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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中国的国民面临着一种道德抉择上的巨大困惑：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社会的现代化所必需；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某些与传统道德价值相悖的市场行为方式，却又使人们疑虑重重。这种困惑也不可避免地表现在有关的理论研究中。对于市场经济与道德状况的关系截然相反的评价便充分表现了这一点。尽管人们对市场经济的必要性一般是持肯定态度的，但论及它对道德状况的作用，则褒贬不一。一些论者认为市场经济必然带来道德状况的恶化，并视之为为了经济发展所必须付出的道德代价，有所谓“经济发展、道德滑坡”之说；有人干脆认为市场经济存在于道德领域之外，是非道德的。另一些论者则持相反的意见，为市场行为在道德上的正当性辩护，视之为一种新型的道德原则。但无论是为之辩护也罢，还是视之为“道德滑坡”或“非道德”也罢，由于都是用一种单一的价值原则去衡量现实，在理论上预设了一种道德价值一体化的前提，而把问题给抽象化、简单化了。本文则正是要指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那种非市场经济社会所具有的道德价值一体化的社会条件一般不再存在，社会的诸道德价值由之而呈现出一种多层面化、疏离化的态势。理论研究因而也就不能再囿于那种根本不适应于新的态势的旧的观念框架，而必须在一种新的思想座标系中去透视道德价值状况的变化，对之提供出合理的解释，以帮助人们理解这一变化。
　　　　一
　　社会的道德价值可以理解为一种调节人们在经济、政治、精神文化各个领域中的流动，使之有序化并富有成效的规范或尺度，因而道德价值状况的变化便必然地相关于、根基于诸活动领域结构关系的变化。因此，为了理解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价值状况的变化，便必须首先理解诸领域结构关系的变化。对这一变化的考察，将会给我们提供出一个新的透视点来。
　　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诸领域的结构关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为说明这点，我们必须从人类生存的必需条件和对这些条件的满足方式开始。对于人类生存来说，一定量的物质生活资料、一定程度的社会秩序和一定水平的生活意义，总是其必需条件。而经济、政治、精神文化三大领域的活动则正是为了满足这些必需条件的。一般说来，经济活动在于满足人类生存的物质需要、政治活动在于建立或维持人类生存所必要的社会秩序，文化活动则在于赋予人生以某种意义。在现实的历史中，由于活动能力的有限性，人类是不可能充分地满足自身这三方面的需求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便只可能将各方面的无限的需求加以有限化，根据现实的条件，采取一种折衷的方式将各方面的需求协调在一个可实现的，能够保证人的正常生存的范围内。而这就规定了诸领域的结构关系。这表明，诸领域的结构关系如何，是为人类生存对于物质资料、社会秩序和生活意义三个方面的基本需求这样一种客观条件所约束着的，而其中的物质资料和社会秩序两项需求更是一种硬性的约束条件。它亦表明，对于人类生存的必需条件而言，客观上总是存在着采取不同的协调方式的可能性的，即诸领域的结构关系是存在着变化的可能性的。而使这种可能性成为现实性的，是社会的分工与交换的状况的改变。
　　根据社会分工与交换的发展状况，我们可以把自文明时代以来的社会划分为分工与交换比较发达的市场经济社会和不甚发达的非市场经济社会。在非市场经济社会中，由于分工不发达，人们以封闭的方式从事生产，自给自足，缺乏一种由分工造成的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性，各个个体之间也就不存在或仅有很少将他们联结在一起的经济纽带关系。在这样一种经济活动条件下，一个国家或地区为人们生存所必需的一定的社会秩序的形成，便不可能借助于经济的力量，而只能通过政治活动的强力以及精神文化活动的凝聚力去整合分散的个体。在这种社会整合形式下，生产力水平在一般情况下大体稳定不变，基本上能够维持生存；而社会秩序则可能在很大范围内波动。这就使得稳定的社会秩序的获得对于人类生存具有了决定性的意义，从而也就使得主要地承担了社会整合功能的政治活动具有了特别突出的中心地位，而经济与文化活动则须服从于政治活动的社会整合功能的需要，将自身的活动限制在不会损害社会秩序的范围内。换言之，社会对于秩序的需要构成了物质需要和意义需要的界限。因而在这样的社会里，诸领域便必然是以政治活动为中心而直接地统合为一体的，可称之为领域合一。
