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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五四运动80周年来临之际，由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举办的“五四运动与中国的科学与社会学术讨论会”于1999年4月21 日在北京大学举行。会议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孙小礼教授主持。近30名来自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和青年研究生共聚一堂，就五四运动与中国的科学与社会问题进行了广泛的学术讨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国内在中国近现代科学与社会研究方面的当前状况。
　　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任定成教授作了题为《为“赛先生”辩护》的报告。报告试图首先澄清“赛先生”的含义：“‘赛先生’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赛因斯’，不是从西方传过来的科学知识，也不是中国人在具体的科学领域所取得的成绩，而是科学在政治、道德和学术三个维度上的思想展开和精神张扬”。在此基础上，报告针对所谓中国的“科学主义”的说法从三个方面进行了驳斥。第一个方面，“对所谓中国的‘科学主义’的第一个责难，是指责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科学的作用被不适当地夸大和泛化了。”的确，“科学主义”的指责使“‘德先生’与‘赛先生’变成了‘德菩萨’与‘赛菩萨’”的说法甚为流行。对此，报告分析道：“在具有强大封建传统的中国，有‘孔教’的文化阻力，科学哪里得到了‘菩萨’的至尊地位？有这个地位的仍然是孔子，只不过拜这尊菩萨的人少了而已。科学要赢得它应有的‘先生’地位，仍然面临着诸多障碍。”在列举大量反科学现象之后，报告说：“遗憾的是，一些学者看不到这种反科学现象的大量存在，反倒觉得科学在中国起的作用太多太大。……离开整体历史效果，引述个别分立行为和极端立论，对科学的社会文化利用加以评价，是得不到客观的认识的”。第二个方面，“对中国‘科学主义’的第二个责难，是指责它为各种政治意识形态在科学的名义下扩张化、独断化提供了价值上的合法性”。针对这种指责意在说明并贬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意识形态中获得统治地位这一事实，报告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在科学与民主的旗帜下涌入中国的形形色色的西方社会思潮，无一不有意识形态的倾向和企图……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实为历史的选择，不是科学的意识形态滥用的结果。”第三个方面，“对中国‘科学主义’的第三个责难，是指责它作为价值资源以某种廉价的抽象符号充作终极价值，暂时将意义危机掩盖了”。报告认为，这是一种“把科学仅仅看作知识体系、科学方法和工具理性的看法，与早已受到批驳的把科学仅仅当作物质文明的看法相去不远”在分析了科学对人文文化的各种意义后报告说：“科学的滥用并不是科学的过错，只说明人文文化在涉及科学的应用时更需要引进科学精神。人文文化需要科学精神，科学文化中含有人文精神”。
　　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博士生段培君的报告题目是《论两种意义的民族救亡——五四运动基本性质的再认识》。他指出所谓两种意义的民族救亡，“一种是古代意义上的民族救亡，指一个民族遭遇外族侵略而发生生存危机时所采取的拯救自己的行为。这种民族救亡在发生背景上与文化危机没有直接的关联，因而基本是在原有的文化类型中解决民族的生存问题，另一种民族救亡是近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救亡。这是民族关系危机与文化危机同时发生背景下的民族救亡，是试图通过选择新的文化、实现文化转型和中国的近现代化而进行的民族救亡”。报告主要论述了五四时期民族救亡与文化的多重关系及各种关系的特点、性质、地位和意义，并分析认为，五四运动的基本性质是近现代化意义上的民族救亡，是新文化意义和文化转型意义上的民族救亡。报告称“不赞成‘启蒙和救亡（革命）的双重主题’的观点”，也“不赞成离开现代化的进程去概定五四的民族救亡”，而是强调区分两种民族主义的意义，认为“只用救亡和启蒙这两个范畴构成的分析框架来概括说明这一阶段的历史是不够的。”
