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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语学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于政治哲学的研究已经较为重视：以政治哲学为命题的学术文献相对增加，举办有专门学术会议，政治哲学已进入大学课程体系。（注：如在“西方政治哲学”或“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这样的题目下出版的学术文献，不在少数。2001年内，北京、香港、广州三地就分别举办三次以“政治哲学”为主题的专门学术会议。仅就不完全了解，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大学则开设或准备开设政治哲学课程。）因此，此项研究工作，应当更为有效地展开。这种展开，以对政治哲学的问题清理和思想资源集纳为基础。因为，政治哲学的研究，与政治思想史、政治制度史、政治科学等等相关学科的研究，取径、方法与意义，都大为不同。只有将政治哲学的问题架构与思想资源的问题性质与陈述方式凸显出来，才能期望政治哲学的研究建立起学科的独特语境，取得具有原创性的研究成果。
　　　　切入视角
　　我们进行政治哲学研究，需要首先讨论的问题，是政治哲学研究究竟应当从什么角度切入。因为，在政治学与哲学的边沿上寻找自己成立理由的政治哲学，必须将自己与相临学科的界限划分出来。否则，它究竟应当以一个什么样的名称来命名自己所研究的问题和提供的成果，就无法给出一个边界清晰的回答。这样，也就会失去自己的存在依托。对此，西方的着名政治哲学理论家们曾有过集中而持续的讨论。（注：对于这种讨论，商务印书馆1985年组织翻译出版的詹姆斯·A·古尔德等编辑的《现代政治思想》有较好的收集之功。）这种讨论，就关注的问题而言，大致集中于政治哲学究竟属于哲学，还是属于政治学这一点。一般而言，他们认为，政治哲学以其研究社会政治领域中的价值设准、制度理念和生活格局问题，而显示出它与一般哲学（本体论、认识论）、政治科学以及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的学科差异。（注：参见Robert E.Goodin等编A Companion to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第一部分。布莱克维尔出版社1995年平装本。）以研究者思考政治哲学学科性质的视角而言，则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
　　这三种类型，一是从政治思想史角度谈论问题的。较为典型的陈述是两位身为政治思想史家的着名人物给出的。一位是以写作《政治学说史》知名的乔治·H·萨拜因。他从西方政治思想史的视角，对于“什么叫政治理论”的问题进行了回答。另一位则是以写作《政治哲学史》与《自然权利与历史》而着名的政治思想史家利奥·斯特劳斯。他也从政治思想史视角，对于“什么是政治哲学”的问题进行了解释。
　　就前者而言，萨拜因强调，研究政治哲学必须从政治学史出发。（注：对于萨拜因关于政治哲学性质论述的概述，参见上书所收萨拜因论文《什么是政治理论？》。）“至于讨论政治哲学，就必须具备这门学科的历史知识。”在此基础上，他指出，所谓政治哲学“指的就是哲学家们关于人类社会的一切思想”。他没有对政治哲学与政治理论的区别问题给以特别的关心。（注：其实，在《现代政治思想》一书中所收的诸政治理论名家作品中，大多数论者都是在“政治理论”的名义下来谈论政治哲学问题的。不惟萨拜因是这样，伯林也是这样。只有斯特劳斯较为顽强地坚持了“政治哲学”概念的准确性，而且以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政治思想的差异性作为理论的一个支撑条件。）萨拜因认为，政治哲学正是以它处于“更为精确、更带有技术性的学科边缘上”来显示它的存在价值。并因此认定“用演绎和推理的方法争论一门科学或哲学学科应当有什么形式或者目的，这样做通常是没有益处的”。因此，萨拜因强调对于政治哲学或政治理论的研究而言，应当着重于政治理论产生的时代、地点、环境的分析，使得我们对于产生这种理论的当时形势以及后来相近形势的理解，具有加深之功。
