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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转型理论是当代比较政治学中一个重大的新兴研究领域，是在对当代政治转型浪潮的比较中逐渐形成的，是对传统政治发展理论的修正和发展。这一理论具有宏观视野，注重规范分析，重视文化历史环境，强调发展经验的总结和发展模式的探讨。当代政治转型理论的主导模式是市民社会理论和战略选择理论。但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充分吸收这些理论模式的长处，才能真正把握当代政治转型的动力和进程。当代政治转型理论的研究对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学发展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作者郭定平，1965年生，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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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过去20年间，一股从权威体制向民主政治转型的浪潮席卷了南欧、拉美和东亚的许多国家，政治转型简直成了一种全球现象。但在迄今为止的比较政治研究中，中国绝大多数学者关注的重点都是经济发展的政治分析，主要研究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政治条件、政治机制，例如政府的主导作用。对于政治转型则缺乏全面和系统的研究。实际上，自80年代中期以来，政治转型研究已逐步形成为比较政治学中一个独特的新兴研究领域。本文旨在探讨当代政治转型理论产生和发展的背景，分析其中的主要理论模式，从而为中国政治转型的理论与实践提供一定的借鉴。
　　 一、政治发展理论的反思
　　政治转型理论是当代比较政治学的最新发展，是对传统的政治发展理论进行反思、修正和补充的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兴起的政治发展研究推动当代比较政治学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出现了许多杰出学者和鸿篇巨制。但政治发展理论本身也处于不断发展之中，在不同的时期，政治发展研究的重点各不相同。
　　在50-60年代，政治发展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现代化理论。学者们重新检讨了迪尔凯姆、韦伯等理论大师的遗产，确认政治发展就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这一领域的学者专注于民主的先决条件和民主制的发展，这里的民主几乎完全是按西方模式定义的”[1]。在政治学家们乐观地预言世界民主政治的发展时，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现实却异常残酷，各种政治冲突与动乱，例如民族纷争、宗教冲突、内战、政变，接踵而至，险象环生。1969年亨廷顿发表他的《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这一名着，突出强调了政治秩序与政治稳定问题，系统阐明了他的政治制度化理论。他明确指出：“基本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创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当然，人们可以有秩序而没有自由，但他们不能有自由而没有秩序。必须先有权威，然后才能对它加以限制。”[2]这些看法基本上主导了70年代的政治发展研究。这时，人们注意到，经济增长、社会公正、政治稳定、政治民主和国家自主，这些最为重要的发展目标并不象一些学者所想象的那样可以和谐共存，而是其中存在许多矛盾与冲突，必须作出艰难甚至痛苦的选择。在对拉丁美洲的比较研究过程中，就出现了与早期现代化理论迥然相异的理论。一是新左派理论家保罗·巴兰与安德列·弗兰克，与现代化理论针锋相对，提出了依附论。二是奥唐奈尔提出的官僚权威主义理论。他对利普塞特等人提出的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正相关的说法表示怀疑。一些学者进一步指出，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要想获得高速经济增长，它就不得不接受一个致力于发展的权威主义政府。民主政府未免太“软弱”，不能有效控制政治局势，也不能充分调动资源、压缩消费和鼓励投资，以争取高增长率。70年代以后，传统的政治发展研究趋于衰落，比较政治研究逐步转向具体的政策研究。进入80年代，随着南欧、拉美和东亚相继出现政治转型，比较政治学的发展又获得了新的动力。大量对政治转型的比较研究成果的问世，推动传统政治发展理论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传统政治发展理论的衰落与它的一些内在局限性有关。大致说来，传统政治发展理论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西方中心主义。传统政治发展理论的基本假设就是把人类社会发展区分为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与转变就被视为发展。