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被乌云笼罩的高校里的一道闪电

簡體傳統

    文革前全国高等院校在校学生大约20多万人，占全国总人口比例很少。这些出生于解放前生长在红旗下的年轻大学生显然是国家的骄子。尽管1960年以后各个高校均均拒绝录取某些高考成绩达标而“出身不好”的学子，但当时的在校大学生从整体上说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国家所需要的人才。但是从天而降的文化大革命史无前例地改变了这批骄子的命运。
    1966年在毛泽东的直接号召下，中央文革的直接指挥下，以北京高校为首的在校大学生们义无反顾的充当了造反的先锋。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内外信息受到高度控制，全国人民都认为自己的国家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毛主席是世界革命的领袖。革命和斗争的元素每日都充斥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从小浸淫在红色文化，世界革命的社会氛围的年轻大学生们在文革前就对毛泽东的崇拜已接近巅峰，因而当毛泽东毫无前兆的就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表态支持的举动犹如一团烈火，一下子就点燃了大学校园里的几十万青年学生以及年轻教师们的浪漫主义的革命激情。
    现在人们普遍认为当年的大学生是“红卫兵”，除了造反，批斗老干部，被中央文革愚弄外没有自己的思想。难道当年为数不多的大学生们和年轻的教师们真的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任人摆布吗？难道他们缺乏追求真理的勇气吗？事实并非如此。
    文化革命刚被点燃的初期，北京地质学院造反派领袖（兼北京大专造反派第三司令部“司令”）朱成昭奉中央文革指使将彭德怀揪回北京。但当他有机会读到彭德怀的“万言书”后泪流满面，宣布退出造反行动。此举引起中央文革的警觉，将其秘密逮捕，后下落不明。毛泽东在68年7月28日接见“五大领袖”时还特意提到朱成昭说：“你看朱成昭刚当了几天司令就往外国跑，或者保爹保妈不干了”。毛泽东原来设想利用学生的造反行动将刘少奇和拥护刘少奇的党政军领导打翻在地，换上中央文革等左派人马，召开党的九大加以确认，文革就可以结束了。但没有想到有几股力量使他不能如愿，而首当其冲的就是他所利用的大学的这股力量。大学的学生及年轻教师们用马克思“怀疑一切”的观点和和毛本人所提倡的“造反有理”的观点将运动面延伸，甚至涉及到他所倚重的人马，妨碍了他的战略部署。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痛下决心，用派出军宣队的形式对大学实行军管。在向北京大专院校派出第一批军宣队的院校中，除了“五大领袖”所在的北大，清华，北航，北师大，北地院外还有北工大即北京工业大学。
     文革早期批判“三家村”制造舆论的阶段，各个报社尚摸不清头脑，中国青年报社则响应毛主席“教育要革命”的指示，连续发表社论号召学生“生动，活泼，主动”的学习，反对条条框框的僵化，反对学术权威的束缚。北京各个大学里针对上述的批判三家村的形势和教育改革的问题出现了一些骚动，北工大和北京大学几乎同时出现了批评学校党委（认为领导不力压制群众积极性）的大字报。因此北工大也是被当时的北京市委最早派驻工作组的学校。当6月1日全国广播公布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鲜明的支持聂元梓大字报后，北工大也如同北大一样全校沸腾了，最早地卷入了文化大革命的潮流中。然而在8月20日以后北工大并没有积极走中央文革指引的路。因为那一天该校高干子弟谭力夫发表了流毒甚广的“谭力夫讲话”，该天讲话煽动性极大，迅疾催化社会。血腥恐怖的“红八月”自20号以后出现的“打死牛鬼蛇神理所应当”的残暴行为与该讲话有极大的关联。北工大校园内由此出现了极为鲜明的有别于其它大学的两个对立派组织：一派以“出身好”为主体的狂热拥护谭力夫讲话的组织，另一派组织则大多数“出身不好”反对谭力夫的讲话。虽然谭力夫讲话一时间煽动了全国性的“阶级斗争”的狂热，但使得中央文革将矛头对准刘少奇的方向发生偏离，因此谭本人被抬起又被打下去了。后来的形势发展对北工大而言自然有利于后者的组织“东方红”，当清华大学等校热火朝天地围困中南海批斗王光美时，该组织却将精力用于追踪谭力夫的后台，在天安门张贴“打到康生”的大标语；追查谭力夫父亲历史的极左行为—为建国后党内第一起冤案“二陈事件”翻案；介入北京中学生的运动，支持以“出身不好”为主体的中学“四三”派，在全国肃清谭力夫讲话的流毒下功夫。这说明：在当时即使中央文革挟毛主席的指示以令全国，毛主席的威望如日中天的时候，大学生们虽然充当中央文革的急先锋，对他们的指示大部分接纳的同时，也伴有少部分滞时接纳或变相接纳，在众多的最高指示中寻找利己的目标和方向。