　　而斯特劳斯以对无视价值问题的政治科学加以批评的方式，来申述自己的何谓政治哲学的看法。（注：参见《现代政治思想》一书所收斯特劳斯的论文《什么是政治哲学？》。）他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古典政治哲学传统出发，将政治哲学与价值追问紧紧地联系起来。一方面，他把政治哲学区分为阐述政治目的，为评价政治行为和政治制度确立标准的一门学问。另一方面，他特别强调政治哲学是作为寻求智慧的哲学的一部分。政治哲学“就是试图真正了解政治事务的性质以及正确的或完善的政治制度这两方面的知识”。就此而言，政治学说离开政治哲学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第二种类型则是从狭义的政治理论角度讨论问题的。乔治·卡特林可以被看做是这方面的代表。他强调政治哲学之作为“伦理学的分支”的学科特质。他认为政治哲学关心的问题与政治科学关心的问题，是一个目的与手段问题。前者关注个人行为的控制，后者关注基本价值观念。他甚至将政治哲学置于“美学的基本原理或公理所作的判断”基础上，为此，他明确认为只是从思想史的视角去说明政治价值观念，是不妥当的。（注：《现代政治思想》，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57页。）
　　与前两种类型相区别，第三种类型是从政治科学角度划分界限的。戴维·伊斯顿从系统分析角度对于政治理论的解释，以及罗伯特·达尔从行为主义的方法论角度对于政治理论的审视，T·D·韦尔登的分析政治哲学，大致都属于此类。他们对于政治理论的学科规定性，基本上是从“已观察到的和可能观察到的人的行为来阐明一切政治现象”。或则强调政治哲学价值申述的有限性，表达一种揭示政治语言上的混乱的思想倾向；或则致力解释一类行为在某一制度中的功能。尽管他们之间的具体方法诉求和研究进路差异很大，但是，他们都力求将政治哲学的地盘缩小，以便在经验范围内提供更为准确的人类行为的政治解释。（注：参见《现代政治思想》一书有关论文。）
　　从上面诸家的论述可以看出，他们大多对于政治哲学是否应当坚定地称之为“政治哲学”，态度都还是游移的。他们时而以“政治理论”来命名这门学问，时而以“政治哲学”来指称这项研究，时而又以“政治思想”来标示自己的论域。他们对于问题确认的相似性，可以启发我们对于政治哲学研究的切入视角，起码需要从三个方面加以认知。
　　其一，对政治哲学的政治指向与哲学论述方式的结合要加以重视。这是从政治哲学的学科归属性质上讨论问题。这符合形式命名上的“政治哲学”的指称。当然，政治哲学是否直接指向政治问题，抑或直接指向哲学问题，则是一个令人费神的问题。原因在于，哲学的问题解析与政治的问题剖判，不仅在学科性质上是相当不同的，就是在存在状态上也差异甚大。而且，就这一不同的古典意味来看，哲学致思一开始就处于与城邦政治生活相冲突的状态。前者是个人的必然选择，因为“未经反省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后者则是城邦生活必须的，因为参与城邦政治乃是公民天经地义的要履行的义务。个人的深刻反思与城邦的从众生活难以和谐一致。这时的政治哲学致思，就是致思者对峙政治活动与哲学思考的举动。这是苏格拉底这样的政治哲学活动者被处死刑的原因。（注：参见萨拜因等《政治学说史》第一编（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这一编对于政治思想家的思想活动与城邦政治生活间的关系，有很好的描述与分析。又见刘小枫《刺猬的温顺——伯林与斯特劳斯》，载萌萌编《启示与理性——从苏格拉底、尼采到斯特劳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再就现代政治哲学致思的状况来看，我们很容易滑入一个不问价值问题，直探政治现象的陷阱。现代政治哲学的诸神之争从未间歇，但是，政治科学的致思方式对于这种争论的价值较为轻蔑。这使得政治哲学的致思既没有开阔的思维空间，也没有充分的可吸取的理论资源。为此，今天从事政治哲学研究的人们，需要对政治问题与哲学问题存在的差异与相关性给予高度警惕。一方面对于它在古典情形中的对峙性予以合理的解释，另一方面对于它在现代情景中的疏离关系加以理解。从而，在政治与哲学的紧密关联性上，为政治哲学的研究奠立基础。
