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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哲学的出现是西方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然而，从西方哲学追求真理、崇尚理性的传统来看，语言哲学比其它任何现代哲学都更加接近讨论传统哲学的问题，出现了向传统哲学转向的迹象，尽管是以一种似乎完全不同的方式。自弗雷格以来，整个语言哲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形而上学到反形而上学再到新的形而上学的封闭循环过程。
　　　　　　1　语言哲学的形而上学
　　西方哲学从本体论、认识论的传统哲学到语言哲学的转向，是从弗雷格开始的。弗雷格是当代第一个语言哲学家，正是弗雷格首次抛弃了近代把认识论放在哲学中心地位的传统哲学，提出了哲学首先是一种逻辑，这种逻辑不是某种特殊的逻辑体系，而是一种关于思想的哲学的观点，从此，哲学研究的重心转向到了语言哲学。始于弗雷格并能真正体现当代哲学特点的语言哲学，从一开始就与形而上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弗雷格在《算术的基础》一书中写道：“逻辑所关心的并不是任何特殊关系的特殊内容，而仅仅是逻辑的形式，这种形式的任何被断定的东西都是分析的，并且是先天地被认识的。”（注：弗雷格：《算术的基础》，美国西北大学出版社1968年版，第82页。）他一再强调，概念不是对象，而是某种客观的东西，它体现在表达命题意义的思想中。假如我们把它与黑格尔的绝对观念加以比较分析，就不难得出，弗雷格的思想是以逻辑形式为外衣的绝对观念。弗雷格哲学中的形而上学，使语言哲学的发展注定与形而上学难解难分。弗雷格以后的语言哲学家无论是支持形而上学，还是反对形而上学，事实上，都是围绕着形而上学阐发自己不同的观点。
　　形而上学是语言哲学发展循环的轴心，这在维特根斯坦那里表现得尤为突出。无论是形而上学的阵营，还是反形而上学的阵营，我们都可以在维特根斯坦那里找到其思想轨迹。维特根斯坦的前期思想具有形而上学特征，这主要来自于弗雷格，在弗雷格逻辑主义思想的激励下，他为语言划定了可说与不可说的界限，并提出了命题的图画说。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中的形而上学思想是非常明显的，其形而上学思想是贯穿《逻辑哲学论》的一条主要线索。他在该书序言中写道：“这本书的全部意义可以概括如下：凡是能够说的，都能够说清楚，凡是不能谈论的，就应该保持沉默。”（注：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0页。）什么是“能够说的”，什么是“不能谈论的”，这本来就是形而上学问题，能够说的属于世界的此岸，不能说的属于世界的彼岸。在维特根斯坦看来，我们的语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或者说，我们的世界只是在我们的语言所及的范围之内，语言命题即世界事实的图画。所以，我们可以说，《逻辑哲学论》的全部意义就在于为世界划定一个形而上学的界限，从某种程度上看，维特根斯坦的前期思想是对弗雷格形而上学思想的扬弃。
　　　　　　2　语言哲学的反形而上学
　　弗雷格和维特根斯坦的逻辑主义思想被维也纳学派所继承。但是，他们的形而上学的思想却遭到清除。反形而上学是维也纳学派哲学研究的基本前提，而对语言的逻辑分析则是他们清除形而上学的主要方式。为此，语言哲学的发展由形而上学转到反形而上学，由逻辑主义进入到经验主义。
　　维也纳学派反对形而上学的根源在于，他们认为，形而上学的陈述不能满足经验主义的意义标准，形而上学没有任何认识的意义，是空洞无物的。维也纳学派似乎在强迫人们接受这样一种决定：意义标准是先于一切命题而存在的，即所有句法上允许的命题构成都必须自动地满足意义标准。由此，这种标准仿佛成了一种形而上学的预设。所以，有许多哲学家都认为，维也纳学派以反形而上学为起点，最后却以一种新的形而上学而告终。逻辑主义与经验主义的结合，决定了维也纳学派不可能摆脱形而上学的羁绊。
　　真正彻底清除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中的形而上学思想的并不是维也纳学派，而恰恰是维特根斯坦本人。维特根斯坦的后期思想放弃了逻辑原子论主张和命题图画说，抛弃了《逻辑哲学论》的基本前提，也就抛弃了整个《逻辑哲学论》。他不再坚持命题是实在的图画，它与实在之间有一种可能的同构关系，而是认为，一个命题只是一个用来完成某个特定目的的工具，是用来表示语言游戏中的一个步骤。维特根斯坦后期形成了一种约定论的意义观，他认为决定语言表达式意义的是人们发明和采用的语言使用的规则，而不是先定的、独立存在的实在结构。语言是由人们的约定构造起来的，它把自己的结构带给了实在；为了描述实在，必须使用那些建立在先的语法规则或称“思想形式”。正是通过这些规则的应用，人们才可以以一种语言的方式对待实在。
