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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孔德提出“拒斥形而上学”的口号以后，形而上学作为一种超验的本体论研究就一直受到西方哲学家们的猛烈抨击与批判，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们从反基础主义角度所作出的批判则更是把这种批判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以至整个哲学的存在价值都受到了严重的怀疑与挑战。不过，近些年来西方哲学界也出现了一股复兴形而上学的思潮，它在吸收近现代反形而上学成果的基础上达到了对传统形而上学的重构，这是西方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向，标志着西方哲学有可能要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一　形而上学的危机与重构
　　形而上学作为一种追求终极意义、终极价值和终极真理的超验的哲学研究传统在西方具有悠久的历史，它的起源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柏拉图那里。由于形而上学具有典型的超验性和基础主义两大特征，所以对形而上学的怀疑与批判也具有悠久的历史，如希腊的怀疑主义者、休谟主义者和康德主义者就作出过批判。不过这些批判并未导致形而上学的危机，真正导致形而上学危机的乃是黑格尔的哲学。
　　不过，黑格尔的哲学之所以导致形而上学的危机，并不是因为它对形而上学的批判，而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形而上学体系，暴露了传统形而上学的弊病。黑格尔虽然也从辩证法角度批判了形而上学，但他所批判的乃是近代科学与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机械论的思维方式，与现代哲学家对形而上学的批判有很大的区别。相反，受他的绝对唯心主义观念的影响，他本人反倒建立了有史以来最为庞大的形而上学体系，充分暴露了传统形而上学的弊病，以致成为后来反形而上学的人的靶子，现代西方哲学界出现的种种拒斥形而上学的思潮首先针对的就是黑格尔的思辩哲学。美国哲学家M ·怀特曾指出：“几乎二十世纪的每一种重要的哲学运动都是以攻击那位思想庞杂的声名显赫的十九世纪的德国教授的观点开始的……我心里指的是黑格尔”〔1〕， 这是不无道理的。
　　黑格尔的哲学之所以激起后人对形而上学的强烈不满，除了因为他的哲学带有浓厚的理性神学味道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就是黑格尔把他万能的辩证法公式（即正题—反题—合题）套用到自然领域，对科学家们当时正在研究的许多自然现象（如“电”）作出了荒唐可笑的解释。这一教训使许多哲学家认识到，哲学不能成为包罗万象的绝对真理体系，而应走上经验的或实证的道路，哲学从此就走上了明确的反形而上学道路。
　　在黑格尔的哲学解体之后，马克思首先从实践的唯物主义角度对黑格尔哲学的“科学之科学”性质展开了猛烈的批判，叔本华和尼采则从人的生存意志、权力意志角度提出了批判，孔德则从实证角度给予了批判与价值否定，并明确提出了“拒斥形而上学”的口号，其中以马克思的批判最为彻底和激烈。在马克思的批判之后，再也没有一个哲学家敢步黑格尔的后尘去建立作为“科学之科学”的绝对真理体系，以致海德格尔后来总结道：“综观整个哲学史，柏拉图的思想以其有所变化的形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随着这一已经由卡尔·马克思完成了的对形而上学的颠倒，哲学达到了最极端的可能性，哲学进入其终结阶段了”〔2〕。
　　进入本世纪以后，西方哲学发生了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即出现了“语言学的转向”，哲学的研究重心由认识论问题转为语言问题，哲学研究走上了逻辑化、实证化的道路。西方哲学的这次革命继承了孔德的实证主义精神，以可证实性作为理论意义的标准拒斥形而上学的研究，使得语言哲学也走上了“拒斥形而上学”的道路，这一点在维特根斯坦那里表现得极明显。作为这次哲学革命的积极倡导者和完成者，维特根斯坦虽然在后期提出了新的语言意义理论，对他本人早期的语言意义理论提出了批判，但他的反形而上学立场始终没有改变。此后，逻辑实证主义者以维特根斯坦早期的理论为基础进行反形而上学性质的科学哲学研究，企图以逻辑与实证的精神重建科学知识体系以英国牛津为中心的分析哲学家们则以他后期理论为基础进行纯粹的日常语言研究，并以此为基础消解传统的形而上学问题，如吉尔伯特·赖尔对传统笛卡尔主义的身心二元论的消解。六十年代以后，西方哲学界出现了后现代主义思潮，其代表人物是法国的德里达、美国的理查德·罗蒂以及法国的利奥塔德等。