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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适在1932年曾说：我们中国这六七十年的历史所以一事无成，中国的民族自救运动之所以失败，“都只因为我们把六七十年的光阴抛掷在寻求建立一个社会重心而终不可得”。（注：本段与下段，参见胡适：《惨痛的回忆与反省》，《独立评论》第18期（1932年9月18日）。 ）由于过去各专门史之间畛域明晰，互不越雷池一步，胡适这个观点不甚受人注意。其实，把所有问题都归结于社会重心的缺乏固然太过宽泛，但若能跨越各专门史的樊篱，从社会方面探索思想和政治演变的造因，并反观思想演化对社会变迁的影响，似为今日值得进一步探索的途径。
　　近代中国何以未能建设一个社会重心？胡适以为是因为中国离封建时代太远、一般人对君主制的信念又因晚清的堕落而毁坏、再加上科举制度使社会阶级太平等化、人民穷而无资产阶级、以及教育不普及，也不存在有势力的智识阶级等等。这些见解大多有所见，也都有点纸上谈兵的味道，不十分切题；且有些理由如科举制度，恐怕正是传统社会之所以能有社会重心的重要因素。
　　不过，胡适注意到的“不存在有势力的智识阶级”一点，却是近代中国才出现的新社会现象，这就提示了认识这一问题的一个取径。这个问题近年由余英时先生作出了进一步的解答，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从传统的士到现代的知识分子的社会大转变。余先生并提出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在近代中国社会日益边缘化的观点，开启了研究和诠释这一问题的新思路。（注：参见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二十一世纪》，第6期（1991年8月）。更系统的论述参阅Ying－shih Yu,"The Radicalization of Chin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Daedalus,122:2（Spring 1993）,PP.125－50.本文的思路受益于此两文者甚多。）
　　可以说，前近代中国社会的重心正是处于社会结构中心地位而居“四民之首”的士，这一社会重心的制度基础就是从汉代发端到唐宋成熟的通过考试选官的科举制。近代国人在西潮冲击之下，常爱说“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如果当时中国的确存在划时代的体制变动，科举制的废除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变动之一。
　　科举制使政教相连的传统政治理论和耕读仕进的社会变动落在实处，是一项集文化、　教育、　 政治、 社会等多方面功能的基本体制（institution）， 其废除不啻给与其相关的所有成文制度和更多的约定俗成的习惯行为等等都打上一个难以逆转的句号，必然出现影响到全社会各层次多方面的后果。但清季人在改革和废除科举制时基本只考虑到其教育功用（这样的认知本身就是传统中断的一个表征）并试图加以弥补，科举制的其他重要社会功用一般不在时人考虑之中，自然也谈不上填补，其社会后果却是长远的。
　　废科举最深远的影响是导致以士农工商四大社会群体为基本要素的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解体，而在此社会变迁中受冲击最大的，则是四民之首的士这一社群，废科举兴学堂的直接社会意义就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的上升性社会变动取向，切断了“士”的社会来源，使士的存在成为一个历史范畴，而新教育制度培养出的已是在社会上“自由浮动”的现代知识分子。士的逐渐消失和知识分子社群的出现是中国近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最主要特征之一。四民社会的解体使一些原边缘的社群（如商人和军人）逐渐进据中心，更可见边缘知识分子这一特殊社群在政治上的明显兴起，而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中则处于一种日益边缘化的境地。
　　本文拟将中国传统社会中原居四民之首的士在近代向知识分子的转化、知识分子在社会学意义上的边缘化、以及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这一连续、相关而又充满变化的社会进程纳入中国社会发展内在理路和西潮冲击下整个近代中国的巨变这一纵横框架中进行考察分析。在缺乏大量个案研究的情形下，本文只能尝试提出一个走向框架性诠释的思路。由于现存社会统计资料的不足和不准确，本文在研究取向方面，特别注重思想演化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从当时人的心态变化入手来反观社会的变动，希望能有进一步的认识。
　　　　　　一、从士到知识分子的社会转化
　　在传统的四民社会中，“士大夫”已成一个固定词组；由于士是“大夫”即官吏的基本社会来源，道德与政统是一体的。人的上升性社会变动虽然可以有其他的途径和选择，从士到大夫仍是最受推崇和欣赏的取向。换言之，士与大夫的内在逻辑联系恐怕是其最主要的社会吸引力。一旦科举制被废除，　 道统与政统即两分， 人的上升性社会变动（social mobility）取向也随之而变。与这一社会变动过程相伴随的，是从改科考、兴学堂到废科举的制度改革进程。
　　清季从改科考到废科举，取士的标准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废科举前的10余年间，取士的标准已是鼓励新旧学兼通。汪康年于光绪十五年（1889）应乡试，以第三艺作骚体，不合科场程式，依旧例应不取；却因在次题《日月星辰系焉》中，能“以吸力解‘系’字，罗列最新天文家言”，被主考官认为“新旧学均有根柢”，欲以首名取，终因犯规以第六名中式。（注：事见汪诒年纂辑：《汪穰卿先生传记》，收在章伯锋、顾亚主编：《近代稗海》，第1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 194页。）科场程式尚不熟，竟能以高名取，可知实以“新学”中式。以晚清中国各地发展的不同步及不同考官掌握评卷分寸的伸缩余地，这当然不一定能代表全国的情形。但揆诸后来的发展，以经世学为开端的“新学”兴起后，其影响会逐渐延伸到科考之上，似为必然的趋势。
