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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年和1999年的长篇小说创作，作为九十年代“长篇热”的持续发展部分，自然有其独特景观；而作为二十世纪末文坛的一道风景线，也有一些新世纪文学发展的预兆。我在浏览98、99两年众多的长篇小说新作时，边读边想，于是有了下面的一些阅读记录和读后感想。
　　一、现实主义仍然是主潮
　　统观98、99两年的长篇小说创作，我们将会发现：现实主义仍然是这两年长篇小说创作的主潮。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们还是把目光投向当下正在进行的社会改革和社会生活，面向人们所关注的种种社会问题，写出一批反映现实生活和关注社会问题的现实主义的佳构，其中少数还可以称之为力作。
　　反映官场的腐败，描写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反腐败斗争，是这些现实主义作品所表现的重要的题材领域，也是长篇小说创作现实主义深化的重要表现之一。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出现的“官场小说”或“反腐小说”在这两年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
　　湖南青年作家王跃文的《国画》在1999年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后，曾轰动一时。小说以荆都市的财贸处长朱怀镜的宦海沉浮经历为线索，以荆都市的官场争斗为背景，把这个城市从皮市长到大小官员在官场里的种种表现写得相当淋漓尽致。小说中，作者精心刻画了荆都市市长皮德求、市政府柳秘书长、县委书记张天奇、民营企业家裴大年、电视台女主持人陈雁、女企业家梅玉琴、气功大师袁小奇，当然还有那位财贸处长朱怀镜等大大小小官员和社会上各种人物的形象，不仅把他们写活了，而且大都有一点新意和相当的深度。尤其是那位皮市长，城府深，圆滑而世故，是一个颇懂得官场游戏规则在官场中如鱼得水的官僚，这个形象的创造，具有相当的典型意义。小说囊括了九十年代种种社会现象：官场腐败，以气功为主的神秘文化走红，官场与商场相互勾结，等等。我们看到，作者不仅以民间的视角描绘了官场和社会上的种种丑闻和奇事，写活了一批官场人物和社会各种人等，描绘了官场上的明争暗斗和一幅幅堕官图，而且对社会丑恶现象和官场腐败的原因做了人性的和社会机制的剖示，因而具有较强的社会认识价值，甚至可以说具有某种警示意义。小说以其较强的可读性和独具的认识价值即社会批判性征服了读者，被称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官场现形记”。这部作品，可以说是王跃文写官场的小说的一个阶段性的总结，也是九十年代来“官场小说”的重要代表作。但是，这部小说也有一些不足之处：对当今官场的描写大都是负面现象，未免失之于片面；过多地描写朱怀镜与梅玉琴之间的性爱，这种游离于情节之外的性描写主要是出于某种媚俗的商业目的，它对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有所损害；叙述的随意和结构的散漫也是这部作品的一个缺陷。但以二三个方面并不影响《国画》成为九十年代末一部描写官场的重要作品。
　　另一部属于反腐题材的重要作品是山西青年作家张平继《天网》、《抉择》之后推出的长篇新作《十面埋伏》（《啄木鸟》1999年2至5期连载，作家出版社1999年5月初版）。小说写的是古城监狱侦查员罗维民，以服刑犯王国光身上发现已经沉积十多年的“1·13大案”的某些线索，从而开始了一个曲折、艰难和险情迭起的侦破过程，最后提出了一个涉及监狱内外社会方面的大案和具有黑社会犯罪性质的犯罪集团。小说开卷处，以罗维民发现王国光的种种反常行为，就设下悬念，由此开展情节，险象环生，一波三折，直至“1·13大案”告破，王国光越狱并劫持人质，胁迫他的同伙龚跃进驾驶载满烈性炸药的小汽车准备冲入人口稠密的市区引爆，这一个又一个惊心动魄的场面和情节，紧扣读者的心弦。从这个方面来看，这是一部标准的侦破小说。但张平的聪明之处是把这引人入胜的侦破小说，同深刻剖析社会问题、表现司法腐败这一敏感尖锐的社会问题小说结合起来，把二者很好地融为一体。