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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政治学的古典原型实为政治哲学，它揭示了人类政治生活的精神原质与终极关怀，轴心时代的文化思索对此做出了初创性贡献，政治学的价值基础也因此而确立。中世纪把人类政治生活的价值关怀提升到不容侵蚀、不容怀疑的绝对境地，又潜藏着滋生近代政治理性和政治法权的动力。当政治学关注世俗的法权之争与利益之争时，政治学已从价值化走向价值递减。科学精神浸入政治学中并成为占据统摄地位的分析方法时，政治科学的诞生也就成为时势之必然。当代西方政治学的贡献就在于使政治科学作为一种型态得以确立，但问题也恰好由此滋生出来。政治学的价值化无助于维持当今庞大政治体系的精确、高效运转，政治学的科学化也不能化解人在政治体系中的心灵恐慌与生存困惑。政治学第三种型态之确立是东西方社会发展的呼唤，新政治学将价值取向与科学取向贯而通之，以此解决东方政治体系面临的技术难题和西方政治体系面临的文化难题。
　　政治学在长期的嬗变过程中，经历了一个逻辑指向的转化，即从价值取向到科学取向。这一转化的动力来自何方，其嬗变的历史轨迹又是如何，是本文探讨的主题。
　　从总体上来说，政治学逻辑指向转化的直接导因是社会现实的变动。“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①］社会现实的变动赋予了政治学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使命。政治学最初以政治哲学的面目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它与政治学初始的价值使命相吻合，一方面符合人类精神发韧时的道德关怀，另一方面又扣合了政治体系初创时的现实要求。同样，政治学在当代以政治科学的面目出现，是由政治制度的成型和社会体系的稳固紧密相联的。当价值问题好象已得以解决之时，政治学便以科学态度注视着体制的运转与结构的调整。本文探讨政治学演进的内在逻辑，旨在探讨其嬗变对西方社会政治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力，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所具有的普遍意义。以价值为取向的政治学和以科学为取向的政治学，都应统一于人类政治精神的终极关怀之中，那就是谋求建立一个公平、民主、自由的政治社会，在那里“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②］
　　 政治学：从价值化到价值递减
　　政治学最早在古希腊产生，就是以政治哲学的面目出现的。它作为对“政治问题的专门的调查研究”，基本上一直是哲学家的领域。［③］政治学诞生之时的目的是试图解决现实社会中权威与公民、个体与群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把诸如此类的政治关系纳入到一个自然、和谐的框架之中，由此而确立权力分配的体系及其规则，构建最优越的政体和最和谐的政治结构。但西方古代哲人对这些现实的政治问题作了哲学化的提升，把物质世界中的冲突化解为一种精神上的矛盾，政治上的无序与混乱实际上是由精神低劣、价值缺失造成的。所以古典政治哲学家们关注政治问题的焦点是集中于人们为什么会过城邦生活，为什么会构建国家并遵循它衍生出来的规则，为什么会崇尚权威这些本原性问题。他们似乎有一个共识，只有诸如此类的问题得以破解，才能指导政治职责的履行。然而，在现实的政治关系和政治形式中无法找到这些精神本原问题的答案，只有在人们的政治行为所体现的人之本性里才能得以解答。或许柏拉图在附于《第七封信》的自传中最能揭示这一道理。“我，最初曾满怀热忱，渴望从事提任公职的活动，我注视着公职生活中的滚滚漩涡，看到汹涌的激流奔腾不息，最后不仅头晕目眩……终于清楚地看到，在现有的一切国家中，它们的政府制度毫无例外都是不好的。它们的体制几乎无法改善，除非是通过奇迹般的规划并交上好运。因此我不得不颂扬正确的哲学，正确的哲学使我们处于高瞻远瞩的地位，能够在一切情况下辩别出对社会和对个人都是公正的事物；因此，人类只有在两种条件下才能遇上太平盛世：或者是那些握有政治控制权的人在某种上天所作安排的引导下成为真正的哲学家。”［④］于是，柏拉图首先把完善的国家和完善的政治生活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最高的善成为指导政治生活的最高价值原则。