　　早期的取士标准变化可能更多是无意识的，但清季士人中不乏对科考的社会功能认识颇深而主动运用其功能者。　梁启超在光绪二十二（1896）年时就曾致书汪康年，希望他敦促新任湖南学政的江标以新学课士，尤其“于按试时，非曾考经古者，不补弟子员，不取优等；而于经古一场，专取新学，其题目皆按时事”。梁以为：“以此为重心，则利禄之路，三年内湖南可以丕变；”而湖南若能“幡然变之，则天下立变矣”。（注：梁启超致汪康年，《汪康年师友书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册，第1843页。）江标果然以其控制的校经书院为基地，在那里设实学会，以史学、掌故、舆地、算学、交涉、商务六门课士，其中史学、掌故、舆地、算学更与经学和词章并列为全省考试科目。（注：《湖南学政奏报全省岁科两试完竣情形摺》，《湘学新报》，台湾华文书局1966年影印本，第1册，第47—48； 李肖聃：《湘学略》，岳麓书店1985年版，第222－223页。）这一自上而下的引导，的确造成湖南学风相当大的转变。
　　科举取士的标准改变，士人所读之书即随之而变。传教士早注意到，自江标在湖南以新学考士，读书人“遂取广学会译着各书，视为枕中鸿宝”。《泰西新史揽要》和《中东战纪本末》等遂成为“谈新学者皆不得不备之书”。（注：《三湘喜报》，《万国公报》，第90卷（光绪22年6月），收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上海神州国光社 1953年版，第3册，第376页。）湖南举人皮锡瑞即颇能领会改科举的社会含义，他在光绪二十四年初得知科举可能要变，立刻想到“此间闻变科举之文，西学书价必大涨”，当即取阅“梁卓如所着《西书目表》，其中佳者，将购数册阅之。”次日便与其弟其子等一起赶在涨价前到矿务局和豆豉店购新书报（新学未大兴前新书报在矿务局和豆豉店出售，也殊有意致）。（注：皮锡瑞：《师伏堂日记》（1897－1900年的皮锡瑞日记分四次选刊在《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4辑、1959年第1 — 2 辑、1981年第2辑，以下仅引年月日），光绪二十四年1月20日、1月21日。）
　　买书者如此，卖书者亦然。戊戌年五月，朝旨废八股，江西书商晏海澜立刻慨叹“废时文去二千金赀本矣！”可知刻书卖书者当下就要受影响。但他们也跟得甚快，两月后晏氏检随棚书至考试处出售时，已“多算学、医书，而八股、诗、赋、楷法，皆弃不用”。当五月时，有人劝晏将已改废科目之书“留之以待复旧”，皮锡瑞以为“其在十二万年后乎？”主张不必留。晏氏幸亏未听皮言，他后来发现“经学书犹有人买，是为五经义之故也”。（注：皮锡瑞：《师伏堂日记》，光绪二十四年5月20日、7月20日。）由于尚有“五经义”这一科目在，晏的损失当不如以前估计之大。但戊戌政变后科举果然复旧，晏在新学书籍上的投资又面临当下的损失（即使他有远见将新学书保存到几年后再次改科考时，资金的回收期也太长），改科考对书商的直接影响是很明显的。
　　对应试者来说，考试以新学是尚意味着中国腹地的读书人可能因买不到“新学”书籍、或买到而熟悉程度不够而竞争不过久读新学书籍的口岸士子。山西举人刘大鹏即大约到1895年赴京应试后，才了解到口岸人读的是什么书。在集中补习新买回的新学书籍后，他终于醒悟到“当此之时，中国之人竟以洋务为先，士子学西学以求胜人。”这最后一点是关键性的：如果不学西学，就很难“胜人”。1902年，清政府又一次废八股而改试策论。次年刘大鹏到河南开封再次应会试时，发现在山西还不多见的“时务等书，汗牛充栋，不堪枚举其名目。凡应会试者，皆到书肆购买时务诸书，以备场中查对新法”。可知新学的传播呈现出显着的区域性，读不同书籍的士人已不在一条起跑线上，科举考试的公平性和选出之人的代表性均已不及以往。（注：参见罗志田：《科举制的废除与四民社会的解体——一个内地乡绅眼中的近代社会变迁》，《清华学报》（新竹），第25卷4期（1995年12月）。）
　　这样，不论是为了实行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志向，还是为了做官光宗耀祖，甚至纯粹就是想改变生活状况，只要想走仕进之路（以及获得与此相关的教职），任何士人都必须转向以西学为主流的新学。山西举人刘大鹏是被动追随者的一个显例，而湖南举人皮锡瑞则是一个主动追随者，他在光绪二十四年初决定加入南学会时自述说：“予入学会，特讲求新学。考订训诂，恐将束阁，不复有暇着书。”皮氏家境不丰，以教馆为生，他的趋新可见明显的社会层面的动机。他那时曾与偏旧而家有恒产的湘籍学者叶德辉交谈，颇感叹叶之所以能“不喜新学”，即因其“进退裕如，故不需此”。此语殊可玩味，不能“进退裕如”的皮氏自己，就不得不放弃自己原来所长的考订训诂而讲求并不熟悉的新学，以迎和当时湖南地方官正在推行的新政而取得馆地。（注：皮锡瑞：《师伏堂日记》，光绪二十四年1月20日、光绪二十三年11月14日。）
　　在四民社会晚期，“耕读”为业本已越来越成为一个象征，许多读书人并不真的耕种土地，而是实行所谓“笔耕”。教书的馆地对不能做官的读书人来说不啻生活的保障，科考的转变直接影响到何种人才能得到教职。当戊戌年湖南新政勃兴时，有一位“在沪上方言馆多年，通西国语言文字”的师璜，即“闻湖南兴西学，归谋馆地”。那年五月，江西有位趋新士人雷见吾来请皮锡瑞代谋职，皮即指出“既停八股，或者谋事不难”。可知兴西学即为通西文者开放馆地，而停八股则新人谋事不难。到戊戌政变后科举复旧，前此“各处书院求山长”的现象“今无闻焉”。同样的人在不同政策之下当即可见境遇的判然两别，科举改革真是有人欢喜有人愁。（注：皮锡瑞：《师伏堂日记》，光绪二十四年闰3月1日、5月15日、光绪二十五年11月23日。）
　　如果仅是考试内容改变，讲旧学者尚有一些选择余地，因社会上仍存在估计会复旧者。到科举一废，不会新学者就只能失馆，已不仅是束修厚薄的问题了。如刘大鹏所慨叹：“士为四民之首，坐失其业，谋生无术，生当此时，将如之何？”（注：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乔志强标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 990年版，第149页。）这才是几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传统社会是上有政教，下有耕读，从耕读到政教的路前已较难，但终未断绝；如今此路不通，意味着整个社会的上升性社会变动途径不得不转向。新办的学堂不论从制度上和数量上均不足以代，而期望在社会阶梯上升等的人却并未稍减，社会动荡的一个重要造因已隐伏在那里了。