　　其二，对政治哲学的价值基石与制度理念要加以关注。这是从政治哲学的研究内涵上而言的。政治哲学首先关注的是政治的基本价值问题。这种关注当然是有条件的。除开社会背景的条件之外，就是政治哲学自身的价值厘定问题。无疑，政治哲学的研究已经无法立定在古典政治哲学的视角里，这是现代政治生活独特方式注定的。从古典政治哲学的特定视角切入今天的政治哲学研究，只能获得个人价值追问与个人生活趣味的安顿，这种追问无法解释大型复杂社会的公共问题。因此，坚持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原则，即坚持17、18世纪启蒙主义的基本价值信念，便成为我们研究政治哲学问题的价值基石。而这种研究要支持的是与之相关的制度理念，落实到宪政的正当性问题上，是这种研究的价值与制度一致性所要求的。换言之，在一切制度都无法直接提供什么是最美好生活的答案的情形下，为宪政寻求价值支持与提供合理证明，就是现代政治哲学所要做的最为重要的工作——因为它最能够提供追问何谓美好生活的社会政治支持条件。也许这是现代政治哲学在划定自己的研究领地时所注定的理论命运。
　　其三，对政治哲学统率政治学研究的学科层次要加以认定。这是从现代政治哲学与诸相关学科的关系上考虑问题的。一般政治理论、政治发展、政治文化、政治制度、政治思想、比较政治的研究，相对于政治哲学来讲，都是次一层次的。即使这类研究也都追问价值问题，但是相比较于政治哲学的价值问题研究来讲，也都是次一层次的研究。因为，政治哲学提供的价值研究成果，是最深层次的价值追问结果。这同政治学某一方面的研究对于价值问题的追问，自然不在同一个层次上。一般的政治问题议论，与时代相伴随的特点相当之强。而政治哲学的价值追问则具有超越时代的普遍意义。这就是今天的政治哲学研究者还要去努力研习古代希腊、先秦的政治哲学，并以之为自己的政治哲学研究的重要思想资源的原因。所以，爱克斯坦才强调“政治哲学具有发人深思的能力，它可以为政治科学家提供概念、模式、远见、理论和方法的丰富源泉”（注：《现代政治思想》，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443页。）。政治哲学作为政治研究的高阶构成部分，获得了自己独特的理论品格。
　　　　问题架构
　　确认政治哲学研究的独特视角或高阶性，并不等于确定了政治哲学研究的问题架构。而后者对于政治哲学的研究来讲，重要性绝对不亚于前者。因为，只有从政治哲学研究的问题架构方面，才足以显示政治哲学的学科独特性。
　　凸显政治哲学研究的问题架构，当然需要从政治哲学研究的具体问题着手。政治哲学所研究的问题是复杂的，因此，取决于政治哲学问题陈述的逻辑要求，需要对政治哲学的问题架构进行厘定。在萨拜因看来，几乎与政治哲学具有同样含义的“政治理论”，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于政治事实的论述，二是对于政治问题的因果关系的论述，三是政治价值观念的论述。（注：《现代政治思想》，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4页。）而其他西方政治思想家大致也都同意，政治哲学提供给政治学以价值支持，具有一种无法替代的理论功用。（注：上节所举诸西方政治思想家，基本上都程度不同地承诺政治哲学的这一理论功用。）这类论述指示我们，政治哲学的研究，事实上是围绕政治价值观问题展开的。政治价值观方面的诸神之争，从古至今就未曾歇息。假如说政治科学在处理政治现象的分析时具有某种技术性的一致性的话，政治哲学就从来未曾在一致性上有什么成就。或许正是这种不一致性，使得政治哲学具有了它的理论活力。这正是伯林刻意强调多元论对于政治哲学研究所具有的特别意义的原因所在。（注：参见《现代政治思想》一书所收伯林论文《政治理论还存在吗？》，尤其是该文中间部分。）
　　可见，政治哲学的问题复杂性与政治哲学的价值认同性的弱化情形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政治哲学就没有一个可以辨认的基本上为各家各派所共同关心的问题架构——从政治哲学的历史发展与当代政治哲学的论争来看，政治哲学是有一个自身的理论架构的。之所以存在这样一个问题架构，是因为三个原因。其一，这是由政治哲学的学科特质所注定的。只要是谈论或关注政治哲学问题，就无法排除对于政治基本价值问题表态的共性。其二，是由政治哲学的问题的形式同一性所注定的。只要是政治哲学的研究，就必须对美德、善、自由、平等这一类政治哲学的古典问题或现代问题表明同意或反对的态度，申述自己的逻辑理由和实践选择，并进一步在此基础上建构起自己的政治哲学体系。否则，就没有希望被承认为政治哲学家。其三，便是从政治哲学的效用角度考虑的。所有政治哲学的研究者都希望或实际上从政治价值观方面影响人们的政治观念和政治行动。假如对某种政治现象的研究仅仅对于人们认识某个政治事实具有帮助，它就缺乏政治哲学的学科品性，缺乏政治哲学开阔的视野、持续的影响力、分析的穿透力。这就注定了政治哲学一定是在人们普遍关注的政治问题域中寻求理论认同和理论影响的。