“善”是没有时间性的，最好的国家就是那种由于具有最低限度的变动与最大限度的静止的美，从而也就最能模仿天上的样本的那种国家，而它的统治者则应该是最能理解永恒的“善”的人。［⑤］这种人应当是哲学家，他们能把握政治中的永恒，而不会被形形色色的事物的多样性搞得迷失方向。柏拉图的着眼点不是去论述一般的国家，而是去发现这些国家所具有原实质性和典型性的东西——一些普遍的社会原则，即目的在于阐述任何社会追求完善生活所依靠的原则与美德。因而政治家应当真正知道的不是国家偶然的变换的种种形式，而是了解它内在的或固有的实质。政治学的开山鼻祖亚里士多德所采用的分析方法虽然是经验性的，但其重心仍在于阐述政治学所包含的本原特性。他提出的两个着名的命题可以证明这一点：（１）、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⑥］（２）、“城邦以正义为原则”，“正义恰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⑦］所以，国家应当是一个人们生活在一起以实现可能达到的最美好的生活的共同体，其真正目的应当是提高公民的道德，使最高形式的道德得以实现。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政体与道德是同构的，家庭以及城邦的结合是合乎正义这类义理的结合，另一方面，跟城邦生活方式相同的善恶标准也适用于政体。在古希腊政治学与伦理学熔为一体，故称之为“政治伦理学”，政治学的使命与伦理学的使命在这里出现了一个复合点：即探讨什么是最美的社会，什么是伦理化成的社会，人之善的本性在什么样的政治社会中才能得到完满展现。无独有偶，比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早半个世纪之多的东方哲人孔子也在用同一路径在思考同一问题，当他奔走列国之间传播他的“为政以德”的治国之道时，孔子可能不会想到他已在哲学内核上奠定了中国政治思想的雏型。其政治伦理思想讲求的“仁”之体，“礼”之用，都是高于君主和政治权力的精神力量。无“仁”作为立身、立心之本，无“礼”作为立家、立心之本，也就谈不上以德为政。仁心、礼制、礼治是贯通在一起的。可见孔子在这里探讨的是政治的精神原质，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亚里士多德是用道德和正义去同构政体，孔子则从道德中推延出治国之道，两人在政治设计上有明显不同（对于此问题笔者想另撰文论述）。但这点逻辑演化路径的不同并没有掩盖东西方古典政治学具有相同的价值指向，即探讨心灵之纯，人性之美，政治和社会之善。美和善的定律囊括人心、人性和政治。也许对于一个人来说，童年的天真漫想是人之本性的流露，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其初始阶段所产生的思想最能揭示出政治社会的本原。正如康德所言：“人在哲学之幼稚年代所以之开始者，实为吾人所欲以之为终点者。”［⑧］古希腊与中国古代的政治伦理学同样发达，同原同生（但不同归），原因可能就在此处。可以说人类轴心时代的各种探索基本上已确立了政治生活的精神原质与终极关怀。
　　公元前３３２年亚里士多德的逝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城邦的失败在政治学的演化历史上划上了一条十分清楚的分界线。“亚里士多德以后的一切哲学都成了进行伦理教育和安慰的手段，并且随着时光的流逝，它们日益具有宗教的特色；在意味着信念或感情的任何意义上，哲学往往成为一个受教育的人唯一的宗教。”［⑨］城邦政体的失败使人们对“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一命题产生了怀疑，于是政治学中的两个基本概念就产生了：一是个体或私人生活，二是社会或公共生活。如何协调两者的关系，如何解释两者出现的先后次序，古典政治学对此呈现出无可奈何的境地。基督教利用罗马哲学中的自然法理论，将古典的概念框架兑换成新的概念框架，它“相信世界受神意的统治，相信法律和政府有切实维护正义的义务，并相信所有的人在上帝心目中完全平等。”由此出现的一个奇怪现象就是，中世纪的政治学一方面有承认个体权利的萌芽，另一方面又架起了一个普遍性、绝对性的笼罩物，即上帝的价值和威力。所以尽管马克斯·韦伯在分析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之间的关联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在分析宗教政治学对西方政治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上，仍然是一个大多数学者愿意涉足的领域。