惯用语理解的心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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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佘贤君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系 北京100875)
  [摘要]本文首先介绍了英语惯用语的主要研究成果,然后结合汉语惯用语的特点,对汉语惯用语理解的心理机制进行分析,提出了两个假设:(1)汉语惯用语是可以构造的,其理解是一个构造过程;(2)汉语惯用语的理解要受其预测性的影响,高预测性惯用语的比喻意义的激活比低预测性惯用语快。
  关键词 惯用语,比喻意义,字面意义
  * * *
   1 引言
  惯用语是口语中表达整体意义的短小定型的习惯用语。通常以三字格为主,如:背黑锅、碰钉子、出风头等〔1〕。 惯用语在汉语中出现的频率高,用处广,并且不断地产生和发展,是大众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研究惯用语理解的心理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从理论上看,研究惯用语的理解机制是探讨字词认知的一个新角度。惯用语属于词组,但又不同于普通的自由词组,探讨惯用语的理解机制有助于建立普遍的字词认知模型。从实践上看,惯用语理解的研究,可以为学习惯用语提供理论指导。惯用语在日常交际和阅读中无处不在,汉语的初学者(小学生、留学生)必须重视惯用语的学习。那么,从心理学的角度为小学生和留学生(特别是留学生)提供行之有效的、符合心理规律的惯用语学习方法,正是研究惯用语理解机制的应用价值所在。
  近年来,惯用语的研究越来越受重视,已涉及到法语、日语、意大利语等多种语言,其中,研究最多的是英语惯用语。汉语惯用语的研究尚未受到国内心理学界的广泛重视,探讨汉语惯用语理解的心理机制需要借鉴其它语言(尤其是英语)的研究成果。
  鉴于此,本文首先将英语惯用语的主要研究成果作一综述,然后结合汉语惯用语的自身特点,分析汉语惯用语理解的心理机制。
   2 英语惯用语理解的研究
  惯用语通常有两个意义:字面意义和比喻意义。 如:“kick thebucket”(字面意义是“踢桶”,比喻意义是“死亡”)。惯用语的意义是其比喻意义。惯用语的意义不能简单地从组成惯用语单词的字面意义得出。因此,关于惯用语理解的传统观点认为:惯用语与普通词组不一样。惯用语的意义不能由其组成单词的意义构造。但是,新近的研究却发现构成惯用语的单词在惯用语的理解和运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惯用语是可以构造的。
  这样,就有了两类解释惯用语理解的观点:一类认为惯用语是不可构造的(noncompositional), 一类认为惯用语是可以构造的(compositional)。
   2.1 不可构造的观点
  这类观点认为惯用语实际上就是一个长的“单词”(word),对惯用语意义的理解与其字面意义无关,惯用语的意义不能由其组成单词构造。
  2.1.1 惯用语词单假说(idiom list hypothesis)
  这是Bobrow & Bell(1973)提出的观点〔2〕。他们假定在人脑中存在一个特殊的惯用语单词(idiom list)。当我们遇到一个惯用语时,先构造其字面意义,如果字面意义与语境不相符合,则激活惯用语意义,在惯用语词单中寻找、提取惯用语的比喻意义。
  依据他们的观点,惯用语的理解必须包括两个过程:首先是理解其字面意义,然后是理解其比喻意义。那么,理解惯用语的字面意义一定要比理解其比喻意义快。而事实上却并非如此,大量的研究〔3,4,5 〕发现,当我们遇到一个惯用语时,对其比喻意义的理解不但不比字面意义慢,反而更快。例如:kick the bucket, 把它理解成“死亡”的速度比理解成“踢桶”的速度快。这种现象减少了惯用语词单假说的吸引力。
  2.1.2 词汇表征假说(Lexicon representation hypothesis)
  针对惯用语词单假说,Swinney & Cutler(1979)提出词汇表征假说〔3〕。 认为惯用语的字面意义的加工和比喻意义的加工是同时进行的。他们假定惯用语以“长单词”(long word )的形式直接储存在心理词典中,当遇到一个惯用语时,它的字面意义开始构造,同时,如果它与心理词典中的“长单词”相匹配,那么,它的惯用语意义也被激活。由于单词的再认通常要比短语词组的理解要快,所以惯用语的比喻意义要比字面意义先达到。词汇表征假说能够很好地解释惯用语的比喻意义加工更快的现象。因而得到一些实验的支持〔6〕。