     1968年，派往北工大的军宣队是北京空军，当时持林彪父子的靠山，骄气凌人。他们进驻学校后高举“林副主席”的旗帜开展“三忠于，四无限”的活动；要求人人跳“忠字舞”作“语录操”；每天必须在毛主席像前“早请示，晚汇报”。同时他们根据北工大的形势和特点把全校师生员工分为三个等级：25%“出身好”的是他们依靠的对象，其余大多数是可教育的对象，一小撮人是打击的对象，其重点是校系革委会成员。认为北工大的权利是被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所把持。理由是：这是一个师生员工有70%“出身不好”的学校，而学生更占了75%，在这种基础上成立的革委会是代表了反动阶级的利益。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文革前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规划要把北工大建设成为犹如苏联的莫斯科大学，特别批准每年录取少部分被清华，北大因出身不好而刷下的高分的北京市的学生。同时北工大每年都从清华，北大以及北外等校引进优秀的青年教师，再加上北工大又是录取华侨大学生的重点单位，因此以出身而论当时北工大“出身不好”的师生比例在北京高校确实首屈一指。军宣队认为正因为如此，在校革委会把持下的北工大对毛主席没有阶级感情，它成为北京市大专院校里极少没有树立毛主席石像的单位；在毛主席发出7.28指示（即军管大学）后，它又是唯一出现学生大规模游行反对的单位。
     军宣队进驻北工大不到一个星期，就将校系两级革委会成员隔离审查，号召全校师生员工提高阶级斗争觉悟，在新形势下站好队，揭发校革委会的罪行；宣布对于参加游行反对军宣队的广大学生只要认错不予追究，但必须反戈一击揭发指使者和黑后台。校园开始蔓延恐怖的气氛，铺天盖地的声讨批判的广播文章以及自我检讨揭发的大字报日日更新。用军宣队负责人的话来说：北工大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小撮人在发抖，形势一片大好。
    然而令军宣队没有想到的是，在这种高压态势之下竟然有一张真实署名“杨寄宁”的大字报出笼了，其内容犹如一道闪电划破了北工大的上空也划破了北京的天空。它不仅仅是针对军宣队，而是针对全国整个形势。大字报共四张，有四部分内容：“一，目前社会上流行的，军宣队进校后搞的“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语录操，天天喊毛主席万寿无疆“等活动是形式主义，庸俗化；是对毛主席搞个人迷信，个人崇拜。二，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马列主义顶峰是错误的，因为马列主义必然在新的历史环境中向前发展的，不能说到顶了，这是不科学的。三，对毛泽东思想也要一分为二。因为毛泽东思想作为一种思想体系也应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不能说“字字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四，陈永贵，吴桂贤只是普通工人农民中的劳动模范，劳模不等于政治家。他们的知识，经验和层面都不足以担当国务院副总理的工作。”而且这张大字报最后结尾写成“祝毛主席无寿无疆”。
    这份大字报在全校师生的思想中引起了极大震动，其所言是很多人曾想过但不敢深想更不敢说的，尤其是军宣队进校后的红色恐怖气氛中更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杨寄宁不仅有勇气的说了，而且有理有据地公开阐明。对于军宣队来说，此人真是吃了豹子胆，胆敢用这种反动言论公然向军宣队挑战，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叫板。当日北工大军宣队拍下照片，将大字报撕毁，呈报北京市革委会和中央文革；要求各系在上级没有下达命令之前以“阶级斗争新动向”“资产阶级孝子贤孙的猖狂反扑”组织全校师生员工批判，消毒。
