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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C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20(2003)05-0013-08
　　在如何理解人文科学的性质及其定位的问题上，须克服并超越两种狭隘的科学观：一种是狭隘的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另一种是狭隘的人文主义的科学观。前者试图用狭隘的实证主义的观念来规范或统一科学，从而大大否定了人文科学的人文性；后者则是对实证主义的反动，试图用狭隘的人文主义来界定或规范人文科学，从而又大大抹煞了人文科学的科学性。这两种科学观不仅对人文科学的性质及其定位都做了片面的理解，而且从根本上切断了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关联，加剧了所谓的科学世界与人文世界的分离和对立。一旦克服并超越这两种狭隘的科学观，我们就有可能形成一种新的科学观。这种科学观将既从科学经验出发去理解人文科学，理解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统一性，同时又从人文经验出发去理解人文科学，理解人文科学与艺术等人文文化的深刻关联；既将人文科学看做是科学文化的重要环节，同时又将人文科学看做是人文文化的重要环节，从而更加全面而深刻地把握人文科学的性质，并给人文科学以更加恰当的定位。
　　　　　　一
　　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的实证主义者似乎并没有完全排斥人文科学或精神科学，但他们反对狄尔泰、文德尔班、李凯尔特等人欲在自然科学之外，对立以历史科学、文化科学或精神科学的主张。在逻辑实证主义看来，“科学之为自然理论的体系，之为实际真理的系统，在原则上仅有一种，就是自然科学。所谓精神科学根本不成其为基本科学如自然科学等；它之所谓知识理论与真理体系，无论从理论上与方法上而言，都是属于自然科学范围内的”[1]。这就是说，尽管逻辑实证主义者对认识(科学)世界和体验(人文)世界做了截然的区分，但是他们反对将科学世界进一步区分为自然科学的世界和精神(人文)科学的世界，强调所谓科学在原则上只有一种，那就是自然科学；所谓精神(人文)科学，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方法上而言，都是属于自然科学范围内的。当然，逻辑实证主义者对精神(人文)科学能否成立还是持怀疑态度的，至少认为其“在理论上还是非常勉强的”。
　　卡尔纳普关于物理主义的观点在逻辑实证主义那里颇有代表性。卡尔纳普宣称：“物理学语言是科学的普遍语言，这就是说：科学的任何领域内的语言可以保存原来的内容翻译成为物理学语言。因此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科学是一个统一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之内并无在原则上不同的对象领域，因此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并不是分裂的。这就是统一科学的论点。”[2]显然，这个观点进一步强调了科学的统一性，即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的统一，并强调用“物理主义”来规范和统一科学。所谓“物理主义”，其实质就是主张物理学语言是科学的普遍语言，换句话说，一切科学语言都可以还原为物理学语言，从而彻底贯彻逻辑实证主义的“经验证实原则”，排除一切“形而上学”。因此，“物理主义”也就是一种彻底的实证主义。
　　在逻辑实证主义特别是物理主义科学观的支配下，人文科学的处境无疑是相当艰难的。因为，事实上人文科学的许多语言几乎不可能还原成物理学语言，更不可能得到物理学意义上的“经验证实”，因而只能被当做“形而上学”从“科学”的领域中清除出去。因此，逻辑实证主义在表面上似乎保留了精神(人文)科学，实质上却以“统一科学”的名义将其彻底架空或否认了。
