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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我国出现了长篇叙事诗创作的第一次高潮，这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留下了许多值得后人深入探索的内容。对这一文学现象，以往文学研究者们就曾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从各个具体作家、具体作品入手，深入分析，力求对作家作品做出公正的评价，其中当然也不乏对某些作品的盛誉。时至今日，已有众多权威性的论点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然而随着对整个当代文学研究的日益深入，人们的视野越来越开阔，对某些问题的分析也越来越能超越时代的局限。原来存在于这一特定文学现象探讨中的不足，也日益暴露出来。本文试图从其产生的根源（主要是文学自身发展规律的影响），它与同时形成的长篇小说创作高潮的某些相同点的分析，它的民歌体的艺术特色及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几方面，来探讨它的成就和不足，从而为这一文学现象的研究提供点新内容。
　　　　　　一
　　长篇叙事诗在不长的一段时间内呈现出十分繁荣的局面，构成当代诗歌发展史上最热闹的一景，其规模之大，反响之强烈实为鲜见。且不论其总体艺术价值的高低，仅这一现象就为当代诗歌研究提供了重要内容。导致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首先应为我们所关注，尤其是从诗歌创作的内部去挖掘它的历史渊源、积累形成的过程就更为重要，以求从中找到它的合理成分，进而说明它在新诗发展史上所应占有的位置，并借此分析当代诗歌发展演变的某些特点。当然，在从诗歌自身规律入手分析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回避它所受到的外力的影响，承认并剖析这种外部影响带来的积极或消极的作用。
　　现代新诗从其问世到五十年代末，已经走过了四十余年的发展历程，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进行了多方面的艺术探索。从艺术自身的发展规律而言，诗歌创作向着更深更广的领域迈进，这是其必然。诗歌艺术需要有更博大精深的作品问世，需要自身的不断超越。这种客观要求是推动诗歌发展的深藏的内在动力，虽然艺术创作外部环境的变化，会以正反面影响它的实现，但无力从根本上动摇这种内在动力。一有适当的时机，或一旦它为自己创造出适当的时机（哪怕是以扭曲的形式出现），它就要显示出这种能量。这是诗歌发展中任何高潮形成的最深层的动因。在新诗几十年的发展中，相对抒情诗而言，长篇叙事诗的创作较为逊色。虽然抗战时期和四十年代解放区文学中出现了一些较优秀的作品，有的甚至成为新文学的代表作品，但从总体上看，其数量偏少，影响也不如抒情诗大。四十年代初，长篇叙事诗的创作，开始趋于活跃，呈上升趋势，显示出诗歌发展的一种新动态。然而由于社会政治原因，这一趋势到四十年代末暂时中止了。歌颂新时代新生活的抒情诗形成强大势头，并构成诗歌创作的主潮。在此情况下长篇叙事诗又显得相对冷落。从诗歌艺术的自身发展规律看，这是一种非正常的现象。原因之一是长篇叙事诗的创作往往需要更长时间的积累，更精心的构思和推敲，需要在艺术表现日益丰富成熟的基础上来完成。中国新文学从现代进入当代，既延续着自身的发展，又有重大的转变。诗人们面对新的形势，必然要有一个创作心态的调整和适应的过程，在与新生活的磨合中来孕育新的创作高潮。无论是着名诗人，还是后起之秀，都在探索中寻找着更高的攀登点，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来完成新的突破。无疑，在共同的追寻中渴望表现更深更广的社会历史内容，揭示更具思想深度的诗歌主题的“史诗情结”，构成诗人们的共同创作心态。创作史诗性的作品，对于中国作家永远是难以拒绝的诱惑。他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政治使命感和艺术的追求水乳交融，热切盼望在史诗性的作品中得以展示。这对他们以往的创作来讲乃是向往已久的飞跃。史诗性的长篇叙事诗的创作，寄托着他们对新的艺术高度的冲击欲望。尽管有些诗人如李季、田间等已有过长篇叙事诗问世，但对以往的超越，成为此时创作的更具诱惑力的目标。至于尚未有此类作品问世的诗人们，更希望通过它来证实自己的创作才能。