　　清季兴学堂之举，就值得再作考察。（注：这方面许多相关史实可参见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清政府的改革科举之时，已开始兴办学堂来填补科举制的教育功用，这本是很有见识的举措。但一种新教育体制并非一两纸诏书在短期内便可造成，而清季举国都已有些急迫情绪，终于不能等待学堂制的成熟即将科举制废除。旧制既去，新制尚不能起大作用，全国教育乃成一锅夹生饭。新学堂确实培养了不少“新人物”，却未必养成了多少“新学人”。学子无学，是后来其社会地位逐渐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据章太炎在1897年的观察，“浙中风气未开，学堂虽设，人以儿戏视之。”（注：章太炎致谭献，转引自姜义华：《章太炎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3页。）以浙江靠海之近，而风气尚未开，学堂不过被视为儿戏，余处概况可以想见。几年后，风气已大开，但学堂的教育质量仍不高明。1903年有人调查了江南的教育界，发现“仕宦中人，竞言开学堂，不知学堂为何事也；地方绅士，竞言开学堂，则以学堂为利薮也；士林中人，竞言开学堂，只以学堂为糊口也。”（注：侯生：《哀江南》，《江苏》，一（1903年4月），张＠①、 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三联书店1960年版， 卷一下， 第537页。）观此可知上有所好，下必趋奉；诏书一下， 人人皆竞言开学堂。但事前并无人才物质的充分准备，许多新学堂也就难以起到原设计的建设性功用。
　　真要广泛推行新学，还有许多实际的困难。早在从八股改试策论时，就不仅许多考生不会做，更缺乏合格的阅卷者。这在戊戌时的湖南一直是使趋新士人焦虑而未能根本解决的问题，他们后来不得不在《南学会章程》中“添入愿阅课卷一条”。（注：参见皮锡瑞：《师伏堂日记》，光绪二十四年3月5日、18日、闰3月3日、4日、6日、11日。）改策论已师资不足，遑论新学西学。故南京、苏州、上海等地“最着名大学堂”的情形是：“陆师学生派充师范，八股专家支持讲席；以格言语录为课本者有之，以夏楚击碎学生首者有之。禁阅新报、禁谈自由。”而“各府州县之中小学堂以及私设之蒙学堂，则分科教授，目录未知；官样文章，胡卢未肖。”（注：侯生：《哀江南》，第537页。）
　　在办学堂最着力的张之洞长期管辖的两湖地区，在1903年时也甚感“苦无教习”，最多只能办不太合格的中等学堂。当地的留日学生观察到：“今日欲聘教习，求之中国，能教英文、算学者则有之矣，能教物理、化学者则未之闻也。”如要想聘请留学生，则“留学生之卒业者，寥寥无几。即间有一二，亦不易于招致。”若聘外国人，则“言语既苦其难通，薪俸又嫌于过重”。结果，湖南的新兴学校里，教习“无非调剂老朽之举贡编修”。可知两湖地区的情形与江浙基本相近。梁启超认为这是那时全国普遍的现象。他在《新民说》中指出：当时各省虽“纷纷设学堂矣，而学堂之总办提调，大率最工于钻营奔竞、能仰承长吏鼻息之候补人员也；学堂之教员，大率皆八股名家弋窃甲第武断乡曲之巨绅也。”（注：《与同志书》、《劝同乡父老遣子弟航洋游学书》，《游学译编》，七（1903年5月）、六（1903年4月），《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一上，第396页、385页；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第63—64页。）
　　教员如此，学生自然高明不到哪里去。梁启超在戊戌年曾希望“异日出任时艰，皆［时务］学堂十六龄之子”。叶德辉即反驳说：“天津水师学堂、上海方言馆、福州船政局，粤逆平定后即陆续创开，主之者皆一时名臣大僚；三十年来，人材寥落。岂今日十六龄之子异于往日十六龄之子？亦岂今日之一二江湖名士异于往日名臣大僚？然则人材与学堂，截然两橛，概可知矣；然则学堂与书院弊之一律又可知矣？”（注：叶德辉：《＠②园书札·与刘先端黄郁文两生书》，长沙中国古书刊印社1935年《＠②园全书》版，第7页。）
　　如果说叶德辉是因守旧而多见新学之不足，长期主持北洋学堂的新派人物严复也赞同此看法，他指出：“旧式人才既不相合，而新者坐培养太迟，不成气候。既有一二，而独弦独张，亦无为补。复管理十余年北洋学堂，质实言之，其中弟子无得意者。”除伍光建“有学识而性情乖张”、王劭廉“笃实而过于拘谨”两人外，“余虽名位煊赫，皆庸材也。且此不独北洋学堂为然，即中兴诸老如曾左沈李，其讲洋务言培才久矣，然前之海军，后之陆军，其中实无一士。即如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皆当时所谓健者，至今观之，固何如乎？”（注：严复：“与熊纯如书”，1918年5月17日，《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册，第687页。）科举已去，学堂又不能培养出人才， 读书人“无用”的潜台词已呼之欲出了。
　　其实严复所在的水师学堂还算条件好者，前引“陆师学生派充师范”这一现象表明，晚清走强兵之路，其本身的成就固然有限，但各军事学校因所学科目较新而办学认真，渐成为清季新学人才的重要甚而是主要来源。我们只要看从严复到周树人、周作人兄弟等都曾是军校学生，就可见一斑。实际上，从“新学”角度言，陆师学生任教习是远比八股专家更合格的。不过，军校毕业生本身也有限，短时间内仍不符当时全国各省府州县都竞开学堂的大趋势。
　　当时的论者即以为，以“举贡编修、八股名家”这样的“老朽无学之人”来教书，只能误人子弟。其实这里所谓的“无学”，是指无西学。若以其授西学，大约真会误人子弟。如果他们只传授旧学，结果又如何呢？而且，当时留学生的西学程度，是否像一般人认知的那样高呢？少年胡适所受教育之新与旧，很能给我们一些其所处时代的启示。