司法腐败是官场腐败最重要的表现，也是危及政权巩固的敏感问题，张平在《十面埋伏》中不仅用现实主义的解剖刀部析司法腐败的种种触目惊心的现象，而且触及公安与司法分离的体制问题。在这方面，进一步表现了他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现实主义的勇气，也表现出现实主义的深度。从这方面来看，《十面埋伏》不仅具有极强的可读性，同时又具有丰富、深刻的社会内容和思想深度；既具有极强的警示意义，又能给读者提供一种审美的愉悦。深刻丰富的思想内容同极强的可读性的结合，使《十面埋伏》不仅超越了同类题材的文学作品，也超越了张平一些写社会问题尤其是反腐题材的作品，使其创作渐趋成熟。《十面埋伏》另一突出的艺术成就是在比较成功地刻画形形色色的腐败分子和王国光犯罪团伙各种人物形象的同时，成功地创造了诸如地区公安处长何波，古城监狱副政委辜幸文，古城监狱侦查员罗维民，刑警队长魏德华等公安干警的英雄形象。何波作为一名老公安战士，不仅写他的英雄本色，也写他的智慧和满腔激愤之情，尤其是最后写他以身阻击罪犯驾车冲击出监狱而壮烈牺牲的场面，把他的英雄形象塑造得更加完美；辜幸文的形象更具特色，他刚出场时让人看不清其庐山真面目，究竟是一个同监狱中的腐败分子沆瀣一气的坏人呢，还是一位沉着多谋的老司法干部？可是随着案件侦破的进展，狱中腐败与反腐败斗争的激化，他的庐山真面目显现出来了，他果然是一位立场坚定、沉着多谋的老司法干部。应该说，辜幸文的形象创造更有新意，因为他的形象避免了那种写英雄形象让人一眼看清的通病，写的复杂而丰满。当然，《十面埋伏》虽然取得了上述种种成就，也还存在着情节重复较多，王国光的日记摘抄过繁，叙述缺乏艺术节制等艺术缺陷，但这些仍然可以看作是艺术提升中的一些微疵。
　　回顾98、99两年长篇小说创作中的“官场小说”或“反腐小说”，最值得注意的还是河南作家李佩甫的长篇新作《羊的门》（华夏出版社，1999年7月出版，《中国作家》1999年第4期以“特别推荐”的姿态全文刊出）。李佩甫是文学豫军的中坚，他的长篇小说《李氏家族》、《城市白皮书》等已引起人们的注意，中篇小说《学习微笑》、《败节草》等也引起过较强烈的反响。《羊的门》可以说是他在创作上走向成熟的标志，也是98、99年长篇小说创作最重要的收获。小说写的是被称为“绵羊地”的中州平原上一个叫呼家堡的村庄里一个四十年不倒的村支书呼天成（呼伯）的故事。在呼天成的精心治理下，呼家堡成了“国中之国”，上到京城、省城的各级领导，下到市、县的大小官员，都不敢不把这个村级单位的呼家堡放在眼里，而只要“呼伯”一句话，市、县的政令可以改，市委书记也要让他三分。至于呼天成这个多少有点神话化了的人物，更是一个具有相当高的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四十年间，他苦心经营“人场”，构筑了一个从中央到省、地、县的人事网络，因此没有他办不成的事。他既是一个说一不二的权威，又是一个为呼家堡老百姓办了许多实事的父母官；他也有七情六欲，但生活又非常简朴，仍住在旧房里，睡在绳床上；他是一个地道传统的农民，又是一个典型的现代政客。总之，他是一个典型的“东方教父”。小说还成功地刻画了呼国庆、王华欣，李相义、范汉章（范骡子）等大大小小官员的形象，并对他们进行了充满激情而又注意分寸的“人民的批判”。除上述种种外，这部小说还有以下两方面的成就值得赞许；一是对中原传统文化积淀的深入开掘，这一点下文将进行分析；二是叙事的语言老到，形成一种很有韵味的叙事的魅力。
　　反腐题材在近几年中几乎成了文学创作的热点，因此，在98、99两年中，出现的“反腐小说”或“官场小说”绝不仅仅是以上简要评价的三部，但应该说，以上三部则是其中比较优秀者，或者反响较强烈者。从这些风格不一、成就不同的作品中，我们却可以看到，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同广大人民共呼吸之处，也可以看到现实主义精神的发扬和现实主义的深化。而这种发扬的深化的最重要表现之一就是恢复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是对现实生活中丑恶事物的揭露和鞭笞，以及站在人民立场上的批判。在它们这里，我们看到现实主义文学的力量和希望。
　　98、99两年中长篇小说创作中的现实主义主潮，不仅表现在反腐题材作品或“官场小说”对现实主义的深化，也在以下多方面表现出了进一步拓宽题材和创作路数而表现出的活力。