　　另外，与此紧密相关的因素还有当代诗歌创作的发展演变。它也从另一个侧面促成了长篇叙事诗创作高潮的出现。进入当代后，诗歌创作如同其它体裁的文学创作一样，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重大变化。再加上诗歌和政治风云的联系更紧密些，所以受到的影响更大。受新时代的鼓舞，最初诗人写下的多是热情的颂歌。而后来随社会形势的变化又逐渐加重了政治斗争的色彩。这种从颂歌到战歌的变化使抒情诗表现的广阔领域变得越来越狭窄，逐渐流于一种共同的模式，并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很难形成突破。当这种局限自觉或不自觉地被诗人们意识到时，就会构成摆脱束缚的深层心理，就会转而寻找另外的途径。例如，由抒情诗转向叙事诗，虽然未必能完全消除这种制约，但毕竟闪现着新的希望，有可能给诗人提供显示艺术个性的机会，有可能实现创作上的新收获，所以，其诱惑力难以令人抗拒。应该注意的是，这种潜在的创作心理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造成了分析问题时的盲点。
　　当然，此时社会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因素对这一文学现象的形成影响颇大。鉴于当代文学伊始就形成的文学传统：与社会政治文化的紧密结合，以及社会对文学的明确要求，强调此方面的影响是十分必要的。否则我们就缺少了一个重要的参照系数。这从此类诗作的思想内容和美学风格上可得到鲜明的印证。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建国十周年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对某些诗人的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中国文学中固有的“献礼”心态也许促使了一些诗作的适时问世，形成这一高潮的一道特有的风景线。然而从根本上说，任何文学外部的因素都必须转化为文学内部的因素来最终实现自己的作用。所有作品产生时的人文背景都只能部分地而不能全部地决定其命运。这种转化是复杂的，要通过作家的意识来完成。它要被纳入到文学的轨道上运转，即使有浓重的外力的色彩，也已经是经过了文学化的改造，是文学的政治、文学的意识形态的反应。正是从这一点上，我们强调艺术本身影响力的决定作用，同时，兼顾其它因素的渗透。
　　　　　　二
　　几乎与长篇叙事诗创作高潮出现同时，当代文学的长篇小说创作也迎来了一个黄金时期，许多有影响的作品纷纷问世。令人注意的是两种文学体裁的相同之处甚多，从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到艺术表现手法，多有相互映衬之趣。这当然不会是偶然的巧合。结合当时的文艺思想斗争、文学思潮，结合社会对文学的要求以及被现时政治文化土壤培养起来的读者的欣赏趣味，只能说是当代文学发展的一种必然，注意到这点，有助于我们从宏观上去把握分析对象，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研究本时期长篇叙事诗创作的诸种特点。
　　本时期的长篇叙事诗，绝大多数都在关注着刚刚结束不久的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斗争。从不同的侧面描绘近半个世纪以来的风云变幻的社会生活，构成其创作的主要内容。这种从重大历史事件切入的意图，固然与诗人们的史诗情结一脉相承，是其必然的结果（很长一个时期来，我们一直将是否写出了重大的政治斗争和政治事件，作为文学作品是否具有史诗性的评判标准），但同时也是当时文学思潮的集中体现。经历了若干次对各种“非社会主义”的文学思想的批判后，此时的文学思潮正趋向完全的统一，对文学反映的对象也有了更明确的要求，实事求是地说，可供作家的选择的创作领域已比较狭窄，能涉及的社会生活也很有限。然而，关系中国社会历史命运的这段历史，确已成为各种文学体载表现的对象，并且从中产生了一些优秀的作品。作为艺术的表现对象，它的价值意义已经得到充分的体现。本时期的一些长篇叙事诗艺术地展示了它的历史进程，描绘出矛盾对立双方的激烈阶级斗争。成就不容否认。如《杨高传》、《复仇的火焰》、《将军三部曲》都以独特的表现，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准。然而在这中间，确也存在某些创作思想上的误区。其一是史诗性的追求，并非一定要通过某段重要历史的描写来实现，还有更多可表现的生活领域。就是在特定的重大历史关头，供艺术创作汲取营养的生活素材也是丰富多彩的，不像我们在创作中表现出来的那么单一。其二是对被限定的表现题材的自觉跟随，泯灭了一些诗人的艺术创造力，造成其艺术才华的极大浪费。联系本时期长篇小说创作，这一取材上的相似性就愈加明显，从中表现出的共同特征更具穿透力，折射出一个时期的文学导向。有的诗人以自己不擅长的表现手法，又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里力不从心地创作，而最终换取的是良好的艺术动机和令人失望的艺术效果不相统一的结局。对此，如果仅从作家个人的角度来分析，显然是无法说明问题的。诗人无法抗拒本时期文学思潮的引导或诱惑，它甚至成为诗人创作的指导思想。正如有的诗人讲的：“我要歌颂这个历史的转折点，就是要歌颂这一期间党和人民的斗争，就是希望能忠实地叙述这一历史时期革命英雄的故事。”〔1〕