　　逻辑实证主义者对哲学的改造颇能说明问题。他们将传统哲学大致分为三个部分，即形而上学、心理学和逻辑学。在他们看来，形而上学与其说是理论，毋宁说似诗歌，应归入文学艺术范畴；心理学由于已采用实验方法，因而应归于经验科学范畴；传统哲学所要保留的只是逻辑学部分。卡尔纳普明确提出：“用一种严格的科学学科来替代传统哲学。这种严格的学科就是作为科学语言的句法的科学逻辑。”[2](P492)他说：“如果哲学对科学性有所要求，那么科学逻辑就是哲学的惟一的构成部分。”[2](P462)这种哲学“不是陈述，也不是理论，也不是体系，而只是一种方法：逻辑分析法……逻辑分析的明确任务就是探讨逻辑基础，与形而上学对立的‘科学的哲学’指的就是这个”[3]。用石里克的话来说，“哲学不是一种知识的体系，而是一种活动的体系，这一点积极表现了当代的伟大转变的特征；哲学就是那种确定或发现命题意义的活动。哲学使命题得到澄清，科学使命题得到证实。科学研究的是命题的真理性，哲学研究的是命题的真正意义”，然而，“哲学不是一个命题体系，它不是一门科学”[3](P9)。他认为：“过去时代最严重的错误之一，是认为哲学命题的真正意义和最后内容可以再用陈述来表述，即可以用知识来阐明，这就是‘形而上学’的错误。形而上学者的努力一向集中在这一荒谬的目标上，要用知识来表达纯粹性质的内容(事物的‘本质’)，也就是要说那不可说的东西。性质是不能说的，只能显示在体验中，而认识是与体验毫无关系的。”[3](P9-10)
　　由此可见，经过逻辑实证主义者一番改造，哲学的人文科学地位已经不复存在：它不仅丧失了人文性(关于价值哲学、伦理学、美学等内容均被当做“形而上学”予以彻底清除)，而且也丧失了科学性(它不是一种知识的体系，而只是一种活动的体系；它不是一门科学，而只是一种“科学逻辑”)。当然，在逻辑实证主义的支配下，像历史学、文学、艺术学等其他人文科学并不会比哲学有更好的命运。如果说，哲学尚能保留其“科学逻辑”的名义的话，那么，其他人文科学由于既不可能还原为“物理学语言”，又拿不出“科学逻辑”，因而将面临更加艰难的境地。
　　与实证主义科学观相对立的是人文主义科学观，其中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颇有代表性。伽达默尔在他的《真理与方法》一书“导言”中明确指出：“下面的研究将从现代科学内部这样一种对抗开始，这种对抗反对关于科学方法的普遍要求。这里所关注的是，寻求那种超越在科学方法控制范围内的关于真理的经验……于是，人文科学与科学以外的各种经验(即哲学、艺术和历史本身的经验)方式便结合在一起了。所有这些都是表达某种真理的经验方式，但是，它们是不能用科学方法论的手段来加以证实的。”[4]因此，“这里所发展的解释学不是一种人文科学的方法论，而是理解什么是真正的超越科学方法论自我意识的人文科学和什么使它们同我们关于世界的全部经验相联系的一种尝试”[4](PⅩⅢ)。
　　同逻辑实证主义的实证主义和物理主义相反，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对精神科学或人文科学的理解是人文主义和艺术主义的。伽达默尔说：“我的出发点是，形成于德国的浪漫主义运动并变得富有现代科学精神的历史的人文科学，始终保存着一种人文主义的传统。这种传统使它们同所有其他类型的现代研究相区别，并且使它们接近于另一类完全超越科学的经验，尤其是艺术所特有的经验。”[4](PⅩⅦ)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的整个思路就是，从以“艺术经验中真理问题的展现”作为出发点，进而将“真理问题扩大到人文科学的理解”问题，去发展一种与“我们整个解释学的经验相应的关于知识和真理的概念”[4](PⅩⅢ)。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主要关注的是精神科学或人文科学的理解问题，但是，它似乎也包含有“统一科学”的意味。在伽达默尔看来，“理解的现象不仅遍及所有人与世界的关系，而且，在科学内部也有一种独立的合法性”[4](PⅪ-ⅩⅡ)。他反对“面对诸如数学或美学这种超历史的存在方式，解释学方面有其限制”的观点，强调“解释学方面的普遍性在其他领域也不能被随意地限制或剥夺”[4](PⅩⅧ-ⅩⅨ)。
　　显然，如果说用狭隘的实证主义和物理主义来理解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及其统一性，是一种片面的和极端的倾向的话，那么，用狭隘的人文主义和艺术主义来理解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及其统一性，同样也是一种片面的和极端的倾向。因为，尽管科学与艺术有着深刻的关联，并包含着诸多的“解释”因素，但并不能因此将科学的本性归结为“艺术经验”或“解释学”，正如艺术也包含着诸多“实证”因素和“物理”因素，但并不能因此将艺术的本性归结为“实证性”或“物理学”一样。即便是人文科学，也许它的确比自然科学包含更多的“解释”因素和“艺术”因素，也不能仅仅从狭隘的人文主义和艺术主义的角度来理解。事实上，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在形式上似乎扞卫了人文科学的独立性和合法性，但实质上却是突出了人文科学的人文性，贬低了人文科学的科学性。因为它将人文科学最终归结为“另一类完全超越科学的经验，尤其是艺术所特有的经验”范畴，它所揭示的所谓人文科学的真理，充其量只不过是“非科学经验”或“艺术经验”里所“展现”的“真理”，而不是真正科学意义上的真理。