事实上，政治学在中世纪虽然被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但却是一个超现实、虚幻的层次，罗素说“中世纪是一个特别热中于法权虚构的时代”，［⑩］是有历史依据的。宗教把政治学提升到了一个很神圣的境地，但其实质是通过神学价值对世俗政权进行制约。看来在任何时代都需要一种绝对化的信仰，只不过神学政治学把古典的正义和善等终极价值转嫁到上帝那里去了。政治学在中世纪的遭遇颇令人费解，它既包含着价值的神圣化，又包含着价值的法权化。因而对于近代政治学的诞生来说，神学政治学既是一个很难超越的屏障，又是一个潜在的动力。
　　时过境迁，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体系对政治和文化层面的渗透与贯通，神学政治学的神圣领地被马基雅维利彻底世俗化了。马基雅维利的伟大或者说是他的勇敢就在于把笼罩在政治之上的上帝的扫灭殆尽，也把古代伦理政治中美的旋律剔除掉了，剩下的只是狮子般的凶猛与狐狸般的狡猾。马基雅维利在道德上的冷漠一方面暴露了近代政治学的科学取向已初现端倪，因而有人称这是“一种持科学的不偏不倚态度的范例。”［①①］另一方面将政治学的入世取向推向极致，这一取向几乎规约了以后政治学的整个演化历程。马基雅维利把道德、宗教和经济因素看成是政治家用以为国谋利的力量，为了国家的利益甚至可以制造出这些因素。这样，马基雅维利不仅把各种价值秩序而且也把因果关系的通常秩序给颠倒了。“马基雅维利的预见表明他已洞察到政治演变的趋势。就纯粹的政治学而论，他在同辈人当中视野是最宽阔的，对欧洲演变的总趋势看得也是最清楚的。”［①②］马基雅维利被誉为近代政治学的创建者之一，但这一创建是否符合人之本性的本原要求，能否把人类社会引到一个美的、和谐的境界是大有疑问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马基雅维利的创见与坦率给人们造成了这样一种断定，即政治中的残酷与无序是客观存在的，并且必然走上依靠科学来克服和化解这一残酷和无序的轨道。
　　政治学在文艺复兴时代获得了一次新生。近代政治学把人性、自由、理性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在表象上这是对传统价值的复归与嫁接，实际上，这仅仅是一种前提，一种假设，或曰一个手段，一个契机。完全可以讲政治学在文艺复兴时代所获得的新生是一种“前提再生”，其理论重心乃是对个人财产权的肯定，对国家权力的认同。卢梭、霍布斯、格劳秀斯、布丹等人也在探求政治社会的形成原因，但其目的与亚里士多德已迥然不同。契约论的最终使命不是论证政治社会的形成原因，而是一种涉及一切形式的权利、义务和一切社会团体之政治地位的普遍理论，它以社会成员和团体间有约束力的契约和社会与管理者之间有约束力的契约两种形式来规范新的社会和新的政治体系，其目的则是开启一条政治发展之路，为建立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进行理论上的架构。故治理国家与社会不是依据正义和善的法则，而是根据集不同利益之相同点的共同利益。国家和社会存在的基础恰是不同利益之间的某些一致性，即卢梭所认为的“公意”，国家权力不过是公意的运用。［①③］近代政治学以自然法和理性的面目出现，实际上是把一种规范性的要素引入政治学，以此来判定公正、真诚、平等这些超验的、纯逻辑化的价值，以谋求现实功用的最大实现。所以在布丹那里，国家已经被人格化了，它是以保护主权为目的的，主要在布丹看来则是具有绝对性和永久性的国家象征。布丹的《国家论》的“重要性倒不在于他煞费苦心地恢复亚里士多德的体系，而在于他从神权论抛在神学废物堆中捡来了最高权力这一思想。”［①④］这是近代政治学突破古典政治学和神学政治学框架的理论上的标志，也是构建新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宏观基础。近代政治学的另一个基础是微观性的，即“人的自我保存”（斯宾诺莎语），人对生存权利的获取以及追求幸福和安全的欲望，由此推而广之，则是为集团性或阶级性的统治与掠夺提供合理性的论证。霍布斯作为近代资产阶级政治理论的开创者之一，价值的退减在他的思想中得以充分凝聚。他认为国家作为一种“人造的物体”，就是采用专制形式来调节人类利己的本性，来压制人类第一共同愿望即对权力不断的、无休止的欲求。在霍布斯的眼中，一个人在公众中的身份，也就是国家赋予他的身份，所以人们对国家主权的代表者——君主，不应有非份之想，布丹的国家主权被霍布斯确定化了，洛克所言更为明确，政治权力就是为了规定和保护财产而制定法律的权利，判处死刑和一切较轻处分的权利，以及使用共同体的力量来执行这些法律和保卫国家不受外来侵害的权利，故人们联合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要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保护他们的财产。近代政治学虽以“复兴”的面目出现，但其目的与指向已与古典政治学有显着不同，它的研究对象逐渐地从普遍领域转向特殊领域，由理念关怀转向现实关怀，可见近代政治学对公平、正义、自由等价值范畴作了资本主义的注解。