　　作为诗歌艺术重要一翼的长篇叙事诗，无疑要有一定的事件作为创作的基点，围绕某一事件来创造诗情世界。由此而言，叙事是必然的。本时期的长篇叙事诗都注重于对尖锐激烈、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的描绘，把诗歌中主要人物的命运与历史风云紧密结合，强调历史事件对人物命运的深刻影响。为突出阶级的斗争对人物的制约作用，全力叙述各种矛盾斗争的场面，故事情节曲折多变。如李季的《杨高传》、闻捷的《复仇的火焰》、王致远的《胡桃坡》、白桦的《鹰群》等都具有这一特点。对此，当时人们给予了较高评价，充分肯定诗人们的这一艺术追求。由于场面宏大，矛盾线索错综复杂，冲突此起彼伏，闻捷的《复仇的火焰》被评论家称赞为“诗体小说”。白桦也自称自己的《鹰群》是“诗体故事”。的确，这种努力丰富了诗歌的艺术表现，从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诗人们“全景式”描写的追求，达到了他们所希望的引人入胜的企图。同时，这一诗风也契合着当时的文化氛围，迎合了当时读者的阅读心理。在把阶级斗争看成是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的年代，文学期待视野的设立不能与此无关。而连接作者与读者的文本，在彼此召唤中必然伴随着社会斗争的轰鸣。作者对血与火交织的斗争的描写，满足了读者对斗争的心理渴望。因而，对故事情节的偏爱就不是一两个诗人的个人表现。然而，叙事诗不同于小说，它首先是诗，它的叙事强调的是诗意的叙述，表达出的应是对生活的诗意的理解和认识。叙事不是它的目的，讲述曲折动人的故事，只是服务于诗人对生活的诗意的思考的一种手段。在叙事之上的是诗的哲理，诗的意境，诗的氛围的创造，诗的情感的渲染，一味沉溺于具体生活事件的叙述、描写，必然会造成对诗的特征的破坏，违背诗歌这一特殊艺术门类的基本规律，使其混淆于其它艺术体裁。从新诗的发展史来看，崛起于四十年代解放区文学中的民歌体叙事长诗对本时期的叙事长诗创作影响极大，而一些诗人正是从那时闻名于诗坛的。作为文学大众化的一种尝试，民歌体叙事长诗的意义应充分肯定。
　　与此同时，诗人们还在自己的诗作中努力追求人物性格的塑造，如，杨高（李季《杨高传》）、巴哈尔（闻捷《复仇的火焰》）、将军（郭小川《将军三部曲》）、李大钊（臧克家《李大钊》）都是诗人刻意塑造的渴望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也许受同时期长篇小说创作的影响，也许它们同是当时文学思潮的产物，两种文学体裁同在实践着一种创作追求。把人物形象的塑造作为艺术创作的基点，对于长篇小说来说，它是适合的；但对于叙事诗来讲，将人物形象的塑造提到特殊的地位来强调，则不利于自身优势的显现，而容易导致向其它文学体裁的靠拢。诗的世界应该是更形而上学的，更具象征性和情感性的。诗人们在精心描绘人物性格的时候，难免要限制他超越具体的人与事，破坏他对创作的艺术世界的诗意的整体性把握。事实证明，这种担心不是多余的。
　　　　　　三
　　在当代诗歌创作中，强调对民歌的学习与借鉴，是前十七年间的一个重要课题。许多理论家高度肯定民歌对新诗发展的重大意义，把它看成是诗歌发展的关键。甚至认为在它的影响下，将会出现一个前无古人的诗的黄金时代，“这个时代将使‘风’‘骚’失色，‘建安’低头，使‘盛唐’诸公不能望其项背，‘五四’光辉不能比美。”〔2 〕种种类似的主张和理论的盛行，使诗人对民歌体有了过分的偏好。再加上四十年代解放区文学传统的延续，一些着名的民歌体长诗取得的巨大成功的诱惑，在长篇叙事诗创作中，对民歌的学习借鉴吸收利用蔚然成风，有的完全运用民歌的形式，有的是以民歌形式为基础，适当吸收其它表现手段，完全不受民歌影响的诗作几乎没有。应该看到，对民歌的学习借鉴在现代新诗的发展上曾起过积极作用，产生过相当有益的影响。它丰富了新诗的艺术表现，开拓了诗歌创作的领域，一些优秀诗作的成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但如果就此得出民歌方向就是新诗的发展方向，无疑是不正确的，结果只能是，它不仅抵消了民歌对现代诗歌的贡献，而且将新诗引向了更为狭窄的道路。民歌自身的种种局限，会严重抑制诗歌艺术的进一步提高。因而在探讨当代长篇叙事诗第一次创作高潮的成就与不足的时候，首先应注意到这一特征，看到它对诗人和诗作的重要影响。李季的《杨高传》和王致远的《胡桃坡》都有意使用了“信天游”的表现形式。田间的《赶车传》追求以六言为基础的民歌形式，序言就像一首真正的民歌：“贫农石不烂，故事一大串，有人告田间，写了《赶车传》”。这里既有对以往探索的继续，更有受当时文学思潮催促的因素。诗人李季就曾讲：“新诗必须在民歌和传统诗词的基础上进行创造，而这二者，民歌，特别是新民歌较之于传统诗词，却是更重要一些的。”〔3〕在这种占统治地位的思潮的影响下， 各民族各地域的民歌，成为表现本民族本地域生活的长篇叙事诗在表现形式方面首要考虑的问题。
