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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出版学是中国人创立的，是极富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现代传媒科学。在中国，编辑活动与出版活动具有浓厚的历史根源。近代以来，编辑出版业在创造中国传媒文化结构的同时，吸收了西方文化传播过程中编辑与出版的新技术、新媒介、新理念，有更大的进展。编辑学与出版学的共生性和耦合性，使它们正趋于形成一个比较科学的编辑出版学学科体系。这是一个渗透性极强的、具有耗散结构特征的开放性的学科体系。这个学科体系必将推进编辑活动的文化内容创新与出版产业的市场经营拓展，从而生成一个完整系统的现代文化产业双向循环的链式滚动结构。
　　1998年之前，我国高校的编辑出版类专业是按编辑、出版、印刷、发行等各项环节分别设置的。例如北京大学、南开大学都在中文系开设了编辑学专业；武汉大学分别在中文系和图书馆系开设了编辑学和图书发行专业，后改为出版学专业；南京大学分别在中文与信息管理两系开设了各有重点的编辑学专业；北京印刷学院设置了印刷工艺专业和出版管理专业；河南大学在文学院和新闻与传播学院、编辑出版科研所开设了普通编辑学专业。这种方式培养的大多数是针对某一特定编辑业务或出版业务的人才。很明显，这种培养模式不利于耦合型编辑出版人才的成长，也不能满足社会对编辑出版人才综合素质的要求。1998年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简介》对专业进行了调整，新的学科专业目录将“编辑学”（包括新闻编辑学等分支学科）、“出版管理学”和“图书发行学”等专业合并成为统一的“编辑出版学”学科。自此，学科体系的建设开始向整合性方向发展，初步消弥了编辑出版学研究中出现的“大出版，小编辑”与“大编辑，小出版”之争，将以文化内容创新为特征的编辑学与以印刷复制、发行营销为特征的出版学链接起来，把二者视为同等的、互相补充、互相关联的一个统一的学科链。
　　一、编辑学与出版学两种学科体系的共生与耦合
　　在我国的早期研究中，编辑学与出版学是被自发地分为两门学科分别进行研究的，两门学科的名字不同，研究内容却协和共生，分离不开。一般地说，研究出版学的大多是从我国的出版社体制和图书出版业运作方式的实际状态出发，着重研究书籍母本的印刷复制与出版发行，而把编辑活动作为前期准备工作放在出版活动中来看待，有时还突出地强调“编辑是出版的中心环节”。研究编辑学的则主要是从文化媒介的母本，即文献的稿本如何创生、审理和加工成可供流传的文本出发，而把出版活动作为编辑定本之后延伸复制的传播工作来要求的。因而，编辑学和出版学便各自形成了大小范围、时间早晚互不相同但又紧相邻接的学科体系。这两个学科体系，从它们的实际发生角度看，是共生共长的。文本内容的审理选编与校雠核定，历来就同文本的抄写刻印与载体流传是密切结合、互为表里的。按照生物科学的共生论，这是创造文化传播媒介活动中内容与形式的共生现象。加拿大传播学院麦克卢汉所说的“媒介即信息”也是从这个角度作出的判断。原因很简单，编辑构成的文化信息内容，需要借助物质版面形式的媒体才能传播久远。出版复制的媒体需要优秀的文化信息内容才能对人类社会产生精神魔力，才便于广泛地传播开去。自古以来，编辑的文化内容与出版的媒体形式都是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二者无论怎样不断地变化、革新，都不能互相脱离，只能相辅相成地发展。先进的编辑文化思想内容体系与先进的媒介物质技术体系总是在共创共生中与时俱进。
　　物理学往往把两个体系或两个以上的体系或者两种以上事物的运动形式之间在相互作用中彼此互动推进，乃至联合起来的情形，称为“耦合现象”。在人类精神交往和信息传播领域，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人体器官功能的延伸与媒介工具的发展，同样存在着两个或两个以上体系之间的耦合。系统与系统之间的通融、感应、生发、互动，都是耦合现象。作为研究创构思想文化内容的编辑学学科体系与作为创造复制物质文化媒体的出版学学科体系之间，一直就存在着共生与耦合现象。这也是人们在研究编辑学的时候，常常不能不讨论出版学的问题，而在研究出版学的时候又常常不能不讨论编辑学的问题之原因所在。文化观念创新与出版产业实践以及媒介技术改革等不同学术体系是通过连续不断地耦合过程而共同生成现代社会的文化产业结构的。这个文化产业结构在其有规律的运行中，不断地缔造着、调整着、更新着自身的文化结构，整流并传播着无穷无尽的人类日益增长的也是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信息。在任何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中，物质流、能量流与信息流总是在互相交换中才生出力量，才能作功，才能对社会产生效益。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编辑出版学作为编辑与出版的耦合活动在科学研究与教育领域的反映，应是一门包括编辑的审选编校等流程与出版的排、印、装、发等各个业务环节彼此联系、相互生发、互动推进的学科。