他们以维特根斯坦后期的“语言游戏”理论为基础，对一切传统的哲学文本进行无情的解构，并从反基础主义的角度对传统的形而上学理论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把批判形而上学的浪潮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由于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尤其是德里达）对形而上学的批判是以牺牲语言意义的确定性和外在性为代价的，以致哲学研究变成了一种与现实世界无关的语言游戏，哲学的现实价值及其反思社会存在的功能受到极大的削弱，哲学的危机由此而生，哲学界甚至出现了所谓的“哲学消亡论”。显然，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已经殃及到其哲学母体的存在。
　　不过，大约在六十年代，即逻辑实证主义走向没落、后现代主义思潮开始问世之际，西方哲学界也出现了一股复兴形而上学的思潮，一些哲学家一反常态，公开倡导形而上学的研究。例如在科学哲学领域，澳大利亚哲学家D·M·阿姆斯特朗就公开倡导所谓“自然主义的形而上学”研究，建立起完整的物理主义哲学体系，为形而上学在科学哲学领域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从总体上看科学哲学领域的形而上学思潮具有浓厚的科学主义精神，哲学家们总是以现代科学为基础对一些典型的形而上学问题如知觉问题、心身问题展开研究，他们也非常重视形而上学研究必须具有科学的合理性，具有某种程度的科学中心主义色彩，我们可称之为“科学主义的形而上学”思潮。其代表人物主要有D·M·阿姆斯特朗J·C·斯马特等。
　　在语言哲学领域，也出现了一股形而上学思潮，即所谓“分析的形而上学”思潮。一些语言哲学家不再局限于对语言意义的逻辑研究和语用学研究，而是以语言的概念分析为基础研究一些典型的形而上学问题，使语言哲学由“拒斥形而上学”、消解形而上学走上了重构形而上学的道路。例如英国语言哲学家斯特劳逊就公开倡导所谓“描述的形而上学”研究，致力于探究语言和世界的本体关系。他明确指出“形而上学历来往往是修正的，而较少是描述的。描述的形而上学满足于我们关于世界的思想的现实结构， 修正的形而上学则关心产生一种更好的结构”〔3〕。他企图在日常语言分析的基础上研究世界的结构、思维的结构和语言的结构，达到对传统形而上学的重构，着名的语言哲学家约翰·塞尔和乔姆斯基则把语言哲学引向心智哲学，把语言哲学作为心智哲学的一个分支来研究。塞尔认为，语言哲学在本质上是心智哲学的一个分支，因为“如果你认真看待‘语言如何表示实在’的问题，那么你最终不得不回到这样的问题：‘什么怎样表示什么？’而这把你引入心智哲学以及心智和语言的关系问题”〔4〕， 乔姆斯基也认为语言学和语言哲学对语言的研究归根到底是为了研究心，因为语言是心的镜子，所以他明确指出：“……语言学可以简单地表证为心理学的一个分支”〔5〕。 塞尔通过对心智哲学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心脑关系理论，乔姆斯基则通过对语言与心的关系问题的研究，提出了“语言是心的官能”等着名命题与理论。即使是那些仍然进行语言意义理论研究的语言哲学家，也超出了过去那种进行纯语言研究的范畴，开始进行超语言学的形而上学的探索，把语言与人的行为和客观实在联系起来研究。如蒯因的行为主义语义理论、戴维森的实在论语义理论、达米特的反实在论语义理论、普特南的本质主义语义理论就是如此。从总体上看，语言哲学之所以走上本体论或形而上学的研究道路，是由于哲学家深化语言理论的研究而导致的。
　　在人本主义哲学领域，也不自觉地涌现出一股复兴与重构形而上学的思潮。如前所述，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如德里达、罗蒂和利奥塔德等人从否认元叙述可能性的角度，对传统形而上学的研究价值提出了极其严重的怀疑与批判，甚至对整个哲学都提出了反基础主义的批判。然而这种反基础主义的批判是建立在他们的反整体主义、反本质主义的本体论理论基础上的。因此，一些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并没有停留于对传统形而上学及整个传统哲学的无情解构与批判，他们在对历史、主体、世界和真理等传统形而上学的理论进行批判的同时，也对这些问题作出了新的诠释。例如对于历史，福柯等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就认为：“历史并不是连续的、服务于某种合目的性的主体精神的历史，而是一个由各种既相互斗争又相互关联的话语层次（Diskursschichtea）组成的复合体。过去人们总是把一个时代看成某种精神的体现，而各种历史现象只不过是这一精神的不同表现方式而已。……实际上历史是完全不同的、在本质上相互对抗的结构的综合，在时间上不存在连续性，在空间上没有统一性”〔6〕。