　　　　　　二
　　理解人文科学的关键，首先在于理解人文科学的科学性。也就是说，从科学经验出发去理解人文科学，理解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统一性。
　　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只是从“非科学经验”，尤其是从“艺术的经验”的角度来理解人文科学，自然就难以理解人文科学的科学性。的确，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包括艺术等非科学文化，因而需要更多的关注“非科学经验”，尤其是“艺术的经验”。然而，“非科学经验”以及“艺术的经验”并不是人文科学的惟一因素，甚至可以说不是其主要的因素。人文科学之所以能够成立并被称为“科学”，关键是它依靠了科学的经验，即用科学的思想、科学的方法和科学的精神去探讨和研究人文领域的各种问题和经验，包括“非科学经验”以及“艺术的经验”。应当看到，“非科学经验”以及“艺术的经验”与对“非科学经验”以及“艺术的经验”的研究，这两者之间是有明显区别的，决不能将人文科学简单地归结为“非科学经验”以及“艺术的经验”。
　　事实上，近现代人文科学的产生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的确是建立在近现代科学经验基础之上的。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近现代的科学就没有近现代的人文科学。近现代哲学的产生和发展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怀特海在谈到科学对近现代哲学的影响时指出：“现代哲学的起源和科学近似，而且也是同时的。它的总趋势是在17世纪奠基的，其中一部分就是在建立现代科学原理的那一部分人手里确定的。”[5]他总结说：“笛卡儿曾经创立了一种思想体系，使日后的哲学在某种程度上和科学保持了接触。莱布尼兹则以同样的方式创立了另一种思想体系，使终极实在的事物——实有在某种意义上成了组合的过程。这一体系一直是德国哲学伟大成就的基础。康德反映了两个传统，他在一个基础上反映了另一个。康德本人是一个科学家，但从康德学说中导引出来的学派对科学思想的影响则很小。直到20世纪，哲学学派才把上述两个传统结合起来，表达了一个从科学中导引出来的世界观，因此也就结束了科学跟美学以及伦理经验所肯定的东西分道扬镳的状态。”[5](P149-150)在这里，怀特海仅用几句话就精辟地勾画了科学对西方近现代哲学的重大影响。
　　的确，科学对近现代哲学的影响，是任何其他文化所无法比拟的。历史上无数科学家(如笛卡儿、莱布尼兹、康德、罗素、卡尔纳普等)同时也是哲学家。他们将科学的经验，包括科学的思想、科学的方法和科学的精神导入哲学，从而大大推进了哲学的发展。所谓“分析的时代”、“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逻辑实证主义”等都是哲学科学化的重要标记。石里克甚至断言：“所有过去的哲学进步都是来自科学的知识和科学问题的研究。”[6]虽然这种说法未免有些言过其实，但它的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科学对哲学的巨大影响。可以说，离开科学经验，而只是用“非科学经验”来理解哲学，特别是近现代哲学，那么，如此理解的哲学将变得非常狭隘、空洞和肤浅。对于作为世界观的哲学是如此，对于历史学、文学、艺术学等人文科学也是如此。如果历史学、文学、艺术学等人文科学仅仅停留或局限在“非科学经验”的层面上，那么，就谈不上是人文科学，并从根本上失去了其意义。
　　如果说，科学与艺术是“一个硬币的两面”，那么，人文科学恰好处于这个硬币的中间层面，一面与科学相连，另一面与艺术(人文)相连。人文科学的科学性在于，与自然科学一样，它在本质上也是一种认识活动，并且其思维方式在本质上是理性的。在这方面，人文科学与以体验和情感为主的艺术活动有着很大区别。即使用逻辑实证主义的“逻辑”和“实证”这两个最强的科学标准来衡量，应当看到，人文科学的科学性也不是可以完全抹煞的。因为人文科学也强调“逻辑”和“证据”，要求材料详实，论据确凿，推理严密，结构严谨，等等。例如，一般说来，哲学非常讲究逻辑性，逻辑实证主义者甚至试图将其改造为“科学的哲学”，用以探讨科学的逻辑基础，确定或发现命题的意义，这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哲学的科学性。而历史学则非常讲究历史事实和历史依据，颇有“实证”的色彩。
