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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是人类的一项基本的实践活动，管理亦是人类的一种基本的存在方式。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泰罗为代表的科学管理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对其自身的管理活动的深刻的自觉与反思，是对传统的宗教、强权及经验管理的质的超越。但自“管理”与“科学”在此相遇以来，整个20世纪人类管理的命运似已成定局，即在一定的人性预设的前提下，寻求管理活动中的共性与规律，使其日趋规范化与科学化就成了人类不变的追求。纵观古典管理理论、行为科学管理理论以及二战后出现的一些现代管理理论，无不包含着这种对管理活动中客观的、规律性的寻求，“人的理性”以及由此而通达的“管理规律”无疑在管理学中占据了核心与主宰的地位，而“人的存在”则处于从属与被动的地位。进入20世纪80-90年代以后，管理学领域掀起了一场又一场的“管理革命”，这些“管理革命”的实质正是对这种“理性至上”的管理思维的冲击与挑战，是“人的存在”及其在管理中“本体地位”的凸现，是管理向人的真正的回归。因此，揭示并澄明“人的存在”及其在管理中的本体地位，既是对传统管理理论的反思，同时也是正确理解当代管理理论的精神实质并进而使管理走向未来的关键。
　　　　一、“人的存在”及其在管理中本体地位的迷失
　　管理活动是同人类社会相伴而生、同步发展的。一部人类史，既是一部生产史，也是一部管理史。因为在人类社会初期，由于人类在面对自然、面对自身的生存发展等许多难题时，单个个体几乎无法应付，于是人们不得不形成一个个群体来对付大自然的威胁，来谋求个人无法获得或无法实现的生存机会、条件和目标。时至今日，尽管人类已掌握了强大的科学技术，人类在自然、社会文化等方面已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知识，但由于人的个人能力的有限性、人的社会属性及社会分工的存在等原因，人仍离不开群体、离不开管理。离开了管理，人类的实践便无法进行。所以，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的角度看，管理都是人的一种基本的存在方式。人既是管理的出发点也是管理的目的所在，管理与“人的存在”具有内在的同一性。即“人的存在”在管理活动及管理理论中具有本体的地位。
　　以泰罗为代表的科学管理理论的出现，是人类管理与人类文明进步的里程碑。但科学管理的出现也由此颠覆了“人的存在”在管理中的本体地位。关于科学管理的实质，正如泰罗在国会听证会上所言，科学管理“不是在谈到科学管理时一般人所想到的任何方法”。“科学管理在实质上包含着要求在任何一个具体机构或工业中工作的工人进行一场全面心理革命——要求他们在对待工作、同伴和雇主的义务上进行一种全面的心理革命。此外，科学管理也要求管理部门的人——工长、监工、企业所有人、董事会——进行一场全面的心理革命，要求他们在对管理部门的同事、对他们的工人和所有日常问题的责任上进行一场全面的心理革命。没有双方的这种全面的心理革命，科学管理就不能存在”。（注：丹尼尔·A·雷恩：《管理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53-154页。）可见，泰罗的科学管理从根本上说是对“人”或“人的存在方式”的一场变革，其根本目的是要改变人们在农业时代及工业化初期所惯用的经验的或常识的思维方式及行为模式，使之向着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科学的、规范的思维方式及行为模式转变。从积极的意义上说，没有这样的一场人性变革，就不会使人们由传统的小农意识、小生产的思维方式中解脱出来，就不会有现代化的工业文明与人类文明。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在科学管理所倡导的“理性精神”及其所带来的巨大物质文明面前，“人的现实存在”已处于从属和被动的地位，这不仅割裂了管理与人内在同一的关系，同时也导致了“人的存在”在管理中本体地位的迷失。
　　“人的存在”在管理中本体地位的迷失，并不意味着对人的漠视与物化。从古典管理理论——行为科学管理理论——现代管理理论，无不包含着对人的关心与重视，而且这种关心与重视的程度可谓在无限度地扩大。“人的存在”在管理中本体地位的迷失，一方面是指人的现实存在不再对管理具有基础性的决定意义，而那些由人的理性所通达的外在于人的管理原则、管理规律却成了管理活动中的主宰。这样就使原本内在于人的需求的管理变成了外在于人的异己的存在，从而使管理变成了约束人、支配人的“强势力量”和“强势语言”；另一方面，“人的存在”在管理中本体地位的迷失，是对人的存在的片面理解，是对人的价值的贬值。自科学管理理论产生以来，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人类对管理的研究基本是遵循着“人性既定”的传统模式来进行的。如古典管理理论的“经济人假设”、行为科学管理理论的“社会人假设”、现代管理理论的“主体人假设”或“文化人假设”等，虽然管理理论中对于人性的假定一直在发生着进化，但其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人性的既定性。在这种把人看成“既定存在”的管理思维与管理模式下，无论把人看得多高，其实质都是对人的贬值，因为“人之为人”的秘密恰恰在于其本性的“开放性”。