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哲学家不仅对历史持这种态度， 对客观世界和作为主体的人也持这种态度，他们否认客观世界和人的精神存在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和空间上的统一性，进而否认任何事物在相对稳定的意义上具有某种特定的本质，把传统的具有整体主义和本质主义的本体论解释为语言的虚构，因此，他们在消解传统的本体论或形而上学理论的同时也对传统的形而上学的问题作出了反整体主义、反本质主义的诠释。对于这种世界观，拉康曾经用精神病人的“示意链”的崩溃状态来描述，美国学者弗·詹姆逊则用所谓“后现代超空间”的迷幻状态理论来说明。显然，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在消解传统形而上学的同时已不自觉地达到了对形而上学的重构，不过这对自诩为彻底的反形而上学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来说无疑是一种出乎意料的副产品，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莫大的讽刺。
　　与传统形而上学相比，这些领域形而上学思潮具有如下特征：
　　首先，它具有后验的特征。传统形而上学曾因其超验性遭到实证哲学家的猛烈抨击与批判，新的形而上学思潮吸取其教训，一方面尽量在实证科学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去研究形而上学问题，注意形而上学理论与科学理论的协调问题（即重视形而上学理论的科学合理性问题），避免传统形而上学在超越、甚至违背某些科学理论的前提下进行玄思的弊病；另一方面则摒弃那些超越人类认识经验或与当代科学发展无关的传统形而上学问题的研究，如世界的起源问题。由于它把形而上学问题研究建立在实证科学的基础上，所以新的形而上学就有了明显的后验特征，与具有超验或先验特征的传统形而上学有着明显的区别。在这一问题上，不仅科学哲学和语言哲学领域里的新形而上学思潮是如此，就连人本主义领域的形而上学思潮也不例外，如后现代主义的反整体主义和反本质主义特征就与当代物理学研究种种无序现象、混沌现象有着某种密切的联系，就是一例证。
　　第二，它具有反基础主义特征。如前所述，传统形而上学曾遭到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从反基础主义角度作出的猛烈抨击与批判，新的形而上学思潮是在批判传统形而上学的浪潮中诞生的，所以它也吸取了近现代反形而上学思潮中的一些合理成份，以免重蹈前辙。一方面，它以现代语言哲学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否认语言与指称之间的一一对应的关系，否认语言意义的单一性和确定性，从而在语言学上否认了形而上学元叙述的可能性，否认了传统哲学与形而上学所具有的基础主义地位；另一方面，它把形而上学建立在现代科学的基础上，否认内省意识的绝对正确性，否认心灵是自然之镜，从而与近代笛卡尔以来的形而上学区别开来（如罗蒂）。
　　第三，它具有典型的语言分析特征。许多哲学家虽然对现代语言哲学陷入纯粹的语义分析感到不满，但他们还是认为语言分析对于哲学研究来说是十分必要的手段，这一方面是因为现当代哲学家都受到本世纪初哲学的语言革命的极大影响，认识到哲学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语言研究或概念分析活动，主要是通过概念分析来研究与客观实在有关的现实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人在本质上是一种符号的动物，它的思想、情感、行为及其智力结构等无不具有语言化的特征，对语言结构的分析有助于对人性和世界本性的理解。阿姆斯特朗就曾经明确指出语言研究虽不是哲学的全部，“但能在某种程度上追踪我们的观念的内在结构”。所以，新的形而上学思潮都十分注重对语言问题的研究，借鉴语言哲学和语言的研究成果，使新的形而上学思潮大都具有浓厚的语言分析特征。
　　显然，这些新的形而上学思潮它已在现代科学和现代语言哲学的基础上达成了对形而上学的重构。不过，我们也应当看到，这一重构进程尚在进行当中，且大多是在有意无意之间进行的，远未达到成熟状态，因此它还具有一些未成熟的特征，如素朴性与探索性。
　　　　　　二、对哲学发展前景的影响
