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政治民主化进程中,拉美一些国家的政治制度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挑战,具体地表现在4个方面:第一,随着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许多国家传统政党制度出现危机;第二,传统政治体制的许多方面日益不适应新经济体制的需要,丧失了维持政治稳定的功能,权力机构之间经常出现激烈对抗,宪制危机频频出现;第三,民众对现存政治体制出现信任危机;第四,许多国家的政府不能在现有政治体制框架内解决威胁政治和社会稳定的各种问题,出现了所谓的可治理性危机。上述挑战加剧了政治和社会的不稳定,拉美国家迫切需要寻求实现政治稳定的办法。本文拟对民主化进程中拉美国家政治制度面临的主要挑战及其对政治稳定的影响进行初步分析。
传统政党制度危机
近年来,在政治民主化、经济改革和经济全球化进程推动下,一些拉美国家的政治力量对比发生剧烈变动:一些传统政党和政治组织衰落,其中不少丧失了执政地位;一些仍处于执政地位的政党控制国家政治生活的能力下降(20世纪90年代的墨西哥);一些新的政治力量(政党或政党联盟)迅速崛起,不仅在一些国家的大选中获胜(秘鲁、巴西、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等),而且在地方选举中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在这种背景下,拉美传统政党制度出现危机。在一些国家,传统政党制度的瓦解基本上是在和平过渡中实现的(如墨西哥),有些国家则出现了不稳定(如委内瑞拉、秘鲁、厄瓜多尔、哥伦比亚等)。
一 传统霸权政党制度的瓦解——墨西哥的实例
墨西哥的政党制度具有典型的霸权政党制度的特点。墨西哥革命制度党(PRI)自1929年建立后,一直控制着总统职位。该党不仅在议会中占有多数,而且长期拥有2/3以上的绝对多数,这保证了总统及执政党能够进行有效的统治。直到1988年PRI才首次失去众议院2/3多数。此后,墨西哥政党格局和政党制度发生重大变化,传统霸权政党制度逐渐瓦解。
第一,PRI一党垄断国家政治生活的局面被打破,多党竞争与合作的局面逐渐形成。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墨西哥政治舞台上逐渐出现了PRI、民主革命党(PRD)和国家行动党(PAN)三个主要政党在选举中相互竞争、在政治和经济改革的某些重要问题上相互协商的局面。在地方和全国性选举中,也主要是这三大政党进行竞争和较量。与此同时,国家政权机构的代表性逐渐扩大,各政党从事政治活动的积极性增加,政党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方式,出现了事实上的多党制。
第二,各党实力趋于均衡。在总统和联邦议会的选举中,PRI所获得的选票减少,所占有的议席比重下降,而同时反对党的竞争力明显增强,赢得的选票增多,占据的议席比重也明显提高,各党之间的实力向趋于均衡的方向发展。1982年以前,PRI候选人在总统选举中总是能够获得绝大多数选票,但1988年以后所获得的选票明显减少。在1988年总统选举中,PRI候选人萨利纳斯获得50.7%的选票;在1994年总统选举中,该党候选人塞迪略获得48.8%的选票;在2000年的总统选举中,其候选人拉瓦斯蒂达只获得36.1%的选票,而由反对党PAN和绿色生态党(PVEM)组成的“变革联盟”(Alianza por elCambio)候选人福克斯获得42.52%的选票,当选总统,PRI在墨西哥连续执政71年的历史被终结。(注:在1929~1982年的总统选举中,PRI候选人所获选票情况如下:1929年93.55%,1934年98.19%,1940年93.89%,1946年77.90%,1952年74.31%,1958年90.43%,1964年87.82%,1970年83.32%,1976年86.89%,1982年68.43%(资料来源:墨西哥联邦选举委员会)。)80年代以前,PRI在联邦议会占有绝对优势,不仅长期拥有参议院所有席位,而且占据众议院的绝大多数席位。而在1988年联邦议会选举中,PRI不仅首次失去对参议院的长期垄断(反对派赢得4个席位),并且失去了众议院2/3的多数;1997年联邦议会中期选举后,PRI在众议院的席位第一次不及总数的1/2。此后,该党在参议院占有的席位也不断减少,而反对党在议会选举中的得票和拥有的席位不断增加。在2000年联邦议会选举中,PRI在参议院获得42.0%的席位,在众议院获得45.3%的席位,而以PAN为主体的变革联盟分别获得44.8%和41.4%的席位,以PRD为主体的“墨西哥联盟”(Alianza por México,由PRD等左派政党组成)分别获得13.2%和13.3%的席位。(注:在80年代以前的联邦众议院选举中,PRI总能获得绝大多数的选票:1961年获得90.81%,1964年86.38%,1967年80.50%,1970年83.53%,1973年77.59%,1976年85.17%,1979年74.13%,1982年69.29%,1985年67.3%(资料来源:Georgetown University andOrganizationof American States,Political Database of the Americas)。)