而这个现代社会则完全是按照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特征来定义的。由于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稳定发展和繁荣，一些学者便短视地把西方社会吹嘘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样板”与“橱窗”。在他们看来，现代化过程不仅是“西方化”，实质上是“美国化”[3]。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思潮影响下，以美国为基地的研究现代化和政治发展的学者开始建立自己的理论架构并形成自己的最初学派。他们将在西方社会经过几百年逐渐发展和形成的民主、自由、人权等观念和制度当作全球政治发展的标准模式加以推行和推销，结果是四处碰壁。
　　第二，意识形态倾向。政治发展理论的形成与战后“冷战”格局密切相关，因此必然受到冷战意识形态的影响。在战后日益白热化的“冷战”年代里，美苏为了争夺世界霸权，均竭力将新独立的国家纳入自己的体系，并分别向它们灌输各种迥然不同甚至南辕北辙的政治发展观念。这种发展概念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偏见，诚如彼得·柏格所言，现代化理论家早已献身给摩登一词及摩登的魔术里，他们更纵身于“发展”、“成长阶段”、“制度分化”以及“民族独立”的迷雾中。而另外一个类型的阵营则奋不顾身地投身于“经济依赖”、“剥削”、“新殖民主义”及至“解放”的火爆概念中。各个阵营都用其侮蔑的字眼来丑化对方[4]。由于这种发展理论和发展战略未能注意各国的环境差别，因而成效甚微，付出的代价则相当惨重。“冷战”结束后，世界范围意识形态的斗争出现了重大转变。在这种新的时代背景下，传统发展理论的弊端更加显露出来，构建新的政治发展理论成为比较政治研究的一项迫切任务。
　　第三，单线发展理论。人类历史的发展是单线发展还是多线发展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传统政治发展理论凭借对西方文明进化历史的诠释，相信西方历史发展道路就是人类社会普遍有效和必然遵循的发展道路。他们认为，其他国家只需学习、模仿甚至照搬欧美的经验就能实现现代化。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崛起与“东亚模式”的形成就彻底宣告了单线发展理论的破产。
　　第四，狭隘经验主义。战后政治发展理论是在行为主义政治学方法论的影响下形成的。他们特别强调对经验事实的科学观察，强调资料的量化分析，强调操作概念的应用，强调价值中立和价值祛除。他们甚至摒弃了“国家”概念本身，而主张用“政治系统”或“政治体制”取而代之。这些研究虽然不能说没有价值，但其意义则明显受到了行为主义的狭隘经验主义的极大限制。例如，政治发展理论中关于民主政治发展的经济基础的研究，很多学者在民主政治发展的“门槛”问题上争论不休，最终还是不得其果。
　　 二、政治转型理论的形成
　　自80年代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进行了政治改革，相继出现了政治转型，并对传统政治发展理论形成巨大的冲击与挑战。传统政治发展理论由于其内在的局限性不能对这种新的政治现实进行解释和说明。于是，众多学者便从全新的角度对这一现象予以研究和探讨，结果就是比较政治学中一个新兴研究领域的开辟与发展。这就是现在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和深入探讨的政治转型理论。
　　当代政治转型浪潮最早是1974年在南欧发生的葡萄牙独裁统治的垮台、希腊军人政权被文职政府所取代，以及1975年西班牙弗朗哥36年独裁统治的终结。在拉丁美洲，从1978年巴拿马通过总统间接选举过渡到文官政府开始，到1990年海地军人独裁政权倒台，拉美14个军人执政的国家都先后实现了所谓“还政于民”的转变，被称之为“80年代拉美的民主化进程”[5]。就是在拉美一向坚如磐石的墨西哥的一党执政的总统集权体制，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也发生了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变化。在1987年，面临日益逼近的选举竞争，作为官方党的革命制度党发生了几十年来从未有过的分裂现象。以夸特莫克·卡德纳斯为首的官方党左派，不满于德拉马德里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于1987年从党内分裂出去，单独参加1988年的总统竞选，并随后成立一个新党即民主革命党。1988年，官方党的候选人第一次在总统选举中险些落选，被人们称之为“选举地震”；以微弱多数在选举争议中上台的萨利纳斯也不得不承认，“革命制度党已不再是一个统治党，它正在变成一个受到竞争的多数党”。在1994年8月的总统大选中，革命制度党的总统候选人埃·塞迪略总共得到50.18%的选票；居第二位的是国家行动党候选人迭戈·费尔南德斯，总共得到26.69%的选票；居第三位的是民主革命党候选人夸特莫克·卡德纳斯，总共得到17.08%的选票；劳工党候选人塞西利亚·索托居第四位，总共得到2.74%的选票；其余5个政党的候选人得票均不超过投票总数的1%。革命制度党虽然保住了统治地位，但其稳定性与合法性已大大削弱。如果选举形势继续恶化，革命制度党就有可能在选举中失败[6]。在东亚则集中体现为推动经济高速发展的权威统治体制受到冲击后逐渐向有限自由民主体制过渡。