“编辑出版学”这个耦合性学科体系，要求在社会文化的流传过程中，保持学科体系的知识完整性、理论系统性、信息传播的可控制性以及在产业实践中的可操作性。这一点，无论在中国和世界的编辑出版业、影视和网络传媒业都已得到了很好的证明。编辑出版学在高等教育领域作为渗透文、理、工、商、史、管等各大学科专业教材的编辑出版活动，不能不关注其体系（包括培养目标、专业方向、课程设置、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等等教育学中的问题）。应当像教育学的学科建设那样，为适应现代社会数字化多媒体互动传播时代的需要而努力建构一个以编辑出版学的课题研究为中心的普通基础课、专业课与实践课合理配置的教学科研体系，多向度、多环节、多方式地培养编辑出版业的耦合型人才。
　　二、编辑出版学的学科体系建设
　　编辑出版学的学科体系应建立在对编辑出版工作全部要素、全部过程进行全方位整体研究的基础之上。“编辑出版学”的学科体系框架可按以下五个模块构建：一、专业基础理论模块，以探讨“编辑出版学”的基本原理和编辑出版活动的一般规律，如编辑出版学概论、编辑出版史、比较编辑学与比较出版学等，确立科学的专业原理论与历史发展观。二、相关专业机构内各部门业务基本知识模块，即研究编辑者、出版者的社会行为，研究在编辑、印刷、发行、管理等各个专业环节中具体的业务流程，如编辑规程、印刷出版、图书发行、数字拷贝技术、出版管理法规、图书贸易、传媒经济等，确立专门的业务实践观。三、编辑出版活动诸要素的知识模块，即研究编辑出版活动的各个构成要素，其中又可细分为：(1)主体即人的要素研究。研究对象为作者、编者、出版者和读者，以及他们之间的社会文化关系。确立多元辨证的文化主体观。(2)客体即物的要素研究，研究对象为文本出版物，如原文献、创作稿、编定本、版本（文本）、目录、电子出版物等，确立客体对象一元论的复合增值观。四、宏观环境知识模块，即把编辑出版纳入社会文化的宏观环境中进行开放式研究。编辑出版和其他学科或渗透、或结合、或横断而产生的边缘与交叉学科，都可以纳入宏观环境知识体系，从大文化传播的角度来透视编辑出版业的功能和机制，如编辑社会学、编辑文化学、编辑出版伦理学、编辑出版法学、科学技术编辑学、编辑出版艺术学、编辑心理学、编辑出版美学、编辑符号学、编辑教育学、编辑出版管理学、编辑出版统计学、编辑出版经济学、编辑出版工程学、编辑出版产品营销学、编辑出版信息学、编辑出版媒体型态学（媒介的多样化与新旧媒介的共时性与历史性）等，确立编辑出版活动的全局观。五、技术方法知识模块，研究编辑出版活动的战略策划、选题公关、组织技术与方法智能，如出版经济管理、出版物统计与评估、网络出版与数字技术等，训练求精求新的智能技术观。
　　如此说来，编辑出版学的学科体系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在与其他文、理、工、管等学科系统的交互关系中，形成了一种远离平衡态的耗散结构，这种结构系统在物质流、能量流与信息流的交互转换过程中，由于多元主体以不同的文化角色参与对媒介信息的整流过滤，使信息流得以人为地多方控制，不断增生其价值，实现自身的暂时平衡。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编辑出版系统自身的平衡又不断被外界的强烈需求打破，出现更大更多的不平衡。编辑出版学科体系就是通过不断地创构多种媒介来控制和调节信息流的流向、流量、流速、流域等，从而实现有效传播，推动社会文化乃至政治、经济等的全面发展。
　　总之，编辑出版学是一门内容丰富的，既有系统理论学说、媒介传播技术，又有广泛产业实践；既创构先进文化思想，又推动信息整流；既有综合性、横断性，又有交叉性、渗透性的学科体系，它是在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和现代传媒产业相结合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因而也是其他既成门户的学科体系所不可代替、也无法包括的一门新兴的自成独立体系的耦合性学科。
　　三、编辑出版学与相关学科体系之比较
　　这里，我们不妨把编辑出版学与教育学（或者称教育人才学或者称教育培养学）两个学科体系作个简要的比较。教育学在中外高等教育界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均被规定为最高层级的学科门，是我国12个学科门之一。它与哲学门、经济学门、法学门、文学门、史学门、理学门、工学门、农学门、医学门、管理学门、军事学门相并列，其学科地位之高，无以复加。教育学俨然是个大宅门，它包容了各种各类下属层次的教育，建了大大小小许多类似的教育科学研究所和教育学教学院系。教育学同时也渗透于、横断于和交叉于其他11门学科及其下属的一级学科及各个专业之中。强势的教育学具有很大的扩张力和吞并力。它早已把心理学伙并到教育学学科体系中来，从而也推进了心理学的发展。教育学课程体系中增设了政治、社会、经济、统计、科技评估等几十种边缘交叉性课程，但却吞并不了它们原来归属的学科，只能擦边而部分掠取之。教育学也取代不了编辑出版学。虽然编辑出版学与教育学是内容贯通、范围相同、性质十分类似的学科。