　　可见，政治学演化过程中价值递减的逻辑是沿着这样的路径展开的，即从对公共领域和人类普遍情怀的关注蜕变为为某个人或某个阶层的统治进行合理性辩护。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出现带动了政治学向更为实用的方向发展。“人们开始感到，对社会生活的事实需要有一个更科学的解释，而对于它的弊端需要有一个更科学纠正办法。”［①⑤］于是近代政治学一方面嫁接了古典政治学的价值范畴，另一方面又克服了其伦理化的倾向，注入了大量的法理内容。所以，近代政治学在其价值取向日趋衰微的同时，又隐伏着科学取向的滋生。“十七世纪成为法学和政治学的‘论证’体系的时代，目的在于使一切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尽可能地成为一种类似人们认为可以证明几何学的确实性的形态。”［①⑥］这一论断已非常明确地指出了近代政治学已奏响了现代政治科学诞生的序曲。
　　 政治学：向政治科学演化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发现政治离古典美越来越远，而且包容着大量的残酷与丑陋、无序与无情。另一方面，经济的发展使国家的能力骤然提高，政府的职能日趋膨胀，如何在制度、程序和手段上提高国家管理的功效则成为政治学所要解决的课题。以上两个方面的原因直接促发了政治从价值领域转向科学领域。科学原理在政治学上的运用不仅成为一种时尚，而且成为一种必需。这种现象的产生，大抵有以下两个方面的理论背景。
　　（１）、古典政治学的无奈。近、现代政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经济利益的分配与政治联为一体，经济利益之争与政治权力之争孕含在同一母体之中，不可分割。利益之争的世界化则酿成了两次世界大战，政治中的“恶”不仅仅局限于一个民族国家内部，而且被世界化了。以“善”与“美”为价值核心的古典政治学，面对这样一种斗争式政治、掠夺式政治、侵略式政治和无序式政治，显出一副无能为力的态势。因为传统的价值与关怀是附在道德设计之中的，对于日益功利化的现实世界来说，显然已露出一副无奈和软弱之情。
　　（２）、近代政治学的任务已经完成，当代政治学的使命得以确立。近代政治学完成了从古典价值向近代价值的转换，这一转换直接促使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使近代意义的民族国家和资产阶级获得了新的理论工具。但同时也滋生出了近代政治学所不能克服的对立面，对国家利益和政治权力的无休止追逐，使人类蒙受了巨大的灾难，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要适应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必须进行具体化、程序化、精确化的修订。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那就是依靠科学去克服现、当代政治所面临的难题，把政治的运作与设计置于科学的视野之中。因为科学不但能认识事物的属性，而且还能对其进行控制和驾驭。科学应用于政治学，也是科学精神逐渐向政治学渗透的过程。现、当代政治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不但在方法论上，而且在信仰上都科学化了。
　　十九世纪末，科学取向开始占据政治学的主导地位，孔德的实证主义和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是其代表者。孔德的实证主义开启了政治学发展的一个新时代，或者说是一条新思路，密尔认为孔德提供了当时需要的关于社会的一般科学（用它来支持诸如政治学和经济学等学科的科学性）和对社会成长的普遍法则的阐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孔德的贡献与其说是什么新发现，倒不如说造成了一种希望，使空想可以为科学所取代。因而孔德的哲学并不是顶峰，而是开端，是可以将社会研究的全部巨大努力置于现代科学的范围之下定出的年代的中间出发点。［①⑦］科学定律在孔德那里已成为支配社会成长和发展的“法则”。斯宾塞则将政治阐释为类似而实际上是生命法则科学的一部分，［①⑧］将传统的自由主义建构在新的生命科学这一基础之上。