韩国在进入80年代后，朝野矛盾与冲突达到白热化阶段，对国家安全和社会发展已构成严重威胁。1985年卢泰愚就任民主正义党的代表委员之后，就从全国政局的需要出发，倡导和推行“对话政治”。1987年6月29日，面对空前危机的政局，卢泰愚发表了历史性的八点民主化宣言。1987年12月12日，韩国国民议会通过新宪法，标志着韩国新的所谓“民主时代”的开始。新加坡在社会经济文化基础发生根本变革后，原来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权威统治模式也开始出现转变。1980年新加坡民主党成立。1981年12月工人党候选人惹耶勒南在安顺区补选中取胜，标志着人民行动党一党垄断格局的终结。民主党是新加坡众多反对党中的后起之秀，其目标就是树立自己的威望，打破人民行动党的一党统治。在1991年的大选中，民主党在3个单选区中获胜，3人进入国会，党首詹时中以69.64%的高得票率取胜。同时，该党在所参与竞选的9个单选区中得到48.16%的选票。人民行动党在1984年以来的历次大选中的得票率持续下降，在1991年的大选中的得票率仅为60.97%，降至1968年以来的最低点，共有4个议席被反对党夺得[7]。这些现象表明，新加坡似乎已经开启了政治转型的闸门。
　　尽管在各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政治转型呈现出很多复杂性和很大差异性，然而，它们还是具有许多共同特征。主要包括：第一，这种政治转型以整个社会政治权力结构的变化为基本特征，而不仅是政治领导人的权力更替，有的甚至不存在重要政治领导人的变更；第二，这种政治转型具体表现为国家重大政治制度的变化，通常是重新制定宪法，而不仅是政策取向的变化；第三，这种政治转型是以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快速发展和深刻变革为基础，而不仅局限于政治领域；第四，这种政治转型主要是自然长成，是旧体制的危机不断加剧和新体制的因子不断发育的结果，是新旧体制不断冲撞和磨合的产物，而没有以往经过革命或战争后的体制断裂。
　　这种政治转型与传统政治发展理论关注的政治发展危机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传统政治发展理论的各种概念体系不足以解释和说明各国政治转型的动力、进程和前景。于是，一些学者开始突破传统的以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和发展经验为参照的偏见和束缚，着重从这些政治转型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演变的大量比较研究中进行抽象和归纳，从而形成各具特色的理论架构。其中，既有综合性的比较研究，例如奥唐奈尔、施密特和怀特海主编的权威体制转型研究系列丛书，亨廷顿的《第三次浪潮：二十世纪后期的民主化》等；也有大量的地区研究，例如在东亚政治转型研究方面就有拉里·戴蒙德、胡安·林茨和西蒙·利普塞特主编的《亚洲的民主》，爱德华·弗里德曼主编的《民主化的政治：东亚经验的总结》等；还有很多个案研究，例如在韩国政治转型研究方面就有罗伯特·贝得斯基的《韩国的转型：卢泰愚领导的第六共和国的改革与改组，1987-1992》，詹姆斯·科顿主编的《卢泰愚领导的韩国：民主化、北方政策和南北关系》，李满愚着《韩国民主的历程：1987-1990年的韩国政治》，库哈根主编的《当代韩国的国家与社会》等。
　　当代政治转型研究，与传统的政治发展和现代化理论相比，具有一些新的特点。总的说来，政治转型研究的特点是：
　　第一，宏观分析。由于当代政治改革与政治转型的深度和广度均非以往的任何政治变革所能比拟，因此政治转型研究必须具有宏观视野。亨廷顿把当代政治转型称之为民主化的“第三次浪潮”。他认为，近代以来民主政治的发展已经出现了三次大的浪潮，前两次分别大致在1828-1926和1943-1962年；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始于1974年，至今仍在向纵深发展。亨廷顿说：“在某种意义上，民主化的浪潮与逆流表现出一种进两步、退一步的模式”[8]。他还进一步提出了关于民主与历史发展的关系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到民主政治发展的普遍性、合理性与有效性。例如，是否象托克维尔和布赖斯所说的，存在民主政治向全世界发展的不可逆转的、长期的和全球的历史趋势？或者，民主政治只局限于少数富裕的西方国家？
　　第二，规范分析。当代政治转型理论重新肯定了价值规范在政治理论中的地位和作用，着眼于建立政治行为的道德标准，讨论国家的性质和目的、个人权利和义务的范围与基础以及探索人类美好社会政治生活的形式。例如，“国家”第一概念在行为主义思潮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政治发展理论中是没有市场的，甚至被有些学者当作过时的概念而弃之一旁。然而，80年代后，“国家”理论重新复活，并在政治转型研究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重新引入国家”这句口号成了比较政治学研究中范式转换的绝妙写照[9]。在政治转型理论中，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关于国家的自主权力，关于国家的发展战略和发展能力，都是非常引入注目的课题。“发展型国家”概念的提出就是一个显着的例子。
