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興科技、社會發展等人文科學探討  >>>

簡體     傳統

---

　　外债，在世界经济中究竟能起什么作用？西方经济学家颇有争议。古典学派从反对国债的立场出发，对外债持否认的态度，凯恩斯主义兴起后，对外债的看法有明显变化。西方发展经济学把外债视为经济发展的“引擎”。西方发展经济学家从新独立的民族民主国家在发展民族经济的过程中面临着资金与技术的短缺为出发点，把目光转到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从而相继提出了“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起飞”理论、“两缺口理论”等70年代关于债务周期理论的论说，更是有如磁铁吸引发展中国家。与之同时，西方激进政治经济学家、“依附论”者等关于债务“桎梏”理论十分引人注目。80年代世界债务危机之后，西方经济学家关于外债的作用的认识在深化。本文根据接触到的一些材料对此作一些介绍。
　　　　　　一、西方经济学家对外债由否定到肯定的转变
　　西方外债理论远远落后于外债实践，这与西方早期经济学家对外债持反对态度和否定立场有关。从大卫·休谟、亚当·斯密到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凯恩斯、俄林和马柯洛普，西方经济学家完成了对外债由否定到肯定的转变。
　　西方早期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国债（包括外债）是持反对态度的。如英国经济学家大卫·休谟说：“国家如不消灭公债，公债必然消灭国家”。亚当·斯密对当时流行的公债是国家“从一个口袋转到另一个口袋”的说法提出尖锐的批评，他声称：巨大债务“从长远看可能会毁掉所有欧洲大国”。西方经济学家的这种立场，是与国债被当时的封建政权运用于战争和奢侈消费分不开的。关于这一点，当时的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西斯蒙第曾一语道破天机，他说：公债是政府用来发动战争和进行战争的，它由统治阶级的政治野心激起并为之服务，因而公债是有害无益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与西方早期经济学家所持的古典主义比较利益学说不无关系。古典主义比较利益学说认为：生产要素在国内完全有移动性，在国家之间则完全无移动性。从这个理论假设出发，西方早期经济学家对外债问题的不重视是可以想见的。
　　较早的论述外债经济作用的西方经济学家是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凯恩斯作为巴黎和会英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在论证协约国对德索赔时提出：要使德国能够赔偿，协约国就要扶持德国的经济，其办法不外是给予德国巨额贷款，使德国具有债务清偿能力。凯恩斯的主张当时没有被会议接受，却被后来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同时，凯恩斯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满目疮痍、资本短缺的情况，首先论证了由美国提供贷款以使欧洲重新振作的必要性，从而开始了西方经济学家对外债由否定到肯定的转变。
　　如果说凯恩斯的呼吁是针对当时欧洲现实的需要而发出的，那么，瑞典学派的经济学家伯尔蒂尔·俄林（Bertil Ohlin）的分析，则主要是针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古典学派比较利益原则提出的。1993年，俄林出版了《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一书，对古典学派的比较利益学说提出了质疑，阐述了着名的国际贸易理论——生产要素禀赋学说。他认为：生产要素在国内不是完全能够移动，在国际之间也不是完全不能移动，实际情况是在两个极端之间。正是根据此点，美国经济学家雷格那·讷克斯把俄林称为第一个打算把劳力和资本的流动引入国际经济学理论的人。〔1〕但在俄林看来，尽管资本能够在国际上流动， 但流动的结果只是资本流入国发生繁荣，而资本流出国出现萧条。因而这种理论存在着重大缺陷，它无法解释资本流动给贷出国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特权。当然，古典学派所讲的俄林所坚持的资本流出国发生萧条的情况，在国际资本运动中确实发生过，这就是历史上威尼斯对荷兰、荷兰对英国、英国对美国的贷款。这种情况的共同背景就是贷出国是正在走下坡路，流出国门的资本除了其国内的闲置资本外，还有其国内急需的资本。
　　对外债的经济作用作较全面肯定的是美国经济学家弗里茨·马柯洛普（Fritz Machlup）。1943年， 马柯洛普出版的《国际贸易与国民收入乘数》一书，将凯恩斯的投资乘数理论运用于国际经济领域，提出了国际投资乘数理论，论证了国际资本流动（包括外债）对资本输出国和输入国双方均有好处。在这一本书中，马柯洛普通过建立多种不同的模型，去探讨国际投资对国民收入的影响。他认为，资本输出对资本输出国和输入国两方都是有利的，资本输出国可以从资本输出中得到很大的经济上的好处，而不会给国内经济带来多少麻烦，资本输入国只要对输入资本动用得当，对本国经济也是能起到很大促进作用的。马柯洛普的这个论证是对俄林局限性的克服，在理论上与实践上均是有重大价值的。
