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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洪涛 北京师范大学）
　　一般我们把周立波看成主流作家，他以左翼批评开始自己长达数十年的文学生涯，又有延安鲁艺的工作经历；从《暴风骤雨》，《铁水奔流》到《山乡巨变》，也无不打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深深烙印。在本世纪五、六十年代，极左思潮时常泛滥，文学表现空间过于狭窄，使作家只能在歌唱主旋律中延续自己的创作生命，周立波当然也不例外。但周立波的艺术个性与才华，却在其中得到完满展示，取得惊人的艺术成就，我指的是扎根于湖南乡土的《山乡巨变》和二十余篇短篇小说。我的研究对象以这些作品为主。这当然不是说，所谓“路线正确”，会产生什么伟大作品。唯一的答案，可以在民间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冲突和相互瓦解所形成的艺术张力中寻找，他的湖南乡土作品，对在社会主义改造大潮中，民间风尚、习俗、信仰所面临的巨大压力表达了由衷的关切，对在乡土人物在历史推进中的命运表达了深沉的忧虑。周立波潜意识中，对民间文化在乡土生活中的合法性和主宰地位，从未动摇过信心。因此，民间文化在他的作品中，能够保持相对独立，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形成对峙、冲突，并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后者的改造攻势。许多年以来，学者们不论是盛赞周立波，还是贬斥他，都没有正视过这个问题。而这一点，恰恰是周立波的独特性所在，是他能够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主要原因。
　　 一、“改造”与文学的主旋律
　　１９４９年，新政权在中国诞生以后，各行各业开始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党带领刚从深重的灾难中挣脱出来的民众，除旧布新，想以最快的速度进入共产主义。但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产生了不少极左的过激行为，如阶级斗争扩大化，大跃进等；在移风易俗的口号下，对民间文化形态进行了清理和改造。文学创作在以民间形式，如快板，鼓词，土语等进行艺术包装的同时，对民间意识，思想，行为，持批评态度。对后者进行改造，被看成农村推进合作化运动的重要因素，矛盾也主要围绕改造与反改造展开。周立波的《翻古》，写乡间傍晚，老人李二爹带孩子选茶籽，孩子在这种特定情势中，请求老人摆古讲故事。这是一种民间娱乐形式。老爹作势准备讲，消息传开，一下子涌进来七、八个孩子。小伙子们对未知的神仙鬼怪感兴趣，要他讲海，讲海龙王。但在新形势下，那些老话已不合时宜，老人明白这一点，他“想到目前作兴向后生子们进行阶级教育”，就讲了自己在旧社会亲身经历的受压迫，受剥削的往事。政治教育渗透进民间习俗中来。《禾场上》写夏季夜晚，乡间百姓习惯在吃过饭后，到禾场上乘凉。那里成了人们摆谈故事，聊闲话的场所。县里派来的邓干部利用这个机会，向人们宣讲高级农业社的好处，动员大家加入高级社。他的谈话收到很好效果。《腊妹子》写清溪乡一个泼辣，皮实，霸蛮的小姑娘腊妹子，有用弹弓打鸟，百发百中的本事。上级号召除四害，她的本领有了用武之地，她也被吸纳到干部队伍中来。民间行为要在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中取得合法性。《下放的一夜》更具典型性。在巫风极盛的湘楚大地，人们对一些超自然的现象保持信仰是容易理解的。