　　以行为科学管理为例，从表面上看，该理论首开了“以人为本”的先河，是对管理活动中人的认识的深化与丰富（认为人是一种除了经济需求外，还有交往、尊重、成就等多种社会需求与心理需求的存在），但从本质上看，这种理论仍然是把人作为可认知、可控制的现成存在，其目的仍在于对包括人的心理与行为在内的管理原则与管理规律的追求；再以人力资源管理为例，该理论虽把人提升到企业最为重要的资源而加以研究，但人在这里仍只是“外延和内涵扩大了的”既定的存在，人仍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可见，无论是行为科学管理还是人力资源管理，其核心仍在于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探寻管理的原则与规律，并进而达到对管理效率的寻求，其中虽不乏对人的研究与尊重，但外在于人的管理原则与管理规律仍处于主导或决定的地位，而“人的存在”则处于被动和从属的地位，这既导致了“人的存在”在管理中本体地位的丧失，也使“人的存在”失去了其真实的意义。
　　　　二、当代管理理论中“人的存在”及其本体地位的重现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管理理论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以学习型组织理论、企业再造理论、企业文化理论等为代表的当代管理理论。这些理论传入我国后，引起了我国管理学界的阵阵研究热浪，并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研究亮点。但是被热浪冲击后的我国学界及企业似又被抛入了一个深深的漩涡，因为无论我国学界怎样诠释这些新的理论，但它所带给我们的无疑是管理的“确定性的丧失”，这对已接受了西方管理理论中“理性至上”的思维模式并习惯于把管理理论当成知识与体系的国内学界与企业来说，无疑是最大的困惑。
　　西方当代管理理论的出现及其所表现出来的特征，恰恰是对人的存在及其在管理中地位的深刻反思，是管理与人在更广的范围、更高的层面上重新走向同一，是管理向“人”的真正的回归，是人的本体地位的重现。因此，要真正理解当代管理理论所蕴含的“革命性”变革，必须从根本上摆脱“理性至上”及“知识论立场”的桎梏，从管理与人的“内在同一”角度重新审视管理之存在的原由及意义，使管理永远根植于人的真实存在。
　　关于人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存在，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诉诸于哲学。因为从一定意义上说，哲学就是理论形态的人类关于自身存在的自我意识。哲学中关于人的认识在最深刻的层次上决定了管理理论中关于人的认识。
　　在传统哲学观念的支配下，以往的哲学家们总是追求人和自我的单一的、绝对的和永恒的本性，人们在“人是动物”这一论断中运用各种词语来表达“人”所具有的特质，如“思想动物”、“理性动物”、“社会动物”、“工具动物”、“语言动物”等，以此来显示人的高贵性和优越性。以往的管理理论也正是渊源于这样的人类自我认识。以马克思为代表的现代哲学，揭开了人的存在的“秘密”。在马克思看来，确定人与动物的区别的关键不在于找到某种动物不具备的如“理性”这样现成的特殊性质，而在于领会到人是一种具有“生存实践”本性的特殊存在者。马克思指出：“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须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24页。）德国哲学家卡西尔亦指出：“人的突出特征，人与众不同的标志，既不是他的形而上学本性也不是他的物理本性，而是人的劳作(work)”（注：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87页。）。
　　“自己生产自己需要的生活资料”意味着人的生命的本性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即人摆脱了完全依赖自然环境的“自在”的生存方式，从而使生命中更多地融入了人的“自我规定”、“自我创生”的“自为”生命特征。在实践活动中人不断地自我筹划、自我创生，不断实现自我否定和自我超越，没有任何先验的原则和理性的教条来规定人的存在，人永远既“是其所是”又“非其所是”，并在此历史过程中面向未来“成其所是”。人始终处于创生和发展之中，永远不会有终结之日，人的本质是开放的、未完成的，而非既定的。
　　“管理是行动的哲学”，哲学中关于人的认识在最深刻的层次上决定了管理理论中关于人的认识。但由于“哲学是时代的先知”，而且管理领域又处于哲学思想传递的边缘与末端，加之从事这种传递工作的人少之又少，因此，长期以来在管理理论中对于人的理解一直处于“滞后”状态。但当代管理理论的出现恰是对现代哲学中关于人的认识的一种“滞后反应”，是对管理理论中“人性既定”的理论前提的扬弃与颠覆。