　　不仅如此，马柯洛普还把国际资本运动分为三种：一是自发的资本运动；一是引致资本运动；一是净资本输出，并具体考察了每一种形式对资本输出国和资本输入国投资和消费的不同影响。他声称：这种研究的目的在于选择一条在最小影响国内收入的前提下最大量输出资本的正确途径。马柯洛普的考察是有意义的，他较早地提出了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选择问题。
　　　　　　二、利用外债打破贫困的理论
　　贫困的恶性循环，是发展经济学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判断之一。其中尤以美国经济学家讷克斯为典型。1953年他出版了《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提出了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讷克斯说，不发达国家之所以贫困，就是因为缺乏资本；因为贫困，投资引诱少，也就更贫困，从而形成贫困的恶性循环。由此，讷克斯认为，贫困的恶性循环是阻碍不发达国家资本积累最主要的循环关系，资本形成问题是不发达国家发展问题的核心。而打破贫困的恶性循环的唯一办法，就是利用外国资本，加快国内资本的形成。讷克斯把外国资本分为两种，一是外国企业直接投资；一是国际借款与赠与。他强调，国际投资中，不论是借给政府当局和公共事业的外国私人贷款，还是对铁路等的证券投资，都为债务国的总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基础，即使是殖民式的外国投资，多半也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直接、间接利益，逐步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尽管这种发展只是一种副产品。
　　对于债务国如何运用外资，讷克斯也作了一些分析。他提醒债务国要注意二点：
　　1.一定要把外资用于生产性目的。讷克斯担心，由于国际交往的频繁和国际间的消费示范作用，使消费方面的时髦风尚比生产技术传播得快，发展中国家片面追求甚至超过发达国家高消费的现象会象流行病一样流行开来，这不仅会使发展中国家把借来的外债用于高消费上，而且使得利用国内潜在资本来源的愿望受到阻抑，使它们花掉更多的收入，从而成为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一大障碍。讷克斯的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在发展中国家其后的借款活动中，这种示范作用导致的外债被用于消费的现象是大量存在的。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证明，一些国家用于消费的外资份额极大。在60—70年代，玻利维亚从外国贷款中得到的每一额外美元中用于增加消费的占88美分，哥伦比亚为99美分。
　　2.必须辅之以国内措施。讷克斯认为，为了打破贫困的恶性循环，发展中国家应主动指导资本形成过程，干预投资资金的分配，用大规模的资本建设改变国家的现有环境，包括铁路、公路、电报电话、电力厂、自来水厂、学校、医院等，从而为利用外资创造一个基本的前提。〔2〕为此，讷克斯认为，为了配合外国资本的输入， 不发达国家必须用财政或货币政策实行强迫储蓄，以筹集最低限度的社会经营资本，来有效利用外资。讷克斯的这个主张，事实上就是要求发展中国家加强国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从而为顺利利用外资创造条件，这一点，到现在仍有价值。
　　　　　　三、外债是“起飞”的社会先行资本的组成部分
　　“起飞理论”是美国着名经济学家沃尔特·惠特曼·罗斯托（W·W·Rostow）于1958年提出的。在罗斯托看来，起飞是从国民经济的某一或几个产业部门开始，形成为主导产业。这些主导产业一般具有高的增长率。“不仅能带来新的生产函数，而且能通过回顾和意侧联系对经济规模发生根本的扩散效应”，〔3〕从而带动整个国家起飞。
　　要起飞，就需要“社会先行资本”的保障。罗斯托强调，这种社会先行资本的建立，“在时间上具有确定无疑的优先性”，并且还包括培养受过现代技术训练和具有现代观念的人。他认为，在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国家，这种社会先行资本有三个来源：改变收入分配，使资金转移到生产者手中；迅速发展的部门将利润重新投资；引进外资。
　　对于不发达国家，罗斯托认为，当时亚非拉的不发达国家基本上处在过渡阶段，它们的情况与已经实现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为起飞创造前提条件的阶段和起飞阶段的情况，既有类似的地方，也有相对不同的地方。罗斯托注意到，由于总投资中很高的份额必须计入社会先行资本，从而使不发达国家的政府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所要发挥的作用“增添了很重的负担”。〔4〕因而发展中国家更应象重视农业、 发挥知识分子和企业家作用那样来重视利用外资的工作。〔5〕从这个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利用外资积累社会先行资本以便实行起飞，是发展中国家必须要走的一条路，也是罗斯托“起飞”理论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罗斯托的起飞理论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并引起激烈争论。英国剑桥大学的经济学者肯尼基·贝里尔在1960年一次专题讨论会中就“外国资本与起飞”作了专题书面发言，对起飞与外债的关系作了阐述。