　　当然，人文科学也许难以做到像自然科学那样精确，难以归结为“物理学”，并且其直觉因素和思辨因素也比自然科学要强得多。然而，这些都不足以否定人文科学的科学性。应当看到，数学化的物理学仅仅是自然科学中关于精确性和实证性的典范，但并不是所有自然科学都能够转化为物理学语言，都能做到像物理学那样“精确”和“实证”。物理学与化学有较大差别，物理学与生物学的差别则更大。如果要将所有的科学都归结为“物理学”，这显然是一种严重的机械论倾向。更进一步说，即使是物理学，其精确性和实证性也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正如皮亚杰所说：“任何实验科学包括理论物理学都永远只能是近似的”[7]。而且，不少自然科学理论，如生物学的达尔文进化论，地质学的灾变论与渐变论、大陆漂移说与板块构造理论，现代宇宙学的大爆炸理论，等等，也带有很强的直觉因素和思辨因素。
　　在皮亚杰看来，就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实验而言，并非只是人文科学有困难。有些自然科学，研究的是一去不复返的历史，由于问题的复杂性以及无法对其进行大范围的实验，因而这些学科的处境与人文科学差不多。比如天文学，尤其是还属于历史学科的宇宙学与地质学就是如此。对它们来说，既不能进行实验，也不允许做严格的演绎推理。[7](P34-36)因此，其“逻辑性”和“实证性”便大打折扣。如果真的用“物理主义”的标准来衡量，那么，不仅人文科学，而且许多自然科学都将被排除在“科学”的范畴之外。更进一步说，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业已表明，即使是物理学也不够“逻辑”和“实证”，因为逻辑实证主义的根本原则，即“经验证实原则”已遭到普遍怀疑。
　　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统一性在于，它们之间不仅是相互衔接的，而且是相互渗透的。这首先表现在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存在着不少交叉领域(如心理学、地理学等)，这些领域可以说既属于自然科学，又属于人文科学。心理学就是最明显的典型。一方面，心理学无疑同生物学、生理学等学科密切相关，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部分地可以采取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与哲学思辨保持一定的距离；另一方面，心理学毕竟主要研究的是人，而人又是社会的和文化的，于是，心理学又不能完全摆脱人文科学，特别是哲学。因此，心理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哲学的臣仆”[7](P76)。即使在今天，“事实上，每个心理学家都部分地屈从于自己的认识论”[7](P81)。
　　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相互关系的不可分割性还表现在，两者的方法往往是相互渗透和相互补充的。例如，考古学需要运用精确的自然科学方法，特别是物理学和化学的方法；分析哲学则借用了自然科学的分析方法和数理逻辑方法。而生物学、宇宙学和地质学则需要运用历史的方法；每门自然科学都或多或少包含着哲学的思索，甚至可以说处在自然科学最深层的东西往往是哲学的。
　　皮亚杰关于人文科学在整个科学体系中的地位的论述颇有参考价值。他反对孔德“按照学科复杂性的递增和普遍性的递减”方式进行排列的“线性分类的模式”。按这种方式排列大致的顺序是：“数学、物理科学、生物科学、心理学、最后是相互依存的社会科学”。这种排列方式当然有可能削弱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重要性，以及科学的统一性。在皮亚杰看来，“事实上，任何一门科学都不能在一个平面上被显示出来。每门科学都具有各种上下层次：(a)它的客体或研究的物质内容；(b)它的概念性解释或理论技术；(c)它自有的认识论或对它的基础的分析；(d)它的派生认识论或结合其他科学的、主客体之间关系的分析”[7](P60)。他强调，“只要一考虑到学科的客体(即a层)和派生认识论(d层)，那么马上就可以清楚地看出，逻辑的客体不能完全脱离主体，因为逻辑加以形式化的是由主体建造的运算结构。于是，科学的顺序又必然变成环形的了”[7](P60)。尽管人文科学是“最复杂、最困难的学科”，但它“在科学的圆圈中却占据着优越的位置”，它是“建造其他科学的主体的科学”，并且只有人文科学才能“使这个科学圆圈的封闭性，或者更确切地说，它的内在紧密性，变得可以理解”[7](P61)。
　　无疑，皮亚杰关于“科学圆圈的封闭性”和“内在紧密性”的观点，从一个侧面不仅有力地论证了人文科学的科学性，而且也有力地论证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统一性，表明人文科学是整个科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科学圆圈”中的重要一环，是使科学体系保持“内在紧密性”的关键因素。一旦失去人文科学这一重要环节，“科学圆圈”就会断裂，变成孔德意义上的松散的线性序列，甚至变成卡尔纳普意义上的物理学的一个点，从而使得科学体系的整体性、紧密性、丰富性和多样性受到严重损害。