　　有几部对即将逝去的二十世纪进行百年回顾的具有史诗规模的作品首先引起我们的注意。军旅作家周大新的三卷本的《第二十幕》（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7月第一版），通过中原古城南阳的一个丝织世家的百年沉浮描摹了一个小城的百年世相，也折射出中华民族百年来的兴衰史，具有史诗的气度。此作构思写作历时十载，动用了作者对豫西南小盆地那块故土的全部生活库存和情感，也动用了作者从事小说创作二十年来的艺术积累，写的从容不迫，技法娴熟，成了表现从庚子年的“国耻”到世纪末改革开放年代的一个色彩斑澜的长卷。浙江女作家王旭烽继前些年完成“茶人三部曲”之一的《南方有嘉木》之后，又于98、99两年出版作为这个“三部曲”之二的《不夜之侯》（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和之三《筑草为城》（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5月第1版）。这个同样具有史诗气度的长卷以江南一个茶人世家的百年沉浮为主线，表现了现代史上中国茶人的命运，也折射了百年来中华民族兴衰的历史。此作由于把中国独有的茶文化同茶人的命运糅合在一起，既较深入地刻画了以杭九斋到杭天醉、杭嘉草等杭家四、五代传人独特的茶人性格，又使作品具有一种独具的茶文化色彩。因此，它颇受到文坛各方面的注目。此外，马昭的传记式的长篇小说《世纪之门》（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出版）也值得注意。这部三卷式的长卷，虽然不像前两部作品那样扫描整个廿世纪的历史，而只是写了廿世纪开头的重大历史事件辛亥革命发生前后五年的历史，却由于它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作了深入而细微的描写，成功地刻画了孙中山、章太炎以及袁世凯等人物形象，而受到人们的瞩目。
　　题材的拓宽是这两年长篇小说创作又一重要的表现，也是长篇小说创作中现实主义深化的另一重要表现。
　　上海女作家殷慧芬调动她三十余年的生活积累和艺术积累写成的长篇小说《汽车城》（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被看成一部对工业题材，对“车间文学”有较大突破的成功之作。小说以80年代的上海汽车工业为背景，以中德合资俊友汽车工业公司在设备引进、技术、人材培训以及管理观念等方面的矛盾冲突为主线，以潘荣根、潘树德父子以及他们的后代这个汽车家族为主体，展现了轿车工业起步的艰难历程，表现了中外文化的冲突和融合，创造了俊友公司前后两任总经理郭大林、潘树德，还有潘树德的父亲，老汽车式人潘荣根，妻子汉梅，早年恋人肖菊妹，儿子欣荣，女儿欣华、欣明，变速器厂厂长杭天飞，德方副总经理卡尔、质量总监斯泰尔等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的一组人物形象，并且形成了一种刚柔相济的艺术风格。不仅在几十年来的工业题材作品中不多见，在表现中外合资企业中的文化冲突和文化融合方面，也是近年来长篇小说创作中所仅见。
　　还有几部人物传记性的长篇小说值得注意。这方面首推浙江作家陈军的《北大之父蔡元培》（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这是作者计划中的人文情怀系列的第一部，它以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界错综复杂的斗争历程为背景，以北大之父现代伟大教育家蔡元培的辉煌一生为主线，在重塑蔡元培这位思想家和教育家的形象的同时，又刻画了“五四”前后中国思想文化界的斗士和名流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鲁迅等人物形象，表现了他们卓远而深厚的人文情怀。另一部则是出自另一位浙江作家叶文玲之手的《鉴湖女侠——秋瑾》（作家出版社1998年9月出版）。秋瑾作为一位辛亥革命的先躯者，作为一位备受崇敬的巾帼英雄，她的英雄业绩和反叛精神可以说尽人皆知，她的英雄传奇也已成了不少作家描述的对象。出自秋瑾的同乡、浙江女作家叶文玲笔下的这部作品，其鲜明的特色是以诗化的笔触来抒写作为作家同乡秋瑾的英雄传奇，因此，它自然有高出同类题材作品之处。
