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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H0-05　文献标识码：A
　　　　　　1.西方哲学轨道上的语言研究的三个含义
　　西方哲学家一向干的工作是研究“存在”［being，有时将“存在”表述为“世界”（world）／“现实”／“实在”（reality）］。他们现在转向语言研究，也是为了研究存在（世界与现实）。不了解这段漫长的历史，怎么也不会理解他们在近代一窝风地分析语言。在他们自己看来，他们现在干的正是他们一向在干的事情。他们是通过语言分析而讨论存在。
　　事情当然不会是径情直遂。从哲学研究的本体论出发，第一阶段搞本体论——直逼“存在是什么？世界的本质是什么？”——遇到了打不破的坚冰，只好转向第二个阶段——认识论（人是怎样认识到存在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人的认识的来源、途径、能力、限制是什么？），又遇到了麻烦解不开，最后转到第三个阶段——语言论。
　　哲学并不直接研究外部世界，哲学是对思想的思想。哲学研究人的理性、人的思想，但“问题在于，当我们认识某一事物或某一思想时，我们能直接把握的不是人的内在的、隐秘的灵魂，而是通过语言表现出来的思想和理性。了解人们之间如何借语言达到理解与交流，就成了懂得人的理性或思想的前提，意义问题成为哲学研究的基础和核心，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注：徐友渔、周国平、陈嘉映、尚杰：《语言与哲学》，三联书店，1996，第38页。）
　　语言论这条思路的形成还由于西哲认为，许多哲学中的假命题是由于语言混乱造成的。要消除哲学上的糊涂，就先消除语言上的含胡。由是而研究语言的意义，由是而产生日常语言分析学派哲学。在转向语言研究的途中，西方哲学家也表现出重大的区别。对此区别，周国平是这样认为的：“一派哲学家认为，弊在逻辑化的语言，是语言的逻辑结构诱使人们去寻找一种不变的世界本质。因此，哲学的任务是解构语言，把语言从逻辑的支配下解放出来。另一派哲学家则认为，弊在语言上的逻辑不严密，是语言中那些不合逻辑的成分诱使人们对一个所谓本体世界想入非非，造成了形而上学假命题。因此，哲学的任务是进行语言诊断，剔除其不合逻辑的成分，最好是能建立一种严密的逻辑语言。不管这两派的观点如何对立，拒斥本体论的立场是一致的。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分别代表上面两派的哲学家。”（注：周国平：哲学与精神生活，《方法》，1998／1。）上面这一段话中， 理解稍有困难的是“弊在逻辑化的语言，是语言的逻辑结构诱使人们去寻找一种不变的世界本质”。怎么会逻辑上不严密的语言不好，“逻辑化的语言”还是有弊的呢？这不成了左不是右也不是吗？其实，只要我们想想维特根斯坦在另一个地方的话，就会对“弊在逻辑化的语言”一说明白过来。这另一个地方的话是：在《哲学研究》中，他提出哲学是一种语言病。他后期则主张，“语言的日常用法是唯一合理的，一旦人们‘哲学地’使用语言，问题就出来了。”他提醒人们不要将语言往纯逻辑的“理想语言”上引，注意日常语言的合理性。如果过份地要求语言逻辑，同样会生出哲学麻烦（“寻找一种不变的世界本质”）。
　　应该说，大谈语言是为了更好地大谈存在，这不消说是哲学性质的；另外，从语言摸到思想和理性，研究思想和理性是哲学的己任，这当然也是哲学的。也就是说，哲学家大谈语言分析、语词意义是在哲学的轨道上，而不是在语言学的轨道上。
　　我们不妨将上述过程（语言分析何以成了哲学家的主题）简化为语言研究的哲学轨道三含义：（1）西方哲学研究两次转变方向， 本体论搞不通了转向认识论，认识论搞不下去了转向语言论；（2 ）通过研究语言来撬开“存在”，撬开思想与世界。人的思维是一种内在的交谈，哲学研究就是通过语词意义的分析将“内在交谈”外化出来；用利科的话来说，就是“把对语言的理解当成解决基本哲学问题的必要准备。”也就是说，对词语意义的研究，是为了从词语的意义中反推出人的理性和哲思。（3）西哲认为， 研究语言可以澄清一些由于滥用语言而造成的哲学问题。一旦澄清了语言，哲学问题自然而解。
　　　　　　2.语言学帮助哲学家的三个方面