　　其实，对于政治哲学相对集中关注的问题的形式一致性，政治哲学研究者是大致公认的。至于这种公认如何贴切地表述出来，则具有相当大的差异性。（注：我们只要浏览一下前述的《现代政治思想》，以及伯恩斯的《当代世界政治理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就可以知晓这一点。）就笔者个人的意见，以为政治哲学的问题架构可以被概括为“一个核心，双线对举，多重衍生”。
　　一个核心，即政治哲学研究围绕的最基本的问题圆心。这里的关键自然是如何可以找出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就现代政治哲学来讲，关于政治哲学究竟以什么问题为核心，也有不少分歧。仅就汉语学界而言，便划分为两类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自从政治哲学研究进入当代汉语学术界之后，关于“何谓政治哲学”的问题，有着相当大的歧义。但是，政治哲学的问题核心是明显的。恰如近期出版的一本政治哲学着作，便以“社会正义”来命名他们认定的这一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他们还以这种认定来概括当代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社会正义是如何可能的——政治哲学在中国”既是命名政治哲学的核心命题，也是这一立场的明确宣示。（注：参见韩水法编《社会正义是如何可能的——政治哲学在中国》，广州出版社2000年版。）作者对于自己的这一厘定提供的理由，一是因为社会正义的命题显示了政治哲学在理论上促使人们将社会逐渐改善为正义的社会的目的，二是因为政治哲学也显示了实际上的人民通过自己的政治参与建立正义社会的状态。（注：参见《社会正义是如何可能的——政治哲学在中国》，第12页。）
　　另一种意见则对上述说法表示反对。一方面，论者认为社会正义是一个抽象的说法，各派政治哲学家对于社会正义的解说，有一种意识形态的对峙性。以社会正义为政治哲学的核心话题，就将政治哲学换算成为意识形态化的“正当性”争论。另一方面，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应当是交锋双方的争论焦点，而不是一方压倒另一方的说辞。就此论者指出，“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用‘历史与自由的紧张’表述也许更加恰当一些。它是政治哲学演变的动力。”（注：参见范素《“政治哲学”是如何可能的》，载《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2000年8月1日第6版。）
　　无疑，就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的指认的确当性而言，后者要比前者来得合理。确实，仅仅将某一流派或某一着名的政治思想家提出的政治哲学核心命题作为整个政治哲学（包括古典的政治哲学与现代的政治哲学，尤其是现代政治哲学）的共同核心命题，是一种涵盖力较为有限的说法。我们必须从各家、或主流的政治哲学诸流派的政治哲学命题中去概括出政治哲学的共同核心主题。否则，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就无以显现出来。