一位下乡干部王凤林夜间睡觉时，遭蜈蚣叮咬，邻里都来围观慰问。这给卜老倌提供了一个宣讲神巫的机会。他由这只蜈蚣扯起，说山那边一个专捉蜈蚣的人，曾给一个被蜈蚣咬了的人，喝下一碗法水，当即治愈。又说到蜈蚣精会变美女，专门勾引男子。还说蜈蚣精最怕鸡公。他的思维，完全按民间神话的思维方式运行。但他的志怪老话不断遭到其他人，尤其是在新社会成长起来的年轻人的质疑和反驳。他老伴戳穿他说，那个被蜈蚣咬的人，“记得也是上边伯娘治好的。”关于蚣蜈精擒人，一个小伙子马上接口：“世界上根本没有精怪。”至于蜈蚣精怕鸡公的事，一个孩子天真的发问：“怕不怕鸡婆？”这话让卜老倌十分难堪。他的每一句话，都被拆解，抵消，受到善意的嘲讽。
　　在周立波的小说中，一批老班子的人（年长者），总是在习惯和习俗的引导下行事，但往往失败，最后受到新的现实的教育。《桐花没有开》中的张三爹重节令，守皇历，信经验。一般按农时，在桐花开后选种泡种，因此张三爹反对生产队长采用新技术提前泡禾种。后生队长盛福元克服种种困难，泡种抢种成功。老习惯失败，张三爹受到后生们的嘲笑。《漂沙子》中，“漂沙子”是对瘦弱、不能生育的母牛的称呼。队长王桂香从邻社买回六头牛，有一头是漂沙子，张老倌看罢，说风凉话，责怪队长不应该乱花队里的钱，卖回一只不中用的牛。后来队长一家经过精心喂养，母牛长得膘肥体壮，还产下一仔，张老倌在母牛生仔的当日，为自己的话感到羞愧，借故去亲戚家，躲开了。《扫盲志异》写何大爷封建思想严重，对男女关系问题十分提防。公社派了个男教师帮他的两个儿媳妇扫盲，何大爷疑神疑鬼，处处监视，后又以为抓住把柄，就跑到公社告状，并要叫在工地干活的两个儿子回来。公社书记赶来调查，证实教师无辜，为不再引起误会，公社给换了个女教师来。两个儿子回来，发现有女教师帮他们扫盲，十分高兴。但何大爷又起了新的疑心，担心女教师与儿子会有什么问题。在作品中，何大爷的保守思想受到讽刺。
　　老班子的人行事，对谚语十分重视，但现在他们说话已很难有权威性，反倒常常受到质疑。也是在《桐花没有开》中，大家在一起闲聊，有人说：“听说，今年山乡老虎多，老班子说‘虎出太平年’，今年的好收成是靠得住的了。”马上就有人反驳：“又迷信了，老虎那里晓得世道好不好，太平不太平。”说话人不得不为民间信仰找出“科学”的理由：“你不要小看老虎，这家伙比猫还有灵性，它只用鼻子一嗅，就能闻出年成好不好，天气好不好。”反驳者对这有悖常理的话并不信服：“照你说的，老虎应该调到气象台去工作？”二人的斗嘴，显示民间信念的基础已开始动摇。《禾场上》，王老二说，明年的收成会更好，另一人与他抬扛，问何以见得，回答的依据是一句谚语：“要知来年熟不熟，单看五月二十六”，意思是，农历五月二十六这天，下大雨或出大太阳，都预示有一个丰年。《腊妹子》里，说到麻雀糟蹋五谷时，一个老婆婆又“引经据典”：“老班子都说：‘糟蹋了五谷六米，要遭雷打’。”一个男子将信将疑：“雷公倒不管这些。”另一个男子干脆不信：“根本就没有雷公。”
　　至于一些民间崇神祭祀活动，照例也在改造之列。《胡桂花》中，团支书动员青年姑娘胡桂花演戏，游说的理由是社员冯老二搞迷信：“这个冯驼子最近在他屋场后边头一株栗树下，用泥砖砌了一个土地庙，……请了左邻右舍去替菩萨开光，说是开了光，土地老倌就百灵百验，有求必应。”他让胡桂花用健康、积极的娱乐方式与封建迷信斗争。胡桂花演出大获成功，卜支书赶来告诉胡桂花，说冯老二受演戏的影响，把家里的土地庙拆了。《张润生夫妇》中，原队长信巫好鬼，喜欢赌咒，且每回赌大咒都要拖只鸡来宰，他老婆这年喂的五只鸡，已被他斩尽杀绝，连过年的阉鸡也没有留下。年底开会，他夸口说明年亩产能打五百斤，一个胡子老倌不信，他又赌咒，别人知道他老毛病又犯了，就逗他杀鸡。他用眼睛搜索到一个目标身手敏捷地捉了来，找刀要斩，以此显示他说话的分量，证实他预言的可信，并从这种仪式中得到快乐。结果，妻子赶来，夺了鸡，把他数落了一顿，让他当众出丑。过年时，张润生夫妇杀猪，猪嚎叫响亮悠长，原队长说好，一个年轻后生不明就里，问为什么叫声长了好，原队长不敢承认自己迷信，另一个花白胡子说了他想说的话：“不长不吉利。”这话马上被一个初中生斥为“迷信”。这一切表明，民间文化以及它的代表人物正受到全面的冲击。