　　胡适在家乡安徽绩溪上庄受过9年传统的私塾教育， 转入上海的新学堂梅溪学堂，6 个星期后即因能纠正老师的“国学”错误而一日之中跳升了四班，后来到更有名的澄衷学堂，一年中仍能跳升四班。靠着国文的优势，他得以把主要的功夫下在英文算学之上，两年后考入号称“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的中国公学，同学皆为因抗议返国的留日学生，但胡适在学校里竟然以英文好着名，算学也“毫不费力”，反而将功夫用在学做旧诗和写白话文章之上。（注：本段及下四段，参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78页。）
　　胡适的经历提示我们对当时的教育恐怕要重新认识。首先是上海新学堂的国文不如绩溪上庄的私塾。胡适除了在中国公学时外，一向是以国文占优势的。但他的“国学”，在那时其实并不很高明。他对“经义”，起初就根本不知是怎么回事。对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小学”，他的工夫也相当差。但这样的胡适在上海却一向以国文吃香，可知那时十里洋场的国文已大衰。但上海学堂的“新学”水准，则还是相当不错的。胡适在中国公学竟然以英文和算学见长，可见那时许多留学生，也只是徒有虚名而已。至少从日本回来的许多留学生在“新学”方面的知识水准实际上远不如上海有些私立中学校的学生，而这些留学生恰多是各地新学堂受过训练者，则同为新学堂，其间的差距也可以相当大。
　　实际上，可以说正是清末的城乡差别、特别是安徽乡间私塾尚未沾染口岸风气的传统蒙学教育造就了后来被认为是启蒙大师的胡适。在西潮入侵之后中国许多口岸地方，传统的教育方式已大大式微，其一个后果就是传统教育最讲究的“读书写字”的基本功已较前薄弱。那种眼睛盯着少数不世出的精英分子的中国传统教育，只有在与口岸没有怎么“接轨”的乡间还基本存在。而胡适正靠着乡间“国文”的训练，在那“邯郸学步，反失其故”的上海新学堂，打出了自己的天下。也是靠着旧学的基础，再加上澄衷学堂的英文训练，他就能击败全国各地的许多学子，一举步入了庚款留学生这一真正全国性的少数精英群体。
　　胡适的经历同时体现了近代中国人的上升性社会变动取向的转变。早期留学生多边缘人物而少“良家子弟”，到科举改革时，留学已渐成学子的众矢之的。严复在1902年观察到：“近今海内，年在三十上下，于旧学根柢磐深，文才茂美，而有愤悱之意，欲考西国新学者，其人甚多。上自词林部曹，下逮举贡，往往而遇。”（注：严复：《论教育书》，《外交报》（1902），《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一上，第113页。）胡适自己在1910年赴京考试前给母亲的信中就曾说， “现在时势，科举既停，上进之阶惟有出洋留学一途。”这种心态到民国后已成普遍现象，民国“以官费留学为赏功之具”（许多人愿领此赏，就最说明问题）。胡适在美国读书时“留学界官费者居十之六七。”他注意到：今日“国内学生，心目中惟以留学为最高目的”。他们“以为科举已废，进取仕禄之阶，惟留学为最捷。”那时一旦得一本科学位归，即被“尊之如帝天”。世风的转变是极为明显的。
　　上升性社会变动取向的转变提示着近代中国更深层次的社会结构大变，即四民之首的“士”这一旧的社会群体的逐渐消失和在社会上自由浮动的“知识分子”这一新的社会群体的出现。“士”的消失意味着四民社会已成为历史，而四民社会的解体本身也是现代知识分子不得不在社会上自由浮动的造因之一，两者之间是一种互动且互为因果的关系。
　　士的来源既因社会变迁而中绝，其在社会上的领导作用也就空出。传统的士作为四民之首这一社会角色的一个含义就是士为其他三民的楷模，分配给大众的社会角色是追随。如刘大鹏所言：士“平居乡里，所言所行，使诸编氓皆有所矜式。”（注：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69页。）榜样与追随者的社会分工能够为双方接受并维持，各社会群体间就保持着一种相对稳定的有机联系，双方都不存在要辨明地位高下的必要。随着四民社会的解体和新观念的引入，传统的社会分工遭到质疑，过去认为不言而喻的事情现在却需要论证了。林白水在1904年时指出：“现在中国的读书人，都是以上流社会自命的；凡不读书的人，如工农商兵、共会党里面的人，都说他是下流社会。”（注：林懈：《论合群》，《中国白话报》，1904，《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一下，第909页。）以是否读书分上下流，本是传统的观念， 但必须加以强调，则是社会已在变动的表征。
　　“读书人”正是过渡时代的士与知识分子的共同点。从士转化为知识分子那一两代人，在身份转换时确有某种困境。由于新学先已成课士考士之途，清季最后十年科举考试产生出来的近代中国最后一代社会学意义上的士，在思想上和心态上恐怕已与传统的士大不一样；反之，这一代士人与中国最早一代的知识分子，其社会存在虽有根本的不同，在思想和心态方面，却每有相近之处。当读书人的主体已是知识分子之时，上一代的“遗士”有时也不免为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所复盖。反过来，早期知识分子的心态和行为上，也处处可见士的余荫。
　　士与知识分子的一个根本区别就是参政与议政。士集道统与政统于一身，有务本的责任，故要有远虑；对于眼前的国是，也必须有以因应。对他们来说，“澄清天下”同时落实在“人心”和“世道”两方面，即不仅意味着作“社会的良心”，而且必然包括实际政治活动的参与。一句话，他们必须既议政又参政（议政与参政的区分也是一种“现代”的区分，对传统的士来说，议不过是参的一种形式而已）。
　　民初知识分子大体上认同于士这一社会角色，也力图继承士的社会责任；但他们相对要超然一些，多数是像胡适一样倾向于“讲学复议政”，即停止在议政阶段，作“社会的良心”，把直接参政置于第二位。更有人试图将学术与政治分开，干脆钻进象牙塔，像胡适所说的“回到故纸堆中去”，不问世事（这恐怕更多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故他们对政治可议而不参，也可视而不见，完全不议。前者是新文化运动诸人所一意提倡，后者虽被鲁迅视为是“新思想中了‘老法子’的计”，但确实是五四之后几年间许多知识分子“自己愿意”的。（注：“鲁迅致徐炳昶”，1925年3月29日，《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版，第3卷，第25页。）