　　在市场经济社会里，个体之间的分工有了高度的发展，由此造成了个体之间高度的相互依赖性，每个人的生活资料的获得都必须通过与他人的交换，使得任何个体都不能离开社会而生存。这样，分工与交换本身就造成了一种把各个个体联结起来的纽带，一种使各个个体以及各个社会部分由于相互依赖而必然地结合起来的社会力量。这种由分工与交换所造成的社会整合，较之由政治活动着意造成的社会整合，具有更为坚实、更为稳固的特性，能够为社会秩序提供更为深厚的基础。这样一来，经济活动就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以往主要由政治活动所执行的社会整合的功能，使得政治活动不再作为社会整合功能的主要承担者。所以，先前为了社会整合的需要而使经济活动与精神文化活动从属于政治活动的必要性在客观上便不存在了。政治活动虽然仍执行着社会整合的功能，却不再是主要的角色了。这就必然导致以往那种以政治活动为中心而将经济与文化活动统合为一体的诸领域合一的结构关系不再存在，导致经济及文化活动显示出各自的相对独立性和功能上的独特性来。统合一切的中心的不存在，意味着诸领域之间不再存在从属关系，从而各个领域都能够相对独立地发展自身的功能，即各领域的活动都“本色化”了，都直接地以自身固有的功能为目标，诸领域之间的关系获得了一种平等的性质。诚然，在这种情况下，各领域之间仍然存在着某种相互制约的关系，但这种制约却不再具有以往那种中心——从属性质或不对等性质。这表明，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诸领域的结构关系由领域合一转变为诸领域拉大了距离的领域分离。这种领域分离在发达国家早已完成。在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扩大企业自主权、政企分离、取消指令性计划等措施，也有了相当的发展。
　　　　二
　　市场经济的发展所造成的诸领域的结构关系从领域合一向领域分离的转变，必然要导致道德价值状况的转变。
　　道德价值作为各领域活动之规范，是为各领域活动的基本功能所决定的，因而是各有其固有指向的。经济活动的功能在于满足人类生存的物质需要，因而这一领域的道德价值便必然以能高效地实现这种满足为基本取向；政治活动的功能既然在于提供社会秩序，那么，这一领域的道德价值也就以保证社会秩序的状态为依归，而由于社会的公平状态最有利于秩序稳定，故公平原则在政治的道德价值中处于核心的地位；文化活动的功能既然在于为生活提供意义，则其道德价值便一般地以人生意义的完满状态即人格的完满为指向。显然，就其固有的内在价值原则而言，经济、政治、文化活动三大领域的基本取向是各不相同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互矛盾的。在各领域自身内是有价值的东西，在其他领域就可能是无价值，甚至是负价值的。如经济活动中的效率原则与政治活动中的公平原则就有相妨害的一面，而人格的完满与公平及效率原则之间亦存着某种不相重性。
　　如前所述，在非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诸领域是以政治为中心而统合为一体的，作为政治活动之价值的公平原则也就必然在这种诸价值统合体中处于中心地位，而效率原则与人格完满原则则处于从属地位。在这种价值体系中，效率与人格完满当然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却必须服从于公平原则，而公平原则则往往超出了政治活动的范围，对经济与文化活动领域亦有相当程度的规范作用。换言之，在非市场经济社会中，诸价值原则之间保持着一种以政治价值为中心的合一的结构关系。
　　我国的历史充分表明，在非市场经济社会中，诸领域以政治为中心的统合为一有其客观必然性；相应地，诸价值原则以政治价值为中心统合为一亦是一种客观的要求，而非人们的主观意愿所致。君不见孔子所提出的“不患寡惟患不均”的命题得了那么多人的赞同：汉儒所主张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原则统治中国思想两千多年，历代农民起义均把“均贫富”之类口号作为自己的旗帜，而且历代王朝也把“抑制豪强”作为其基本政策。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与传统的自然经济方式无疑有着根本性的不同，但它作为一种非市场经济的特殊样式，就其客观必然性而言，亦只能采取以政治为中心的领域合一的结构关系，其价值体系因而也只能是以政治价值为中心的合一关系。在这种体制条件下，“政治挂帅”之类口号及“先算政治帐”之类做法，也就有其客观必然性。而且，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由于政治活动既执行着社会整合的功能，又承担了组织经济活动的功能，因而政治价值也就必然在更大程度上有着支配社会生活的地位。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结构由领域合一转变为领域分离，亦必然导致社会道德价值结构的转换。既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政治为中心的领域合一的客观条件不再存在。那么，以政治价值为中心的诸价值合一的关系亦不再具有客观必然性，从而必然适应于领域分离的现实，而转换为新的存在状态。领域分离与政治活动中心地位的消失，意味着政治价值对于其他价值不再具有直接的支配作用，从而诸价值原则便必然呈一种“本色化”状态，即各领域的价值原则退回到自身的领域，只在本领域发生作用，不再存在某种价值原则从属于其他价值原则的情况。这表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领域分离，各价值原则之间疏离化了，原本以政治价值为中心的统合为一的价值体系转变为了一种疏离性的、多层面化的价值体系。