　　维特根斯坦后期还能寻求解释命题的本质，研究语言与实在的关系。可是由于受到维特根斯坦思想启发而兴起的日常语言学派，却完全忽视对语言哲学中这些重要问题的研究，不谈有关语言逻辑的问题。他们把逻辑研究看作是产生形而上学的真正根源，与哲学研究毫无关系。因而，日常语言学派对日常语言的研究是从常识出发，而不是从逻辑出发，其目的是要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同时通过对具体问题的分析，消解人们在使用日常语言时造成的混乱。例如，与维特根斯坦不同，赖尔把对“心灵”概念的分析当作是人们语言活动的一个方面。奥斯丁也没有通过澄清语言混乱解决哲学问题，他坚信对于那些日常使用的自然语言的研究，同样会产生积极的价值和意义。由此看来，他们的语言哲学不探讨语言与实在的关系及行为背后的逻辑，而是研究语言本身与行为本身。尽管日常语言学派与维特根斯坦后期思想有众多的不同，但哲学总体倾向上是一致的，他们都是对弗雷格提倡的纯粹逻辑的否定，也是对维特根斯坦前期逻辑原子论思想的否定，因而最终都是对形而上学的否定，是反形而上学的。
　　　　　　3　语言哲学的新的形而上学
　　到20世纪中叶，日常语言学派的哲学家们已经开始意识到，他们过去进行哲学研究的方式过于烦琐，对形而上学采取的态度过于严厉。因而，他们提出，语言哲学在本质上就是研究形而上学问题。日常语言学派反对的不是所有的形而上学，而仅仅是传统哲学中的形而上学。如斯特劳森提出，我们应该以一种新的形而上学取代传统的形而上学。他在《个体》一书中，对“个人”这一概念的分析表明了他的新的形而上学观。他明确指出：“个人”是通过自身身体的确定性加以定义的，即身体不是由不同于自身的概念图式定义的，相反，其它概念成分的确定最终都取决于他身体的确定。他把人们内在的精神活动都归结到外在的身体行为，不承认独立于身体的精神的存在，也就不承认支配人们行为的某些本质的东西的存在。这种以行为主义为基础的形而上学观点，的确不同于极端日常语言学派完全抛弃形而上学的观点。他们试图在语言哲学探讨中给形而上学保留一定的地位。可是，他们并没有发现，语言哲学的研究最终必定要走向形而上学。这也正是当今本质主义的语言哲学产生的必然。
　　传统观念认为，说某一东西属于一个自然种类，就是把它归为一种属性的集合。本质主义的倡导者之一普特南则认为，由于具有某种高度的相似性而被置于某个单一名称之下的众多对象，最终可以看作是具有一个共同的隐藏结构。不仅如此，而且它们的这种共同结构可以用来解释最初使它们被分作不同种类的现象。由此，这种结构也就被看作是这些对象的本质属性。普特南进一步指出，构成自然种类的一系列对象可能有一些不规则的成分，即使通常看作是规则的成分，实际上也并不一定像我们认为的那样规则，自然种类的特点也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这表明，用于自然种类成分的一个词的意义仅仅是与它们的本质相关的。然而，这种本质是如何确定的呢？在普特南等人看来，自然种类的本质不是取决于事物外在的属性，而是取决于事物的内在结构。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将不断丰富和完善对事物的认识。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变化了，但事物本身并不会变化，这种不变的东西就是事物的本质。普特南强调，一个词的意义不在于人们对词所指称的事物的认识，而在于事物自身的反映，因此，词的意义取决于人们对事物结构的认识，取决于科学的发展。本质主义的形而上学是以肯定理性为前提的，而普特南对本质的追求，则体现了他们对纯粹理性的肯定，是一种新的形而上学。
　　　　　　4　历史原因与认识论根源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语言哲学的发展确实经历了一个从形而上学到反形而上学再到新的形而上学的循环过程。目前在英美有影响的本质主义观点是一种新的形而上学，本质主义是形而上学复兴的标志。这种历史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对语言哲学本身发展的反思。语言哲学的产生是有它的历史意义的，它能成为当代西方哲学的主要标志绝不是偶然的。语言哲学出现上述循环，不仅有一定的历史原因，而且有它的认识论根源。