　　当然，个别趋新士人如蔡元培，专门提倡读书人不做官不议政（虽然他实际上既议政又做官），多少表现了时代的变化，即士的逐渐消失和知识分子越来越居读书人的主流。像章太炎和梁启超这样最后一代的士，早年处于思不出其位的时代，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那时的议政就是参政。他们晚年都基本以讲学研究为主，看上去很像知识分子。实际上，他们像传统士人一样，是参政不成之后才做学问。但社会既然已大变，他们到底也只能是议得多而参得少。章、梁等不得不议政多于参政，甚而有时不问政治，都体现了从士的时代化为知识分子时代的社会大潮；他们在思想上仍欲为士，但社会存在却分配给他们一个越来越近于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给这批人的生涯增添一笔悲剧的色彩。
　　这一点最为对章、梁具同情态度（不是陈寅恪所谓的“了解之同情”）的研究者所忽视，他们常以自己后起的知识分子心态去解读传统士人，以为章、梁晚年专意讲学是已由政治活动中“觉悟”出来，故投入更长远的思想文化之中；而对其终不能完全脱离实际政治，每表示惋惜。（注：陈寅恪就注意到：论者每惜梁启超“与中国五十年腐恶之政治不能绝缘，以为先生之不幸”；其实，“先生少为儒家之学，本董生国身通一之旨，慕伊尹天民先觉之任”，其参与政治，乃“势不得不然”，“实有不获已之故”（《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48页）。自称思想滞留在曾国藩、 张之洞之间的陈寅恪对梁启超确有“了解之同情”。）须知主张学术与政治分流、以为实际政治“肮脏黑暗”，都不过是现代知识分子才有的固定认知，对传统的士来说，政治本应该是“清明”的，其出现“肮脏黑暗”的现象恰因“道”不行于天下所致，士人本身先负有一定的责任，更有纠而正之的义务。对他们来说，学问本身是为政治而做，专意学术只是参政不成之后的退路。
　　所以对胡适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说，参政甚而只议政，都多少存点耽误学术工夫的遗憾。而章、梁等虽也常常被迫回归学术，却是作为天下无道、不得不退隐以挽救人心的被动选择；他们要想参政那种“待时而起”的传统情结一直都在，肯“出仕”的愿望到老并不稍减。故其并不专意于学术，总是又议政又参政，一有机会甚至一有可能，他们仍旧要“出山”身与直接挽救世道的努力。北伐之时，久已不谈政治的章、梁二氏都突然异常活跃，不仅大发政论，更或直接或间接奔走于各势力之间，只是到后来发现其想认同的北方已无希望，才渐渐歇手。（注：参见罗志田：《中外矛盾与国内政争：北伐前后章太炎的“反赤”活动与言论》，《历史研究》1997年6期。）
　　梁启超在1927年5月给他女儿的一封信， 颇能表现过渡时期士与知识分子心态的异同。他自称那时“天天在内心交战苦痛中”，盖不少朋友敦促他出山组党，而他又讨厌政党生活。“因为既做政党，便有许多不愿见的人也要见，不愿做的事也要做，这种日子我实在过不了。若完全旁观畏难躲懒，自己对于国家，良心上实在过不去。”梁氏最后拟取妥协的办法，就是对政治议而不参。可是新一代的读书人丁文江，却主张梁“全不谈政治”，专做学问。梁启超又觉得“这样实在对不起我的良心”。（注：梁启超：“给孩子们的信”，1927年5月5日，收在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 第1130页。）丁文江所说，其实只是他对梁在学术上发展的一种希望，因为丁氏自己那时就在直接参政。胡适晚年自述说：“我对政治始终采取了我自己所说的不感兴趣的兴趣。我认为这种兴趣是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应有的责任。”（注：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6页。）梁、丁、胡三人对政治参与的态度，正可见身历从士到知识分子过渡的当事人心态转变的痕迹。
　　简言之，清季民初读书人在社会学意义上从士转化为知识分子比其心态的转变要来得彻底。士与知识分子在社会意义上已截然两分，在思想上却仍蝉联而未断。民初的知识分子虽然有意识要扮演新型的社会角色，却在无意识中传承了士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及其对国是的当下关怀。身已新而心尚旧（有意识要新而无意识仍旧），故与其所处之时代有意无意间总是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这是民初知识分子的许多行为在当时即不全为时人所理解接受，在今人看来也充满“矛盾”的一个根本因素。作为一个在社会上自由浮动的社群，知识分子可以与其他各社群都有所关联，但其浮动性本身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与其他社群的疏离，而疏离的结果就是自身的边缘化。
　　　　　　二、知识分子的边缘化
　　章太炎在1918年时说：“六七年来所见国中人物，皆暴起一时，小成即堕。”因为近人“不习历史，胸襟浅陋”，所以其得势就如“无源之水，得盛雨为潢潦”，当然不能持久。既然“一国人物未有可保五年之人，而中间主干之位遂虚”，造成“一国无长可依赖之人”的局面。（注：章太炎：“对重庆学界演说”，《历史知识》，1984年1期， 第44页：《救学弊论》，《章太炎全集》（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6页。）太炎的话提示着一种“时势造英雄”的含义：民初社会政治都呈乱象，所以“盛雨”频仍，“暴起一时”的人物确实不少。而类似新文化运动那样新旧分明的“盛雨”，在促成新的“潢潦”之时，显然还要冲去一些“旧人物”。
　　以太炎自己而论，他的学养和“历史”知识，当世可说不作第二人想，但也只在清末革命时“暴起”，民国建立后几年间，不但没有成潢潦的迹象，反已有过时之虞。当胡适在五四前后以少年而“暴得大名”之时，昔日也是少年成名的章太炎其实仍在壮年，但在民国后的思想界已基本处于较边缘的地位了。在士大夫一身而兼“道统”和“治统”两者重心的时代，象曾国藩这样的士人不论居庙堂还是处江湖，都可久居主干之位。道治二统的分离及知识分子与大众的疏离，正是历史知识决不逊于曾国藩的章太炎就连在道统中也不能久居“中间主干之位”的根本原因。