　　 二、民间文化的隐形存在与颠覆性
　　民间文化涉及乡土人物的生活方式、习惯，以及风俗等方面内容。周立波一直对湘楚民间文化有浓厚的兴趣。早在抗日战争初期的１９３９年４、５月间，周立波以沅凌《抗战日报》记者的身份，在湘西一带采访过，到过现在的泸溪、吉首、凤凰，以及凤凰附近的苗区。这次湘西之行，周立波发表了三篇介绍湘西历史、风俗、现状的文章，分别是：《湘西苗民的过去和风俗——一个备忘录》，《湘西行》，《雾里的湘西》。三篇以大量的笔墨，介绍苗民的历史与习俗，对苗民过去的苦难报以极大的同情，热烈称颂他们反抗满汉暴政的斗争。这在当时，实属不易。周立波在这几篇文章中，根据历史典籍和实地调查，介绍了苗民打冤家，椎牛，敬奉天王，跳月等习俗。可见他对民间文化十分熟悉并热爱。
　　１９４９年以后，民间文化在文学的作用受到严格限制。尽管有一浪高过一浪的“向民间学习”的运动，领袖人物也号召向人民大众学习“喜闻乐见的形式”，但在文学作品中，一般民间观念、习俗等都受到“落后”的指责，面临被改造的境遇；只有一些形式因素，如快板、鼓词，得以被借鉴。在这样的背景下，周立波对民间文化的深刻理解和热爱，就显得相当独特。在《翻古》中，他写当地讲古话的习俗时，深情地写道：“古代和现代的智慧、幻想，悲怆和欢喜，由老人的口，一辈一辈传下来，一直到永远。”这充满诗意、伤感的文字，出自一个五十年代作家之口，使我们惊讶，令我们敬佩。在《桐花没有开》中，从意识形态角度看，张三爹是个落后人物，但作者对他倍加呵护，开场就介绍他的随身宝贝“实竹烟袋”的来历和作用。这非但突出不了主旋律，而且“有害”，因为使主人公显得可亲可爱。作者这样写道：“他这根烟袋，除抽烟外，还有好几宗用处：一是走夜路时用来打蛇，一是碰到小孩子长了疮疤子，或是摔破了脑壳，他蘸一点烟袋里的烟屎，给搽一搽，据他说立敷立效；再一宗，就是把烟袋崭劲地在地上磕得崩咚崩咚响，生气时拿来出气，吵架时拿来助威。”这种乡土人物手中的民间器物，在周立波动情的描写中，似乎已成了某种具有神性的法宝。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下放的一夜》。前面说到卜老倌演说神巫，但不断受窘。这只是问题的一面，还有另一面。从小说提供的场面看，围观者十分乐于听卜老倌的连篇“鬼话”，其中也不乏迷信者。卜老倌信口打哇哇：“同治年间，这里出过一个蜈蚣精。”卜大妈接下来的话不是反驳没有蜈蚣精，而是纠正卜老倌在时间记忆上的谬误：“哪里？我记得是光绪年间。”可见她对蜈蚣精是深信不疑的。卜老倌的回答耐人寻味：“都一样。”同治和光绪怎么一样呢？老人如此说，说明他在讲一个源于民间信仰的故事，而非可求证的史实。关于蜈蚣精变美女擒男子的事，得罪了听众中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她说：“你这是侮辱妇女。”这话证明她相信有蜈蚣精，因为相信，所以她怕“后生子们把他当精怪，都不理她，那就糟了。”围观者正是对卜老倌的话有兴趣，谈话才能够维持下去。妙得是王凤林被蜈蚣所咬，救治方法也浸润着巫风。小说中交代，他开始用西医疗法，无效，邻里建议找七十五岁的卜妈。卜妈先叫找一只蜘蛛放在患处把毒吸出来，蜘蛛不肯合作，又叫促一只公鸡，剪一点鸡冠，将血涂上去，这方法果然奏效，王凤林的伤好了。在种种民间仪式中，鸡血有神奇的功用：盟誓、赌咒、祛病、除灾等；再加上卜妈人老精灵，眼目炯炯，“名堂不少”，因此让人自然想到巫术巫婆之类。周立波以貌似科学的名义，不露声色地写下了这段有趣故事，在“破除迷信”的攻势中，弘扬了民间文化的魅力。