　　于是，所谓政治哲学的“一个核心”，就是通过对于现代政治哲学思想综合把握，凸显而出的“自由及其实现方式”这个政治哲学问题。“自由及其实现方式”，也可以表达为“自由与历史的紧张”。前者着意于自由及其可能性的理论分疏，后者着意于自由及其实现的现实历史条件问题。从政治哲学的理论定位上来讲，后者也许更适宜于表达政治哲学的理论核心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构成政治哲学的问题核心，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自古至今，人类从事政治活动的目的就是追寻自由。（注：参见邹铁军主编《自由的历史建构》（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尤其是第29～72页对于西方古典社会自由观念与理论演变的描述。当然，全书都可以被视为是对于自由之作为政治哲学核心主题的证实性历史描述。）其二，自古至今，人类关于政治问题的思考就是围绕自由问题展开的。其三，分歧巨大、表现复杂的现代政治思想，也是在陈述各自思想流派的自由及其实现方式上来阐述他们的主张的。现代政治思想的三大流派——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都是在对于自由的论述中延伸自己的理论立场，并且就此划分出各自的理论界限的。当然，就政治哲学的古典形态与现代形态的差异性而言，自由及其实现方式之作为一个理论问题的阐释，是极为不同的。我们当然要站在现代的视角来观察与分析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作为现代问题的诸观念与行动的自由，而不是在古典的哲人式的沉思中去省思自由问题。这正是划分出现代条件下极端右翼政治思潮与主流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潮的界限所在。哲人式的沉思既解决不了大型复杂社会的组织化生活的正当性问题和正义性问题，从而无法提供给人们通达自由的制度道路；同时，也无法解释个人的沉思如何可以传达给大众的政治问题，从而将政治与哲学完全对峙起来，无法实现政治哲学提供给政治生活以确当的价值指引的任务。就此而言，自由及其实现方式之作为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又主要是在现代政治哲学的视角下加以确认的。
　　所谓“双线对举”，则是从现代政治哲学申述其独特的问题进路着眼阐释政治哲学的。现代政治哲学之所以被称之为“现代的”政治哲学，首先就是因为它与古典政治哲学具有重大的不同：一方面，这种不同体现为各自展开自己理论逻辑的社会背景，已经发生的巨大的差异；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它们各自论述问题的方法预设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分化；再一方面，便是因为它们对于当下社会政治运转的影响方式也发生了根本差异，使得政治哲学与政治生活的联系，更加复杂。这种分化，简单地讲，就是一种双线对举的思维方式被确立起来。现代政治哲学基本都是在“神性与人性”、“个人与群体”、“公共与私人”、“国家与社会”、“权利与权力”、“法制与法治”、“自由与奴役”、“压迫与解放”、“国家与市场”、“自由与平等”、“民主与专制”、“主观与客观”、“积极与消极”、“一元与多元”、“激进与保守”、“科学与人文”等等对举的话题中，来谈论政治哲学问题的。这是一种典型的二元思维方式的产物。这种思维方式是近代的产物。从哲学上讲，它与近代哲学的新传统联系在一起。一方面，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使得这一思路具有了实际的经验观察与政治运作的支撑。另一方面，德法建构理性主义传统则使得它具有了理论思辨的观念基础。不论这种二元对峙或对应的思维方式有什么样的缺陷，它对于现代政治思维的紧要性则是不容忽视的。
　　二元思维对于现代政治思想的紧要性表现在，一方面，它构成现代政治在相互的关联结构中构造政治理念与政治制度的理性基础，从而使得现代政治的思想处于一种紧张的关系结构之中。这是多元思维的基础，也是以冲突求和谐的政治思维的基点。缺乏二元基点上的思想建构，我们就无法构造、更无法理解什么是现代政治。另一方面，二元思维虽然不是真实世界的状态，但是，作为一种理解政治生活的分析工具，它是不可缺少的。任何分析都只有在确定的参照框架中才是可以理解的。而这种参照框架不是摇动中的万花筒，可以在无尽的变幻中获得一个有益于理解某种事务的坐标。理解的参照框架必须是确定的，是由人类的思维在一定的条件下具有的确定性决定的。某种政治生活方式（从它的观念到与之匹配的政治制度和日常生活方式）是否确当，一定是相对于另一个确定的政治生活方式来显示的。历史的构成要素在不同的政治生活系统中一定是交叠的，但是作为具有自足性特点的政治生活系统，则只有在各自的确定性的对比中获得认知。