　　当历史步入二十世纪以后，西方社会迈进了一个现代化的发展历程之中，政治学经历了与古典伦理学的分离，与中世纪神学的决裂以及与近代理性主义的分道扬镳之后，开始向政治科学转化。至此，政治学经受了一次彻底的科学化的洗礼，政治学变成了“政治科学”，政治思想家则戴上了政治学家的桂冠。这种称谓上的转变涵盖的是政治学内在逻辑的转轨，政治已经不再是价值领域中的必然性因素，而是人们运用科学手段可以进行设计、控制、操纵的领域。终极价值的再现已不是政治学的使命，技术的聚合，统计的操作，模型的设计，利益的分配才是政治学的主体研究内容。简言之，古典政治学是价值化的，近代政治学基本上是拟价值化的，当代政治学是实用化的；古典政治学是必然性的产物，近代政治学是人为的产物，当代政治学则是科学的产物。这一历史演化遵循了一个人的力量逐渐下降，技术力量逐渐上升的逻辑。其中的判据清晰可鉴，狄骥的社会连带关系说既否定了中世纪的基督教的仁慈，又否定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这样一个事实：人们相互有连带关系，即他们有共同需要，只能共同地加以满足；他们有不同的才能和需要，只有通过服务才能使自己得到满足。因而，人们如果想要生存，就必须遵循连带关系的社会法则。连带关系并不是什么行为规则！它是一个事实，一切人类社会的基本事实。人们在连带关系中进行合作，并不是因为这样合作是什么“善”，而是因为他是连带关系中的一环。这是基于对社会事实的肯定而得出的结论，是典型的实证主义哲学的语言表述。马克斯·韦伯的政治理论则开启了现代管理的新时代，他提出的法理型权威在理念上第一次把人与权力分开，肯定权力在本质上不再属于担任此一职位的某个个人，而是归之于职位本身。这实质上是对人格化的权威和权力的排斥。显而易见，韦伯的政治思想已具有管理科学的倾向。可见“所谓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学，是指Political Science方向的努力。”“考察现代意义的政治学的形成，可以以美国为主要的对象。”“美国政治学的发展从欧洲得到动力，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以后，它反过来成为推动欧洲政治学发展的动力。”［①⑨］分析美国政治学的科学取向可以体系的学派、分析学派和行为学派为主要对象。这三个学派的共同特性有两点：一是崇尚方法论的科学化，二是政治信仰的科学化。前者倍受重视，后者易受忽视。作为体系学派的领导者大卫·伊斯顿，他希望看到政治学的研究也能够由某种大的思想来支配，如经济学上的边际效用原则，生物学上达尔文学说的假设，或物理学上的爱因斯坦原理。他的基本理论模式由“若干假设”组成，这些假设将演绎出“较狭义的论断”。从这些论断又依次生出“能够经验证明的”具体的结论。［②⑩］戴维·伊斯顿的政治思想直接影响了阿那托尔·拉波波特，他成为这一系统思想的最激进的阐释者，他不承认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有一道不能逾越的鸿沟，它们的目标没有也不应该有根本的差异，它们的方法是能完全相同的。伊斯顿和拉波波特都认为价值不仅仅是一些个人都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原则，它需要在经验中得到考察和测定。他们在“科学的政治”这一信仰指导下，试图寻求纯粹理论为政治领域中的预测提供基础。这一意图恐怕能折射出二十世纪西方政治学的总体表征。
　　分析学派由于受到逻辑实证主义的影响，要求每一种理论都要经过逻辑分析或经验调查的考验。它关心的是思想的正确性。分析学派的出现是对乌托邦主义、政治绝对主义的否定，因为当政治社会需要用逻辑这把钥匙得以开启时，政治学原有的理性与价值情怀就有丧失的可能。因为分析学派的代表人物费利克斯·奥本海姆指出民主、个人主义等价值范畴仅仅是伦理上的价值，而不是可以证明的真理。对其作出判断（赞成或反对）是可能的，要证明或反证他们则是不可能。既然这样就有被摒弃之可能了。当分析学派进一步把数学和物理学的方法用在政治学研究上，其科学化的取向就不言自明了。