  但是,Swinney本人后来在实验中得出与自己假说相矛盾的结果。Swinney(1981)采用跨通道(Cross—modal)的启动方法, 发现当我们遇到一个惯用语时,并非同时激活字面意义和比喻意义〔7〕。 另外Burt(1992)的研究也反对了词汇表征假说〔8〕,Burt的研究发现,透明的惯用语比不透明的惯用语加工速度快,这是词汇表征假说不能解释的。因为按照词汇表征假说的观点,惯用语以词的形式储存,在心理词典中提取单词不应该受其透明度的影响。
  由此看来,认为惯用语是单词的词汇表征假说是很难站住脚的。
  2.1.3 直通假说(direct access hypothesis)
  Gibbs(1980,1986)提出直通假说〔4,9〕,他认为,当我们遇到一个惯用语时,可以完全绕过其字面意义,直接达到比喻意义。至于理解惯用语的意义比理解其字面意义快是因为惯用语意义通常是非常熟悉的,而其字面意义不是经常出现的,也就是说频率效果在这儿产生了作用。
  Schweigert & Moates(1988)的研究支持了直通假设〔5〕。但是,直通假说与概念自动激活的特点是相矛盾的。当我们遇到一个有多种意义的单词时,使用频率最高的那个意义总是要被自动激活,不管该意义是否符合语境〔10,11〕。那么,即使一个惯用语是很常用的, 当我们遇到它时,除了惯用语本身的意义外,组成惯用语单词最高频的意义也要被激活。这就是说,我们不可能绕过惯用语的字面意义直接达到其比喻意义。
  可见,用直通假说来解释惯用语的理解并不能让人满意。
   2.2 构造的观点
  根据构造的观点,惯用语的意义是可以构造的,其组成成分的字面意义对于惯用语的理解起着重要作用。
  2.2.1 分解性假说(Decompositionality hypothesis)
  Nunberg(1978)认为惯用语的语义是可以分解的, 依据其语义分解性的不同, 可以把惯用语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正常分解的惯用语(Normally decomposable idiom), 这类惯用语的组成成分的字面意义与惯用语意义是直接匹配的,如“pop the question”(求婚)。第二类是不可分解的惯用语(Nondecomposable idiom), 这类惯用语组成成分的字面疑义与惯用语意义毫无关系,如:“Kick the bucket ”(死亡)。 第三类是不正常分解的惯用语(Abnormally decomposableidiom),这类惯用语的分解性介于前两者之间, 其组成成分的字面疑义与惯用语意义有关,但不是直接匹配的。如:“spill the beans ”(泄密)〔12〕。
  以这种分类为出发点Gibbs & Nayak等人在一系列研究〔13,14〕的基础上,提出分解性假说。该假说认为:惯用语是可以构造的。惯用语的组成成分的字面意义对惯用语的理解有重要作用。字面意义与比喻意义的联系要受分解性的影响,越是能正常分解的惯用语,二者的联系越紧密,而且,其句法变换和语义再生越灵活。如:可正常分解的惯用语lay down the law(下令),其句法的变换,“the law was laiddown by John”还能保持原意。而对于不可分解的惯用语来说,句法的变换,如:“the bucket was kicked by John”(kick the bucket)就不能保持原有的比喻意义。
  Nayak & Gibbs(1990)的研究发现, 惯用语的概念知识(Conceptual knowledge)在惯用语的理解中起着重要作用,从而进一步支持了分解性假说〔15〕。但是,Kreuz & Grasser(1991)认为Nayak & Gibbs(1990)的实验材料不具有普遍性,其研究结果不能推广〔16〕。这使得分解性假说受到了挑战。
  2.2.2 结构假说(Configuration hypothesis)
  Cacciari等(1988,1991)提出结构假说〔17,18〕。 他们把组成惯用语的单词叫做结点(node),他们认为惯用语在心理词典中以结点的形式储存,惯用语的结点在心理词典中的联系比普通词组的结点的联系要强。当我们遇到一个惯用语时,其结点的意义首先被加工,同时由于结点之间的紧密联系,各个结点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的惯用语单元被激活。
  惯用语单元并非一开始就被激活,必须等到有足够多的结点出现时才能被激活。那么,到哪个结点之后才叫足够呢?Cacciari用“惯用语键”(idiomatic key)来表示这个结点。 当这个“惯用语键”出现时,我们就有足够的信息把遇到的词组理解成一个惯用语,或者说惯用语单元被激活。不同类型的惯用语,其“惯用语键”出现的时间不同。