　　第三，环境分析。当代政治转型的发生和发展都具有各自独特的历史、社会和文化背景。政治转型研究就必须注重对这些转型中国家的环境分析。其中特别引入注目的是国际环境和文化环境。劳伦斯·怀特海就曾专门分析影响政治转型的国际因素[10]。对政治转型的文化环境的分析更是一度成为学者们的共同话题。在对文化环境的分析中，儒家文化与东亚经济政治发展的关系受到学者们的广泛重视和深入探讨。马克斯·韦伯在强调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重大作用和积极意义时，断言儒家文化不利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研究东亚问题的各国学者对韦伯的命题进行了重新检讨，并根据东亚经验充分肯定了儒家文化在东亚政治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第四，模式分析。传统政治发展理论囿于意识形态的偏见，对发展中国家纷繁复杂的政治现实进行简单化甚至教条化的分析。只是在当代政治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各具特色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才促使学者们抛弃一切不符合发展中国家实际的先入之见，注重从各国的国情出发，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和研究。在这些政治转型研究中，学者们归纳和总结了许多发展模式。进行政治改革时必须吸收和融合历史的基本经验，继承历史发展中一切有用和有效的东西，并根据自身特点进行政治创新。关于东亚发展模式的研究更是充斥于各种比较政治学文献资料之中，这些研究一方面对于肯定东亚政治发展经验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对于总结政治转型理论和充实比较政治学研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二、政治转型的理论模式
　　自70年代末期政治转型浪潮兴起以来，传统的政治发展理论日渐衰落，在比较政治学中政治转型研究一枝独秀，群说并起，出现了许多新的理论模式。市民社会理论模式和战略选择理论模式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两种。政治转型的大量研究成果，基本上都是这两种理论模式的具体运用。
　　（一）市民社会理论模式
　　市民社会理论的核心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这一理论将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在围绕整个社会共同体的控制权方面的各自力量变化，作为解释各种政治转型问题的主要依据。在这种理论模式中，学者们首先重新引入和强调了“国家”概念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国家在当代经济社会发展中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履行着重要功能。而且，国家本身的发展也构成社会政治发展的一个重大方面。他们特别强调对国家自主性和国家能力的分析，认为“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国家的自主性和能力，因为在实施国家计划的情况下，国家必须能对发展过程加以控制。”[11]但是国家的自主性和能力在不同的社会中存在很大的差异，因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也就千差万别。关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式，大致说来有四种：第一，强国家、弱社会，第二，强国家、强社会，第三，弱国家、强社会，第四，食利国家[12]。
　　正是国家与社会之间这些各不相同的关系模式直接影响了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度和市民社会的发育成熟程度，从而影响了各国政治转型的具体进程。在运用市民社会理论分析政治转型的学者看来，当代政治转型的发生和发展都是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的持续分化、新兴社会阶层的兴起和市民社会不断成长壮大的结果，都是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出现了历史性变化的结果，都是权威统治在面对日益强大的市民社会的冲击和挑战时被迫让步和妥协的结果。只是由于各国市民社会的发育程度不同、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模式不同，所以政治转型在这些国家的具体进程就存在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种情况：
　　第一，当市民社会已经发育成熟时，权威统治仍然未能成功地推进政治改革和向民主政治的转型。这时，社会矛盾和冲突异常尖锐，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权威统治则危机四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国家内部分裂，离心离德，根本无法主导社会发展。国家不能顺应时势主动变革，适时调整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最终必然在市民社会的强大压力和冲击下四分五裂，分崩离析。这是一种崩溃式转型。