因为二者实质的不同，主要在于教育学通过语言教育人，编辑出版学通过媒体教育人。前者面对面地以言教人，后者背靠背地以文化人。言传身教与媒传文教在人类文化教育史上是同等重要而传授方式不同的两门学科。前者要由教师聚生徒而亲身讲授，较多受时空限制；后者则由编辑创文本而异地散播，较少受时空限制。自从记录语言的文字创造成功，兴学立教与文本传授就常常结伴而行。历史证明，古代聚徒讲学的学堂与刻板赐教的书院逐步融合。中古以后，人们的学习方式渐渐走向阅读教本与从师听课两相配合的境界。但是，以言教人与以文化人这两种不同的传播方式，在学术史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却逐渐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学科倾向。一个向语言课堂讲授艺术方向发展，一个向文字编辑出版技术方向发展，久而久之，各自形成了各自的学科体系。直至近代以来，世界性的教育交流促进了教育的普遍化、国际化、科学化和专业化。编辑也从造就传统的经史子集“四库”图书结构，发展为书报刊和影视屏幕等多种媒体形态的“百科”读物结构。多语种教育与多文种编辑相互渗透参补。编辑的巨大增量导致出版产业化的迅速到来，编辑出版业几乎成为大众教育发展的经济基础。编辑出版产业与大众教育事业所支撑起来的两个学科体系本来应当同时形成，同时出现在同等的学科位置上。但事实却远非如此，其中似乎也没有什么道理可讲，因为教育学理论好像并不比编辑学理论更成熟，教育的定义仍然是众说纷纭，其基本概念、范畴也不比编辑学更丰富、更有逻辑。历史上流派纷呈的教育家也几乎都是着作家、编辑家、出版家、藏书家，因为他们都要以教材作媒介工具对学生施教。即使理、工科的实验室教育，通常也离不开指导实践的专业理论书和实验方案的编写或实验报告的出版。教师与学生这一对矛盾的统一运动同编辑与读者这一对矛盾的统一运动，何其相似乃尔。但是教育学与编辑出版学两个学科及其体系的建设却是如此的不可同日而语。我们只能说现行的学科设置不平衡、不科学、不完善，不利于全面发展社会主义的科学事业。所以，我们呼吁，要积极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的编辑出版学学科体系。
　　不少人把编辑出版学与新闻传播学相比较。新闻传播学在我国是被列在文学门中的一个一级学科。按照新闻学界的权威说法，新闻传播学主要是研究新闻如何传播的问题，并不十分关注编辑出版与一般影视媒介的传播问题。如果把新闻传播学理解为新闻学与传播学，显然，二者涵盖的内容范围差别太多，甚不平衡。而且，传播学自从1978年开始介绍到我国，至今尚未形成明确的学科体系。一方面本土化研究不足，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学根，没有“中学为体”的基础条件。“西学为用”呢，也是各自随意为用。对译介过来的一些传播学着作，深入地、系统地科学研究不够，断章取义的批评则有不少。把二者理解为同类同等又并列的两个同级学科，似乎也不合适。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广告等，实际上是分设在级别大致相等而部门并不相同的机关来分头管理的，没有统一的管理体系，因而它们所属的学科体系也不统一。最近20多年来，高等教育界设置了编辑学和出版学专业，而且发展较快，初具规模；而编辑出版业界出于文化产业发展的需要，也对编辑学、出版学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研究，成果颇丰。两大方面的编辑出版学科研队伍、教师队伍结成联军，迫切需要建设普通的编辑出版学的学科体系。而这又是“新闻传播学”所准以完全包容、也无法完全代替的。所以，不论教育部门、新闻传播部门还是编辑出版部门，都需要建设一个相对独立的编辑出版学一级学科，并积极搞好其学科体系建设。在这个体系下，至少可以设置编辑学、出版学、发行学，以及图书、报纸、期刊、广播、电影、电视和广告等不同媒体的编辑出版分支学科。还可设置科技编辑学、文艺编辑学、出版经济学、科技出版学等等。在编辑出版史方面，又可设置古籍编辑学、校雠学、目录学、版本学等等。加上现代编辑出版业的数字技术学科与不同语言文学之间的编辑出版比较研究等学科，足以促成高等学校在编辑出版学学科体系基础上，建设起比较充实、比较完备的编辑出版学的学科体系和专业课程体系。事实上，我国有的高校已在编辑出版学学科下设置了40多门各有特色的专业基础课程，初步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内容也较充实的专业课程体系。

出版发行研究京55～59Z1出版工作王振铎/蔡冬丽20082008
王振铎,蔡冬丽,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作者：出版发行研究京55～59Z1出版工作王振铎/蔡冬丽20082008

网载 2013-09-10 21:3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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