中西政治哲学或中西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的正当性与重要性，都只有在这种方法中才能获得证明。再一方面，二元对举的思维是显示思想的清晰性的条件之一。没有明确的划界，就没有明晰的思想。最优的划界是多边的划界。满意的划界是对应的双边划界。最优的是理想。满意的则存在于现实之中。二元划界是准确划界的基本形式。在“是什么”——“不是什么”的关系结构中，我们才能准确地定位与理解复杂的社会生活现象的状态。在此意义上，二元划界可以逼近认识事物的理想类型目标。要想保证政治思想的清晰性，就无法完全排斥二元思维。（注：参见焦树安着《比较哲学》第六章“比较哲学的可比性问题”对于可比性与比较方法的讨论。中国文化书院1988年印行。）
　　而“多重衍生”则是基于现代政治哲学对于哲学、政治学、伦理学、法学诸多相关学科产生的边际效应，以及实际运作的政治过程发生的多重互动上来看待政治哲学的理论问题的。这种多重性投射于政治哲学研究的各个问题域中，而且为人们所熟知。因此就不赘言了。
　　　　思想资源
　　展开政治哲学问题的研究，一方面确实需要建立起具有逻辑力度的问题架构，另一方面也需要对于解析这些问题的思想资源进行组合。这样我们就当然地需要借助于从传统政治思想到现代政治思想的多种思想资源，以及最能够促使政治哲学兴盛和繁荣的现实社会政治问题对于政治哲学提出的理论任务，来推动政治哲学的研究。
　　而要集聚政治哲学研究的思想资源，就需要首先对当代中国政治哲学思考的理论前提加以确认。这种确认涉及到两个方面的大问题：一是对于中国社会政治氛围中思考政治哲学问题的政治环境诸要素的确认，二是转型中国对于政治哲学需要的迫切程度的感知问题。就前者来讲，在当代中国进行政治哲学的研究，所受到的诸政治要素的影响首推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单一存在性与绝对支配性，对于政治哲学的研究是有负面作用的，这种负面作用主要体现为对于思想的排斥。同时，政治制度安排的理念基础也显得较为僵化，这使得政治制度理念的探讨缺乏空间。政治生活中公共问题与私人问题的搅和，对于人们的政治思考习性造成了不良影响。这些负面因素是需要我们在研究政治哲学的问题时必须加以清除的。就后者而言，开始于20多年前的中国改革，已经将中国推向了一个非得以政治体制的改革来继续推进中国的改革事业的地步。而政治体制的改革，当然必须以政治哲学的研究奠立基础。这不仅是从政治观念对于人们的政治行为具有深刻的影响这一特定视角说的，而且也是从观念上的探索容易为人们所忍耐、所接受的视角来申述的。由于观念的探索具有渐进的特性，又由于观念的传播具有过程性质，因此，为某种社会政治生活进行筹划的时候，历史经验显示，人们通常习惯于从旧观念的清理与新观念的引进着手。也许，政治哲学就这样被推到了中国政治生活的前台。如果说这种一般的说法还不足以支持政治哲学的研究之走到中国政治生活前台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进一步讲，中国的改革开放在走完它的经济改革道路，并且将经济改革的成就做到了最大最足之后，经济改革需要政治改革出来支持它了，否则，经济改革就无法继续维持。而需要政治体制改革的支持，并不等于政治体制改革就可以像当初经济体制改革那样，在各方的支持下高调开场。政治体制营造出的既定思想结构、权力分享方式、政治制度习性，不是轻而易举就可以改变得了的。这就需要观念的播种，需要政治哲学来松动显得僵化的政治观念土壤。
　　如果说政治哲学的研究是要为政治体制改革提供观念基础的话，那么，政治哲学的研究能否有效集纳各种政治思想资源，就变得十分重要了。应当说，一方面由于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的晚近性，另一方面又主要是基于从传统到现代转型的社会政治生活需要展开的研究活动，因此这种研究必须是在尽量集纳政治哲学研究资源的基础上展开研究活动。对于政治哲学研究的任何可能的思想资源，我们没有采取排斥态度的资格。
　　就此而言，对于汉语思想界来讲，历史的和当下的任何政治哲学流派、观点、思想，均应纳入我们政治哲学的研究视野之中。假如要将这些资源进行一个归类，则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思想资源主要有三类：一是规范意义上的西方政治哲学理论；二是中国传统的政治哲学论述；三是当代中国，以及国际社会政治变革提出的急需解决的政治哲学问题。