　　从总体上看，贝里尔对外债在起飞中的作用持保留态度。他宣称：因为我们对起飞的数量方面所知甚少，对外资问题我们必须持常见的审慎态度。在理论分析中，贝里尔对外资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作了较多的肯定。他说，外国投资在一国积累的总资本的份额也许是很少的，但由于外资大都进入新的领域，并带来新观念、技术人员和机器，提供与国外市场的联系和对外国趣味的了解，因而外资所能起的作用超出了它的比例或规模。此其一。
　　其二，外国借款的最常见形式是政府债券或政府担保的公用事业债券，从而使发展中国家能够“以极方便和无痛苦的方式筹措资金”。
　　在具体的实证分析中，贝里尔对外债在经济“起飞”中的作用作了较客观的评价。他把起飞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没有外资支持的起飞，如英国、法国、德国、芬兰与日本，“外国资本实际上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一是得到外资支持的起飞；如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瑞典、挪威、俄国。贝里尔摆出了外资流入这些国家的具体材料和数字。但奇怪的是，每说完一个国家的情况，他又要找出各种理由来否认外资流入对起飞的作用。表面看来，贝里尔的文章模棱两可甚至充满着矛盾。但仔细一分析，我们会发现，贝里尔只是否认起飞与外资高度相关，但并不否认外资对经济发展仍起重要作用。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在贝里尔看来，在起飞的问题上，有比外资更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从现有的资料看，贝里尔是罗斯托起飞理论的追随者，所不同的是，他强调对外贸易是起飞的根源。1960年4 月即此次会议前夕，他在《经济史评论》杂志上发表《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率》一文，进一步强调和发展了他的起飞起源于对外贸易的观点，获得了罗斯托及其同行的好评。明白这一点，对于理解贝里尔的观点是有帮助的。
　　　　　　四、外债可以填补国内投资与储蓄、进口与出口的缺口
　　外债可以弥补国内投资与储蓄、进口与出口的缺口，这是西方发展经济学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实地考察中提炼出来的。
　　1962年3月，世界银行发展政策副主席、 美国经济学家霍利斯·伯利· 钱纳里（ H. B. Chenery ）与以色列经济学家迈克尔·布鲁诺（Michael Bruno ）在《经济学杂志》发表《开放经济中的发展选择：以色列实例》一文，最早提出了利用外资可以弥补国内投资与储蓄、进口与出口的缺口这一问题。　 接着，　 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麦金农（Ronald Mckinnon）于1964年6月在同一杂志上发表《经济发展中的外汇约束与有效的援助分配》一文，再一次阐述了这个道理。1966年9月，霍利斯·伯利·钱纳里（H. B. Chenery ）与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艾伦·M·斯特劳斯（A·M·Strout ）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国外援助和经济发展》一文，终于明确提出了着名的“两缺口理论”。两缺口理论是发展经济学阐述外资与经济发展关系问题的极有影响的理论。在这篇文章中，钱纳里与斯特劳斯从三个方面阐述了外资（包括外债）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1.关于外援弥补投资与储蓄、进口与出口的缺口
　　钱纳里等认为，不发达国家在没有国外援助的情况下，其经济也能有所增长，但这种增长却“受到一些困难的限制，则很可能使劳力、自然资源和生产能力的特殊模式这样一些要素得不到充分利用”。而通过国外援助可以解除这些约束，使国内资源可能得到较充分的运用从而加速增长。具体说来就是，不发达国家存在着投资（I）与储蓄（S）之间的缺口、进口（M）与出口（E）之间的缺口，外国援助则可以弥补这两个缺口，从而“不仅加快增长速度，而且实际上大大加强了动用自己资源以取得持续发展的能力”。为了论证这一点，钱纳里二人借助大量的数理模型进行了推理，同时，他们还通过对每年从发达国家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资净值的估计和12个最重要的接受美援国家详细材料的分析，对前面的假说作了进一步的应证。
　　　　2.关于利用外国援助的数量分析