　　民间文化全面发挥颠覆作用，是在《山乡巨变》中。这部长篇小说分上、下两部，上部２６节，写清溪乡初级合作社筹建始末。下部２３节，写初级社转为高级社后，社员们齐心协力、发奋图强，取得第一年大丰收的经过。这条线索是显在的，它与意识形态相合，也与同时代作品的主旋律相合。那些作品，大都以一场丰收，或某个合作社的成立，作为情节发展的顶点和收束，以此验证路线和政策的正确性。周立波也不能离开这个框框。但在这条情节背后，如果我们进行洞微烛幽的索隐工作，会发现作品中还存在着一条相反的解构的线索。上述在农村中推进的政治运动和生产活动中，每一个有代表性的事件、场面的叙述，周立波每每旁溢斜出，有意无意把它们还原成民间仪式、民间活动、民间习俗和民间信仰。民间文化以其强大的娱乐性、趣味性和传统惯性，挤占了政治和生产活动空间，对后者构成反讽，使后者的目的被消解，内容被置换。
　　《山乡巨变》中写副社长谢占元吃水莽藤草自杀，起因是他负责看护的牛被人砍伤，在这之前，他受了老婆一顿恶气，还被龚子元吓唬，一时想不开。被发觉后，大家手忙脚乱准备把他送医院，亭面糊有经验，说不用，他力主按民间的老方子，“灌他几瓢大粪，再拿杠子一压，把肚里的家伙都压出来，马上就好了。”［①］他的建议，引起大家热烈讨论，莫衷一是。这里还没有商量出一个结果，盛家大翁妈又对谢占元“好好端端，怎么吃起水莽藤来了”，生了疑，她担心：“莫不是碰到水莽藤鬼了？”清溪乡一个老书生李槐老反驳：“鬼是没有的。”盛家大翁妈并不理睬，仍自说自话：“水莽藤鬼，落水鬼，都要找替身，才好去投胎。”湘楚民风尚鬼信神，认为万物有灵，山有山精，水有水怪，水莽藤草当然也有神性。盛家大翁妈的话有深厚的民间背景。
　　在谢占元吃毒草被发现之前，还有一个场面让人忍俊不禁，那是亭面糊与谢占元的一段对话。亭面糊收工回家，路上发现谢占元脸色不好，神情沮丧，就问东问西，提出种种建议宽慰对方。而谢占元满怀忧苦，不断暗示自己将要离开这个世界，只差没有说自己服了毒。一个糊涂而热心，一个大放哀辞，可二人谁也未明白谁，以致谈话牛头不对马嘴，充满民间故事中对话的趣味，即假定性和预设性。谢占元最后问亭面糊，自己为什么如此倒霉，亭面糊的思维一刻也没有离开民间信仰的范围，他认为，人倒霉一定是冒犯了什么神灵或禁忌，于是有一连串发问：“你在堂客晒小衣的竹竿底下过过身吗？”“你用女脚盆洗过澡没有？”“两公婆打架，你挨过她的鞋底吧？”谢占元连连摇头，亭面糊有自信地说：“要不，一定是你们小把戏早晨放了快（说了不该说的话）。我们老驾最怕放快了，一黑清早，如果家里有人讲了鬼怪老虫，他就一天不出门。后来，他在堂屋里贴块红纸，上面写道：‘老少之言，百无禁忌’。你也贴吧？我去请李槐老给你写一张。”这场性命攸关的政治事件，就这样淹没在民间文化的汪洋大海中。
　　小说中，阶级斗争的激烈和严峻性，在对龚子元夫妇的监视和逮捕上表现出来。但作者对相关事件的处理，仍充满民间传奇情调和民间趣味，并从中挖掘人物的乡土根性。社里派盛淑君和陈雪春监视龚子元，二人发现情况，赶紧回来汇报。她们都急于表功，争着说话，于是互不相让，以致互相讥讽，相互拆台：
　　“有件大事，我们巡逻到茶子山边，发现……”盛淑君气喘吁吁地说到这里，停了一下。
　　“发现龚子元那个家伙。”陈雪春抢起来说。
　　“你莫插嘴，让我来说好不好？”盛淑君推开她的同伴。
　　“你一个人讲不清。”陈雪春争起来说。
　　“你讲得清，你伶牙俐齿，请你说吧。”盛淑君生气了。
　　严重而紧急的事件被搁置在一边，周立波的兴趣集中在这两个缺乏“训练”的小侦察员的乡土性情的表现上，对她们身上未被驯化、规范化的东西表达了由衷的好感。作者的笔触就这样再三游移，使“中心”的突出地位被削弱。
　　邓秀梅派亭面糊到龚子元家探口风，劝他入社。这是敌我第一次正面较量，却被亭面糊这个带有民间喜剧色彩的人物搅得一团糟。他为一瓶好酒所迷，被龚子元灌得迷迷糊糊，不仅任务忘得一干二净，回家的途中，还摔伤了脚。作者详尽地叙述了这个经过，对亭面糊的“拙劣”演技极尽铺排，对龚子元的“狡猾”却不置一词。周立波冒了丧失“原则性”的风险，在敌我斗争中，使正面的一方受到揶揄。究其原因，我想，就与作者实在舍不得丢弃展示亭面糊身上的民间特色有关。