　　将政治学的科学取向推到极致的是行为主义学派。由于他们对待问题的方法本质上是实证主义的，因而对于诸多原则就很难给予太多的承认。他们认为政治学中的神话已经太多了，如阿瑟·本特利讥笑把国家看作政府背后的形而上学化的实体概念，所有存在着的就是政府本身，而政府是由表现在政府中的群体和利益集团的关系模式所构成。［②①］政府的运行过程主要是“交易”过程。约翰·张伯伦则认为“民主是当你在社会里有一种紧张状态不容许一个集团敢于要求全部权力时产生的结果。”［②②］哥伦比亚大学的戴维、杜鲁门则干脆摈斥了在构成国家各个集团的利益之外和之上有一种“公共利益”的观念。［②③］政治科学的统摄力已达半个世纪之久，它开启了一条不同于古典和近代政治学的新思路，其中暗含的一个逻辑就是人们应当从新的角度全面认识政治的活动与内容。
　　 新政治学：价值取向与科学取向的贯通
　　政治学在二十世纪以政治科学的面目出现是西方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这一现象体现了科学与政治的关系如何相互贯通这一重大问题。科学作为当今社会最先进的资源，为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方法论的更新，二是科学精神的建立。二十世纪西方政治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方法论的变幻与更新非常频繁。“政治科学的研究方法是科学的发现而不是解释”，［②④］其目的在于证明政治活动的可验证性和可控制性。所以，心理研究法、理性研究法和博弈论、角色理论和团体理论、权力分配理论、系统论和结构—功能论、沟通理论的出现，为人们研究和分析政治提供了不同的切入口，特别是能够把政治运作过程中的量化指标提炼出来，使人们能够很明确地判断政治运作是否符合科学原理。在政治科学的视野中，政治已成为科学与逻辑的产物，意志与价值的作用降至次要位置。当然，政治科学并不是政治学与科学两者机械相加而产生的，而是科学精神向政治学逐渐贯通的产物，其目的在于树立科学的政治观：一方面以科学态度把握和实现政治运用的合理性与精确性，另一方面又以科学力量剔除政治行为中的不正当之处。可见，政治科学的使命与当代西方社会发展的政治要求是相吻合的。如果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和政治科学的本质特性来看，政治科学则带有明显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和西方制度中心主义的烙印。因为其理论上的前提就是价值问题已经解决，制度已经成型，目前的使命是在技术和操作程式上对其修正和完善。技术的创新与操作程式的修正、完善不需要价值的重新设计，需要的是科学的方法论与认识论。所以，政治科学并不仅仅体现了政治学在当代社会的存在方式，还具有十分明显的文化意义和政治内涵。
　　从相反的角度视之，“科学技术的进步没有缩小人类的情绪左右人类事务进程的力量”。［②⑤］目前政治科学的困境已经出现，科学不能解决所有政治问题已成为当今世界范围内的共识。戴维·伊斯顿在１９６９年当选为美国政治学会会长时，发表了《政治学的新使命》的新职演说，他指出：“目前美国政治学中正在发生一场新的革命。前一场革命——行为主义革命，还没有完成，让我们这个时代日益增长的社会政治危机所取代了，而新的革命正在发生。我把这个新挑战称之为后行为主义革命。”［②⑥］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困境印证了政治学不能把道德和价值弃之一边，所谓的价值中立、摒弃价值只不过是一个口号罢了，并无永恒的生命力。尽管政治学科学化的历史使命是试图确立一个新的政治学基础，并以此为源头去探讨政治行为和政治生活的变动规律，以便对政治行为进行新的发现。事实上，它的历史使命仅仅完成了一半，新的政治学基础并不牢固，许多新兴的方法论并无普遍和永恒的价值。方法论的变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崇仰一种新的时尚，当它超越时空的限制后，其功用可能就趋于衰微。政治学不同于哲学，它需要关注现实，讲求功用，要把个体和国家的政治行为以及政治利益和政治权力的分配纳入自己的视野。同时，政治学又不同于纯科学，它还需要价值的力量，需要道德和情感作依托，否则政治学就丧失了灵魂，变成了人的机器，或使人成为机器化的人。完全可以说，政治上的幼稚是对价值的无知，政治上的愚昧是对科学的漠视。政治学需要科学化、技术化的加工，更需要哲学化、价值化的提升。目前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政治制度还不太成熟，极需进行科学化的设计，对于制度和程序已经定型的国家来说，则需要探寻新的政治价值，使人不至于在制度和程序中丧失道德本性。因而二十一世纪必将呼唤“新政治学”的诞生，它不仅靠科学实现国家管理的精确化和高效化，而且还应依靠价值解决人类政治生活中所遇到的一些本原性问题。