　　而胡适这一辈对章太炎等人的退居边缘也起过直接的作用。胡适自己曾深受章太炎的影响，在其1922年写的《五十年中国之文学》中，认为章的《国故论衡》足以“成一家言”，是两千年来中国可称得上“着作”的7、8部书之一，评价不可谓不高。但他同时宣布，“这五十年是中国古文学的结束时期”，而太炎正是代表“这个大结束的人物”。在进化论影响下的近代中国，这等于是宣判了章在思想界的“死刑”。故胡对章捧得虽高，封杀得也不留丝毫余地，在他笔下，颇有“成绩”的章太炎终因其“反背时势”而不能脱“失败”的结局。（注：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年版，卷二，第147—157页。）
　　这样，知识分子有意无意间也对其自身的边缘化作出了“贡献”。由于尊西崇新已成清季民初的主流，新兴知识分子与遗留的士两者之间如果出现竞争，通常是前者取胜。但当知识分子将传统的士挤到社会的边缘时，他们实际上也促成了整个读书人的边缘化。士为四民之首意味着士在社会上扮演领导角色，四民社会解体后知识分子因其浮动性和边缘化却未能完全接替这一社会的领导角色，近代知识分子在整个社会的地位实明显不如当年的士。
　　科举制废除所造成道治二统两分的直接后果就是其载体士与大夫的分离。清季所设学堂，最初不过是要养成新型的“大夫”以应付新的局势。特别是京师大学堂，入学者本是官员，在功能上近于新型翰林院。且清季士人心态已变，张百熙为管学大臣时就主张读书不为做官。他在1904年对新进士金梁说：“京师人才所萃，来者皆志在得官，君当以求学问为先，官岂可求，惟学问必求而始得尔。”（注：金梁：《光宣小记》，章伯锋、顾亚主编：《近代稗海》，第11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86页。 ）可知彼时不仅政治中心与论说中心两分，而主事者竟然以为分开才是正常，士人观念已大转。民国后学生已平民化，蔡元培长校后更要驱除“科举时代思想”，提出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但问题的另一方面是，若大学仅为学术研究之机关，而不再是官吏养成之地，则有良好训练的官吏又从何而来？从清季到民国的政府及彼时读书人，显然未能认真考虑此一重大问题。科举之时，士是大夫的来源，大夫也是士的正当职业。如今士与大夫分离，前者变成主要议政而不参政的职业知识分子，则势必出现新的职业“大夫”即职业官吏。科举既去，又无新的官吏养成体制，意味着为官不复要求资格。民国官场之滥，即从此始；国无重心，亦因官场之滥而强化。中间主干之位既虚，遂给边缘人造成机会。由于缺乏新的职业官僚养成体制，使政统的常规社会来源枯竭，原处边缘的各新兴社群开始逐渐进据政统。近代军人、工商业者和职业革命家等新兴权势社群很快因“市场规律”的需求而崛起。
　　在中国的选官制度已去，而没有真正引进西方的选举制度时，新的大夫渐渐只能如梁启超所说，多从不事生产的社群中来。大夫既然不从士来，传统的官吏生成方式即只剩“出将入相”一途。军人在近代中国的兴起，似乎已成必然之势。费行简所说的“民国成立，军焰熏天”，便是时代的写照。有人曾与报人王新命谈选女婿的标准，要“三十岁以下，又成名又成业者，且非军人。”王回答说：“在科举已废的今天，三十岁以下能够成名成业的非军人，实不可多得。”（注：沃秋仲子（费行简）：《民国十年官僚腐败史》，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8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页； 王新命：《新闻圈里四十年》，台北海天出版社1957年版，第136页。 ）这正是典型的时代认知。
　　不过，将并非都能相，“出将入相”也终非正途。王新命的话，其实也不无士大夫意识的残存。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他显然忽略了近代从边缘走向中央的另一大社群——工商业者，特别是近代渐具独立身份认同的绅商。（注：参见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在革命已成近代中国的伴生物的时代，更出现了像孙中山那样的职业革命家这一新的社群。（注：从社会史或社会学取向来研究职业革命家者，我尚未见到，其实也是大可开拓的领域。）不管读书人主观上是否有与这些新兴社群争夺社会权势的愿望，它们的兴起在客观上促进了读书人在中国社会中处于一种日益边缘化的境地。
　　“官不如绅”的现象在晚清已渐出现，咸同时办团练是一个“上进”的捷径，而团练是地方性的，只能由在籍的绅士办理。也就是说，这条路对没有转为绅的官吏是不通的。太平天国时期军事行动的飘忽无常以及一些团练的官方化，使得官府在所谓地方公事方面也不得不经常依靠绅士的配合。在教育方面，书院虽由地方官控制，但山长却必须由士绅担任。从社会层面言，后者所得是实利。到清季实行新政时，更常常是任用绅士多于任用官员。据冯友兰回忆，他的父亲清季在武昌为官时，就有朋友“劝他辞去湖北的官，回河南当绅，说绅比官员更有前途。”这已渐成一种时代认知，所以“当时有不少的官，跑到日本去住几个月，回原籍就转为绅了。 ”（注：冯友兰：《三松堂自序》， 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4页。）
　　在科举制废除之后，绅的地位更增，其中商人又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成分。到民国时，商人地位的上升更明显伴随着一种“思出其位”的强烈政治参与感。杨荫杭在20年代初观察到：“民国以来，官之声价低，而商之声价增。于是巧黠之官僚皆知‘办实业’之虚名，犹之前清买办皆捐‘候补道’之虚衔也。”这样就出现了一种他称为“商客”（相对于政客）的新群体，他说：“中国真正之商人，皆朴实厚重，守旧而不与外事，其周旋官场、长于奔走开会者，大率皆商客也。故商客有二种：一曰官僚式之商客，一曰流氓式之商客。”（注：本段与下段，参见杨荫杭：《老圃遗文辑》（原刊1921年9月27日《申报》）， 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420—21页。）
　　前者前清已有，即商人之捐候补道者，周旋于官场；民国后此类仍有之，并出现“自官而商”的新类型：“军阀官僚一朝失职，以刮地皮所得，放之破产政府，盘剥重利，尚不失为时髦之财阀。此类变相之官僚机器附属品，亦所谓商客也。”而“流氓式之商客，为民国特产，在前清无发展之余地。此其人本与商业无关，充极其量，不过有数纸股票。然开会时之口才优于真正之商人，选举之运动力强于真正之商人。凡商人举代表见官长，无一次不挺身而出。凡商人打电报有所陈述，无一次不列名。”这些人“形式非政客而精神为政客”，有时甚至“口骂政客而实行政客之行为”。
