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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在西方史学潺潺流动的历史长河中，曾经历了古朴的古典史学、晦暗的中世纪史学以及波澜壮阔的近代史学阶段，涌现出众多纷繁复杂的史学流派与理论，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然而，纵观西方史学发展之始终，其变化之最当属从传统史学到新史学的飞跃，这一转变体现了精深博大的思想内容与特点。
　　从古希腊史学时代开始，西方史学就确立了追求信史的求真意识，扬善抑恶、树之风声，一直就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目标。历史学的这一社会功用以及由此订立的基本学术规范，贯穿了西方史学发展之始终。然而，自20世纪以来，西方史学出现了新变化，新史学以其全新面貌登上了历史舞台，就历史研究的对象、史料、方法、领域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理论、新方法和新思维，全面深化了西方史学研究，而且这种趋势在70、80年代以后的当代西方史学中不断加强。
　　一
　　新史学在历史认识论上对传统史学做出重大调整。传统史学的历史认知活动非常有限，史家只能被动地适应史料，通过史料的收集、归纳、整理与分析，最终达到还原历史的目标。在传统史学中，历史研究的主体只能服从于客体，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发挥的空间。与之相比，新史学对历史研究中主客体关系做出新的解释。一方面，新史学强调历史认知活动中主体与客体的必然联系，提倡在主、客体之间，建立一种相互补充、互为助益的科学联系，使主体与客体最终都服务于历史研究这一根本目标。
　　另一方面，新史学并没有全面否认历史认知客体，它仍然强调追求历史真实所具有的意义，只不过，新史学认为单纯依靠历史客体的片断性、或然性的认知，尚不足以反映历史全貌。因此，新史学强调历史认知主体对历史的重塑与构建，强调史家在历史认知活动中应该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在新史学看来，史家的主观能动性，包括其知识结构、教育程度、认知水平、社会生活环境等，都会成为历史解释中非常重要的认知因素，直接或间接作用于历史认知。新史学强调对历史的规律性与系统性解释，强调史料的社会认知功能，强调史学的社会参及其社会价值。
　　然而，自20世纪70、80年代开始，新史学对历史解释的种种不足逐渐显露，其历史认知的一些基本观念由此得到深化。针对新史学过分关注历史认知主体所导致的相对主义、主观主义、唯心主义等倾向，当代西方史学不再简单坚持历史认知主体的独立思维活动，也不再单纯强调史家的历史思维与客观历史并行不悖的双重历史特征，而是将史家的认知重新回复到对客观历史的准确反映。一方面，尽量减少或放弃纯粹主观性认知，摆脱带有先验论色彩的历史模型或者逻辑推理，扩大并增加历史研究的客观性，使史家的认识活动与客观史实尽可能贴近或吻合。另一方面，在更大范围内充分占有史料，不仅注重“静止的材料”，如政府档案、历史记述等，而且更加注重能反映大众生活的“鲜活的材料”，如当事人的口述、实物、古迹等。从多个角度，在多个领域，使史家的历史解释更加全面、深入，在历史的本源、过程以及结论上与客观历史更加吻合。
　　当代西方史学不断深化认识论，通过重新评价历史认知中的本体论与客体论，使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得到张显。新的历史认知理论并非抛弃了新史学的格致，也不是简单回归传统史学的藩篱，而是结合了两者的特点，对史学的科学内涵做出了全新的解释。
　　二
　　在历史方法论上的重大变革，构成了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跨越的第二个重要内容。传统史学的历史表述相对比较单一，多以史料考证为基础，以科学实证主义为指导，强调历史研究中的归纳、分析以及比较，并将此作为最基本的研究方法。为此，传统史学大致采取了叙述史的表述风格，强调历史解释的故事性，强调历史叙事的情节性与完整性，强调历史写作中英雄人物的中心化表达。
　　与此相反，新史学则更强调历史研究的分析性而非叙述性，在对史料做更广泛收集、分析、综合的基础上，更强调史家运用科学逻辑，对客观历史进程进行新的解构与重塑。在具体研究方法上，新史学广泛吸收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研究方法，大规模运用于历史研究。新史学所采取的数理逻辑推论、数学模型、社会学、人口学以及心理学的概率统计方法，与传统史学大相径庭。在逻辑上将历史过程先行分离，然后再用科学语言整合并且重组，最后回复到历史真实，深化对历史的理解。
　　同样，从20世纪70年代起，新史学的历史认知实践也遇到了大量问题，如历史解释的模式化、静止化、空心化以及随意化。为此，当代西方史学不再过分强调所谓的结构研究、过程分析、静态考察，而是将历史方法研究与建立历史学体系相结合，从简单套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上升到对历史学体系的全面丰富与深化，对历史研究的方法论进行调整。这一史学实践的结果导致了史学的多元化、碎化甚至对立化：其一，史学的多元化特征日趋明显。大量新兴的史学分支学科不断涌现，如社会心态史、历史人类学、女性史学等，并逐渐成为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其二，史学的碎化不断加剧。在当代西方史学中，传统史学所尊崇的“宏大叙事”或者“元叙事”逐渐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人们的日常生活、社会下层人物、历史偶然事件、某个特定地区或者某些特定人群的精神状态等微观研究，历史研究中零碎的个案内容不断增多。其三，大量史学形态，诸如后现代史学，则更是强烈质疑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将历史理解为史家的一种“情节构想”，转而更强调所谓的“历史表达”。
　　当代西方史学的多元化与碎化，使传统史学乃至新史学所固守的“求真”与“务实”的史学精神受到冲击。在当代西方史学中，以后现代史学为代表，曾一度强调使用新的学术语境来解析历史，这使语言学在历史研究中被赋予了新的涵义，历史的文字表达进入了一个新的认识高度，史学的象征化、符号化以及文学化特征不断被强调，这使当代西方史学的方法论进一步丰富。