第三,PRI在地方一级的长期优势、乃至霸权地位逐渐被打破。到2000年年底时,PAN在北下加利福尼亚、新莱昂、哈利斯科、瓜纳华托、莫雷洛斯和阿瓜斯卡连特斯6个州执政,PRD在南下加利福尼亚、萨卡特卡斯、特拉斯卡拉3个州和首都联邦区执政,PAN和PRD还在恰帕斯和纳亚里特2个州联合执政。另外,在PRI执政的各州,PAN和PRD在许多市政选举中获胜,控制了不少市一级的政权。(注:Mexico:a socio-politicalatlas.)PRI不但丢失了部分全国政权,在地方上传统的绝对优势政治地位也不复存在,墨西哥的霸权政党制度被彻底打破。
二 传统两党制度的崩溃——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的实例
在拉美,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的政党制度是比较典型的两党制,因此两党制在这两个国家的危机或崩溃也较具有典型性。
自由党和保守党是哥伦比亚两大传统政党,这两个政党在历史上曾长期争斗,使国家陷入动乱,并导致1953年的军事政变和随后的军人专制统治。在总结了历史教训后,两党于1957年签署了建立民族阵线的协议,进行宪法改革,规定在今后12年内(后延长到16年)两大政党平分全国和地方各级议会中的席位和政府中的职位,总统由两党领袖轮流担任,以此来防止军人独裁统治的再次出现。两大政党轮流执政为哥伦比亚带来了相对和平和安定的政治局面。1974年民族阵线协议结束,但两大政党控制国家政治生活的局面并没有发生改变,两党仍控制着议会的多数席位,如在1998年的议会选举中,两党仍获得81%的众议院席位和80.4%的参议院席位,总统职位仍由两大政党轮流担任。(注:Harry E.Vanden and Gary Prevost,Politics of Latin America:the Power Gam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522.)然而最近几年,由于复杂的原因,两大传统政党实力削弱,在2002年3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两党严重受挫,议会席位大幅度减少。两大传统政党遭到更惨重的失败是在5月的总统选举中,从自由党分裂出来的独立派候选人乌里韦在首轮选举中即获得53%的选票,成为1991年宪法改革以来首位在第一轮选举中就获胜的总统候选人。乌里韦的获胜宣言了哥伦比亚传统两党制的终结。
委内瑞拉传统政党主宰国家政治生活的局面也被彻底打破。自1958年民主政治体制确立以后,民主行动党和基督教社会党一直控制着委内瑞拉的政治生活,总统职位一直由这两个政党轮流担任。但这种局面在1993年12月的总统选举中开始发生变化,从基督教社会党分裂出来的卡尔德拉临时成立“全国汇合”党,并赢得总统选举的胜利,这表明传统政党开始失去民众的信任,危机已经出现。90年代末以后,委内瑞拉政治形势发生剧烈变化,传统政党体制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1998年11月委内瑞拉举行了20世纪最后一次地方和议会选举,在除首都联邦区外的全国23个州中,传统第一大党民主行动党只在8个州获胜,比上届减少3个,第二大党基督教社会党获得5个州长职位,执政的“全国汇合”党和委内瑞拉计划党各保持原有的1个州长职位,而新成立的以第五共和国运动为主的“爱国中心”在8个州取得胜利。在参议院选举中,民主行动党获得24.53%的选票,基督教社会党和委内瑞拉计划党分别获得12.27%和9.39%的选票,第五共和国运动获得19.67%的选票;在众议院选举中,得票最多的也是上述各党。民主行动党虽仍是议会的第一大政治力量(在参众两院中分别获得17和55个席位),但基督教社会党的席位比上届大幅减少,第五共和国运动首次参加全国选举就在两院分别夺得13和50个席位,取代了老牌的基督教社会党,一举成为第二大政党,显示出惊人的实力。它和其他左翼党结成的党派联盟“爱国中心”所得席位超过总席位的1/3,成为议会中第一大政治力量。从这次地方和议会选举结果可以看出,传统政党的地位受到极大削弱,民主行动党和基督教社会党两大传统政党轮流执政、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在12月的总统选举中,“爱国中心”推举的总统候选人查韦斯获得56.1%的选票,轮流执政40年的民主行动党和基督教社会党仅获得11.2%的选票。