　　重视人文科学的科学性，并将人文科学看做是整个科学体系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有助于更加全面而深刻地理解人文科学，而且也有助于更加全面而深刻地理解自然科学，特别是理解自然科学的人文底蕴。由于受实证主义的影响，自然科学常常“被看成为是某种超出人类或高于人类的本质，成为一种自我存在的实体，或者被当做是一种脱离了它赖以产生和发展的人类的状况、需要和利益的母体的‘事物’”[8]。这就潜藏着一种危险，那就是自然科学与人类其他文化活动的分离和科学与人文精神的分离：当实证主义者们强调自然科学的“实证性”和科学方法的独特性，否认人文学科的科学性并宣布其在认识上无意义的同时，实质上也排除或否认了自然科学的人文意义或人文价值，否认了科学与人文精神的关联。相反，强调人文科学的科学性及其在整个科学体系中的地位，显然有助于深刻地理解自然科学的人文意义和人文价值，理解自然科学与人类其他文化活动和人文精神的关联，从而从根本上克服并超越实证主义科学观，使对自然科学的理解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和新的境界。
　　　　　　三
　　理解人文科学的关键，其次在于理解人文科学的人文性。也就是说，从人文经验出发去理解人文科学及其特殊性，理解人文科学与艺术等人文文化的深刻关联。
　　我们说过，人文科学恰好处在科学与人文的中间层面，一面与科学相连，另一面又与人文相连。如果说，人文科学是“科学圆圈”的重要环节的话，那么，它同时也是人文体系的重要环节。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少人文主义者包括哲学解释学者从人文的角度，特别是从“艺术的经验”这个角度来理解人文科学，应当说是有一定道理的，至少从一个侧面深刻地揭示了人文科学的人文性。他们的根本缺陷在于，只看到人文科学的人文性，而看不到人文科学的科学性，但无论如何，这对于纠正实证主义的观点还是有其重要意义的。
　　首先，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就是人文，它不仅建立在人文文化的基础之上，而且本身也是人文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有着重要区别。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自然，而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人文。所谓人文，简单说来，就是“人”与“文”(文化)，其核心即是人的精神生活或精神世界。尽管自然科学也研究人，但它往往将其研究局限在生物学、生理学或至多心理学的范围之内，并不是从文化学的意义上来研究和探索人的精神生活或精神世界。而后者正是人文科学的核心任务。所谓从文化学的意义上来研究和探索人的精神生活或精神世界，就是说，人文科学对人的精神生活或精神世界的研究和探索，是在文化意义上的，人文科学往往也正是通过研究文化来研究和探索人的精神生活或精神世界。
　　人文科学的任务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试图对文化及人的精神生活或精神世界做理性的研究；另一方面，这种研究同时也是对人的文化理想、生命理想和精神境界的表达与追求。如果说前者更多的体现了人文科学的科学性的话，那么，后者则更多的体现了人文科学的人文性。就关注和探索人的精神生活或精神世界，追求人的文化理想、生命理想和精神境界而言，人文科学与艺术、诗等人文文化的目标是一致的，其文化意义和作用也是十分相近的。所不同的是，前者侧重于理性的形式，而后者侧重于感性的形式。也正是这种差别，使得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如果说艺术、诗等人文文化代表着人的生命体验的话，那么，美学、诗学等人文科学则是对生命体验在理性层面上的深化。没有艺术、诗等人文文化，美学、诗学等人文科学就失去感性的基础；反之，没有美学、诗学等人文科学，艺术、诗等人文文化就缺乏理性的深度。只有两者的有机结合，才有可能真正揭示人的精神生活或精神世界的丰富性和深刻性，才能更好地表达和追求人的文化理想、生命理想和精神境界。
　　其次，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具有人文的特点。它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的主要区别在于：