　　天津老作家林希的《桃儿杏儿》（作家出版社1998年1月出版）和西安作家叶广芩的《采桑子》（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年10月出版）则是两部从题材到风格都很独特的长篇新作。《桃儿杏儿》写的是天津三十年代前后侯家大院的一段旧事，而且是以侯家大院两个叫桃儿、杏儿的丫环为切入点和线索展开描写的。侯家是个买办人家，“我”的爷爷在美国人开的洋行美孚油行做大写（类似后来的总会计师），“我”的父亲在塘沽一家日本人开的洋行里当经理，是个很有经济实力的大家族。小说写的是侯家大院在里里外外各种因素的作用下，尤其是那个风雨飘摇时代的催逼下，无可挽回地衰败了，包括桃儿、杏儿两个丫环在内，都以悲剧命运告终，从这一点上来说，这是在为那个逝去的时代和衰败的家族唱了一曲凄婉的挽歌。小说并不注重写大院中人与人之间的争斗，而是着重揭示人性美的相互关怀和互相理解，写出人与人之间和谐的一面，即人性的温暖来，也就是写出那“升华为永恒的记忆”的“圣洁与美丽”，从这一点上来说，这部小说又是一曲动人的人性美的赞歌。小说创造了众多成功的人物形象，其中尤以“我”的母亲，侯家的大奶奶景福最为成功，作者把她塑造成一位宽容，贤慧的东方女性，给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小说的叙述、结构极富创造性，叙述中有一种《红楼梦》的韵味，当然也有很浓厚的天津味，可以说是“津味小说”中的佳品。《采桑子》写的是北京旗人的一个大家庭的沧桑世事，也同样有作者自己亲历的生活影子。小说以清代着名词人纳兰性德的词《采桑子》为书名，书中各章节的题名皆采自此词中的词句，使作品平添了不少韵味。有论者认为此作是“京味小说”中的高雅者，诚哉斯言。我以为，《桃儿杏儿》和《采桑子》这两部作品，均是长篇小说中“婉约派”的代表作，是九十年代长篇小说中难得写的这么精彩，高雅的佳构，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在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创作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现实主义的主潮。
　　《梦断关河》、（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年10月出版）是女作家凌力继《少年天子》、《暮鼓晨钟》之后的又一长篇力作。此作最大的特点是从民间的视角和文化的视角切入，观照一百六十多年前发生的鸦片战争这一历史事件，反映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社会的激烈变动。此前反映鸦片战争的文学作品或影视作品大多是从官方或政治的角度切入，凌力选择这一新的视角切入，以一个昆曲戏班“玉笋班”的师傅柳知秋和他的三个徒弟的命运为线索，来反映中国近代史上的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始末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社会的大变动，就给人一种耳目一新之感。小说中不仅刻画了林则徐、关天培以及葛云飞等抗英民族英雄的形象，也用精细的笔墨刻画了柳知秋及其三个弟子天福、天禄和天寿的形象，还有媚兰、英兰以及亨利的形象，从叙述语言看，这部作品较凌力以前的作品要精细从容得多，不仅具有力度，而且具有相当的韵味。应该说，这是近年来长篇历史小说中不可多得的佳构。
　　出自湖北两位文学新人胡晓明、胡晓晖兄弟之手的长篇历史小说《洛神》也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这部作品曾获台湾第二届“罗贯中历史小说创作奖”首奖，1999年9月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小说写的是曹操的军队打败袁绍，攻下邺城，曹丕娶了袁绍次子袁熙之妻甄宓。这个被誉为天下第一美女的甄宓，曹操想她，曹丕爱她，可她心里只容得下曹植。小说以甄宓为中心，展开了曹氏父子兄弟之间权力和情感上的争斗。小说虽然也有少数史料作为依据，但是更多的是靠作者的艺术想象力去铺陈。小说用的仍然是现实主义的笔法，却不乏浪漫主义的色彩。