查韦斯上台后,积极推进宪法改革,在1999年7月进行的立宪大会(该机构负责起草新宪法)选举中,以第五共和国运动为主的“爱国中心”获得121个名额,印第安代表获得3个名额,传统政党及其他政治力量只获得7个名额。在新宪法草案经全民公决通过后,2000年委内瑞拉又举行了总统和议会选举。在改革后的一院制议会(国民大会)选举中,第五共和国运动占76席,民主行动党占29席,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占21席,委内瑞拉计划党占7席,基督教社会党占5席。(注:Georgetown University and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Political Database of the Americas.)民主行动党和基督教社会党主宰委内瑞拉政治的局面也已荡然无存。
三 其他拉美国家政党制度的重新构建
伴随着传统政党的衰落或力量的下降,一些新的政党和政治力量异军突起,许多国家的传统政党体系发生变化。在巴西,军政府统治结束后,在相当长时期内没有形成稳定、成熟的政党格局,政党体系处于重新构建状态。由于巴西处于激烈的社会变革中,其政治制度因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而陷入混乱,党派林立,没有形成几个主导党派。1989年毫无政党背景的科洛尔为参加军人统治结束后举行的首次总统直接选举,临时成立了一个小党。由于他提出了反对政治腐败、与现任政治家划清界限等许诺,在大选中获得52.6%的选票。其后科洛尔因涉嫌舞弊遭议会弹劾,佛朗哥以无党派身份继任总统。他同样没有政党根基,在他执政期间,政党之间、政府与各党派之间冲突不断。此后,巴西的政党体系仍处于重新构建状态。
在秘鲁,传统政党制度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毫无政治经验的藤森在1990年总统选举中获胜,其后在1995年和2000年的总统选举中,藤森作为“变革90”和“秘鲁2000”的候选人,又赢得选举的胜利,创造了轰动一时的“藤森现象”。传统政党不仅失去了总统职位,而且在市政选举中败北。从1963年开始,秘鲁每3年举行一次市政选举,各主要政党几乎瓜分了所有的市长职位。但90年代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在1993年的市政选举中,在全国23个重点城市(首都和各省省会)中,各政党只获得8个市长职位,包括利马市长在内的其他市长职位均由无党派人士或新出现的民间组织获得。(注:《新华每日电讯》,1993年3月4日。)在2000年底藤森被议会罢免后,传统政党仍然没有获得重新执政的机会,一个新成立的政党秘鲁可行党成为执政党。秘鲁可行党成立于2000年4月,在当年举行的总统选举中该党候选人托莱多得票位于藤森之后,居第二位。2001年4月秘鲁再次举行大选,托莱多得票最多,但因未过半数未能当选。在6月的第二轮选举中,托莱多以53.08%的选票击败传统政党人民党的总统候选人阿兰·加西亚。藤森现象和托莱多现象充分说明,传统政党在秘鲁已经失去昔日的影响,政党制度正在重新构建。
厄瓜多尔政坛多年来一直由几个主要传统政党轮流坐庄。政府腐败、政党间争权夺利等问题长期存在,各种纠纷不断,政局出现了不稳定。在最近10年共有5人先后出任总统,其中有两位总统任期未到就不得不提前下台。人们对传统政治日益不满,对传统政党失去信心,人心思变。2000年1月发生了推翻马瓦德总统的军事政变,参与政变的前陆军少校古铁雷斯在政变失败后被捕入狱,被特赦出狱后,组建了新党“1月21日爱国社团”。他提出的政治主张得到了左派政党、工会和印第安人的广泛支持,在2002年11月总统选举的第二轮投票中获胜。传统政党的地位受到极大震撼。
类似的情况在乌拉圭、巴拉圭等国也已出现,传统政党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政党体系正处于重新构建之中。
在政党体系的重新构建过程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各政党之间的联合增多。近年来,拉美政治发展中普遍出现了各政党联合的趋势,组成联盟参加大选成为一种时尚。各政治力量的联合是造成传统政治力量衰落的重要因素之一,加速了传统政党制度的瓦解。智利由社会党、基督教民主党、争取民主党等17个政党组成的民主联盟一直维持到现在。藤森执政也曾凭借多党联盟的力量。委内瑞拉1998年的大选,其实是在两大政党联盟之间展开,查韦斯就是凭借多党联盟一举获胜。在1994年乌拉圭大选中,19个小党组成左派广泛阵线获得了与传统政党相当的议会席位。巴西的卡多佐也是依靠社会民主党和自由阵线党的联合,在两次大选中获胜。在2002年总统选举中,卢拉借助了劳工党与其他政党的联合获胜。在2000年7月墨西哥大选中,福克斯也是作为PAN和绿色生态党联盟的候选人获胜。
