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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名人书”的问题，在出版界和社会上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也引起过不小的争议，曾一度众说纷纭，沸沸扬扬。然而，直至目前，出“名人书”的现象和由此产生的影响并未消失或减弱，而且有愈益增长的趋势。实际情况表明，这一产生于“世纪之交”的文化现象，是很值得研究的。
　　　　　　出“名人书”的合理性
　　实践证明，由于名人们本身所从事的职业和经历的特殊性，他们确实比一般人更具有“新闻价值”和“资料价值”，也更易引起“轰动效应”。许多名人的经历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或蕴含着某种文化的、艺术的、学术的积累和总结。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我们非常需要名人。否则，我们的人才培养工程就不会提出要在多长时间内培养造就多少位名学者、名作家、名演员、名编辑、名记者等“名家”了。可见，真正的“名人”对我们来说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同时，也应当看到，名人之间，由于各自的情况不同，“知名度”不同，在社会上的影响也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他们都是“名人”，是不同于“一般人”的人。尽管也有些名人本身的生活看似比较平淡无奇，但因他是名人，于是其平凡的经历也就具有了一种非凡的“吸引力”和“新闻价值”，以致产生出某种让人意想不到的效果。这就是事实上存在着的“名人效应”。
　　再从出版界的角度看，既然有专门写名人的作家，有专门发表描述名人生活经历作品的刊物，那么，也就应有写名人的书，再说，既然别的人可以写名人，而名人自己为什么就不可以写自己？名人又是普通公民，是公民也就具有着书立说的权利。这难道不是天经地义、顺理成章的事情吗？因而，那种把“名人书”统统当成“隐私书”而一概加以否定的看法，也是失之偏颇的。
　　　　　　“名人书”的效益问题
　　出版“名人书”这个文化现象，实际上包含两项具体内容：一是出版写名人的书，一是出版名人写的书，我们不妨称之为“出名人书”和“名人出书”。
　　从时间上讲，“出名人书”的现象比“名人出书”的现象要早不少。前者形成“潮流”，至少已有十几年甚至更长的历史，而后者形成“气候”，则是近几年的事。
　　从内容上看，“出名人书”的内容相当丰富：写老一辈革命家的书，写反面历史人物的书，写着名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理论家及各个领域内名家的书。
　　从效益上看，这类书往往有一定的可读性，因而具有较宽的读者面。这些被写的名人，往往同一个国家、一个时代、一个学科、一种文化的某些重大事件、某种重大进展有联系。读者通过了解这些名人而了解社会、了解历史或了解某种文化发展进程中的“庐山真面目”。在这里，“名人”这个概念似乎是没有争议的，因为他们的地位是由历史造成的。于是，人们自然地达成一个共识：这些人是“真正的名人”，描写他们的书是有价值的，是应该出的。也正由于这些原因，写名人的书出版后反而一直没有造成太大的冲击和震动，人们的反应比较平淡，心态比较平静。尽管这类书比一般的书也要畅销，但印数并不很大，“盗版”现象也不太严重。特别是那些写学术、文化界名人的书，这种表现更为明显。
　　但是，“名人出书”的情况就不同了。对此也更需要作具体的分析。“名人出书”，诸如赵忠祥、宋世雄、倪萍、杨澜、王铁成、姜昆、程前等人，大概最早的当推刘晓庆了。当这批文化、艺术界的名人自己写自己的书刚刚问世之际，在不少人怀着“猎奇”心理争相购阅的同时，也招致另外不少人的“侧目以视”和非难，甚至一度形成了“口诛笔伐”之势，认为似乎这些写书的名人都在“借用自己的名声”“贩卖着什么私货”，在“兜售着‘假冒伪劣产品’”，在“骗人、赚钱”。同时，照有些人的看法，出这些书的出版社仿佛也犯了“很大的错误”，“出了不该出的书”。还有人甚至认为，这些书的作者“根本不具备当名人的资格”，他们之所以出名，只不过由于“频频在人们面前亮相”、靠“炫耀自己的脸蛋儿”和“卖嘴皮子”而“提高自己的知名度”而已。他们“担忧”，若把这些人算做“名人”，就会降低“名人”在人们心目中应有的地位和“含金量”。可是，如果我们看一看这些名人们出的书，就会知道“有时偏见比无知更可怕”这句话的正确性。在这些书中，充满了普通人的人生体味和人世间的酸、甜、苦、辣，充满了人情味儿和哲理性。更为难得的，是书中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已往不为一般人所了解、所熟悉的世界，使读者增长了不少见识，也在无形之中拉近了这些名人们同读者间的感情距离。有人看过《岁月随想》这本书后，就怀着同情的心态发出了“赵忠祥也真不容易”的感叹。因而，这类书在某种程度上也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这也是它们逐渐受到更多人欢迎的原因之一。