　　 三、不变的乡土人物根性
　　社会主义改造触动了千千万万农民的根本利益，给农村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以土地为主要生产资料的农民，必然因占有土地的多寡，而对这场社会变革持不同态度，有不同反应。与周立波同时代写农村生活的作家，无一例外地都触及到这个问题。但大多数作家把它描述成不同阶级的对抗和冲突。周立波则拒绝阶级斗争对乡土生活的介入，即使这矛盾如何尖锐，酷烈，周立波都把它严格限定在“人民内部”。因为一旦“上纲上线”，敌对者的命运将面临不测，而作者似乎不忍心这些与土地有密切联系的乡土人物遭受如此待遇。
　　在《山乡巨变》所描写的清溪乡合作化进程中，所遇困难和阻碍十分巨大。农民的乡土根性在势如破竹的改造风潮面前，受到严峻挑战，也激起他们不同反映；农村富有者不愿放弃土地私有，要挣扎反抗，也是必然的。周立波从不回避这一矛盾，他在《山乡巨变》中塑造了菊咬、秋丝瓜等与此相关的人物。
　　王菊生吝啬，贪心，狡猾，故有“菊咬”的绰号。他贪恋满家田产，自愿过继到满家，开始对老人极尽讨好，掌握了财政大权后，却百般刁难，甚至不让老人吃饱，在乡里名声不好。他家劳力强，家底厚，坚决不入合作社。他说公社“场合不正经，早晚要垮台。”他上山偷砍公社林木，被发现后死不认帐。他女儿人小火气大，对前来检查的人破口大骂：“强盗，抢犯！”一家人逞勇发狠要与合作社竞争，存心要比垮合作社。菊咬总觉得这“对自己会有好处，至少至少，他这老单，可以干得长远些。”他一家在与社员挖塘泥的竞赛中，因互相看不顺眼，恶言恶语，最后拳脚相加，打在一起。
　　秋丝瓜比菊咬多了一份心机，他“八面玲珑，喜欢同各个方面都取得联系。”他练过武术，有一身好拳脚。在坚持单干的道路上，他比菊咬走得更远。菊咬只管自己，秋丝瓜懂得联合，他“常常利用砍架的机会，跟富农曹连喜在山里碰头。他希望和所有的单干户，包括王菊生在内，都连成一气，结成一体。他与暗藏的特务龚子元往来频繁，讨主意，问计策，指使符赖子探消息，散布谣言。在眼看绝望之际，他把自己的牛赶上山，宁可将牛偷偷宰掉，也决不把它入到社里。邓秀梅率众人闻讯赶到，将秋丝瓜团团围住。秋丝瓜摆开架式，对付七八个壮实小伙不在话下。这一边，邓秀梅等持刀枪在手。双方对垒，一触即发。如此紧张激烈场面，周立波却并未过多引申，只解释说秋丝瓜未明白党的有关政策。牛没有宰掉，公社就未再追究。秋丝瓜依然我行我素，未因这次教训有所悔悟。
　　谢占元是党员，副社长，却私心极重，爱做表面文章。领养的一头牛被龚子元的老婆蓄意砍伤，他背了黑锅，加上其他不顺心的事，一时想不开，吃毒草自杀。行为颇左的中心乡党委书记朱明得知后，定性为叛党行为，责成公社书记李月辉严肃处理。李月辉不以为然，于是事情就拖着不办。不办又不行，在李月辉计穷之时，作者出面为他解了围：他将此事从情节的紧张进行中，突然分离出去，暂时搁置不提。只在很久以后，作者才轻描淡写地说起他受了处分。这种人为阻断情节正常发展的办法，无疑使结构的完整性受到损害。但作者似乎在所不惜。
　　龚子元夫妇的存在意味深长，他们是《山乡巨变》中唯一定性的阶级敌人。他们散布谣言，拉拢单干户，砍伤耕牛，破坏合作化运动。最后，他们与外地暗藏国民党分子密谋暴动，结果天机泄露，被公安局一网打尽。在以写阶级斗争为风尚的当时文坛，周立波在这样的长篇巨制中，很难回避这一主题。但他避免让阶级斗争渗透进那些乡土人物中间，而安排了龚子元夫妇作为“阶级斗争”的点缀和装饰。他们夫妇不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早年逃荒到清溪乡，独门独户住在离村子很远的地方，很少跟村中人往来。不会干农话，却有吃有喝。他们对清溪乡合作化进程影响很小。最后被捕，是因为他们密谋与台湾联系，进行暴动，夺取地方政权，与清溪乡及小说中其他人物毫无关联。他们的活动，总的说来，和乡土生活关系不大。由此可见周立波保护乡土民间生活的良苦用心。