政治体制危机
虽然早在19世纪上半叶独立以后拉美国家就确立了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但长期以来行政权力往往居主导和支配地位,许多国家的立法和司法机构形同虚设。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结构、阶级结构的变化,以及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推进,拉美国家传统的政治体制已经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以行政权力为核心的传统体制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在一些国家这一体制几乎“已经不能运转”,政治体制出现危机。
一 传统政治体制丧失了维持政治稳定的功能,权力机构之间经常出现激烈对抗,宪制危机频频出现。
随着政治、经济和社会形势的急剧变化,拉美政治多元化趋势日益明显,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政治组织不断涌现,并且程度不同地介入到国家的政治生活。这些新崛起的政治力量要求分享权力,要求改革国家权力过分集中在行政机关的政治体制。在实行三权分立的国家,总统和议会的选举是分别举行的,因而总统所属的政党在议会中可能占据多数席位,也可能只占有少量席位。如果执政党在议会占据多数席位,政府的政策或重大措施就容易得到议会的认可,政府和议会之间的矛盾就不明显。但随着政治力量多元化的发展,代表各阶层和利益集团的政治组织相继进入立法机构,并在议会占据了一定的席位,而总统所属的执政党在议会中并不一定占有多数席位,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导致行政和立法机构之间的激烈冲突。(注:乔纳森·哈特林和阿图罗·巴伦苏埃拉指出,总统所在的政党在议会中不占多数所导致的行政和立法机构的冲突是乌拉圭(1933和1973)、阿根廷(1943)、哥伦比亚(1949)、巴西(1964)、秘鲁(1968和1992)、智利(1973)民主体制垮台的重要原因(参见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六卷下,第78页,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特别是近十多年来,由于传统政党政绩平平,越来越多的人对其失去信心,而一批具有新思想的人却得到了选民的青睐,并相继在一些国家的总统选举中获胜(如巴西的科洛尔、秘鲁的藤森、委内瑞拉的卡尔德拉和查韦斯、厄瓜多尔的古铁雷斯、哥伦比亚的乌里韦等)。但这些人执政后缺乏强大政党的支持,其所在的政党或政治组织在议会往往只占有少数席位,因此他们提出的一些重大经济和社会政策往往受制于现行宪法,在议会得不到足够的支持。更严重的是,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总统和由反对派控制的议会总是相互指责,甚至不惜以诋毁对方来提高自己在公众中的形象。在这种情况下,权力的分立经常会转变成权力的对抗,在一些国家,总统与由反对派控制的议会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最终导致激烈的政治对抗。
藤森当政时期,秘鲁议会与行政机构的冲突曾导致严重的政治危机。在尼加拉瓜,因国内矛盾加剧,1992年9月总统曾宣布中止国民议会的权力。1993年,危地马拉议会与总统之间的激烈对抗曾导致总统宣布解散议会。巴西关于议会制和总统制的争论持续了几十年,虽然多数人赞成总统制,但许多人仍对这一体制表示质疑。在民主政治体制一向稳定的委内瑞拉,总统和议会也发生激烈冲突,1995年5月卡尔德拉总统公开指责议会和最高法院中某些人企图破坏法制。政府与议会和司法部门的公开冲突化一直延续到查韦斯执政时期。2001年阿根廷也出现了所谓宪制危机。(注:为应付2001年爆发的经济危机,阿根廷政府曾宣布实行一项冻结银行存款的措施。2002年2月阿根廷最高法院宣布政府的该项措施违宪,与政府产生矛盾和对抗。而众议院弹劾委员会决定弹劾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对包括最高法院院长在内的9人提出玩忽职守和渎职等40多项罪名。按照法律,弹劾最高法院法官的议案须经众议院2/3多数通过后,再交参议院审议。在当年10月众议院的表决中,由于赞成弹劾的未达到2/3多数,弹劾议案被否决,持续数月的所谓宪制危机结束。)以上情况表明,在20世纪80年代后政治民主化进程中,拉美国家的政治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政治体制丧失了维持政治稳定的功能。