　　第二，当市民社会不断发展壮大时，权威统治逐步开放政治体系，建立更加民主和自由的政治体制，吸纳新兴社会力量，主动推进政治改革和向民主政治的转型。这是一种改革式转型。当代政治转型多半都是通过这种形式。许多发展中国家在60-70年代成功地推动了经济现代化之后，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中间阶级迅速崛起，经济现代化、社会多元化和文化世俗化促使市民社会日益壮大。自70年代末期开始，这些国家的市民社会不断向权威统治发起挑战，在此过程中，权威统治的合法性基础逐渐削弱。于是，进入80年代以后，一些权威统治的国家纷纷通过“改革”、“革新”、“变革”或“调整”政治体制的方式，清算权威主义，逐步向民主政治过渡。
　　第三，当市民社会比较弱小时，政治转型就缺乏基础和动力。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开始政治转型，也不能得到持续和巩固。这时，国家必须加强自己的自主权力和能力，全力以赴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不是跟在转型国家后面亦步亦趋，盲目照抄照搬别国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
　　由此可见，在市民社会理论模式中，当代政治转型是由各国市民社会的发育状况和由此形成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来说明和解释的。这一理论模式的优点是它注重从宏观的社会历史背景中考察特定的重大政治事件的发生原因和发展进程。
　　（二）战略选择理论模式
　　战略选择理论模式的核心是政治精英之间的关系。这一理论模式的明显特征，在于它不是将政治转型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去考察，而是纯粹着眼于政治转型事件和进程本身，将这种事件和进程看作是卷入其中的各种政治精英集团基于自身利益而产生的相互冲突、相互协调和相互合作的产物。政治转型的进程和结果完全由政治精英集团基于现实利益而制定的战略与策略所决定。战略选择理论模式实际上是当代政治精英理论的具体运用，其代表人物有胡安·林兹和亚当·普尔泽沃斯基等。它重点强调的是政治转型进程中政治精英的战略选择行为。在坚持运用战略选择理论模式分析政治转型的学者看来，传统的政治发展理论和市民社会理论都不能正确说明和解释政治转型的原因和过程。他们认为，客观社会历史条件至多只能对特定的政治事件构成一种宏观背景和特殊环境，但不能决定事件的进程和结局。普尔泽沃斯基说：“如果体制转型真的就是由那些条件所决定，就是说，如果原则上全部列出那些条件和因素就能准确无误地解释体制转型的话，那么，恰当的研究方法就是对历史共变模式进行比较统计研究，唯一可能的政治战略就是等待那些客观条件的成熟。”[13]传统的政治发展理论虽然对民主政治发展的经济、社会、历史和文化条件进行了大量的比较研究，但是，在面对政治转型的具体事件时，一方面，原有的研究结构错综复杂、矛盾百出，无法适用于任何特定情势；另一方面，那些研究过于宏观和粗略，不能洞悉政治转型过程中的复杂性和曲折性，因而也就不能对政治转型进行准确的分析和阐述。市民社会理论着重从市民社会的兴起和权威统治的合法性危机的视角分析政治转型，仍然存在一些不尽人意之处。市民社会理论家坚持认为，任何政治统治都必须具有合法性，当合法性丧失时则必须重新获得，否则就会因合法性危机而崩溃。然而，在战略选择理论家看来，这一问题的提法就不对，真正影响某一统治体制稳定性的不是这种特定体制的合法性，而是有没有其它更可取的体制选择。政治转型的发生往往不是因为权威统治的合法性丧失，而是因为具有某种其它更好的选择。事实上，很多权威体制都面临着民主理想的竞争与挑战，尽管权威统治的合法性不断加强，但民主体制总要比它更可取，因而更加具有合法性。所以，如果真的是合法性促进一种体制的稳定的话，那么即便权威统治的合法性没有丧失甚至还在加强，这个国家仍然会向更加具有合法性的体制转型。相反，如果权威统治的合法性削弱甚至丧失，但不存在其它任何体制选择，政治转型还是不能出现。
　　战略选择理论对政治精英之间关系的分析首先是分析和研究统治精英与反对精英之间的关系。罗伯特·达尔就曾对统治精英与反对精英之间的关系进行过精辟的分析[14]。他认为，在一个社会中，一方面存在统治和控制的倾向，另一方面则存在自由、自主和自治的倾向。在统治精英不断加强对社会的控制和追求自己的利益的同时，社会各个组织都会激发出一种倾向组织自主和独立的动力。于是，社会精英就会在某些方面通过组织等方式提高统治代价，以使统治在统治者看来不再值得，而从统治精英那里获得一定程度的独立和自主，反过来再对统治精英施加某些影响和进行一定控制。一般来说，社会精英总会有一些不同的方式和手段来提高控制的成本。首先，统治精英，不管是某个人还是某个集团，不可能垄断一个社会的所有资源。在一个经济现代化、社会多元化的国度中，这种垄断更是不可能。所以，人们总是有机会获取一定的资源。其次，人们可以通过组织手段把他们拥有的资源聚集起来，从而增加控制的成本。再者，统治精英往往并非是铁板一块的整体。虽然统治精英在维持他们对社会的统治方面有某种共同利益，但是社会发展也会引起统治精英的高度分化，统治精英内部的竞争通常会帮助某一外部社会力量赢得胜利。这样，社会精英就能够把对某些事情进行控制的成本提高到统治者觉得不再值得在这些特别问题上进行控制的程度，从而取得一定程度的政治自主。当代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政治转型正是经历了类似的过程。