　　三
　　历史研究对象不断扩大、史料日趋丰富，构成了西方史学转变、跨越的又一个重要内容。众所周知，传统史学的研究范围主要以政治史为主，在讲史与写史的过程中着眼于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讲述与说明。因而在传统史学中，历史研究的焦点集中于王朝更替、社会变迁、英雄造世等主题，旨在说明历史的变革规律、道德原则以及社会形态等，这与传统史学所坚持的史学功用是相互吻合的，历史的社会教化作用也恰恰体现于此。
　　与之相比，新史学极大地拓展了历史研究的范围，史学研究的对象似乎无所不包。新史学从文化形态、经济形态以及社会形态出发，从多个层面探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进而在自然环境、地缘地貌、人类心理、大众意识等领域，全面探索并解构历史，深化人类对自身起源、发展进程以及进化规律的认识。与之相比，当代西方史学则更是将历史研究范围扩展至一个更博大的范围，大量带有交叉、综合以及专题性特征的历史分支学科，纷纷成为历史研究的新热点，这些新兴学科从不同层次和角度，对历史进行更彻底的剥离，极大地填补了传统史学和新史学的研究空白。
　　与历史研究对象及其范围的扩展相对应，支撑西方史学研究的史料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包括史料的种类、成分、范围以及性质。传统史学所依赖的史料多以见诸文字的材料为主，特别是档案文件，最受史家青睐，成为传统史学研究最重要的史料来源。传统史学屡遭诟病，就是因为它所依赖的材料并非史料的全部，只能相对、有限地反映局部历史，而不是历史的全貌和真相。
　　就此，新史学空前扩大了构筑史学研究基础的史料之范围，更深程度探求史料的真谛。上至反映社会精英人物历史活动的档案文件，下到体现大众百姓生活的私人书信、日记、家谱等，尽为新史学收入囊中。甚至大量日常生活中的实物，如工具、器皿、绘画、古迹等，都为史家奉为至宝。更有甚者，在“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新史学思想的指导下，新史学还将不同于文字材料的口述资料，如调查报告、大众传说、个人回忆等，也列为历史研究的重要依据。尽管口述史学的历史由来已久，但新史学却将之提升到一个新高度，极大地改变了口述史学及其史料的性质。在新史学看来，口述史料要比文献史料更精确、更客观。因为通过口述史料，可以让史家直接接近或深入历史，尽量避免在史家与历史真实之间出现主观或客观障碍。
　　由此可见，和传统史学相比，新史学所倚重的史料，不仅在成分、种类以及范围上出现改变，而且史料的性质也产生了变化，史家对史料的运用，除了探寻历史真实这一目标以外，还体现了新史学的治史观念，即塑造社会的历史意识。这是新史学走下高高在上的学术庙堂，步入大众生活的一种尝试，这一趋势在20世纪70、80年代以后的西方当代史学中进一步加强。而在一度盛行的后现代史学中，史料被认定从来都是不客观的、不真实的，因此，依据任何史料所解读的历史，也只能是一种由少数历史学家“想象”的思想产物，并不是真实的历史。后现代史学对史料的极端化理解，使其历史结论不可避免地走向极端。
　　四
　　综上所述，从传统史学到新史学，再到当代史学，西方史学在史观、方法、史料、研究对象与指导理论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对西方史学的影响毁誉参半、功过不一。其中，就其积极影响来说，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纵观历史，西方史学进步的重大成果就是历史认知的空前深化。作为史学认知主体的史家，他们在西方史学的历史嬗变中成长壮大，其认知水平不断提高，认知层次日趋多样化，角度更丰富，研究方法更细致。就西方史学的认知历程看，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从历史研究中获得如此广泛、深入的知识。史家无论是对历史本质的认识，还是对历史真实的探索，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第二，历史学自身内涵不断丰富，外延持续扩展。西方史学在其演化进程中，一方面衍生出大量的史学分支学科，使史学不断向细化、专业化，丰富和发展了西方史学的内涵。另一方面，随着史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不断的综合与交叉，孕育产生了大量新的研究方法、理论、模型以及范式，极大地拓展了西方史学的外延，空前深化了史学研究。
　　然而，西方史学的历史嬗变也不都是积极的，在其发展进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许多消极影响：其一，和传统史学循序渐进的进化方式不同，新史学的认知理论与实践发展迅猛。由于新史学它全面否定了传统史学，因而导致了历史认知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包括史学的基本定义、研究对象、史料组成、历史认识标准以及社会价值等。其中，对历史认知是否具有科学性的怀疑，在20世纪70、80年代以后蔚然成风，并且愈演愈烈。在当代西方史学中，后现代史学的历史认知出现了严重错位，使历史认知的相对性越来越突出，进而直接影响到史学研究的基本规范以及史学的社会功用。
　　其二，新史学在构建其学术体系的过程中，与历史研究的多样化相伴，也使历史研究变得庞杂繁琐。和传统史学相比，新史学从构建之初就显得千头万绪、纷繁复杂，其学术理论不甚枚举，其研究对象更是多种多样，这使新史学很难建立一个统一、完整的学科体系，这一情形在当代西方史学中仍然存在。毫无疑问，新史学以及当代西方史学对历史的“尽情扩展”，不是拉近而是扩大了历史研究与社会大众的距离，进而制约了历史研究发挥其社会功用。
　　综上所述，西方史学的历史跨越，既推动了历史研究的深化，也为其未来的发展提出了新问题、新挑战，如何科学地解决这些问题，是西方史学能否实现新的历史跨越、战胜自我的一个关键。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京③K1历史学许海云20082008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京③K1历史学许海云20082008

网载 2013-09-10 21:3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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