二 政治体制在许多方面已经不适应新经济体制的需要。
80年代后拉美国家经济发展模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以国家干预为基本特征的发展模式让位于市场经济模式,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发生根本变化,基本从生产领域退出,不再是产品的直接生产者。经济模式的转变需要重新定位国家的作用,改革不适应经济发展要求的政治制度或政治体制,改革高层领导集团内部及国家各机构之间的游戏规则并使之制度化,解决公共政策的稳定性,加快国家机构现代化进程,减少官僚腐败和滥用权力的行为。
市场化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拉美经济改革的核心。一些人提出,要进行彻底的市场化改革,就必须尽快建立一套与市场经济体制相吻合的民主政治体制。因为,在传统上拉美国家的政治制度是很不完善的,民主体制的外衣下经常隐含着专制主义的传统和非民主的内容。因此,拉美国家需要限制政府的权力,扩大公民的民主权利,促进公民社会的形成。一些人还提出了民主政治制度的方案,提出要集中力量改造整个政治制度,反对一个被他们称之为专制的国家,主张用一个民主的国家取而代之,反对“中央集权式的总统制”,主张建立一个自由的国家。事实上,拉美大部分国家自己也承认,拉美的民主是非常不充分的,通常具有限制性和排他性,需要在政治改革中加以深化。
民众对政治制度的信任危机
拉美国家政治制度的危机还表现为民众对现行政治体制的不满情绪增加,政治热情降低,政治参与程度下降,这表明民众对现行政治制度出现了信任危机。在历史上,拉美国家的民众为争取政治权利进行过长期的斗争,70年代末80年代初,民众普遍为军政府的垮台和民主政府的恢复、为重新获得政治权利而欢欣鼓舞。然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对传统政党的政绩不满,对国家政治问题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冷漠,对现行政治制度下的选举制度不满,对耗资巨大的竞选活动感到厌倦,把投票看成是一种负担,对选举不感兴趣的人占25%~50%。在委内瑞拉这个政治体制一向较稳定的国家,越来越多的人对国家民主制度的命运漠不关心,在1998年12月的大选中,参加投票的选民只占登记选民的63.76%;1999年12月就新宪法草案进行全民公决时,投票率不到50%。(注:1978年以前委内瑞拉大选的投票率一直在90%以上,但此后不愿意参加投票的人开始增多,90年代后急剧上升。1958年不参加投票的人只有6.6%,1968年为3.3%,1978年为12.4%,1988年为18.1%,1998年达到36.2%(引自Julia Buxton,The Failure of Political Reform in Venezuela,Ashgate,2001,p.59)。)在巴西军人统治结束后第一次直接选举(1989年)中,选民的投票率达到88.7%,但在1993年就国体和政体举行全民公决时,弃权票、废票、白票占40%。一些分析家估计,如果不是法律规定投票是强制的,可能有50%以上的选民不会参加投票。90年代巴拿马议会和市议会的选举中,参加投票的选民只占应投票选民的51%,近一半人弃权。人们不愿意参加投票,是对当前社会、政治、经济形势感到不满而又无可奈何的一种表现,表明人们对政府在传统政治制度框架内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不满。
民主的重要内容是参与,离开民众的参与,民主就丧失了合法性和效力。马克斯·韦伯提出,判定某一政权是否具有合法性,并不需要从哲学、伦理的角度做出道德判断,只要人们相信这个政权是合法的,那么它就具有合法性。(注: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第238~24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随着政治冷淡主义的抬头,越来越多的民众可能对非民主的专制行为持容忍、宽容、漠不关心甚至认同的态度。总部设在智利名为Latinobarometro的国际机构1996年对17个拉美国家进行的民意测验表明,虽然多数拉美人赞成民主政府的原则(61%的被访者认为民主是政府的最理想形式),而有18%的被访者认为专制统治在某种情况下更适合(在墨西哥和巴西达到25%),只有27%左右的人对民主的运行状况满意(1995年为38%)。调查结果显示,选民们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低,甚至低于对天主教会和军队的信任程度,政党遭到普遍的鄙视,人们更信任报纸和电视等新闻媒体,而不信任法官和警察,认为新闻媒体在揭露腐败方面的作用比司法机构更重要。(注:Two cheers for democracy,The Economist(US),Oct.26,1996.)