　　杨氏虽留学生，显然仍存传统士人的优越感，对商人“思出其位”这一现象颇不满。但他敏锐地观察到这与当时新兴的社会行为方式甚而新的上升性社会变动取向相关：民国以来，“朝开会，暮开会；坛上之言，皆名言也，然从此而止，下坛后未尝有所行。朝打电，暮打电；电文之言，皆名言也，然从此而止，电报外未尝有所行。”这已渐成一种职业：“更有一种新人，吃一种新饭，谓之吃会饭。盖其人本无职业，专以开会为职业。其人非无技能，但其毕生所有之技能，尽用于开会。试举其特长：一曰能演说，声音嘹亮；二曰能拟电稿，文理条畅；三曰能算票数，若干人得若干张；四曰能广告，使大名出现于报章。”（注：本段与下段，参见杨荫杭：《老圃遗文辑》（原刊1922年2月26、28 日《申报》），第530、532—33页。）
　　他进而分析说：“吃会饭者，分为二类：一曰官派，一曰民派。官派之吃会饭者，即议员也，今日不甚通行。通行者为民派。此其会名，虽千变万化，随时势为转移，然其会中人物，万变而不离其宗。这些人“终日仆仆，可谓忙矣，然未尝成一事。仅为电报局推广营业，为报纸扩充篇幅”。故“开会之消磨人才，与科举等”；同样，“集会结社之长，等于终南之捷径”。杨氏虽意在挖苦，却无意中触及了问题的实质：开会既与科举类，则此“终南之捷径”即上升性社会变动的一种新途径，亦与科举等，正体现出社会的新变化。这大约是后来“开会文化”的滥觞，其社会功能在于既为电报局和报纸制造了就业机会，更确保了“吃会饭者”的存在与发展。
　　这其中尤以商界地位的上升和商人参与意识的增强最为明显，故“民国以来，有两机关最忙：一曰电报局，一曰商会。遇有问题发生，此两机关几无不效劳者，殆药中之甘草欤？”以前商人见面，皆说本行之事。如今则“身为商人，偏喜谈官场之事；身为洁白之商人，偏欲干预官场龌龊之事。”官吏之除授，“商人为之挽留、为之拒绝”；官职之设废，“商人出而建议、出而攻击”。与新社会行为伴随的是在此基础上产生出新的价值观念：“昔人以市井为小人，今日以市井为圣人。圣之则拜之，拜之则效法之。于是举国上下，皆以市道行之。宣传者，广告也，市道也。商贾谓之广告，不商不贾而登广告，谓之宣传。”（注：杨荫杭《老圃遗文辑》（原刊1920年7月7日、1922年4月5日《申报》）第49、564页。）
　　如果杨氏所说的宣传与广告的关系可确立，则商人的参与政治恰给民国政治行为打上了他们特殊的烙印。以政治兴趣为主的“商客”这一政商之间边缘小社群的出现是民国社会（以及政治）非常值得研究而尚乏关注的现象。开会发电报等新行为可以成为一些人社会地位上升的凭藉，尤其具有提示意义。从杨氏充满挖苦的口吻中不难看出科举制废除后原来与读书人关系最紧密的政治现在却成为一些商人的兴趣所在，且至少部分为商人所盘踞；而逐渐开始退居社会边缘的读书人对此不仅感到不习惯，更甚不满意。
　　四民社会本是一个有机组合，士的消失与其他三民的难以维持其正业有相当程度的关联。商人与军人等传统边缘社群的兴起只是“正统衰落、异军突起”这一近代中国的显着特征在社会结构变迁之上的部分体现，与此同步的还可见一些居于各民之间的新边缘社群的出现。同时，伴随这些社会变迁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迄今未得到足够重视的现象，即原有的政治、军事群体的社会组成及其行为都逐步呈现非常规化。比商人和军人的积极政治参与更加突破常轨的，是“游民”和“饥民”这类新边缘社群对政治军事的参与。
　　科举制刚废除时，刘大鹏已经注意到“世困民穷，四民均失其业”的现象，他也已提出“四民失业将欲天下治安，得乎？”的问题。（注：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155、157页。）约20年后，杨荫杭发现当时的情形已更严重：“有土而不能农，有巧而不能工，有货而不能商。”鲁迅在1907年已观察到“事权言议，悉归奔走干进之徒，或至愚屯之富人，否亦善垄断之市侩。”杨氏更发现“人民无事可为，于是乎多游民；人民生计断绝，于是乎多饥民。饥民流为盗贼，盗贼编为军人，军人兼为盗贼。游民流为地棍，地棍选为议员，议员兼为地棍。”（注：杨荫杭：《老圃遗文辑》（原刊1925年9月25日《时报》），第898页；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第46页。 ）既存社会结构已解体，而新的社会结构尚未稳固确立，整个社会遂渐呈乱相。
　　科举制本具有“通上下”这一重要的社会功能。在传统的士农工商四民社会中，士为四民之首的最重要政治含义就是士与其他三民的有机联系以及士代表其他三民参政议政以“通上下”，而科举制正是士与其他三民维持有机联系的主要渠道。传统中国士人是以耕读为标榜的。多数人是在乡间读书，然后到城市为官。而做官之人或候缺或丁忧告老，多半要还乡。人员的流通意味着信息、资金等多渠道的流通。概言之，科举制在中国社会结构中实起着重要的联系和中介作用，它上及官方之政教，下系士人之耕读，使整个社会处于一种循环的流动之中。在新教育体制下，大学（一段时间内也包括中学）毕业基本在城市求职定居，甚至死后也安葬城市，不像以前一样要落叶归根。这意味着以前整个社会的循环流动在相当大程度上已经中止，其一个影响深远的社会后果，即中国的城乡渐呈分离之势。
　　据章太炎所见，因读书人不返乡造成的近代城乡之别约始于兴学堂。盖兴学堂主之最力者为张之洞，由于张氏“少而骄蹇，弱冠为胜保客，习其汰肆；故在官喜自尊，而亦务为豪举。”此风气也影响到他办学堂：“自湖北始设学校，其后他省效之。讲堂斋庑，备极严丽，若前世之崇建佛寺然。”章氏以为，“学者贵其攻苦食淡，然后能任艰难之事，而德操亦固。”给学生以优厚待遇的本意在劝人入学，但“学子既以纷华变其血气，又求报偿，如商人之责子母者，则趣于营利转甚。……以是为学，虽学术有造，欲其归处田野，则不能一日安已。自是惰游之士遍于都邑，唯禄利是务，恶衣恶食是耻。”不仅不能任艰难之事，其“与齐民已截然成阶级矣。”（注：章太炎：《救学弊论》，第100页。）
　　可知后来逐渐引起世人注意的读书人之“脱离群众”，部分也因传统的耕读生涯中止所致。到民国后，章太炎进而观察到：“自教育界发起智识阶级名称以后，隐然有城市乡村之分。”所谓“智识阶级”，其实就是教育制度改革的产物。太炎敏锐地认识到，由于“城市自居于智识阶级地位，轻视乡村，”就产生了城乡“文化之中梗”。（注：章太炎：“在长沙晨光学校演说”，1925年10月，转引自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下册，第823页。 ）民初的知识分子学西人提出“到民间去”的口号，正是那时城乡已分离的明证。但这个问题在很长时间内并未得到时人的重视，也没有产生出什么因应的措施。