　　另外，此时几乎全部的长篇叙事诗都在艺术风格上追求革命浪漫主义的特色。首先是从思想内容极力突出诗人的政治热情，展示其作为一个阶级的“战士”的革命胸怀，塑造本阶级理想化的人物形象，并且以对未来的热情憧憬或直接描绘来表现政治理想。恰似诗人田间所言：“伟大时代的开端，人民正渴望着美好的歌，正要求诗歌歌唱他们的心和希望，歌唱他们的斗争，并且希望诗歌成为他们心上的阳光。”〔4 〕不容否认，诗人们是真诚的。他们相信自己写的是生活的本质，相信自己把握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在和着时代的脉搏跳动，并且他们的诗篇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读者的喜爱，符合流行的文化思潮，构成当代文学的一种特殊景观，其意义和影响不能抹杀。然而，受社会政治思潮的影响，导致本时期文艺观念中浪漫主义过度膨胀。诗人们对生活的把握和分析出现偏差，良好的创作意图未能取得良好的艺术效果，空想和理想混淆在一起，激情淹没了生活的真实。如田间《赶车传》对想象中的“人间仙境”的描绘，只不过是诗人激情的外化，是远不可能达到的空想的产物。再如李季的《杨高传》为了突出主人公的革命精神，以革命热情代替科学技术，极力渲染人物不但在战争年代，而且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站在阶级的前列。它虽然极具鼓动性，但由于思想认识的偏颇，带上了某些违背科学规律的空想成分，从而造成让人遗憾的后果。其次，在表现手法上，作品多注意对尖锐激烈的矛盾斗争描绘，重视时代风云的展示，强调写行动中的人，强调对斗争过程的表现。多追求明快高昂的格调。从故事情节的安排上，强调正义的力量不可战胜，反动的势力必然灭亡。考虑到现实社会对文学作品的要求，光明一定战胜黑暗，往往成了长篇叙事诗固定的结构方式。诗歌中描写的所有艰难曲折都是为了衬托最后的胜利，都是为了美好信念的实现。像同时期的长篇小说创作一样，这里缺少悲剧性生活场景的展示，因而它在真实地写出了历史的大趋势的同时，也留下了一些缺陷，即缺少了对对历史进程的曲折及其中必然伴随的苦难的揭示。革命浪漫主义精神弥漫在故事情节的描述中；又如，从场景的描绘上，也流露出理想化的色彩，诗中重要场景的设置，是从表现诗歌主人公的高大形象出发，让其成为人物塑造的重要手段，侧重于特定背景下长诗主人公的感人情怀的展示，或追求高亢气氛的渲染，如《杨高传》中端阳宁死不劝降的场景的表现。或突出优美诗意的抒发，如《将军三部曲》中将军月下散步的描写，无不鲜明地带有这一特征，让人从中感受到高昂向上的情调。然而，此类方法的普遍运用，也导致了艺术表现上的雷同化，缺少了应有的多侧面、多层次的描写，不利于对社会生活丰富复杂性的挖掘。
　　综上所述，当代长篇叙事诗第一次创作高潮，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有着自己独特的价值。这一文学现象，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容，从中显示出若干可供后人分析借鉴的资料。它的得与失，无疑都会给我们有益的启示，使我们从中寻找到当代诗歌发展的某些特点，得出对那个特定时期文学创作的清醒而符合实际的认识。
　　注：
　　〔1〕田间《赶车传》上卷后记，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
　　〔2〕贺敬之《关于新民歌和开一代诗风》，《处女地》1958.7 期。
　　〔3〕《兰州诗话》，《红旗手》1959年1月号。
　　〔4〕《关于诗的问题》，《文艺报》1994.4期。
江西社会科学南昌49～52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潘晓生19981998济南大学中文系 作者：江西社会科学南昌49～52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潘晓生19981998

网载 2013-09-10 20:4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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