　　还有一种名人，既非军事、经济、文化、学术界名人，也非文艺、体育界名人，说是“政治界名人”，又略显牵强，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所赋予他（她）们的某种“机遇”，从而造就了其“名人”的地位，如张宁等人。张宁的自传体着述《自己写自己》，印数已达12万多册，被人们竞相争购，诸多报刊转载，还导致了两家出版社的版权之争。尽管这些书都是以自传体出版的，但应当看到，个人是社会的一员，从这些书中往往直接反映或折射出我们国家某些特定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或某些学术领域内的重要情况；或表现出对历史发展进程中某些现象或“历史灾难”（如“反右”、“文革”）的深刻反思，在看似平常的个人生活经历叙述中，向人们传达了某种极有价值的信息或给予读者极其重要的启迪。因而，这类书比较容易产生“可读性”和“轰动性”。也由于同样的原因，这类书的印数居高不下，同时还伴随着此起彼伏的“盗版”现象。很显然，出版这类书，一般都是在取得社会效益的同时，也会取得比较可观的经济效益。
　　　　　　出“名人书”值得注意的问题
　　正因为“名人书”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所以，出版社在宣传所出的“名人书”时，必须注意把握分寸，应实事求是地宣传图书的内容和价值，尤其是对名人的历史定位。切不可失实地、庸俗地吹捧，以免引起读者的反感。也不能为了取得经济效益而不择手段地炒作。这都会损害图书本身和出版社的形象。
　　首先，由于名人们的个人经历、文化素养、写作功力、公众形象各有不同，不能“一刀切”地要求所有名人的着作水平都一样，影响力也都一样。但是，应当注意的是，所有的“名人书”都必须遵循一条基本的原则，那就是真实。决不可自恃是“名人”，就可以不尊重历史、不讲求真实，任意美化自己，贬低他人，文过饰非，揽功诿过；也不可自恃是名人的家属，或部下、朋友，便目空一切，信口雌黄，美化名人，神化名人，以致在出书后引起读者和了解实情者的质疑和不满。
　　其次，对名人所亲历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回忆、描述，更应当力求客观、准确、真实。尽管因年代久远而记忆不够清楚，但也最好与其他当事人核对之后才诉诸文字，以不致与重要情节相去甚远，力求基本上客观、真实地再现当时的情况。在这方面，一些德高望重的名人作者是非常严肃认真的。如于光远先生的新着《我所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一书，对于重大历史事件（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回忆叙述，就采取了十分严谨、认真、谦虚、客观、公正的态度。出书后，又就书中个别错讹之处，即使是一个概念，一句话，也诚恳地接受读者意见，立即在报刊上作了更正声明。越是如此，书的真实性就越强，就越会受到读者的欢迎与信任，也越能产生积极的社会效果。
　　其三，“名人书”的文字质量问题，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据最近两位语文教师对几部名人所着书中病句的分析和批评，可以看出，一些名人书中的语法、逻辑、修辞错误，已经达到了相当惊人的地步。这也从侧面提醒我们，出版社绝不可对名人的书稿降低标准、放松把关、随意迁就，否则，将可能导致谬种流传，误人子弟。
　　其四，国外有许多退休的总统、总理等政府首脑人物，都有出版自传体书的习惯，而我国迄今为止尚未见到一本国家级领导人的自传体着作。唯有周总理生前曾表达过他有写一本自传体书的愿望，但遗憾的是也未能付诸实践。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在这方面也会有所突破。那样，将会给出版“名人书”这一有利于人类文化积累、标志着文化进步和社会进步的文化现象，增添更加绚丽的色彩。
　　
　　
　　
出版发行研究京14～15Z1出版工作、图书评介王金楚19991999本文作者单位：河南人民出版社 作者：出版发行研究京14～15Z1出版工作、图书评介王金楚19991999

网载 2013-09-10 21:3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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