　　钱纳里二人认为，经济增长在不同的阶段所受到的限制不同，对利用外资的需要程度也不尽相同。在他们看来，经济增长可分为三个阶段：在阶段Ⅰ中，投资增长率的合理目标是10—12％。这时经济增长主要受投资能力的限制，为使国民生产总值达到“目标增长率”，必须使投资按一定的速度每年不断增长。这一阶段利用外资主要是为了弥补投资能力的不足。在阶段Ⅱ中，由于在第一阶段利用了外资，国民生产总值和投资均以不变的比率上升（一般不超过6—7％）。这时，经济增长主要受储蓄限制，所以为了使资本输入率下降，边际储蓄率必须超过增长目标所需要的投资率。在阶段Ⅲ中，利用外资主要是为了弥补进口和出口的缺口，为了使资本输入减少，出口增长必须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目标比率，或者边际进口比率必须在实际上低于最初的平均数。因而，“第三阶段是非常重要的”。根据以上的分析，钱纳里二人认为：对外资的总需求量，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每一阶段所需资本的总数”，它起初主要是由投资——储蓄缺口决定，随着经济的发展，后来主要是由进口——出口缺口决定。“一个比较好的协调政策，应致力于用投资代替进口的办法减少所需的资本流入——反之亦然——从而使长时期内事前两个缺口相等”。〔6〕
　　　　3.关于利用外资的政策选择
　　钱纳里二人认为：“外部资源对增长的贡献可大可小，视接受国家的响应而定”。因而政策选择就成了十分重要的事情。当然政策选择有两个方面，一是指发展中国家，一是指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利用外资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从依靠援助的增长转变为自我保持的增长”，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的中心“必须按照对增长的主要限制而变化”。在钱纳里看来，在增长率低于合理目标率的第一阶段，政策中心必须是增加产值，这意味着既提高实物资本输入又增加人力资源输入的质和量，同时，还必须先从提高税收和储蓄入手，以保证国际社会提供的资金在完成上有保证。当第一阶段完成时，投资增长率可维持在6—7％的水平，此时经济增长政策的中心必须逐渐转向：（a ）实现所需的生产结构改变以防止支付平衡赤字的进一步增长；（b ）将收入增加中的足够部分引向储蓄。为了实现这种转变，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第一点“实行起来更加困难”和更加迫切。为此，发展中国家的政策手段也必须随之改变。一是要采取坚决手段“下降”援助的流量，防止外资流入的显着上升；一是使出口增长至少等于国民生产总值的目标增长率。反之，就会影响国内的结构改革，“反而使第三阶段更难成功”。〔7〕
　　两缺口理论抓住了影响发展中国家的两个主要因素，影响十分深远，它在相当程度上成了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发展民族经济的理论范本。这之后，三缺口、四缺口等理论相继产生，显示了其存在的生命力。
　　　　　　五、债务周期理论的提出和论证
　　债务周期理论，是西方经济学家论证一个国家从债务国转变为债权国所必须的条件、必经的演变阶段的理论。钱纳里等人的两缺口理论，勾画了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由依靠外援的增长转变为自我持续的增长”的经济增长三阶段。尽管钱纳里等人是从利用外资的大角度来阐述问题的，也没有明确提出债务周期的概念，但他们的债务周期的三个阶段仍是清晰可见的。
　　债务周期的提出和论证是本世纪70年代由美国经济学家费舍尔（ S.Fischer）和福兰克（J.Frenkel）完成的。 费舍尔与福兰克认为：一国的借贷地位会随着经济发展和国际收支状况的变化而发生动态变化，即由不成熟的债务人、成熟的债务人，经过债务减少者阶段，最后演变为不成熟的债权人、成熟的债权人。费舍尔、福兰克对每一阶段的特点作了设想，他们说，在债务周期的第一阶段的特点是，贸易逆差，利息支付净流出，净资本流入，债务上升；第二阶段的特点是，贸易逆差下降，开始有顺差，利息支付的净流出，净资本流入下降，债务按递减速度上升；第三阶段的特点是，贸易顺差上升，利息支付的净流出减少，净资本流出，净外债下降；第四阶段的特点是，贸易顺差下降，再转为逆差，利息支付的净流出减少，转为流入，资本按递减率流出，外国资产的净积累；第五阶段的特点是，贸易逆差，利息支付的净流入，净流本流量减少，净外国资产的头寸缓慢增长或稳定不变。
　　对于债务周期理论，我认为需要注意的有四点：
　　第一，债务周期理论，是第一个以外债为专门研究对象的理论，这与前面考察问题从外资的角度是不一样的。因此，这本身就是一个大发展，说明外债问题开始引人注目。
　　第二，债务周期理论，适应70年代私人债务特别是石油美元兴起的需要，在客观上为石油美元的重新循环作了广告。
　　第三，债务周期确实存在，在世界经济史上，英国和美国是两个典型，他们都顺利地实现了从债务国向债权国的转变。最近，南朝鲜宣布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再一次向人们展示了其由债务国向债权国过渡的足迹。
　　第四，债务周期理论只讲到顺利转变的情况，而没有注意到不能顺利转变的情况。这无疑是它一个重大的理论缺陷。因为事实上往往存在着这样一种情况，举借外债不仅没有实现转化，反而发生了严重的债务危机。80年代初，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拉丁美洲国家以及很大一部分非洲国家和亚洲的菲律宾，就是这种情况的典型。债务危机使这些国家在80年代度过了“失去的十年”，人民生活水平降到了60年代的水平，并引发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
　　债务周期有好几种，我在这里所列举的仅以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报告”的内容为限。
　　　　　　六、债务“桎梏”理论
　　债务“桎梏”理论，是西方激进政治经济学家与西方“依附论”经济学家等的共同主张。
　　　　1.西方激进政治经济学家的观点