　　首先，语言是人类所特有的，了解语言也就是了解人，“了解关于人的某种知识”（to know about language is　to　know　something about being human.）。马蒂尼奇（A.P.Martinich,1990）（注：A.P. Martinichi:Introduction,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secondedition, New York·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这一说法是对的。他还认为，人的语言符号有这样一个特性：有限的符号造成无限多的表达式。直接研究人来了解人固然是一个很好的途径，通过人的产物（输出）来研究人也是一个有效的角度。这正与通过人的大便、小便、汗水、痰液、舌相、面相、脉相、耳相来研究人体内部状况是一个道理。如何通过了解语言来了解人呢？了解了语言的什么便了解了人的什么呢？
　　西方哲学家的回答所涉及的一般是下面几点（他们谈得最多的几点）：了解了语言，就是了解人对存在如何感受，如何呈现；了解了语言的排列序，就是了解人的逻辑心理，人认识世界的认知模式；了解了语言，从而了解了人的行为；了解一个民族的语言，就是了解了一个民族的文化；了解了一个人的用语，就是了解了一个人的文化状况。
　　窃以为还可以增加两个方面：
　　看一个人的语言状况，就是看一个人的生命状况（注：钱冠连：《美学语言学》，海天出版社，1993。）。从语言结构了解宇宙的结构，因为宇宙结构与语言结构是全息的（注：钱冠连：《语言全息论》，尚未出版。还可参考“语言全息律”，《外语与外语教学》，1998／8。或参考：“语言全息律”，《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1998／6）。
　　第二，“既然某些哲学问题看来是起因于语言结构的错误信念，所以，　理解语言结构可以帮助解决这些哲学问题或完全避免它们。　”Martinich（1990 ）举了一个例子：“例如， 既然‘无沿路走来’（Nothing came down the road）这个语句（至少从表面上看）在语法上类似于‘约翰沿路走来’（John came down the road）这个语句， 而约翰是某个实存的东西，那么人们也许会认为无也是某个实存的东西。但是，这种荒谬的观点是由对语言发挥作用的方式的误解所造成的。”
　　试解释如下：Nothing came down the road是个误句，误在凭空制造了一个不存在的实体。“无”（nothing）并非是一个实体。 但这个误句却是根据John came down the road推衍而来。 推衍错误之一是：从表面上看，这两个句子句法是一样的，于是认为John如何如何是对的，推衍出Nothing如何如何也是对的。错误之二：既然John 是某个实在存在着的东西，以为nothing也是个实在存在的东西。 误解的根子是：以为nothing和John这两个语词所发挥的作用的方式是一样的。 推翻这样的误句，就等于在世界上减少了一个无中生有的实体，这是哲学的一个胜利。但是，这个哲学胜利是因为澄清了“语言发挥作用的方式”上的一个误解而得到的。
　　第三，“哲学家认为，语言是对实在的反映。因而，倘若人们能够理解语言的结构，那么人们便能够理解实在的结构。”（Martinich，1990）稍后我们就可以发现，这句话表面上轻松，实际上有许多东西隐匿深藏。这里，“实在的结构”应该理解为“现实世界的结构”。认为语言的结构同于或类似于现实世界的结构，这种看法并不奇怪。因为语言是思想的表达；并且，如果人的思想能算作关于世界的知识，那么，思想似乎就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映。这种关于语言、思想与现实世界的观点，柏拉图、苏格拉底都是同意的。柏拉图说，倘若他试图通过直接研究实在来弄清实在的结构，那么他担忧也许会在理智上陷入迷惘。因此他决意把语言用作一种实在之镜：“我决定求助于语言，并且，借助于语言来研究事物的真相。”（Phaedo，99E）我以为，“事物的真相”就是西方哲学家所研究的存在。康德主义认为，语言并不是对实在的反映（因为人类理智不可通达于实在），而是对我们关于实在的思想的反映。“关于实在的思想的反映”也是一种对思想的思考。
　　如何通过理解语言的结构来理解实在即现实世界的结构呢？
　　“人们普遍认为，语言的基本结构是主词加上谓词结构。而这与实在（reality，亦即being，存在）的基本结构相关：特殊性与共性。如果人们认为能从语言的基本结构来理解实在的基本结构，那么，理解主词与谓词的区别便是非常重要的。”（Martinich，1990）这个思路是这样的：理解主词与谓词的区别是为了理解语言的基本结构（PeterGreach的Reference and Generality（注：Peter Greach:　Referenceand Generalit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8,pp. 22-46.）一文回顾了对这种结构的意义所作出的各种不同的解释以及应当如何刻画这种结构），而理解语言的基本结构又是为了理解实在的基本结构。这样便从语言研究过渡到了哲学研究。