　　形而上学的复兴与重构，不仅对形而上学恢复其在哲学母体中的核心地位起重要的作用，而且对哲学克服其目前所面临的危机，对哲学的发展前景也会产生重大的影响。目前，哲学面临着双重危机，一方面随着自然科学的日益发展，科学的地盘日益扩大，哲学的地盘日益缩小，哲学研究由古代的本体论领域转到近代的认识论领域，到本世纪初又被迫转向语言学领域，但现代语言学研究也随之逐渐扩大到语义学领域，而不再象过去那样局限于语法学领域，哲学家们对语义的思辩研究已无法与语言学家们的实证化、形式化研究相抗衡，哲学面临着再次丧失其研究对象的危机；另一方面，维特根斯坦与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们对形而上学的语言批判与解构，已把哲学研究从一种探索真理的理论研究变成一种具有符号游戏性质的语言批判活动和文本批评活动，哲学研究的现实价值受到了极大消弱，它面临着严重的价值危机，甚至面临着走向消亡的危险。
　　西方哲学家们对形而上学的重构对克服哲学所面临的上述双重危机将起到极重要的作用。
　　首先，它把哲学研究建立在实证科学和语言分析的基础上，使科学与形而上学扬长避短，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既为形而上学的发展闯出了一条新路，也为哲学的发展闯出了一条新路子。
　　自孔德提出“拒斥形而上学”的口号以后，科学与形而上学成为哲学母体中对立的两极。科学代表经验的、可确证的研究精神，形而上学代表超验的、思辩的研究精神。实证哲学家们只注意到形而上学的短处和科学的长处，却忽略了形而上学的长处和科学的短处。其实，二者是各有所长，各有所短。科学的长处是有可靠的理论基础，具有可证实性，其短处则是思路狭窄，容易局限于有限材料得出片面的结论；形而上学的长处是善于思辩，善于超越有限的材料作出更高层次、更为全面的概括，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丰富的想象力，善于在理性直觉的基础上进行比较，严密的逻辑推理，其短处则是基础不扎实，推论的前提不可靠，缺乏可证实性。
　　当代形而上学，尤其是科学哲学领域的形而上学以语言分析为手段，把形而上学的前提建立在科学的实证基础上，这样形而上学就有了比较可靠的理论基础，科学也可受益于形而上学的概括能力和洞察力，对客观世界及其有关现象作出了更加合理的说明。因而，它也就在某种程度上结束了形而上学与科学的对立状态，为形而上学回归哲学母体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也为哲学进行超语言的研究，摆脱其所面临的价值危机，闯出了一条新路。
　　其次，它以语言分析为手段建立具有科学合理性的形而上学理论，研究与当代科学发展密切相关的形而上学问题，使哲学研究向科学领域进军，摆脱了其无路可退、至少是需要寻找新的研究对象的困境，为哲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如前所述，哲学的发展一直是一个不断向科学退让的过程。到本世纪初时，它只能退到研究语义问题，可是当现代语言学发展到研究语义问题时，哲学又面临着寻找新的研究对象的困境，哲学的存在价值也因此受到了怀疑。
　　当代形而上学家们并没有进一步向科学退让，而是以语言哲学研究为基础，走上了重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道路，研究与当代科学密切相关、科学本身又无法进行实证研究的形而上学问题，如心脑关系问题、可能世界问题、科学理论及语言意义的实在性问题，为哲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思路。
　　此外，形而上学家们的这一探索也显示出哲学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显示出哲学所具有的优势，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等具体科学虽然可以对各种领域的现象作出某种层次的实证说明，但因局限于有关材料，无法作出相应的整体说明，不能为科学探索新的领域提供所必需的新的观察和视角，哲学却能发挥这一长处，它能以理性的直觉为科学理论的发展进行某种程度的修正，提供新的观念和新的观念视角。哲学再也无须向科学退让，而是可以与科学联盟，与其相互取长补短，这对科学与哲学的发展来说都是一件非常有益的事情。
　　再次，它为哲学与科学的结合提供了一种新的模式，为哲学存在的合理性与价值提供了有力的辩护与证明，为哲学进行非基础主义的研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从哲学与科学的关系来看，从古到今，二者的结合共有如下几种模式：
　　第一种是古代的“哲学为科学之母”模式。这种模式是适应古代知识贫乏的情形产生的，在此模式中，哲学兼负科学的职能，与科学混为一体。这种模式不适宜于当今的哲学，因为哲学不能越俎代疱，代替科学进行实证研究，那是哲学的短处，也是哲学的消亡之路。
　　第二种是近代康德以前（包括康德在内）的“哲学为科学的基础”（为科学认识的合理性进行证明）的模式，在科学取得巨大成功的今天，哲学的这种证明就显得纯属多余，哲学的存在价值也难以显示出来。
　　第三种是黑格尔的“哲学为科学之科学”模式。由于哲学在实证研究方面无法与自然科学等实证科学抗衡，这种模式显然也不适合。