　　西方激进政治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中新发展的一个学派，从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巴兰开始。主要代表人物有：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罗伯特·布伦纳与谢里尔·佩耶等。激进政治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制度持批判的立场，不同意发展经济学家关于外债是发展中国家引擎的观点，提出了债务“桎梏”理论。
　　西方激进政治经济学家认为，第三世界国家远远没有从国际资本流动中获得好处，它们在利用外资的过程中，因为它们的大部分经济剩余被转移到国外，从而使经济遭到严重的损害。其理由是：
　　其一，外援是“握在施援国手中的对外政策的武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跨国公司和国际资本的代理人，它“谨慎而有意识地运用它的金融实力助长私人资本和国际资本的利益向‘不发达’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扩张”，从而把第三世界引入了“债务陷井”，让他们“受资本主义强国和它们的机构操纵”；
　　其二，外债是富国榨取穷国本来可以促进内部积累的剩余的一种强有力的手段，这从长期以来第三世界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支付的利息和分期付款超过它们所得到的贷款中可以证明；
　　其三，多数外援没有最终用于提高资本积累率和经济增长率，而是用于私人消费或者经常性公共支出（包括军费支出）或者低效益的投资项目上，因而“外援对一个国家的长期增长率的实际影响是微不足道甚至可能是消极的”。〔8〕
　　　　2.依附论者的主张
　　在这个问题上，依附论经济学家的立场与之差不多。依附论是在批判正统的西方资产阶级现代化理论的缺陷和结构主义发展理论的某些局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主要的代表人物有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巴西学者多斯桑托斯、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等。他们对外国资本的消极作用论述得比较多。
　　萨米尔·阿明把资本输出分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流向新的中心类型的国家如美国、加拿大、俄国、日本、澳大利亚等，一种是流向外围地区如拉丁美洲、亚洲等。阿明认为，“这两种投资不论在职能或动力上都不一样”。对前者而言，外资“只起一个辅助作用，数量上也是次要的，而且重要性也日益缩小”。因此，在这些国家中，国内外所有的投资推动了经济增长，利润流出的问题变得次要了。这些国家开始时是债务国，后来自己成了债权国。对后者而言，局面就不是这样的了，它们从来没有达到输出资本的阶段，而只是从“新借户”（资本流入超过利润流出）变为“老借户”（利润流出超过资本流入），从而形成了外围国家对中心国家的依附性，并且这种对依附“往往成为永久性现象”。由此，阿明得出结论：资本和技术转移到穷国的历史结果只是在非常迅速增长的短暂时期之后，出现“……发展受阻、停滞、甚至退步的时期；没有任何前途的奇迹和已经失败的起飞”。〔9〕
　　　　3.债务陷井说
　　另外，芝加哥第一国民银行副总裁R. Lombardi 在《债务陷井》（Debt Trap）一书中，也提出：东亚奇迹等是试管环境的产物， 根本不可能推广，等待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只能是高额外债，即陷入债务陷井而形成对发达国家的依赖。
　　80年代席卷全球的债务危机，对国际社会尤如投下了一颗原子弹，人们谈债色变，“债务：第三世界的桎梏”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
　　　　　　七、西方经济学家对外债两面性的初步认识
　　债务危机引发了人们对债务问题的重视，一时间关于外债的文献急剧增加，外债概念、外债战略、偿债指标等均提出来了。在外债与经济的关系上，开始出现了对外债两面性的初步认识，即在肯定外债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的同时，又指出了运用不好的危害。
　　　　1.世界银行的处方：贡献？灾难？
　　世界银行在这方面走在前面。1985年，世界银行发表了《1985年世界发展报告》。《报告》针对人们对外债的怀疑甚至否认态度，“集中阐明国际资本对于经济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报告》认为，资本的国际性流动能促进全球经济效益的提高，能使有赤字的国家在减少和弥补赤字之间取得平衡。同时，《报告》又强调道，获得国际资本也承受着风险，甚至在一些情况下，“外债是一张造成灾难的处方”。〔10〕因此，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国外资金所起的恰当作用是补充国内储蓄，而不应该取而代之并应该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和措施加以防范。至于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消极影响，《报告》也列举了两个方面，它认为工业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主要取决于两个政策领域所发生的情况：实际利率和保护主义。