　　按照五、六十年代文学的经典模式，反映农村合作化进程，必然伴随着一个思想改造过程。世界观转变了，思想进步了，觉悟提高了，现实的目标才能够实现。二者相互结合，相互推进。最典型的是柳青的《创业史》。而周立波作品中的人物是相反的一群，由于周立波在作品中覆盖了一层民间文化的底色，给人物心性、精神，提供了赖以生存的土壤，使他们的乡土根性，保存了原汁原味。秋丝瓜、菊咬、谢占元这样的“落后”分子，自始至终本色依旧，不曾因受到“教育”而改悔。周立波在刻划亭面糊这一形象时，更是注意强调他身上乡土根性的一贯性和持久性。他仿佛是从民间故事中走出来的人，他的“进步”，不是因为阶级觉悟高；“落后”之处，也没有意识形态的动机。龚子元夫妇被抓后，他尚不知情，记起盛清明交代的任务，仍去打探情况，见到的是龚子元家一片狼藉，一口打开的破箱子里，亮着“粉盒、手帕和两条浅红的裤衩，还有一条月经带。”他连声叫“背时背时”，慌忙退了出去。我们记得，前边谢占元说自己倒霉，亭面糊认为他违犯禁忌，触动了女人物品。“从女人晒裤子的竹竿下过身，看见女人贴身之物等，是他生平最忌讳的。因为他相信，这样一来，人会背时，用牛会出事，捉鱼不得手，甚至人会得星数（短寿）。”此时，他又犯忌，怎会不紧张呢？作者开头欣赏他的骂人“艺术”，结尾又让他有如此“迷信”、“不觉悟”的表现。前后呼应，读者可以从这个“顽固”的“纯土地性人物”身上，更充分地领会周立波固守民间立场的良苦用心。
　　《山乡巨变》问世后，曾引起热烈的反响和争议。多数人在肯定它的成就时，也为其“缺陷”感到遗憾。有评论认为：“小说没有充分写出贫苦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的强烈愿望和自觉要求，仿佛农业合作化运动这场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只是自上而下，自外而内地带进了这个平静的山乡，而不是这些经历过土地改革的风暴和受过党的教育和启发的庄稼人从无数痛苦的教训中必然得出的结论和坚决要走的道路。”［②］甚至在几十年后，还有人这样说：“作品偏离了从生活出发的现实主义精神，把常青社建成后出现的一连串矛盾、纠纷的根子，都归到龚子元夫妇的阴谋破坏上，最后还编造了龚子元持刀胁迫张桂秋，和去泗庙联络同党，妄图发动反革命暴动，拉队伍上山这样一些耸人听闻而又显得不大合情理的情节，这就明显地夸大了反革命分子的破坏作用。”［③］这些指责的确抓到了问题的实质和要害，但我不同意以往否定性的评价。我认为，对民间文化独立地位的强调，造成了这些“缺陷”，但却使周立波湖南背景的作品，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具有了深远的意义。
　　①“文革后”，周立波对《山乡巨变》作了一些修改，于１９７９年重印，“灌他几瓢大粪”，改为“灌他几瓢水”。
　　②转引自《周立波评传》，２９４页，湖南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０月版。
　　③转引自《周立波评传》，２９４页。＊
　　
　　
　　
文艺理论研究沪79-85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刘洪涛19971997 作者：文艺理论研究沪79-85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刘洪涛19971997

网载 2013-09-10 21:3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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