　　“理解语言的基本结构是为了理解实在的基本结构”这一命题的基础，还需要进一步夯实。实在的基本结构是什么样的呢？谁也没有给出——而且也不会给出——这样一个定论，否则为什么还要苦苦寻觅与研究它？但是，我们不妨可以一般地将世界当成一个实在的对象。那么，世界的二元对立（dichotomy）是普遍现象。恰好，从主流看来， 语言中的二分反映了世界的这个二元对立现象。
　　但是，我想强调的是：看来就在这里出了问题：英语句子结构更常见的是三分，即SVO（主＋谓＋宾）， 而汉语结构更常见的是两分：话题加说明（即常见的主题句，如“我头疼”等等）。这岂不是说，同一个世界结构，却在东西方的语言框架中，显现了不同的基本切分，这到底是东西方语言的哪一方搞错了，还是本来就有两个不同的世界？
　　张今认为，“远古人的这种朦胧模糊的思想模块，一旦直接发之为声，就变为原始语结。以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思维能力的发展，这种原始语结就在各民族的文化、特别是各民族的逻辑一心理结构的调控下，逐步分化和展开，最后转化为语言。”（注：张今：《思想模块假说》，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第15页。）这就是说，最早的原始语结可能是一样的（对一个世界的反映），现在的英语句子三分，大约三分之一的汉语句子为两分，是由不同的逻辑—心理结构引起的。但是，西方人所倚的世界与东方人所倚的世界是同一个世界。句子的三分或两分并非表明对同一世界结构的反映不相侔。中国人的逻辑—心理结构里，即认知模式里，突出了两极对立，模糊了灰色过渡即中间地带（尽管这个地带存在着），于是，句子结构中的二分比较多。众多的二元对立合成词可作旁证：呼吸、彼此、雅俗、古今、阴阳、反正、里外、开头、买卖、来往、教学、横竖、早晚、得失、矛盾、迟早……等等。西方人的逻辑—心理结构，即认知模式里，容忍了中间地带，即承认灰色过渡，所以比较多地选择了三分结构。这就是说，三分句型与二分句型，都是与实在的基本结构相关的。实在既可以看成三分，也可以看成两分。将句型结构和实在结构挂钩，这样的研究恰恰是哲学工作。
　　在主词和谓词的二元对立中（如上所述Peter Greach对这种结构的意义所做出的各种不同的解释以及应当如何刻画这种结构），主词项更吸引哲学家们的注意力。“理由在于，哲学家传统上关注于人们所持的信念或所说的话是否为真；倘若为真，那么语言似乎必须以某种方式与世界相联系（黑体为引者所标）。主词表达式究竟是直接地还是间接地与实在相联系？弗雷格在“论涵义与所指”（Gottlob　 Frege：　On Sense　and　Nominatum　1892，　本文标题最初为On　 Sense　 andReference （注：Gottlob　 Frege:　On　 Sense　 and　 Nominatum,Translations　from　the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GottlobFrege, Peter Greach & Max Black,Oxford:Basil Blackwell,1980.））一文中论证说，主词表达式（无论是专有名词还是摹状词）通过他所谓的涵义（Sinn）——大致来说，即主词表达式的概念内容——间接地与实在相联系。”（Martinich，1990）这一段话， 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哲学家关注主词项——实际上是专有名词和摹状词，并围绕专有名词和摹状词写了那么多论文的原因。
　　　　　　3.西哲的具体语言项目课题里的哲学解读
　　以下的解读只能摘英撷华，不能面面俱到。挂一漏万之处，请读者谅解。
　　　　句法与哲学家
　　哲学家曾经非常关注句法。他们以为句法是唯一合法的语言研究。这一时期大致从维特根斯坦发表《逻辑哲学论》（注：LudwigWittgenstein: Tractatus　Logico- Philosophicus,　 Routledge　&Kegan Paul, LTD, London或见《逻辑哲学论》，郭英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北京。）的1921年持续到塔尔斯基发表“形式化语言中的真理概念”一文的1935年。维特根斯坦的那本书表明语言的句法描写是可能的。而塔尔斯基的着作则证明，语言的语义学描写也是可能的。大多数哲学家对句法已不再感兴趣。现在，我们对Chomsky 研究句法的哲学目的做一简介。