　　西方政治哲学何以成为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首要资源呢？而且我们还首先给西方政治哲学冠上一个“规范的”前导词呢？这是因为，在中国政治思想的历史传统中，政治哲学的论述，常常隐藏在其他的思想形态——诸如政治时事的议论、政治理想的表达——后面，并不具有独立的理论形态。而在西方思想史上，政治哲学的论述从前苏格拉底到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就有自己未尝中断的理论传统与辉煌成就。而且在近代政治思想的发展历程中，西方政治哲学的论述与西方凸显的那个独特的“现代”社会结构恰相吻合，对于后起的现代国家发生了巨大的制约作用。“西方的”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与“现代的”发生了一定意义的重合。假如我们是期望“现代的”，那就不能不在辨析“西方特定的”与“西方普适的”这类微妙问题的基础上，在相当程度上依循西方的思想方式与发展道路。于是，这种规范意义，就不能在与“分析”的政治学研究的对举中加以对待。而且，现代西方的政治哲学研究成果，是我们现实地进行政治哲学思考的理论坐标之一，他们提出的理论规范、基本方法、研究范式，具有先起的研究强势，从事政治哲学研究的中国学者，自觉不自觉地会受到这类强势研究成果的影响甚至制约。虽然从研究的道义上讲，这不利于“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但是我们无法否认，在一个相对趋同的大型复杂社会运作的模式中，这种研究所具有的典范意义。从今天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概念、范畴、理论、推导方式诸方面来看，汉语政治哲学的研究完全是“西方的”政治哲学研究范式的翻版——不论这种研究具体的价值取向多么不同，研究者的意图差异如何巨大，研究所指向的具体政治问题是怎样的区别开来。正是因为如此，研究者甚至将这类研究径直称之为“政治理论（哲学）在中国”，而不是将之命名为“中国的政治理论（哲学）”。（注：参见前引韩水法所编书，以及陈祖为、梁文韬编《政治理论在中国》（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中国古典传统政治哲学对于我们今天讨论政治哲学问题之所以是具有意义的，一方面，乃是因为我们在汉语文化语境中谈论政治哲学问题时，势必受到传统政治思维的重大影响。如果说这种断定具有某种决定论的色彩，因此不足以说明问题的话，我们进一步可以强调，古典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提供了人类进行政治哲学思考的基本问题域与基本思维方向。尽管这种思考的典范性、清晰性、系统性在现代视野中看来不那么足够，然而它的指示性作用则是不可忽视的。另一方面，中国古典政治哲学长期影响中国人的政治神经、左右中国人的政治思维、塑造中国人的政治行动方式，它所具有的历史合理性与区域正当性还是一笔需要清理的遗产。不论是将之作为历史的遗迹来加以处理，或者是作为现实思考的参照。况且中国之如何从传统政治形态向现代政治形态转化的问题，一直是搅动我们政治神经的现实问题，不理解传统政治哲学的基本理念、制度诉求与理想追求，我们就无法理解在告别传统的同时如何可以将传统政治哲学中有利于现代政治思考的东西凸显出来，那就无异于严重浪费政治哲学研究的思想资源了。而且，在诸如康有为、严复、梁启超、胡适、徐复观等思想家那里，他们的类似努力已经得到了思想回报，对于他们之理解和把握现代中国政治的脉搏具有较大的帮助作用。再一方面，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致思，是我们得以理解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既有参照。没有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这种坐标作用，我们就难以划出我们接受与拒斥的政治哲学基本理念的界限。这不是说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只有作为现代政治哲学的死坐标，而是说理解传统成为了理解现代的条件。这也许是确认中国政治哲学价值的最有利的理由。