　　　　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认识：福兮？祸兮？
　　1992 年3 月，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策开发和审查部副部长美国人Susan Schadler发表了《资本流入剧增：福兮，祸兮？》一文。这篇文章事实上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智利、哥伦比亚、埃及、墨西哥、西班牙和泰国等六个国家在1989—1992年期间的一份调查研究报告。文章说，最近，若干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入迅猛增加，这为它们进行更多的投资和实现更快的增长带来了希望。但好事过了头就会出问题。在资本流量倒流风险高的情况下，更是如此。突然而至的巨额资本流入会加剧宏观经济的不稳定，如消费快速增加，通货膨胀加剧或居高不下，实际汇率升值，以及经常帐户的赤字增加。〔11〕
　　从西方债务理论看，鼓吹债务为引擎的经济学家，大都从发展中国家需要大量的外资立论的，一些具体的结论也是可信的。这些鼓吹，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大胆利用外债是有好处的。但这些经济学家在认识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问题时，有一个基本的前提错误，即他们只是从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内部因素看不发达社会的不发达问题，而没有深入到西方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控制和不发达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中解释这些不发达国家的不发达现象。因而他们在论述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时，只讲发展中国家的客观需要，对发达国家通过资本输出加强对发展中国家控制的本质避而不谈。这样，就决定他们对外债的消极方面注意不够或视而不见，没有看到外债资本的驱利性，也没有看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债权国在贷出资本时隐藏在其背后的肮脏的政治动机和控制企图。就债务桎梏理论而言，它对于认清外债资本的本质是有帮助的，但他们忘记斗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总有一点把肮水和孩子一块倒掉的味道，给人以悲观无助的凄凉感。债务危机后，西方经济学家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有了较大的进步，看到了外债的积极方面和消极因素，但还不够，即还没有深入到外债的本质和债权国的动机与企图上。
　　注释：
　　〔1〕陈岱孙、厉以宁《国际金融学说史》，第330、336页， 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年版。
　　〔2〕陈岱孙、厉以宁《国际金融学说史》，第330、336页， 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年版。
　　〔3〕（美）W.W罗斯托：《从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经济学》，　第10、16、18、326—34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4〕同上。
　　〔5〕杨建文：《20世纪外国经济学名着概览》第720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6〕《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八辑，商务印书馆1984 年版。
　　〔7〕同上。
　　〔8 〕萨米尔·阿明：《不平等的发展——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第155、211、219页，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9〕《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十五辑，第165—167、247—248页，商务印书馆1984 年版。
　　〔10〕世界银行：《1985年世界发展报告》，第64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
　　〔11〕Susan Schadler《资本流入剧增：福兮，祸兮？》，《金融与发展》，1992年第3期。
投资研究京38～45F61财政与税务隆武华19981998（作者工作单位：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作者：投资研究京38～45F61财政与税务隆武华19981998

网载 2013-09-10 21:31:21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