　　按Chomsky的观点（注：N. Chomsky: Language and Problems　ofKnowledge, a　slightly revised version of a paper delivered ata conference in Madrid, April 28.1986.），语言是人的大脑的一个组成部分，语言学是大脑科学的一个分支。由此可知，语言具有客观上的真实性。将大脑的结构与语言进行鉴别的另一个结果是至少在总体上存在着一种对语言的客观真实的描写。英语、芬兰语、日语之间乍看起来的大异，以它们在操这几种语言的人的头脑中的存在而言，并非大异。Chomsky说得很形象：从某个角度看， 所有人类的语言看起来是一样的（identical）。他的意思是，历史地看， 英语与日语说话人之间的显着不同事实上是非常小的。他指出，生物学家发现，遗传因子在微观水平上的细微差别都会生成生物体与生物行为宏观上的显着差异。而且，英语、芬兰语与日语是不同的语言这一常规看法并非具有任何科学正确性（scientific validity）。 在一种所谓的语言与另一种所谓的语言之间，并无分明而原则的边界线。在荷兰边界附近说的德语，某些远方的操德语的人不那么懂，说荷兰语的人反而更容易懂。他还认为，语言是大脑或心智的子系统。既然语言是大脑的一个成分，那么，它就不必是以交际为本。语言交际仅仅是语言几种用途中的一种。语言还可以用来记事、个人思考、录写个人的诗文等。
　　很显然，Chomsky关心的东西不是语言本身，而是大脑。 但光说对大脑感兴趣，那他就是生物学家或生理学家了，而他感兴趣的是，所有人类语言中存在着一个普遍语法，这个普遍语法是每一个正常人的大脑的一个成份。这个结论意味着，他想研究的东西是：一，人的大脑怎么借助语言思考。二，语言如何保存在人的头脑里，这本身也是一种存在。大脑是一种存在，这自不待言。语言如何保存在人的头脑里，更是复杂的高级的存在。现在通过语言来撬开这种存在，就是西方哲学家的本份了。
　　语义学与哲学家
　　语义学是对语词和语句的意义的研究。语义理论试图说明意义是什么，而任何一种意义理论都必须能够预言一个有意义的表达式是什么和不是什么以及语词与它们的含意之间的系统的关系。
　　主要的语义概念是真值（真理）和指称。指称问题是语言哲学中讨论得最热烈的问题。何以如此，Martinich（1990）的一句话可以说是一语中的：“指称问题的确重要，因为哲学家的典型看法是：语言与实在相联系的主要方式是通过指称。”这个实在（reality ）就是西方哲学家时时关注的存在（being）。看人们怎么用指称， 就是看人们怎么用语言表示存在。哲学家关心语言指称的趣旨原来在此！弗雷格的“论涵义和指称”，罗素的“摹状词”（注：B.Russell: Descriptions,Introduction to Mathematical Philosophy,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Ltd. , 1919. ）， 斯特劳森的“论指称”（注：P.　F.Strawson　 On　　 Referring,Essays　in　Conceptual　Analysis,Anthony flew,London:Macmillan and Company Ltd.,1956.），唐奈兰的“指称与限定摹状词”（注：Keith　Donnellan: Reference　　and　Definite Descriptions,Philosophical Review,vol.75,1966.），克里普克的“说话者指称与语义性指称”（注：Saul Kripke: Speaker's　Reference and Semantic Reference,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i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77.），都是哲学家对指称问题的关注。他们是为了弄清实在是什么才对语言中的指称感兴趣的。
　　基于同样的理由，哲学家也对名称与指示词感兴趣。因为名称、指示词与指称相关。他们想看看名称和指示词是如何与实在相联系的。
　　围绕语句的真值与词语的意义做文章的作者及作品很多，例如：亨普尔的“认知意义的经验主义标准：问题与变化”（注：　Carl.　 