　　(1)自然科学的方法偏重于逻辑(数学)，而人文科学的方法则偏重于历史。显然，数学方法是近现代自然科学得以成立并取得迅速发展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近现代自然科学的“演绎公式化”特点，以及它所引以为自豪的精确性和严密性，都是由数学方法来保证的。虽然科学理论的数学化未必能保证在逻辑上天衣无缝，但是它满足了科学实践中所能达到的最高标准的形式上的严格性。一般说来，尽管人文科学也讲究理性和逻辑，但它难以像自然科学那样普遍地应用数学。相比之下，人文科学更多使用的是历史的方法，因为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与文化，而人与文化在本质上是历史的。
　　文德尔班甚至将人文科学称之为“历史科学”。他对经验科学做了“纯粹方法论上的”分类，将其区分为“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两大类，认为前者是“制定法则的”，后者是“描述特征的”[2](P68)。在文德尔班看来，“对于自然科学家来说，他所观察的个别特定对象本身根本就没有什么科学价值”，他所关注的是“一种合乎规律的普遍性”。但是，“对于历史学家来说，任务则在于使某一过去事象丝毫不走样地重新复活于当前的概念中。他对于过去曾经实存过的东西所要完成的任务，颇像艺术家对于自己想像中的东西所要完成的任务。历史工作之与美术工作相近，历史科学之与文艺相近，根源即在于此”[2](P71-72)。当然，文德尔班关于“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的截然区分似有诸多不妥之处，因为“自然科学”也需要运用历史的方法，而“历史科学”也存在着寻找客观规律的问题，将两者在方法论上截然对立起来，势必有损于科学的统一性。况且，将人文科学归结为“历史科学”，正如将自然科学归结为物理科学一样，显然也是有问题的。但是，他的确从一个角度(即从历史方法这个角度)深刻地揭示了人文科学在方法论上的特殊性。
　　(2)自然科学的方法偏重于实证(实验)，而人文科学的方法则包含更多的直觉和思辨。实验方法也是近现代自然科学得以成立并取得迅速发展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近现代自然科学的实证性和确定性(因此常常被称之为“硬科学”)，主要是由实验方法来保证的。逻辑实证主义者所强调的“经验证实原则”和波普尔所强调的“大胆尝试，严格检验”，都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科学方法的实证性和实验方法的重要性。尽管从认识论上讲，科学实验对做出成功或惊人预言的理论的检验和确证，未必能保证该理论就是正确的，但这是迄今为止对科学理论最强的客观性的要求。一般说来，人文科学难以采用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实验方法，因而也难以达到自然科学意义上的那种实证性。相比之下，人文科学的方法包含更多的直觉与思辨，这是同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密切相关的。
　　正如前面所说的，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与文化，而人与文化又是历史的，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文科学具有文德尔班所说的“历史科学”的性质。要研究一去不复返的历史进程，采用实验方法当然有较大的困难。文德尔班认为，“在自然科学思想中主要是倾向于抽象，相反地，在历史思想中主要是倾向于直观”[2](P72)。因为“历史的批判在对它所陈述的东西加工制作的时候，尽管需要进行一些非常细致复杂的概念工作，但是它的最终目的永远在于从大量素材中把过去的真相栩栩如生地刻画出来；它所陈述出来的东西是人的形貌，人的生活，及其全部丰富多彩的特有的形成过程，描绘得一丝不苟，完全保存着生动的个性”[2](P72-73)。尽管这种看法似乎抹煞了历史叙述与历史研究之间的区别，但无疑，历史研究的确比自然科学带有更强的直观性和直觉性。
　　除了历史性以外，人文科学还有一个更为显着的特点，即它试图研究和揭示人的精神生活或精神世界，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文科学又具有狄尔泰所说的“生命哲学”的性质。它既涉及研究人的理性层面，也涉及研究人的非理性层面，当然更多的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结合；有些可以通过语言、行为、文字、实物等来进行研究，但更多的则触及包括生活的意义、价值、理想、信念、精神境界等在内的所谓“形而上”的层面，这一层面的许多问题显然是难以用实验或实证的方法来解决的。狄尔泰将人文科学建立在“生命哲学”基础上，将人文科学的方法论归结为解释学，从而开启了现代解释学的先河。