　　其次是分析和研究政治统治精英内部的关系，这一方面更是受到众多研究政治转型的学者的重视。在分析拉丁美洲政治转型时，很多学者认为转型的根本动力就是来自于原统治精英内部强硬派和温和派之间由于政策分歧而产生的派别对立。普尔泽沃斯基甚至直截了当地指出，政治转型是“统治集团内部权力斗争的结果。”[15]他们根据利益要求和政治立场将统治精英划分为不同的派别，这些不同派别的政治精英根据各自不同的力量基础、利益要求以及特定的政治情势制定他们的政治战略。普尔泽沃斯基对某一特定的统治精英（个人或集团）在推动体制转变时面临的战略选择进行了如下独到的分析：假设成功地推动权威统治向民主政治转型至少所必需的精英数量是K，那么，政治精英的战略选择大致可分为四种：(1)如果一人主动行动，然后只有比K-1还少的精英加入这一行动，那么，此人可能遭遇不幸的后果；(2)如果一人主动行动，并有K-1的精英加入，那么，此人就属于胜利一方且会受到一定的奖赏；(3)如果此人不采取主动行动，而另外只有比K还少的精英采取行动，那么，他仍然居于统治地位并从中获益；(4)如果此人不采取主动行动，但另外有比K-1多的政治精英采取行动，那么，此人会发现他处于失败一方。在此，没有一种选择是绝对完全的，贸然行事同未能加入成功行动的行列一样危险。为此，政治精英必须对事态的发展和各种政治力量的动态了如指掌并作出恰当的预测。从重大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中，人们可以预测政治转型的可能性。从对各个政治精英的历史表现和现实利益的分析中，人们可以预测他们究竟作何选择。
　　（三）政治转型的逻辑
　　市民社会理论和战略选择理论是当代政治转型研究中颇为引人注目的两大理论模式。它们分析问题的独特视角不仅开辟了政治转型研究这样一个极富时代意义和历史意义的重要领域，而且极大地拓展了政治发展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使传统的政治发展研究跃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与传统政治发展理论相比，市民社会理论和战略转型理论不再局限于对社会政治变迁的历史原因的考察，而是着重研究现实政治变迁过程中的各种因素和力量以及它们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并由此探讨未来政治变迁的走向和轨迹。因此，如果说传统政治发展理论主要是一种后顾式研究或解释型理论，那么，市民社会理论和战略选择理论就是一种前瞻式研究或预测型理论[16]。
　　尽管政治转型的上述两大理论模式的形成对当代比较政治学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和积极意义，但是，这两种理论模式并不能完整和充分地解释和预测政治转型的全过程。一方面，这是由于各种理论模式自身都存在一些缺陷，例如，市民社会理论在关于“市民社会”的定义和“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界限等问题上一直存在矛盾和分歧；另一方面，两大理论模式固执己见，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简单化和绝对化的倾向。如若发展到极端，市民社会理论就会成为一种决定论，战略选择理论就会成为一种唯心论。
　　为了走出以上政治转型的理论误区，更为了全面研究政治转型的动力和进程，就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指导下，重新探索政治转型的逻辑。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发展由经济发展决定，并为经济发展服务。政治发展既有统一性，又有多样性；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既有必然性，又有偶然性。政治发展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统一性与多样性、普遍性与特殊性、必然性与偶然性辩证统一的结果。市民社会理论强调了经济社会发展对政治转型的推动和决定作用，应该说有其积极的一面。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一贯注重到经济发展中寻找政治变迁的根本动因。但一些坚持市民社会理论的学者一味强调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并进行大量的统计比较分析，而忽略了社会政治发展中的复杂性、曲折性和偶然性，最后必然陷入决定论的泥潭。实际上，人类社会历史变迁是在各种社会利益的冲突之中、各种社会力量的合力之下和各种社会运动之后完成的。战略选择理论走向另一个极端，肆意夸大政治精英的利益驱动和战略选择，完全忽略了历史环境和现实环境的制约。实际上，人们的利益不是抽象存在的，而是存在于一种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之中，人们对自身利益的认识也要受到一系列社会、历史和文化环境的制约。因此，一个国家的政治转型的具体动力、进程和走向，仅仅从行动各方的利益冲突和战略选择来看，是无法准确把握的。