G.Hempel:"Problems and Changes in the Empiricist　Criterion　of Meaning",Revueinternationale de Philosophie,no.11,pp.41—63, 1950; and　"The　Concept　 of　 Cognitive　 Significance:　A Reconsideration",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and Sciences,vol.80,no.1,pp.61—77,1951.），蒯因的“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注：W.V.Quine: Two　Dogmas　of　Empiricism, From　A　 Logical　　Point　of　View, 2d　ed. Cambridge:　　 HarvardUniversity Press,　1961）， 丘奇的“内涵语义学”（注： AlonzoChurch:Intensional Semantics,originally published　under　the　title" The Need for Abstract Entities,"The American Academy　ofArts　and　Sciences Proceedings,80,1951,pp.100—113.），塔尔斯基的“语义性真理概念和语义学的基础”（注：Alfred Tarski: The Semantic Conception　of　Truth　and　the　Foundations　 of　Semantics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vol.4,1944,pp.341—375.），　格赖斯的“意义”（注：H.　P. Grice: Meaning,Philosophical Review,vol.66,1957,pp.377—388.），唐纳德·戴维森的“真理与意义”（注：Donad　Davidson: Truth　and　 Meaning,Synthese,17, 1967, pp. 304—323. D. Reidel　Publishing　Co., Dordrecht,Holland.）， 斯特劳森的“意义与真理”（注：　P. F.Strawson:Meaning and Truth,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0.），是研究意义与真值的代表作。
　　语句的真值问题有什么哲学意义呢？对此，西方哲学家大致上从两个方面来回答。第一，首先是逻辑实证主义者有这样的看法：一个语句仅当它具有真值时才是有意义的。然后，另一些哲学家提出了不同意见：语句有没有意义不在于它是不是具有真值。若是这个语句是在做某件事，虽然它没有真假可言，却是有意义的语句。奥斯汀在“行事性话语”（注：J.L Austin:Performative Utterances: PhilosophicalPapers,2d ed.,J.O.Urmson and G.J. Warnock, eds, Oxford: OxfordUniversity Press,1970,pp.233—252.）一文中认为， 说某句话便是做某件事。他通过论证反对逻辑实证主义者的下述看法：一个语句仅当它具有真值时才是有意义的。奥斯汀表明，存在一些十分普通的有意义的语句，它们既不真也不假。第二，“哲学家传统上关注于人们所持的信念或所说的话是否为真；倘若为真，那么语言似乎必须以某种方式与世界相联系。”（请参见上面：“倘若人们能够理解语言的结构，那么人们便能够理解实在的结构：主词为何吸引哲学家的注意力”）只有语句为真，哲学家才能从语言中看到与世界相联系的地方，而一谈及“世界”，这就联系上了西方哲学的千年老题：存在。
　　研究词语或语句的意义有什么哲学意图呢？概括起来有两点：首先，西哲认为，当我们认识某一事物或某一思想时，我们能直接把握的不是人的内在的、隐秘的灵魂，而是通过语言表现出来的思想和理性。了解人们之间如何借语言达到理解与交流，就成了了解人的理性或思想的前提。自然，意义问题就成为哲学研究的基础和核心。这就是说，对词语意义的研究，是为了从词语的意义中反推出人的理性和哲思。这一个“反推”就是哲学研究。
　　其次，西哲认为，作为意义之依据的东西具有本体论的地位，他们探究的是，“意义是什么？依据什么来分析意义？这些作为意义之依据的东西的本体论地位如何？最基本地意谓某物或具有意义的究竟是语词，还是语句，或是人？”（Martinich,1990）。我以为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引申。亨普尔在“认知意义的经验主义标准：问题与变化”一文中讨论了逻辑实证主义的意义理论，根据这种意义理论，一个语句恰恰是在下述情况下才是有意义的：（1）它是分析的或矛盾的；（2）它是可由经验证实或确证的。这种理论的目的是：（1 ）得到一种能够排除某些传统哲学问题的标准；（2 ）从科学的哲学中找到对这些问题（排除某些传统哲学问题）的解决办法。又比如，蒯因的“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指出，意义问题似乎不同于事实问题。意义问题关注的是分析性、同义性和衍推；而事实问题关注的是世界的存在方式，而不是人们谈论世界的方式。我以为，这句话令人开了窍：“关注世界的存在方式”是哲学和哲学家的工作，关注“人们谈论世界的方式”却是两者兼而有之：既是语言学和语言学家的工作，也是哲学和哲学家的工作。因为，人们如何谈论世界，正是人们如何表述出存在来。