　　从历史原因看，现代具体科学的发展，特别是逻辑学、数学以及语言科学的进展，为哲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材料，同时也为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科学中不同学科的发展情况直接影响着哲学家们对待形而上学的态度。无论是赞同形而上学的哲学家，还是反对形而上学的哲学家，他们都从具体科学中寻求自己的理论根据。不同的是，赞同者主要吸取理论科学，如逻辑学和数学的研究成果。早在20世纪初，赞同形而上学的哲学家如弗雷格、维特根斯坦，他们本人就是逻辑学家和数学家，他们在逻辑学和数学领域内的重要成就，使得形而上学成为他们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而反对者则在实验科学，如语言科学和心理学的基础上建立起了自己的理论。随着实验科学的发展，对语言的纯逻辑分析已经不能满足哲学家们研究语言功能的需要，他们越来越强调的是语言的社会功能及语言的心理因素等等。这样就为反形而上学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
　　从认识论看，人们的认识发展趋势总是呈现为螺旋式上升、波浪式的前进。哲学家们的思想发展往往是在总体上入手，进而分析具体问题，然后又试图在总体上去把握。弗雷格哲学继承的是德国古典哲学传统，德国古典哲学传统的最大特点就是以某种先在的思想框架解释和容纳一切事物，即以思维解释世界。这种形而上学在弗雷格的语言哲学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同时，逻辑学和数学等学科本身就带有高度抽象的特点，而它们一旦与哲学结合，必然会产生抽象的形而上学的思维结果。然而，形而上学的抽象性并不利于解决语言哲学的具体问题。随着具体科学的发展，哲学家们更加关心的是在社会实际生活中语言的实际作用，而此时形而上学则成了进一步研究这些作用的障碍，哲学家们显然就要转向对语言功能的研究，从而抛弃形而上学，并试图采用一套互不相干的研究方法。这样，研究结果也就不尽相同，有时甚至大相径庭。在这种情况下，哲学家们发现，语言哲学的研究如此进行下去，只能产生为具体科学提供某些实际材料的后果，而对于哲学目的却毫无意义。在哲学家们已经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他们开始重新寻求复杂缤纷的事物之间的共性与相似性，以求得为具体科学的研究和发展提供理论上的证明，这样，新的形而上学也就产生了。
　　实践已经表明，在语言哲学发展中出现循坏现象不是偶然的，它显示出语言哲学中某些具体本质性的东西。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语言哲学时，要注重研究每一位哲学家思想发展的内在联系，从总体上去把握语言哲学发展的线索，而不能单纯、孤立和静态地研究某个语言哲学家的观点。同时还要考察语言哲学发展的原因和历史背景，特别是当代科学发展的具体实际，这样就能准确理解和把握每一个语言哲学家提出他们观点的认识论根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深刻理解语言哲学产生的重要意义，同时也可以科学预测语言哲学发展的将来。
　　收稿日期：1999－11－15
延边大学学报：社科版延吉15～17B6外国哲学刘同舫20002000自弗雷格开创语言哲学以来，语言哲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形而上学到反形而上学再到新的形而上学的封闭循环过程。可以说，形而上学是语言哲学发展的轴心。这种循环现象不是偶然的，它显示出语言哲学的某些本质性的东西。本文从语言哲学家对待形而上学的不同态度分析这一循环过程，并揭示循环的历史原因和认识论根源。语言哲学/形而上学/反形而上学刘同舫，华南师范大学思想教育管理系，广州　510631 作者：延边大学学报：社科版延吉15～17B6外国哲学刘同舫20002000自弗雷格开创语言哲学以来，语言哲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形而上学到反形而上学再到新的形而上学的封闭循环过程。可以说，形而上学是语言哲学发展的轴心。这种循环现象不是偶然的，它显示出语言哲学的某些本质性的东西。本文从语言哲学家对待形而上学的不同态度分析这一循环过程，并揭示循环的历史原因和认识论根源。语言哲学/形而上学/反形而上学

网载 2013-09-10 21:3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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