政府的可治理性危机
在当前政治体制和政治框架下,拉美各国政府不能有效地解决威胁政治和社会稳定的各种问题,腐败、暴力和社会动荡已经严重地威胁到国家政治体制的正常运转,严重地危及着政府的执政能力,许多国家出现了所谓的可治理性危机。
以公职人员滥用职权、权钱交易、严重官僚主义为主要特征的贪污腐败,是拉美社会和政坛的陋习。在民主体制不健全,特别是在军人专制统治时期,严重的贪污腐败行为通常被政府的高压政策所掩饰,对腐败行为的调查也难以进行。以腐败为导火线,巴西、委内瑞拉、危地马拉、秘鲁等国一度出现严重的政治危机;在阿根廷、哥斯达黎加、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巴拿马和尼加拉瓜等国,腐败也成为政坛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也正因为如此,人们普遍感到腐败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在阿根廷、墨西哥、巴拉圭和委内瑞拉进行的民意测验显示,腐败问题被人们列为是最严重的社会问题。(注:CEPAL:La Brecha de la Equidad:una Segunda Evaluacion,Santiago de Chile,2000,p.79.)在有关国际机构每年对世界各国腐败程度进行排名时,许多拉美国家的位置非常靠前,仅每年政府官员贪污腐败给拉美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就高达210亿美元。腐败问题的影响远远超出了腐败本身,它导致各党派激烈的权力斗争和一些国家政局的长期动荡,严重地打击了民众的民主意志,使人们对民主政治体制丧失信心,加剧了人们的不公正感,损害了社会凝聚力,损害了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的基础。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腐败严重地危及了拉美国家民主政治体制的运转。随着民主体制的不断完善,特别是随着80年代后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推进,拉美国家政治透明度增加,法制监督机制相继建立,新闻监督的力度也有所增加,人们开始以新规范审视社会,迫切要求对公职人员的行为进行监督,制约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
社会暴力问题也严重地影响了民主政治体制的运转,加剧了可治理性危机。拉美国家的暴力问题由来已久,引发暴力的动力源有3个:一是由反政府武装引发的暴力活动。虽然20世纪60~70年代游击队活动遍及拉美大陆的局面已不复存在,许多国家的游击队通过和平方式加入到国家政治生活中,但因游击活动引发的暴力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一些国家的游击队仍拒绝放下武器,某些国家的游击队虽遭重创,但并没有被完全消灭,暴力活动仍时有发生。特别是90年代以后,在墨西哥、阿根廷、巴拿马等国家又相继出现新的反政府武装组织。二是贩毒集团和犯罪团伙引发的暴力活动。在一些国家,贩毒集团已经发展成具有广泛影响的社会力量,它们除以钱财拉拢政府官员外,还不断制造暴力事件,用恐怖手段恐吓、甚至暗杀对自己利益构成威胁的人。三是其他犯罪活动引发的暴力。近年来由犯罪团伙制造的暴力事件不断增加,根据对17个拉美国家进行的专门调查,1996~1998年,在其中任何国家的任何一年中,至少每4个人中就有1个人声明,他的家庭某一成员受到了伤害。除乌拉圭和巴拿马的受害率低于30%外,多数拉美国家的受害率在40%左右,其中危地马拉超过50%。(注:Inter-AmericanDevelopment Bank,Economic and Social Progress in Latin America in 2000,Washington,D.C,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pp.14—15.)暴力活动不仅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还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美洲开发银行估计,暴力活动每年给拉美地区造成的损失达1680亿美元,相当于该地区产值的14.2%,其中巴西每年遭受的损失就达到840亿美元,相当于其国内产值的10.5%,哥伦比亚的经济损失相当于国内产值的24.7%。(注:Harry E.Vanden and Gary Prevost,Politics of Latin America:the Power Gam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13~14.)暴力活动还严重地危及社会安定,对民主政治体制构成严重威胁。