  Titone & Connine(1994)的研究支持了结构假说〔19〕。他们采用跨通道(Cross—modal)的启动方法。结果发现,相对于低预测性的惯用语来说,高预测性的惯用语对其比喻意义的激活更早。这可以归因于他们的“惯用语键”出现的时间不一样,高预测性的惯用语的“惯用语键”出现得更早。同时,他们还发现,在惯用语加工过程中,惯用语最后一个单词的字面意义要被激活,这进一步说明了惯用语是以结点的形式储存的。
   3 关于汉语惯用语理解的思考
  汉语惯用语和英语惯用语有许多相同的地方,汉语惯用语理解机制的探讨,可以借鉴英语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思路。
   3.1 构造性问题
  惯用语是否可以构造的问题,是英语惯用语研究中争论的基本出发点。汉语惯用语也不能回避这个问题。
  汉语惯用语在结构上是词组,但它通常是比喻的定型化,我们不能简单地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它,而必须从整体上理解。如:“回老家”的字面意义是“回到故乡”,而作为惯用语的“回老家”则是“死亡”的意思。
  同时,汉语惯用语的结构具有灵活性 〔20,21〕:(1 )惯用语的中间可以插入一定的修饰,如:“王老师开了整整一个月的夜车”(开夜车);(2)惯用语的成分可以更改, 如:“拖后退”可以改为“拉后退”;(3)惯用语的词序是可以改变的, 如:“夜车不要开得太多”(开夜车)。结构上的灵活性说明惯用语的字面意义要对其比喻意义产生作用,汉语惯用语的整体意义是可以构造的。
  另外,缪小春和宋正国(1993)对汉语惯用语的研究实际上也证明了惯用语是可构造的〔22〕。他们的实验结果既没有完全支持词汇表征假说,也没有完全支持直通假说,更不能用惯用语词单假说来解释。最后,他们的研究结论是“本研究结果不能证实熟悉的惯用语已完全词汇化,在内部词汇中已具有单词性质的假设”。可见,汉语惯用语不是以单词的形式储存在心理词典中的。
  据此,我们可以提出汉语惯用语理解的第一个假设:汉语惯用语是可以构造的,汉语惯用语的理解是一个构造过程。
   3.2 预测性问题
  预测性是研究惯用语的重要维度。所谓预测性是指惯用语的部分单词对惯用语整体意义的激活程度。按照结构假说的观点,预测性高的惯用语的比喻意义激活得较早, 即“惯用语键”出现得较早。 Cacciari& Tabossi(1988)及Titone & Connine(1994 )鉴别预测性的方法是将惯用语的最后一个或者两个单词挖去,让被试把剩下的部分补充成一个词组,如果大部分被试能补充成原有的惯用语,则说明原有的惯用语有较高的预测性;反之,如果被试补充成的词组不是原来的惯用语,而分散成各种各样的普通词组,则说明原有的惯用语预测性较低〔17,19〕。
  汉语惯用语中也存在着这种现象。有的惯用语只要看到前面的两个字,我们很容易想到最后一个字,将其补充成原有的惯用语。如:看见“纸老”、“碰钉”等,大部分的人都会想到“纸老虎”、“碰钉子”,这类惯用语可以算是高预测性的。另外一些惯用语,如:“半瓶醋”等,当看见“半瓶”时,就不一定能补充成“半瓶醋”,可能补充成“半瓶水”、“半瓶酒”等,这类惯用语可以算是低预测性的。
  另外,有的惯用语的省略用法也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如:“吹牛”、“拍马”与“吹牛皮”、“拍马屁”没有根本性不同, 可以通用[21]。这类惯用语之所以能省略,就是因为他们是高预测性的。
  可见,在预测性问题上,汉语惯用语与英语惯用语是一致的。结合结构假说的观点,我们可以提出汉语惯用语理解的第二个假设:汉语惯用语的理解要受其预测性的影响,高预测性惯用语的比喻意义的激活要比低预测性惯用语快。
  致谢:本文在导师张必隐教授的指导下完成,在此谨表谢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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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本文于1997年3月10日收到。
  
  
  
心理学动态8京52-56B4心理学佘贤君19971997 作者:心理学动态8京52-56B4心理学佘贤君19971997

网载 2013-09-10 21:3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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