到目前为止，中国儒家的“修身养性”之学与西方的“民主政治”之宏观架构，为贯通科学取向和价值取向的新政治学提供了极好的蓝本。制度理性与道德本性的复合，既可以解决中国社会固有的“道德发达而技术不足”［②⑦］的弊端，又可以化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个人面对高度发达的制度与技术而丧失人之主体性的文化难题。科学作为一种锐利改革的力量，它所促成的技术改革，［②⑧］有可能侵蚀人的道德与良心，使人成为“单项度的人”，对此马尔库塞已做过十分精深的批判。道德与价值作为一种柔软而广博的政治文化力量，可以极大限度地改造人心，使人明定自身在宠大的伦理体系中的定位，但难以从操作手段上维持整个国家体系的高效运转，甚至在管理技术上供应不足，有可能使国家的管理不能实现精确与高效。至此可以作如下论断，科学解决不了人类面临的文化难题，价值解决不了人类面临的技术难题。新政治学将价值取向与科学取向贯通起来，有可能具有一种世界意义，即化解当代东、西方政治学面临的困境，从而也为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找到了一个聚合点。所以，从人类政治思想演进的逻辑来看，科学化是政治学必须做出的选择，但不是最终的选择；价值化是政治学的最终指向，但决不是万能的抉择。政治学的困境也许可以在价值取向与科学取向的贯通中才能得以彻底化解。
　　注释：
　　①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２３７页，第２７３页。
　　③ ④ ⑨ ①① ①② ①④ ①⑥ ①⑦［美］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版，第４页，第６２页，第２２２页，第３９６页，第４０７页，第４５６页，第４８３页，第７８７页。
　　⑤ ⑩［英］罗素《西方哲学史》，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４５页，第４８１页。
　　⑥ ⑦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年版第７页，第９页。
　　⑧［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３年版，第５７７页。
　　①③［法］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０年版，第３５页。
　　①⑤ ①⑧［英］欧内斯特·巴克《英国政治思想》，商务印务馆１９８７年版，第２页，第５７页。
　　①⑨王沪宁《当代西方政治学分析》，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９——１０页。
　　②⑩ ②① ②② ②③［美］爱·麦·伯恩斯《当代世界政治理论》，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０年版，第４９４页，第５０６页，第５０６页，第５０９页。
　　②④［美］艾伦·Ｃ·艾萨克《政治学：范围与方法》，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２２７页。
　　②⑤［英］汤因比《历史研究》（下），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３９３页。
　　②⑥［美］罗伯特·Ａ·达尔《现代政治分析》，上海泽文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９页。
　　②⑦［美］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版。
　　②⑧［英］Ｊ．Ｄ．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５年版，第３８５页。
　　 ［刘剑君：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
　　 ［责任编校：黄雪燕］＊
　　
　　
　　
新东方海口53-60D0政治学刘剑君19971997 作者：新东方海口53-60D0政治学刘剑君19971997

网载 2013-09-10 21:3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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