严重的社会贫困现象是拉美国家的老大难问题,威胁着政治体制的运转。由于经济持续衰退和为摆脱衰退进行调整,80年代后拉美国家贫困问题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明显增多。在经济改革过程中,失业和半失业现象日趋严重,民众的实际收入下降,而且长期得不到恢复,越来越多的人跌入贫困者的行列。1980~1990年拉美贫困人口绝对数量增加了6130万,增幅45%,赤贫人口增加了2950万,增幅47%。90年代前5年,拉美地区贫困人口的相对数量有所下降,但从1995年起,由于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在阿根廷、墨西哥、洪都拉斯、委内瑞拉等国,贫困出现反弹或增加。就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而言,当前该地区贫困人口数量是历史上最高的,达到2.1亿。(注:CEPAL:La Brecha de laEquidad:una Segunda Evaluacion,Santiago de Chile,2000,p.31.)伴随着贫困的加重,由贫困引起的盗窃、抢劫和其他刑事案件增多,治安状况恶化。80年代后贫困现象增多是在拉美国家政治民主化不断深化过程中发生的,因此,极大地损害了政治民主化的成果,损害了民主政治体制和民主政府的声誉。
无论是传统政党制度的崩溃、政党制度的重建、国家权力机构之间的冲突,还是民众对现存政治体制的不满或政府面临的可治理性危机,都加剧了拉美国家政治的动荡。这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随着民主化进程的推进,一些拉美国家反而加重了政治的不稳定。鉴于政治制度危机的加深及其造成的严重政治动荡,多数拉美国家提出了政治改革的主张,(注:袁东振:《当前拉美国家的政治改革》,见《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展报告2002~2003》,第315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对宪法制度、选举制度、国家权力机构之间的关系、民众的政治权利、政党体制、政府制度、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等进行全方位的改革,力图通过改革消除政治制度的危机及其所引发的政治动荡,为经济改革的深入创造一个适宜的政治条件。拉美国家政治制度危机能否消除,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改革能否成功。
拉丁美洲研究京7~13D7国际政治袁东振20032003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政治民主化进程中,拉美一些国家的传统政党或衰落,或力量下降,一些新的政党和政治力量异军突起,许多国家的传统政党体系发生了变化。无论是传统政党制度的崩溃、政党制度的重建、国家权力机构之间的冲突,还是民众对现存政治体制的不满或政府面临的可治理性危机,都加剧了拉美国家政治的动荡,一些拉美国家的政治制度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挑战。拉美国家/民主化进程/传统政党/政治制度中国社科院拉美所社会文化室主任,副研究员。北京 100007 作者:拉丁美洲研究京7~13D7国际政治袁东振20032003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政治民主化进程中,拉美一些国家的传统政党或衰落,或力量下降,一些新的政党和政治力量异军突起,许多国家的传统政党体系发生了变化。无论是传统政党制度的崩溃、政党制度的重建、国家权力机构之间的冲突,还是民众对现存政治体制的不满或政府面临的可治理性危机,都加剧了拉美国家政治的动荡,一些拉美国家的政治制度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挑战。拉美国家/民主化进程/传统政党/政治制度
网载 2013-09-10 21:3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