他的灵感显然来自“艺术的经验”，来自“德国文学中一个新世界观”，于是，他强调通过直观、体验、移情、理解进入人的精神世界，体会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他宣称：“我们伟大诗学时代日益增强的潮流带来了许多东西：新的生活理想，一个新的世界观，甚至科学研究的新的方法。”[9]无疑，从狄尔泰到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的现代解释学，从“艺术的经验”这个角度出发来理解人文科学，其片面性是不言而喻的：它大大忽视了人文科学的科学性。然而，它也的确从一个侧面深刻地揭示了人文科学的特殊性及其与自然科学的差别。
　　最后，人文科学的研究成果也具有较强的人文性，它比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富有更多的价值因素和个性色彩。
　　应当指出，即使是自然科学也并不是价值中立的，也往往包含着某些个性色彩。20世纪科学哲学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揭示了科学与价值的关联。但是，无论如何，自然科学的价值因素和个性色彩还是颇有限度的。正如罗素所说：“科学知识的目的在于去掉一切个人的因素，说出人类集体智慧的发现。”[10]显然，这对于自然科学来说，至少在原则上还是适用的。
　　然而，人文科学的情况往往并非如此。它的价值因素和个性色彩要比自然科学强得多。它们之间的差别之大，以致长期以来人们往往认为，人文科学是有赖于价值的，而自然科学是价值中立的；人文科学的思维方式是个性化的，而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是普遍化的。在这方面，逻辑实证主义关于认识(科学)世界和体验(人文)世界截然区分的观点是一个典型；李凯尔特关于“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截然对立的观点也是一个典型。这类观点的偏颇之处在于，他们看不到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联系，看不到自然科学也是一种人类的历史的活动，因而也不可避免地包含着价值因素和个性因素。但是，反过来，像后实证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那样，完全抹煞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差别，特别是否定其在价值因素和个性因素上的差别，甚至将自然科学的特征也归结为“解释学”，这种观点则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也是相当偏颇的。
　　人文科学之所以比自然科学包含更多的价值因素和个性色彩，关键在于：(1)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侧重于自然，而自然本身是与价值无关的；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侧重于人与文化，而人与文化同价值密切相关。(2)自然科学强调实证性，任何理论(不管属于何种“范式”)都要接受严格的检验，因而对价值因素和个性因素是一种很强的制约；人文科学带有更多的直觉性和思辨性，因而容易渗透更多的价值因素和个性因素。(3)自然科学强调逻辑化、形式化和数学化，这对价值因素和个性因素也是一种很强的制约；人文科学由于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故难以做到这一点，因而也容易渗透更多的价值因素和个性因素。(4)尽管自然科学也难以避免价值因素和个人因素，但其最终成果至少在形式上要求去掉一切价值因素和个人因素，说出人类集体智慧的发现；人文科学由于与意识形态和研究者个人的价值取向的关系更为密切，因而其最终成果不仅难以去掉一切价值因素和个人因素，相反，往往需要凸显研究者个人的独特的视角、风格、方法和理论的个性。因此，在这种意义上说，人文科学的确比自然科学更加靠近艺术，或具有更多的艺术因素。
　　综上所述，理解人文科学的关键是，既要理解人文科学的科学性，又要理解人文科学的人文性；既要从科学经验出发去理解人文科学，理解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统一性，又要从人文经验出发去理解人文科学，理解人文科学与艺术等人文文化的深刻关联；既要看到人文科学是科学文化的重要环节，又要看到人文科学也是人文文化的重要环节。因此，人文科学是沟通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桥梁和纽带。