　　张笑天三卷本的《太平天国》（漓江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是这两年中一部不可忽视的长篇历史小说。它从1850年的金田起义，写到1864年7月太平天国覆灭的全过程。写了太平天国将士十四年的“天国梦”，写了这支农民起义队伍转战大半个中国，由兴而衰的种种悲欢离合的故事；尤其是描写了起义中后期，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自相残杀的触目惊心的场面，并对起义失败的原因作了较深层次的揭示。整部小说气势恢宏，史情并茂，具有史诗的规模和气度。而小说最可贵之处，并不在于气势恢宏和故事动人，而在于作者善于从人性描写上撕开一个个的口子，对洪秀全、杨秀清、石达开、韦昌辉以及普通将士的人性，做了较为深入的开掘和动人的描写，揭示出洪秀全等的人性弱点，也揭示出农民起义领袖的某种劣根性。这才是作品思想深度的表现。
　　二、对文化积淀较为深入的开掘
　　综观98、99两年的长篇小说创作，给我留下这么一个深刻的印象：作家们再也不满足于对生活表层现象的描摹和种种社会问题的揭示，而是深入到生活的较深层次，对生活中的文化积淀进行较为深入的开掘。于是，表现出作家较强的文化意识和作品较高的文化品格。这类注意开掘文化积淀的作品，被称为文化小说，它们或注重描写地域性的风尚习俗，渲染文化氛围，写出人物生存或活动的地域文化特征，借以凸现人物的性格；有的则也更进一步开掘出各种人物内心世界中的文化沉积，借以更好地塑造人物形象，反映时代风貌。小说创作从八十年代中期的文化寻根派小说起，开始注重民族文化心理的开掘和地域文化的渲染，诸如韩少功在小说中对其文化的开掘，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中对其文化的开掘，邓友梅的“京味小说”，林希、冯骥才等的“津味小说”对京、津文化的开掘，等等。应该说，作家对文化的关注和对文化积淀的开掘，提高了小说的文化品位，也提高了小说的审美层次。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小说创作中的“文化寻根派”并未偃旗息鼓，它们虽然不再高举“文化寻根”的旗号，在文化积淀的开掘上却做了更多的工作。例如，韩少功的长篇小说《马桥词典》对其文化的进一步开掘，刘斯奋的长篇小说《白门柳》的第二部《秋露危城》第三部《鸡鸣风雨》中对明末清初一批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积淀的开掘，都是人们所熟知的。而九十年代中期出现的几部文化小说在文化积淀的开掘方面也有了新的成就，诸如郭启宏的长篇小说《潮人》（作家出版社出版）中对“潮汕文化”的描写和开掘，季仲的长篇小说《沿江吉普赛人》（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中对闽学的描写，都是文化开掘新成就的卓着者。而到了九十年代末期，即98、99年，这种在文化开掘上取得新成功的作品就更多了。
　　李佩甫的长篇小说《羊的门》对被称为绵羊地的中州文化的描写和对呼天成的文化心理积淀的开掘是相当成功和深刻的。这不止表现在小说的开卷部分对中州的历史和文化特征扩展性的简洁的描述，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对呼天成的封建文化积淀的开掘上。呼天成作为共产党的村支部书记，应该是个马克思主义者，可在他的文化心理中，更多的却是封建的文化心理沉积。作为呼家堡四十年不倒的当家人，在他身上，封建的庄园主和为农民办实事的当家人两种身份一直重叠着，而对他身上封建文化心理的开掘，使这个人物形象更富有典型主义，也具有更高的审美价值。
　　王旭烽的《茶人三部曲》更是一部着名的文化小说。小说以被称为绿茶之都杭州的意忧茶庄几代传人的命运为线索，勾画出一部近、现代史上茶人的命运长卷。小说中关于茶文化的描写不仅占了较多的篇幅，而且独具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成了这部长卷不可替代的特色。但是，在第一部《南方有嘉木》中，关于茶文化的介绍以及描述有相当一部分是游离于主人公的命运和心理沉积之外，是作为一种知识静态地介绍给读者的，应该说，这种描写还停留在比较低的层面上。但是到了98、99两年接连出版的第二部《不夜之侯》和《筑草为城》中，这种关于茶文化的描写大都作为意忧茶庄几代传人的文化心理积淀来表现，作者着力写出他们柔中有刚这种由于茶文化长期浸染而形成的独特的茶人性格，于是，对茶文化的开掘就进入一种更深的层次了。