    杨寄宁何许人也？他是65年入学的机械系学生，班上的学习委员，校革委会委员。考入北工大之前是北京男四中品学兼优的高材生，立志作一名“保尔，柯察金”式的不虚度人生的人。由于“家庭出身复杂”被清华刷下进入北工大。文革初期杨寄宁和其他一些同学以及年轻教师们最早地投入反对校党委，反对工作组的运动中。认为以往的教条主义，特权思想压制了民主自由，毛主席号召的“四大”象征着民主时代来临了，大字报是大民主最有利的证明。甚至天真地认为：57年的反右运动到了纠正的机会了。当谭立夫于66年8月20号在北工大发表其着名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讲话的当晚，杨寄宁以“屈错反”的化名书写大字报严厉批判其观点。而那一晚被讲话煽动起来的出身好的学生狂热地举着火把要“火烧油炸”“屈错反”。他没有被吓到，在以后的数天里仍然单枪匹马的与一群群身着绿军服的同学辩论，尽管自己的话被四周喷出泡沫的嘴堵住，但总是最后扬起头来说：“我就是不同意你们的观点”。其孤零的身影，瘦高而不屈的形象至今依然深烙在一些校友的心中。虽然后来运动的发展否定了谭力夫的讲话，但是随着文革的深入，他开始的天真设想一一被否定。他越来越怀疑毛泽东的意图，认为毛泽东在重复过去搞运动的错误。他的这种判断开始只同一两个好友谈论，当军宣队进驻学校后的种种行为使他坚定的意识到他的判断是正确的。他以自己的执拗做好充分准备，义无反顾的用大字报的形式发表了他深思熟虑的观点。在当时的形势下敢于公开而不是私下，敢于用大字报而不是书信形式发表对毛泽东思想的看法，对林彪乃至整个文革形势的看法在文革期间大概是绝无仅有的。灭顶之灾当然降临他头上了。
    这张具有历史性的大字报出笼的第三天，全校师生员工和正在被隔离审查的校系两级革委会成员被紧急集合到学校大操场上。主席台上除了坐有身着上绿下兰军装的军宣队成员，还有几位身着全绿军装的军人。只见军宣队总指挥袁戈（北京空军作战处处长）高声宣读北京市革委会和北京卫戍区通令：“将杨寄宁以现行反革命逮捕”。随即两名军人从后台将他押上来，在几千人鸦雀无声的目光下当场给他拷上黑森森的手拷，随后会场下爆发出雷鸣般的吼声；“打到杨寄宁”“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在给杨寄宁尚未戴上手铐按下脑袋之前，只见他神情冷漠，眼光木然并没有害怕的恐惧。当将他的腰按下90到180度的过程中，他也没有反抗。他的这种表现一直持续在校，系，车间，班组的上百场的批斗会上。所以“杨寄宁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口号在北工大的上空持续了数月之久。在批判中他始终不对自己的四条观点认错，所承认的错误是“我把大字报最后的口号写错了：祝毛主席万寿无疆错写为’无寿无疆”。他的这种硬骨头表现如同他的大字报内容一样精彩，极为深刻的留在北工大师生员工每一个人的心目中。在杨寄宁大字报出笼之际，北京中学生遇罗克因为公开发表极有思想深度的“出身论”大字报而被枪毙了，因此北工大绝大多数人包括他自己均认为他被枪毙的下场只是时间问题。蹊跷的是他活下来了，避免了遇罗克，张志新，王佩英等人的悲剧，原因至今不明。
    在文化大革命中全国范围内必然有各种各样的抵触，反抗；各式各样的不满和表达不满，当年大学里同样会如此。但是当自身首当其冲的卷入狂暴的漩涡之中而要反身上岸之时，需要更巨大的勇气和更坚定不移的搏斗，需要必死的决心，这是绝大多数人作不到的。然而在当年20万的学子里是存在勇士的，杨寄宁是其中杰出的代表。文革虽然历经十年，依然是历史的瞬间，“杨寄宁事件”更像流星般的消失了。
    希望愚弄历史和被历史愚弄的人都愿意人们不再提起此事，现在的社情也希望如此，如果人类处于类人猿时代只有闪存记忆没有历史记录的话是可以的。但是作为有思想有道德有历史记录的人类，我们仍面临几千年前祖先遇到的课题:作什么样的人？我们希望后代成为什么样的人？是作真实的诚实的人还是犬宦般的人？我们的民族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是与世界各民族价值取向相同即诚实面对人民呢？还是以虚假的，实用主义，随时可变的手法对待自己的人民和世界呢？历史已经证明，一个国家无论经济军事发展的如何强大，本国的历史文化如何悠久，成败仍取决于人民的向心力，其基础则是本民族的道德和价值观。世界欢迎还是抛弃你，道德基础和价值取向起决定作用。
    流星般的“杨寄宁事件”消失了，活着的杨寄宁还存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已退休的他办起了自己的实业公司。企业面对社会普遍的“回扣和贿赂是生存之道”的潜规则，他依然反潮流，采取“以质量求生存”，绝不走“请客，送礼，回扣”的路线。生意开始很艰难，但是他坚持不懈，不屈不挠，不放弃自己的原则，终于赢得了信任，赢得了客户。遗憾的是他患上了无法医治的“粘液腺癌”，医生断定他活不过两年。然而他淡定地说：“我已经多活了40年”，真可谓：“曾经沧海难为水”啊。
    杨寄宁在任何艰难的条件下，都坚持自己独立的思想和行为，无论是在政治运动或经济运动中。“特立独行，诚实面对，为真理不惜牺牲一切的坚守”是他的格言也是他的人生轨迹；对待与他不同观点甚至仇视他的人仍然和平共处，坚守自己；这些是我们国民目前所极其缺乏的品质，值得我们每个人尊敬和学习。

    2012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