　　无疑，我们讨论政治哲学问题的目光，最终还是要聚焦在我们当下的政治生活所遭遇的问题上面。我们当下的政治生活，既包含我们作为主权国家的国内政治生活，也包含国际社会的社会政治问题。换言之，进入我们的政治哲学观察视域的政治生活，不单是我们“自己的”，也包括西方社会这一“别人的”政治生活。前者，是我们得以透过我们所熟悉的实际的政治生活，将我们对于政治生活的观察与理解上升为政治哲学思考的当下条件。缺乏这个当下条件，一切政治哲学思考就是空的，就是无己且有待的。无己，是指确认不了理解者自己的理解身份与欲求，这样就使得理解必须附设诸多条件，变得“有待”了，并无法显示这种理解究竟是何时何地何人何观念何指向的，从而使得理解变成挂空的东西。（注：当代中国政治哲学致思中，那些努力显示博学的学理阐释者，便常常落入这样的政治哲学阐释圈套。他们以为，在古今中西的学理间纵横，就足以凸显中国政治哲学的独特致思理路和思想成就。其实，在对于政治哲学思考的时空特性掉以轻心的情形下面，这种理论致思的“纯粹的”学理取向，既无法凸显“别人的”（或是“西方的”、或是泛义的“东方的”）政治哲学真义蕴，也无法凸显我们中国政治哲学研究“自己的”理论独特性和创新性。它就只能以含混的博学作为它存在的理由。它是无法在政治哲学致思的学术谱系上找到自己的位置的。至于超越西方人的学术贡献，则就更是缺乏了。参见注(20)中的一些作品，不难看出这一断定的所有事实依据。）后者，是我们进行政治哲学思考的环境条件，所谓环境条件，不仅是从理论氛围上说的，也是从“国际社会”、“全球化”处境上说的。我们所在的这个以“民族—国家”为国家间政治活动主体的时代，对于任何民族—国家而言，就国内政治讲，公民们享有其宪法赋予的诸社会政治权利，乃是不言而喻的事情。这是一切政治哲学思考的当然起点与当然视角。而在国际社会的政治生活中，如何将适用于国家主体的宪法扩展为“万民法”，已经不是一个乌托邦的问题了，它已经成为当代政治哲学思考的现实话题。在诸种政治哲学思想资源的吸纳中，稳住基本的现代政治价值立场，已经成为我们得以富有成效地进行政治哲学理论致思的前提。从一切政治哲学之作为当下政治生活需要的副产品的理论特性上来讲，中国目前面临的政治体制改革需要，与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迫切性质，以及国际社会在稳定现代主流的政治生活方案的前提条件下，对于诸政治哲学流派的有效吸纳，便成为我们政治哲学致思的现实处境。
　　相对而言，前两者是理论性的思想资源，后者是实践性的思想资源。两个方面是不可缺少的。就前者来讲，它按照理论逻辑的自我延伸，对于政治哲学的研究发生制约。就后者来看，则依照理论依托的现实基础，对于政治哲学的研究发生影响。假如研究者能够站在理论与现实的边界上，深入思考实际问题，并予之以富有力度的理论建构的话，那就意味着政治哲学研究的一种突破。自然，在实际的政治哲学研究中，对于政治哲学研究资源的吸纳，则并不一定必须同时是古今中西俱在的，站在某一种政治哲学立场或视角，对于当代政治生活作出某种理论反应，也都是可以获得创造性政治哲学研究成果的。
江海学刊南京23～30D0政治学任剑涛20032003政治哲学的研究，首先要确定恰当的切入视角，使其与相邻学科划分出清晰的边界。其次要建立起政治哲学的问题架构，凸显它的核心问题——“自由及其实现方式”，确认它的“二元思维”模式，勾勒它的复杂问题领域。并围绕政治哲学理论建构，集纳三类重要的思想资源——规范的西方政治哲学思想、传统的中国政治哲学观念、当下政治生活亟需回答的基本政治问题。政治哲学/问题架构/思想资源任剑涛，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政治科学系教授。 作者：江海学刊南京23～30D0政治学任剑涛20032003政治哲学的研究，首先要确定恰当的切入视角，使其与相邻学科划分出清晰的边界。其次要建立起政治哲学的问题架构，凸显它的核心问题——“自由及其实现方式”，确认它的“二元思维”模式，勾勒它的复杂问题领域。并围绕政治哲学理论建构，集纳三类重要的思想资源——规范的西方政治哲学思想、传统的中国政治哲学观念、当下政治生活亟需回答的基本政治问题。政治哲学/问题架构/思想资源

网载 2013-09-10 21:3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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