　　　　言语行为与哲学家
　　言语行为理论是哲学家研究得最有声有色、最有影响的一个课题。那么，哲学家为什么研究人的言语行为呢？上面已经提到过：奥斯汀在“行事性话语”（J.L.Austin（注：Ibid.pp.233—252.））一文中指出，说某句话便是做某件事。他通过论证反对逻辑实证主义者的下述看法：一个语句仅当它具有真值时才是有意义的。奥斯汀表明，存在一些十分普通的有意义的语句，它们既不真也不假。
　　为什么这样做就是哲学研究呢？首先，我们能直接把握的不是人的思想，而是通过言语行为看出他的思想和理性。了解人们之间如何借言语行为达到理解与交流，也就成了懂得人的理性或思想的前提。于是，言语行为也成了哲学研究的重要方面。其次，看看别人是怎么阐明奥斯汀上述工作的意义的，我们就明白了其究里。文德勒在其论文“说某种事情”（Zeno Vendler:On Saying　Sornething（注：Zeno　Vendler:On Saying Something,Res Cogitan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Press, 1972.），1972）中称赞奥斯汀从直觉上发现了由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语言理论所证实的概念范型。因此，文德勒便把所说出的话语的结构与我们的思想的结构联系了起来。这就是说，从说出的话（的结构）中看人的思想（的结构）。“哲学就是对思想的反思”，这里就用得上了。
　　除此之外，哲学家关注的话题还包括隐喻、语言的性质等，关于这些问题，作者另文讨论。
　　收稿日期：1999—03—07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9～16H1语言文字学钱冠连20002000哲学轨道上的语言研究可分为：（1 ）西方哲学轨道上的语言研究的三个含义；（2）语言学帮助哲学家的三个方面；（3）西方哲学的具体语言课题（真值、意义、言语行为、指称、名称等）里的哲学解读。哲学轨道/存在/哲学解读　　the orbit round philosophy/being/philosophical decoding此文根据拙着《语言：最后的家园》第二章第三节“哲学轨道上的语言研究：解读与启发”改写。王宗炎先生详读全文并惠赐教益，谨深表谢忱如斯。This paper　consists　of　the　four　sections: ( 1)　 what　islanguage researches in orbit round philosophy of the West; (2) how linguistic researches help philosophers　do　their　jobsin three　aspects; (3)　how　we　unscramble　the　philosophicalconnotation　hidden　in　such　concrete　items　of　linguisticresearches as truth, meaning, speech acts, reference,　 propernames, propositions, metaphors and nature of language　and　soon.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语言文化研究所，广州　510420 作者：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9～16H1语言文字学钱冠连20002000哲学轨道上的语言研究可分为：（1 ）西方哲学轨道上的语言研究的三个含义；（2）语言学帮助哲学家的三个方面；（3）西方哲学的具体语言课题（真值、意义、言语行为、指称、名称等）里的哲学解读。哲学轨道/存在/哲学解读　　the orbit round philosophy/being/philosophical decoding此文根据拙着《语言：最后的家园》第二章第三节“哲学轨道上的语言研究：解读与启发”改写。王宗炎先生详读全文并惠赐教益，谨深表谢忱如斯。

网载 2013-09-10 21:3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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