　　学习型组织理论是对传统的“操作控制”组织理论的超越，是由对建构合理的、最优的组织的寻求转向对组织内部人的自我超越、自我创生力量的关注，把组织看成是人类自我实现的媒介与平台，充分体现了组织与管理、与人的内在同一，凸现了“人的存在”及其在管理中的本体地位；企业再造理论从表面上看是企业的业务流程再造，但其实质亦是使企业及其管理向人的回归，是使流程更适合于“人的存在”而不是“人的理性”；企业文化理论则进一步把管理提升到人类文化的领地，充分体现了管理与人类文明的共创、共生、共荣的特征；情境管理理论则是对传统管理理论中的“理性人假定”的直接否定，认为在现实的管理活动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普遍适用的原则、过程和一个“最好的方法”，相反，只有当管理行为和现行情境相一致时，才能实行有效的管理。
　　总之，当代的管理理论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这场变革的实质就是揭示并澄明“人的存在”及其在管理中的本体地位，使人的开放性与管理的开放性融合为一。
　　　　三、揭示并澄明“人的存在”及其在管理中本体地位的现实意义
　　揭示并澄明“人的存在”及其在管理中的本体地位，其根本目的并不是要否定由人的理性所通达的管理规律与管理原则，而是要使这些管理规律与管理原则从外在于人并主宰人的彼岸世界回到以人的存在为起点及归宿的现实管理世界，凸现“人的存在”在管理理论中的基础与核心的地位，并以人的“不断超越”与“不断创生”的开放性特征为切入点，改变人们对管理理论所一贯秉持的“客观化”、“实体化”的态度，树立起管理与人内在同一的、双向互动的、面向未来永远开放的管理理论发展的新理念。
　　首先，揭示并澄明“人的存在”及其在管理中的本体地位，可以凸现管理的意义与真谛，为管理理论的发展寻求安身立命之根本。按照奎因的“本体论承诺”的观点，在任何一个语言系统中，都包含着关于“何物存在”的本体论承诺。这种“本体论承诺”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使该语言系统得以成立的前提和根据。这对于管理理论也不例外。揭示并澄明管理理论中所承诺的本体，正是为管理理论寻求安身立命之根本。管理的安身立命之本是什么？是人及人的存在。如何使人更好地生存？如何创造更适合于人的生存状态及生活方式的管理模式？如何使管理的意义与人的生命意义内在同一？这正是管理理论的本体论追求。正如彼得·圣吉在《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一书中所言，管理的真谛及意义就在于“让大家在组织内由工作中活出生命的意义”。
　　其次，揭示并澄明“人的存在”及其在管理中的本体地位，可以使我们彻底摆脱管理理论“实体化”的束缚，建立起“开放的人与开放的管理”双向互动的动态管理理念。明确人在管理中的本体地位并使人由“既定的存在”转向“开放的存在”，其实质是实现了管理理论中理论前提的根本转变。这种前提的转变对管理理论所带来的冲击绝不仅仅是体系或内容的变化，更重要的是管理观（管理的自我理解）的变化。管理理论将不再被视为外在于人、与己相对的理论实体，而是产生于人、服务于人、内在于人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外现。人与管理不仅双向互动、相互生成，而且在这个互动生成的过程中，人具有更前提性的、更基础性的决定作用。人的自我超越、自我创生的开放本性正是管理理论自我超越、自我创新的内在动力之源。
　　最后，揭示并澄明“人的存在”及其在管理中的本体地位，可以使管理理论永远保持“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的理论品格，从而推动管理理论不断开启各种新的可能性。由于明确了“人的存在”在管理中的本体地位，这就要求管理理论要随着人的存在方式及存在状态的变化而不断地自我追问：对于今天和未来人们的生活而言管理理论的解释力是否依旧充分？如何使管理理论与人们的生活旨趣保持必要的和谐？通过这种自我追问使管理理论永远保持自我更新的欲求和能力，使管理理论永远面向人的存在、面向未来敞开自我否定与自我超越的空间。
　　目前我国正处在现代化建设的关键阶段，党的十六大报告已明确提出必须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并且指出“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管理理论如何创新？管理创新的源泉何在？管理创新的意义及终极关怀何在？提示并澄明“人的存在”及其在管理中的本体地位，其现实意义正是在于唤起人们对这些问题的探索与反思，为管理理论寻求安身立命之本、发展创新之源。
社会科学战线长春227～229C3管理科学侯桂凡20032003 作者：社会科学战线长春227～229C3管理科学侯桂凡20032003

网载 2013-09-10 21:3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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