　　另一位浙江作家陈军的长篇小说《北大之父——蔡元培》也是一部具有较高文化品位的文化小说。这部作品的文化含量不仅表现在它对“五四”前后中国思想文化界以及北京大学这座最高学府文化氛围的描述，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它对“五四”前后中国一批文化精英人文精神的揭示，尤其是对他们心灵世界的文化积淀所作的开掘，这些“五四”时代的文化精英中，既有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等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和斗士，也有像辜鸿铭、黄侃、刘师培等比较守旧的学者，作者对他们民族传统文化作为其思想内核的精神世界都作了比较深层的剖视。我以为，这一点是小说文化品格更重要的体现。
　　殷慧芬的《汽车城》和凌力的《梦断关河》从不同的侧面对中外文化的碰撞和融合作了较深入的揭示，这一点在文化小说中显得尤为可贵。《汽车城》写中德合资的俊友汽车工业公司在中德双方联合办厂的过程中，有着不少文化上的冲突与融合。诸如在企业管理和产品质量问题上，双方就有着相当大的分歧，这种分歧往往是文化差异造成的；中方人员对德方管理人员的严要求达到苛刻的地步，不能理解，也不能接受，这实际上是一种文化上的差异。而前一方面，德方管理人员在飞云牌汽车零部件国产化和公司管理人才多培养中国人这一问题上，从全球意识出发，从全球经济走向一体化的新的文化理念出发，全力支持中方的做法，并认为“上海俊友要有永久的生命力，就应该是中德两种文化的结合”，这也体现了一种文化上融合的趋势。关于俊友总经理潘树德女儿潘欣明同德方质量总监斯泰尔的爱情悲剧，其原因有种种，而双方文化的差异所造成的种种矛盾，不能不说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至于凌力的历史小说《梦断关河》，其长处就是从民间和文化的新角度切入，却反映中英鸦片战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以及它所造成的后果。在这场战争的前前后后，引导中英冲突尖锐化最后酿成战争的矛盾有种种，而文化上的差异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凌力在这方面做了相当深入的开掘。同时，通过昆剧演员天寿同英军军官亨利之间的感情纠葛的描写，也看到这两种文化相互吸引以至进行融合的另一方面。由此看来，作家们如果从文化的角度来考察历史事件和当今的种种社会现象，努力开掘文化积淀，那么，对生活的开掘将深入得多。
　　三、新的艺术探索与艺术创造
　　考察98、99两年的长篇小说创作，我们不难发现：不少作家在创作中努力进行新的艺术探索和艺术创造，使其作品具有新的艺术风貌。因此，在现实主义主潮奔涌的同时，各种艺术流派异彩纷呈，形成一种相当令人兴奋的艺术景观。
　　我们首先要提到的是刘震云的长篇小说《故乡面和花朵》（华艺出版社1998年9月出版）。我曾在一篇短文中称此作为“中国的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精神长篇小说’”，是《追忆似水年华》的中国版。我至今仍然坚持这一看法。“精神长篇小说”是法国作家乔治·杜亚美撰文描述长篇小说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发展的趋势时提出的说法。他认为“精神长篇小说”同传统的情节长篇小说最大的区别乃在于，“精神长篇”再也不只是停留在对客观世界的真实描摹上，而是注意开掘“深藏和隐藏的现实”。刘震云的《故乡面和花朵》正是如此，它不是认真客观地去描摹客观世界，而是用一种荒诞的手法去解剖中国廿世纪末的乡村文化，解剖我们的民族灵魂，解剖世纪末的人类灵魂，也就是说，去开掘现实生活中“深藏和隐藏的现实”。从这一点上来看，它是一部真正的“精神长篇小说”。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故乡面和花朵》又是一次长篇小说文体的有意义的试验。它完全打破了传统的线型或板块组合的叙述结构形式，而把传统和现代结合在一起，把叙事、政治、抒情熔于一炉，把故乡延津的“老庄”同整个世界大舞台融合起来，采用某种场景描述，插进书信、电传、附录以及影谣、歌曲等多种的叙述手段，组成一种使人眼花缭乱而井然有序的新的结构形式。在长篇小说的结构形式上，《故乡面和花朵》的艺术创造具有一种革命意义。其它诸如排比句式的运用以及调侃语调的设置，黑色幽默的移入、艺术想像力的展示等等，都使小说呈现出一种崭新的艺术风格，充满一种汪洋恣肆的大气和浪漫的情调。
