　黑格尔说，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就是存在的。以上我们从文学的外部环境和文学的内部环境两个方面入手，陈述和辨析了文坛和文学创作的种种现实。这些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们存在着故而它们合理。然而，不可忘记，黑格尔的这一命题并不是消极无为的，而是暗藏着否定之否定的批判精神，若要破译的话，那意思是，凡是存在的都是要消亡的。据说当时有人道破了天机，黑格尔吓得面如土色。他宁可让人们骂他阿谀，也不敢让人们看清他的谜底。其实文学也一样，我们不能满足于就事论事地指出文学的存在现状是什么样儿，而是必须进一步思考今天的文学应该是什么样儿，人们为什么需要文学和需要什么样的文学。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市场化进程加速，放眼世界，全球经济一体化，全球政治多极化，全球文化多元化，已是大势所趋。这些自然不直接作用于文学，但作为文化生态大气候影响着文学。知识经济的逼近，“可持续发展”的新观念的提出，冷战思维的淡出，都在促成思想文化背景的日趋多彩和审美意识的多样。我国国内的文化，则出现了主流文化，精英文化，民间大众文化三大板块并存不悖且互为渗透的格局。具体到文学，就出现了如前所述文学功能的全方位展开。大众文化的广泛渗透，它对文学作品生产的影响，尤为突出，精英文化和主流文化都不能不受到它的冲击和改造。比如，先锋实验小说作为精英文化的一种，曾风光一时，而现在处境就比较尴尬，陷入了我是谁的角色焦虑，在启蒙话语与后现代话语之间徘徊，主要还是精英气质难以溶入民间大众。一些先锋作家也不得不向本色叙述回归，因为大众文化背景对文本实验的容忍度是有限的。通常所说的主旋律小说创作，作为主导文化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可或缺的，但它说教倾向较重，现在为了争取更多读者，也不得不向大众文化倾斜，包括汲取某些民间化、通俗化的表现模式，例如侦破模式，忠奸模式，落难模式等等。
　　文学界的人最爱谈的是边缘化与中心化的关系，其实没什么意思。“边缘化”是这些年文学界形容自身处境时最喜欢使用的词。边缘化的含义大致是，由于以经济活动为中心，物质主义盛行，文学和艺术不再成为人们最热衷的话题。作家曾在80年代光荣地充当“代言人”和“启蒙者”，居于较中心的位置，一举一动为公众关心，现在被推向了边缘，不能跟歌星球星们较量了，大有门前冷落车马稀之叹。“边缘化”是事实，却有个怎样正确看待的问题。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转型，或扩而大之，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文学艺术和作家的位置发生某种移动，是很正常的，这并不意味着文学的使命和功能有什么根本的改变。关键在于不能自己把自己边缘化，自我放逐，或远离现实，或消解意义，或滑向调笑式的痞子式的游戏态度。若以边缘化自居，只能加剧边缘的处境。我们看到，有一些作家，他们意识到，现在比任何时候更需要文学作为社会的良知和精神灯火存在。他们关注时代，强化体验，爱憎分明，激情充沛，关心百姓的疾苦、呼声，事实证明，他们的作品很受欢迎，并不边缘。比如张平的写作和找他的上访者之多就很说明问题。当然，我不认为作家们都要像张平那样写，政治色彩那样浓，但由此可以看出，就某种意义来看，文学在本质上、精神上并不存在边缘化的问题。其实，边缘与否，显赫与否，与一个真正作家有多大关系呢?关汉卿，曹雪芹，决不会因为社会不重视戏曲和小说而投笔不写作。对作家主体来说，任何时候自我都是世界，他永远是他的话语中心。
　　第二点是，附着在纸媒体上的文学，还有多大前途，与现代化的电子传媒相比，它是否面临着萎缩以至消亡的命运?当然不是这样。文学语言的魅力是其它媒体取代不了的。我曾说过，小说作为文学恐龙的地位可能要结束了，这话曾被人曲解为文学将要如恐龙灭绝。我的意思是，小说不再称霸于文学，文学有可能进入文论时代。人们早就发现，文学作为最古老的审美方式，它是最具原创意味和基础意义的艺术。文学向各类艺术包括电子传媒源源不断地提供着文本资源，“文学性”一语几乎成为衡量一切叙事艺术的通约。这难道还不能说明文学的重要吗?
　　我们同时发现，作家们在夹缝中发展自己。如何既想不弱化批判锋芒、文学价值，又兼顾市场效益?如何在市场和意识形态的双重作用下，既保持批判的力量，又得到大众和主流社会的认可?这就需要创造一种文学语言，具有双重性，含义随场合的变化而变化。小说中的双重性话语并置，正是价值矛盾的反映。作家利用双重性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把小说写成一种复调的，多义的，有空间的文本。他们致力于“大众化”与“化大众”并行，他们尽量在压力下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例如，大雅与大俗之扭合问题即是。
　　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如何在多元话语中体现主导话语，在杂多语境中体现主潮的力量。我们充分肯定多样化的意义，但一条河流没有主潮就无法推进。这里的“主潮”与主旋律还不是同一个概念，也不是现实主义或现实主义精神的同义语，它理应与强烈的人文关怀保持密切联系。在我看来，当今的文学，虽然丰富庞杂，光怪陆离，应有尽有，但是回避宏大叙事，钻入小型叙述和个人化的迷宫成风，欲望化的描写颇为时尚，鲜有表现时代民族命运的大主题，鲜有对民生疾苦的深切关注，鲜有对父老乡亲的大悲悯，大关怀，鲜有对人的尊严，痛苦，彷徨，被伤害等等人性问题的强有力表现，鲜有崇高撼人的人格力量，鲜有宏大的气魄和笔力，总之，反思精神、启蒙精神、悲剧精神趋于弱化，这是当下最令人忧虑的。人们总喜欢谈论什么是“好小说”，我也能开个清单，列几条出来，但我以为这没有用，重要的是上面的话，关系到为什么需要文学和需要什么样的文学。人是太阳，人是根本，只有表现人的文学才最具活力；表现“物”，和欲的文学是没有力量的。
　　2002/10写于潘家园
　　
　　
　　
北京文学94～98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雷达20032003雷达，男，甘肃天水人，当代着名作家、评论家，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主任。主要着作有《民族灵魂的重铸》《文学活着》《思潮与文体》等论文集和散文集《雷达散文》等。 作者：北京文学94～98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雷达20032003

网载 2013-09-10 21:4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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