　　第四种是现当代所谓“哲学的科学化”模式。所谓哲学的科学化，也就是哲学的实证化（逻辑实证主义）、哲学的精确化（邦格）、哲学的逻辑化（罗素）。这种模式因为消除了哲学思维所具有的思辩性、综合性和直觉性三大特征，很容易导致哲学走向没落、衰亡。这是因为指导思维的优势并不在于精确性，实证性和逻辑性，它在这三方面分别不如数学、物理学和逻辑学，它的长处在于以直觉为基础、以辩证思维为工具对科学尚不能精确说明、实证研究的各种现象进行思辩的说明，如果要它避长取短，必然会导致哲学的衰落。哲学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达到实证化、精确化和逻辑化，但不能以牺牲哲学思维的思辩性、模糊性和直觉性为代价，否则只能是削足适履，适得其反。
　　当代哲学家们对形而上学的重构在相当的程度上也是使哲学科学化。不过与上述的第四种模式不同，他们不是让哲学削足适履，取短避长，而是把哲学研究建立在科学的研究成果和语言分析的基础上，在科学合理性的基础上对科学研究的人们生活中涉及到的有关形而上学问题进行思辩的研究。这既发挥了哲学思维的长处，又避免了哲学思维缺乏精确性、实证性和逻辑严密性的缺陷，充分显示出哲学在科学高度发达的今天所具有的价值与合理性。在这里，哲学虽以科学为基础，但并不要求成为诸科学之王，而是去研究科学中暴露出的，且科学本身一时又无法实证研究的问题，这种研究无疑会对科学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启迪作用。哲学与科学在某种程度上已是一种伙伴关系，相互启迪，相互促进，我们可称之为“伙伴模式”或“科学为哲学的基础”模式。这种模式由于以科学为基础，显示出哲学研究非基础主义的可能性，实是一种非基础主义的形而上学模式。
　　值得一提的是，恩格斯在上个世纪就曾提出过类似的模式，我国哲学界也曾提倡过这种模式，但并未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未能在哲学研究上取得重大的突破。其原因固然很多，但主要的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因为没有抓住时代所面临的具有普遍性的重大理论问题进行研究，脱离了时代与科学的需要，显示不出多大的价值；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我国哲学界受西方近代哲学革命的影响，把哲学等同于认识论，长期以来在认识论的框架内进行理论的探索和体系的重构，不太注意吸收当代科学，尤其是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因而无法取得重大的突破。其实对于思维与存在这一传统的哲学基本问题，如果我们突破原有的认识论框架去理解，把思维理解为人的语言化的心理活动，从广义的角度去理解思维及其与存在的关系，那么我们就可以在现代科学、现代语言哲学的基础上去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使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
　　总之，形而上学的重构不仅是为其自身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也为哲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科学化、语言化、非基础主义化，是未来哲学发展的趋势。只要科学研究存在着局限，宗教解释仍然迷恋着权威，形而上学及整个哲学就仍将存在下去，仍然有存在的价值，那种悲观的、消极的“哲学终结论”（或“哲学消亡论”）是不成立的。＊
　　注释：
　　〔1〕M·怀特：《分析的时代》，中译本，商务印书馆，第7页。
　　〔2〕海德格尔：“哲学的终结与思想的任务”，载《思的事情》，图宾根，1976年德文版，第63页。
　　〔3〕斯特劳逊：《个体》，1959年英文版，第9页。
　　〔4〕塞尔：《语言哲学》，载B·玛吉《思想家》英文版，第 195页。
　　〔5〕乔姆斯基：《语言与心智》，1961年英文版，第24页。
　　〔6〕曼·弗兰克：“正在到来的上帝”，载《后现代主义》， 第89页。
　　　　　　　　　　　作者单位：韩璞庚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刘　魁　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张　盾
　　
　　
　　
社会科学战线长春32-38B1哲学原理韩璞庚/刘魁19961996 作者：社会科学战线长春32-38B1哲学原理韩璞庚/刘魁19961996

网载 2013-09-10 21:3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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