　　收稿日期：2003-05-16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京13～20C1社会科学总论孟建伟20032003在如何理解人文科学的性质及其定位的问题上，须克服并超越狭隘的实证主义和狭隘的人文主义的科学观。既要理解人文科学的科学性，又要理解人文科学的人文性；既要从科学经验出发去理解人文科学，理解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统一性，又要从人文经验出发去理解人文科学，理解人文科学与艺术等人文文化的深刻关联；既要看到人文科学是科学文化的重要环节，又要看到人文科学也是人文文化的重要环节。人文科学是沟通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桥梁和纽带。人文科学/科学性/人文性/human sciences/scientific property/human property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OOBZX018)On Scientific and Human Properties of Human Sciences　　MENG Jian-wei　　College of the Humanities,Graduate School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Sciences,Beijing 100039As concerns how to understand the problem of the properties andorientation of human sciences,the narrow science outlooks of positivism and　humanism should be overcome and transcended.We need(1)understand both thescientific properties and human properties of human sciences;(2)understandhuman sciences and the unity between human sciences and natural science from the experience of science,and understand human sciences and the deepconnections between human sciences and human culture from the experience of　humanities as well;and (3)look upon human sciences as both the importantlinks of scientific culture and the important links of human culture.Humansciences are bridges and ties between two cultures.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人文学院，北京　100039　　孟建伟(1955-)，浙江绍兴人，哲学博士，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科技哲学与文化哲学。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京13～20C1社会科学总论孟建伟20032003在如何理解人文科学的性质及其定位的问题上，须克服并超越狭隘的实证主义和狭隘的人文主义的科学观。既要理解人文科学的科学性，又要理解人文科学的人文性；既要从科学经验出发去理解人文科学，理解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统一性，又要从人文经验出发去理解人文科学，理解人文科学与艺术等人文文化的深刻关联；既要看到人文科学是科学文化的重要环节，又要看到人文科学也是人文文化的重要环节。人文科学是沟通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桥梁和纽带。人文科学/科学性/人文性/human sciences/scientific property/human property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OOBZX018)

网载 2013-09-10 21:3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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