　　所以，政治转型的逻辑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辩证法。一方面，深入考察经济社会发展这一政治转型的根本动因，另一方面，全面分析卷入政治转型过程的各种社会政治力量。就是说，必须将市民社会理论和战略选择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在分析历史变迁时从来都是将根本动因和具体原因、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必然规律和偶然事件、一般趋势和特殊进程结合起来的。在影响政治变迁的各种偶然因素中，政治精英的利益背景、思想观念、个性特征毫无疑问具有重要作用。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个人的力量作为一种偶然的因素，对政治发展所起的加速或推动作用，有时是相当关键的，而且其影响也是深远的。”[17]因此，对政治转型的分析就必须全面考察政治精英的重大战略行为。
　　 四、结论与启示
　　最近20年在全球范围内出现的政治转型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治转型理论毫无疑问应该成为我们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点和热点。这种研究一方面有助于我们全面、深刻和正确地认识这一全球现象，另一方面则有助于拓展中国政治学研究的视野，借鉴当代最新的政治研究成果，丰富和完善中国政治学理论。政治转型的各种理论模式是我们的主要研究对象，这些模式各有长短，因而必须兼收并蓄、取其所长，并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指导下，建构我们自己的政治转型理论。
　　中国自1978年以来市场取向改革逐步推进，对内对外开放日益扩大，推动了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快速发展和全面变革，促进了市民社会的发育与成长。中国市民社会的成长壮大意味着中国社会经济基础正在经历一场重大的转变，中国政治上层建筑正在面临一场严峻的挑战。中国市民社会的发展成熟必将推动中国政治的转型，具体表现为政治关系的变化、政治结构的调整、政治文化的重构和政治模式的转换，从传统的高度集权的全能主义政治转变为现代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种政治转型将是一个渐进的、复杂的、曲折的过程。只要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得到持续有效的贯彻，只要中国经济能够快速、稳定和协调地发展，中国市民社会就会发展壮大，并最终导致政治转型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健全和完善。
　　加强对政治转型和政治转型理论的研究，尤其是对各种政治转型战略的分析和探讨，必将对中国政治转型起到重大的指导作用，从而确保中国政治转型在稳定、有序和协调中顺利推进。
　　注：
　　[1]亨廷顿等：《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332页。
　　[2]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1版，第8页。
　　[3]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29页。
　　[4]彼得·柏格：《发展理论的反省》，台湾巨流图书公司1982年版，第15-16页。
　　[5][6]曾昭耀：《政治稳定与现代化》，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206、230页。
　　[7]郭定平：《论新加坡政党与政治发展》，北京《政治学研究》1996年第1期。
　　[8]亨廷顿：《第三次浪潮：二十世纪后期的民主化》，俄克拉荷马大学出版社1991年英文版，第25页。
　　[9]罗伊·麦克里迪斯、伯纳得·布朗主编：《比较政治学：注释文选》，布鲁克斯/科尔出版公司1990年英文第7版，第59页。
　　[10][15]奥唐奈尔等主编：《权威统治的转型：民主的前景》第3卷，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86年英文版，第3、53页。
　　[11][12]巴基、巴里克：《国家在非西方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北京《国外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
　　[13]普尔泽沃斯基：《民主转型研究中的一些问题》，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86年英文版，第48页。
　　[14]罗伯特·达尔：《多元主义民主的困境》，北京，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第35-37页。
　　[16]吴清：《转轨政治学：理论、方法与问题》，北京《政治学研究》1995年第1期。
　　[17]王沪宁主编：《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版，第562页。
　　 （责任编辑：李申）
　　
　　
　　
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56-65D0政治学郭定平19971997 作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56-65D0政治学郭定平19971997

网载 2013-09-10 21:3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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