　　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王克迪副教授在《科学：由工具走向规范》的报告中，首先回顾了西方科学传入中国以来中国人对科学的认识和社会文化利用的历史。然后指出：“科学在五四时代作为一种斗争工具被引入并取得成功而获得权威地位。但在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科学一直没有超越作为一种工具或权威的工具的境地，并没有变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权威。科学精神还没有整合进入中国文化的深层，科学规范还没有成为得到广泛认可和自觉遵守的社会和个人的行为规范”。因而，“在更多的情况下，科学的考虑和需要让位于权威的考虑和需要。更有甚者，当科学这种权威的工具被过度使用时，科学自身也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因此他呼吁注重科学精神，呼吁科学由工具走向规范。
　　《对科学我们应当了解什么》是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博士生朱效民的报告题目。他从科学教育、科学普及的内容角度谈了使公众更好地理解科学，主要应该从以下三方面着手。首先，理解基本科学知识，“这是理解现代科学事业的前提”。其次，理解科学研究活动的基本方法和一般过程，“通过对科学研究基本环节、基本方法的了解来增强辨别科学与非科学、伪科学的能力，进而养成科学思维的习惯；通过对科学研究探索活动的历史的了解来认识和理解人类在科学实践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积极进步的科学精神以及科学思想”。再次，理解现代科学、技术与人类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和相互影响，并理解科学的局限性和技术的负面效应。报告指出，促进社会公众全面地多方位地认识科学、理解科学、欣赏科学，不仅是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也是现代社会进步的标志。
　　国家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室副主任朱耀垠副研究员作了题为《科学的精神价值》的报告。报告首先分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尤其是“科学与人生观大论战”中关于科学负载正面精神价值、科学负载负面精神价值和科学的价值中立论等各种观点。然后从科学的人生观功能、科学的道德教化作用、科学的审美价值等三方面正面阐述了科学的精神价值。
　　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任元彪副教授的报告题目是《论中国近现代科学与社会研究中的几个误区》。他分析了研究者常犯的三种错误。第一种错误是将宣传科学、为科学辩护的人们对科学的认识同科学本身的性质特点相混淆。这会带来两方面的严重问题。一方面，人们对科学的认识中的偏颇、不足和错误轻易被当成科学本身的偏颇、不足和错误。最常见的是把实证主义科学观中的错误说成是科学本身的错误，把对实证主义的错误科学观的批判直接变成对科学的批判。另一方面，用科学本身没有错误来掩盖一些人对科学认识的错误。比如，拒绝分析五四时期科学宣传者理论和观念中的问题。第三种错误是将五四科学潮流中《新青年》为代表的激进思想家群体的科学观念同以中国科学社为代表的科学家群体的科学观念相混淆。这就导致了对五四科学思潮的缺乏分析，导致整体批评或整体否定。第三种错误是将研究对象个人不同时期的语言、观点和想法相混淆。梁启超、陈独秀等许多近现代思想人物思想变化很大，不同时期的言论彼此冲突，如果不加区别地引用他们的只言片语来进行论证，那无异于混淆事实。
　　会议对以上六个主题报告都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云南大学副教授曾健在讨论发言中指出，恰当区分科学与技术，会使对科学与中国社会及思想文化关系的分析更加细致和深入。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博士生孙雍君指出，在评价和估量科学在中国社会、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及理解中国大众的科学观念时需要合理的研究手段，尤其是科学数据和适合的指标。与会者争相发言，会议气氛热烈。
　　主持人孙小礼教授作了总结性发言。她赞扬会议报告和发言的学术质量，肯定了会议的成绩。同时强调，关于中国的“科学主义”问题、科学与人文关系问题、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问题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不足等问题可能是中国近现代科学与社会研究中长期的课题，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
　　
　　
　　
自然辩证法研究京71～72B2科学技术哲学任元彪19991999 作者：自然辩证法研究京71～72B2科学技术哲学任元彪19991999

网载 2013-09-10 21:3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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