　　城乡分离使社会情形更趋复杂，读书人既然留居城市不像以前那样返乡，乡绅的社会来源遂逐渐改变。乡绅中读书人比例的降低意味着道义的约束日减，而出现所谓“土豪劣绅”的可能性转增，这是乡村社会秩序动荡的一个重要原因。刘大鹏在1926年注意到：“民国之绅士多系钻营奔竞之绅士，非是劣衿、土棍，即为败商、村蠹。而够绅士之资格者，各县皆寥寥无几。”（注：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336页。）
　　一般而言，民初中国的土地兼并仍不算特别厉害。然而中国乡村本不怎么互通，经济剥削和社会压制在不同地区可能有很大差异。在“天高皇帝远”的边远（离县城远也是一种边远）地区，或出现非常规势力的地区（如大军阀的家乡），不讲规矩的土豪可能偏多，的确存在剥削或压制特重的事例。在这样的地区，农民在经济上和社会待遇上被逼向边缘者必众。
　　有些地方的民间社会自有其制衡约束的体制，如四川的袍哥便很起作用，故四川贫困地区的农民当兼职土匪（棒老二）的不少，参加红军的却不多，但在民间社会制衡不能起到有力作用时，那些地区反对既存秩序和既存体制的情绪必强，正所谓革命的温床。即杨荫杭看到的“不逞者乌合，即可揭神圣之旗”。（注：杨荫杭：《老圃遗文辑》（原刊1925年9月25日《时报》），第898页。）在这些地方，闹革命（革命而曰“闹”，尤具启发性）的主张实最有吸引力。与城市的新兴社群及新社会行为一样，乡村这些变化也是整体社会结构紊乱的后果。
　　杨荫杭以为：“民国之事，败于营棍子老卒者半，败于土棍地痞者亦半。土棍地痞，不配言自治自决，犹之营棍子老卒，不配言国权威信。”（注：杨荫杭：《老圃遗文辑》（原刊1921年9月19日《申报》），第414页。）他观察到20 年代中国总体社会景象是：各级当权者是政客军阀和土棍地痞，自不可恃；社会上具道德廉耻者多隐遁，老百姓又无心于国事，商人中有“商客”，读书人已处边缘，且学人中复有“学客”（详后）。这一片乱相的症结恰在于章太炎所看到的中国已无社会重心这一问题。
　　杨氏自己也注意到这一点，他指出：“国家固应有柱石，所谓中心势力也。共和国家以大多数之民意为柱石。即降而至于军阀国家，亦有统一之武力为之柱石。”但当时“民意既弃如弁髦，各藩镇有‘大者王、小者侯’之势，中央政府则自认为空空洞洞、飘飘荡荡之物，是虽有‘国家’而无‘柱石’也。无柱石，是无国家也。”在这样的社会中，谁来解决中国的问题？杨氏的方案是“造成一种中心势力，以大多数之民意为基础”，（注：杨荫杭：《老圃遗文辑》（原刊1920年11月30日《申报》），第141页。）但那显然只能是一种美好而遥远的理想， 在这样的中心势力未能造成之前，失去的社会重心总要有人来填补。剔去营棍、土棍、商客、学客等在杨氏眼中的贬义，他们无非体现出一些新兴社群从边缘走向中心的愿望和实际的努力。在众多边缘社群中，边缘知识分子恐怕是既有参与意识也最有竞争力的一个。
　　
　　
　　
开放时代广州5～26K3中国近代史罗志田19991999本文将中国传统社会中原居四民之首的士在近代向知识分子的转化、知识分子在社会学意义上的边缘化、以及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这一连续、相关而又充满变化的动态进程，纳入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理路和西潮冲击下整个近代中国的巨变这一纵横框架中进行考察分析；在研究取向方面注重思想演化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从当时人的心态变化入手来反观社会的变动，以尝试提出一个走向框架性诠释的思路。This author tries to roll　the　followig three　processesinto a holistic framework of interpretation: the　changing　ofthe　　ancient　　"shi"into　　modern　　interllectuals,　 theperipherization of the orthodoxy intellectuals and the　risingof the peripheral　intellectuals. These　three　processes　aresubsequent and closely interrelated,forming the main trend　ofChinese modern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embedded　in　shiftingsociety.罗志田，生于1952年，普林斯顿大学博士，现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清华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着有《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思想》及论文多篇。（成都　610000） 作者：开放时代广州5～26K3中国近代史罗志田19991999本文将中国传统社会中原居四民之首的士在近代向知识分子的转化、知识分子在社会学意义上的边缘化、以及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这一连续、相关而又充满变化的动态进程，纳入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理路和西潮冲击下整个近代中国的巨变这一纵横框架中进行考察分析；在研究取向方面注重思想演化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从当时人的心态变化入手来反观社会的变动，以尝试提出一个走向框架性诠释的思路。

网载 2013-09-10 21:3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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