　　与刘震云的《故乡面和花朵》在艺术创新上相伯仲的是阎连科的长篇小说《日光流年》（花城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此作在叙述和结构上不是按照时间发展正面的顺序，而是按照逆向的次序来进行，也就是说，不是由远及近，而是由近及远。例如它的第一卷“注释天意”在叙述时间上是较近的，大致可以理解是先写主人公的死，然后在第二卷“落叶与时间”，第三卷，“褐荣民谣”以至第五卷“家园诗”等篇章中再逐步往远处写，展示主人公的生存状态。这种在叙述时间上由近及远及近的倒叙述，而且有别于通常那种序幕回忆或故事结果提前再回叙述过程的叙述方法，无疑是一种有意义的艺术创新。《日光流年》在长篇小说文体上的另一种创新是把叙述中的注释变成小说情节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常见的那种说明性的诠释和补充，例如第一卷“注释天意”的二、四、六、八、十三、十六等章节都是由注释文字组成的。这种把注释提出来列为专章，作为小说情节的有机组成部分来处理，不仅是新鲜的，也是耐人寻味的。当然，连科在这部长篇小说中同别的中短篇小说一样，最大的文体创造乃是体现在小说语言诗意化的锤炼上；这种锤炼，有些地方用力太过，显得不够自然，这可以说是他艺术创造中的某些不足之处。
　　当然，在艺术上给人耳目一新的要数藏族青年作家阿来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3月出版）。《尘埃落定》写的是处于川西高原上一个土司的“浪漫与神秘”，以及它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瓦解的历史。作者用一种非常规的，独特的艺术思维来观照这段生活和历史，于是在艺术上颇有一些新的创造。诸如他借用一位土司的傻子二少爷的视角来观照土司城堡里的“浪漫与神秘”的故事，视角可谓相当独特；有人说这是模仿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我以为这种说法是不公平的，阿来在写傻子二少爷时有他独特的艺术创造。再如在小说中阿来把酷刑的描写当作艺术观照，也很独特。他没有把土司世袭的行刑人老尔依和小尔依写成人们通常看到的满脸横肉可怕可憎的刽子手，而是把他们写成忠实于土司的手艺人，同时又把他们的刑场营生写得颇有意思，让读者在读到他们在刑场行刑的描写时，没有血腥感和恐怖感，而是同作者一起去冷静地观照这种作为奴隶制附属物的酷刑，去欣赏一件艺术品。这大概是由于作者不是去展示血淋淋的现实，而是用冷静、客观、审美的态度去写酷刑之故。就这一点而言，《尘埃落定》不仅具有艺术的独创性，而且在如何把生活现实提升为审美观照的对象这一点上创造了可资借鉴的艺术经验。当然，在《尘埃落定》中，具有艺术独创的地方还很多，例如诗性的语言，浪漫的色彩啦，从容的叙述态度啦，等等，都是值得认真研究的。
　　从上述对三部作品艺术独创性的简析可以看出，在长篇小说创作中努力进行艺术探索和艺术创新虽远非大部分长篇小说作家所能重视和所能做到的事，但从少数作家的艺术实践来看，它已表明长篇小说创作的总体艺术水平在提高，也预示着在新的世纪里长篇小说创作的艺术方向。因此，这是值得我们高兴的事。从古今中外的文学史看来，努力进行艺术创新，追求创作中的艺术新质，乃是一个时代文学创作的努力方向。我们应该遵循艺术创作的规律，鼓励长篇小说创作的一切新的艺术探索和艺术创新，以此推动长篇小说创作的进一步繁荣。
《小说评论》西安34～40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何镇邦20012001 作者：《小说评论》西安34～40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何镇邦20012001

网载 2013-09-10 21:4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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