　　价值结构关系的转换，使得各价值原则对人们的活动发生作用的方式亦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就经济活动而言，在非市场经济中，它不仅要受作为经济价值的效率原则的支配，而且必须受作为政治价值的公平原则的直接支配，必须使效率原则服从于公平原则。这事实上使经济活动失却了独立性。而在市场经济中，由于领域的分离，经济价值获得了完全的独立性，不必再从属于政治价值，自身直接就是有意义的，是直接值得人们追求的东西。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效率便是最高的行为准则。因而，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之类口号才获得了正面的意义。就文化价值而言，在非市场经济条件下，它不仅须使自身从属于政治价值原则，而且还须直接承担起协助政治价值进行社会整合的功能，为社会秩序提供信念上的支持，为政治活动提供合理性的根据。因而，在非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价值亦是不存在独立性的。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价值也获得了其独立地位，能够独立地对人们的活动发生作用。同时亦由于经济活动主要地承担了社会整合的功能，也使得以往文化价值所承担的社会整合功能在相当程度上不再必要。这样一来，文化价值也就完全本色化了。至于政治价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既然政治已不再具有中心地位，那么，它也就在某种意义上本色化了，即只在政治领域发生作用，而不再对其他领域的价值直接施加约束。例如，对于经济活动因追求高效率而产生的收入不平等现象，它就只能在政治领域内通过再分配的形式加以补偿，以实现社会公平，而不再通过抑制效率的方式直接约束之。现在，政治价值的中心地位虽然失却了，但其功能却单纯化了。由于不再承担约束其他领域价值的功能，它便能更有效地在本领域实现自身。其结果是，在市场经济社会中，由于追求效率，人们经济收入的不平等加大了，但在政治生活中，却有可能实现更大程度的平等。
　　市场经济条件下诸价值原则的疏离化或多层面化，使得一体化的道德价值体系不再存在，从而人们在其活动中不再遵循单一的价值原则行事。在不同领域的活动中，只能遵循不同的道德价值。换句话说，在市场经济社会里，人们只能在不同的领域里实现不同的价值，在不同的领域里充当完全不同的角色。在经济活动中，人们只能够作为一个“经济人”行事，也只能实现其经济上的价值；而要实现其他价值则须越出经济活动领域，转换角色。譬如许多着名的实业界人士，他们在商场上是十分精明的、理智的“经济人”，而在商场之外，他们又往往慷慨解囊，捐献大笔财物赞助公益事业或慈善事业。商场内外两种截然相反的行为充分表明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准则的疏离性、多层面性。对这种现象，若用单一的价值原则去衡量，则不可理解。显然，这些经济领域之外的行为是寻求实现其精神文化或其他的价值，因而不再能用经济价值衡量之。总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个领域有着极不相同的“游戏规则”，而不再存在各个领域通用的普遍的价值原则。
　　　　三
　　领域分离和道德价值的疏离化、多层面化的最重要的积极意义在于它为各个领域的充分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开了绿灯。在领域合一的条件下，社会不得不为了政治价值而抑制其他价值。而在领域分离的条件下，社会能够充分地实现各方面的价值，从而有可能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上去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但是，领域分离与价值的疏离作为一种客观的社会存在，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给人们的活动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社会和每一个人必须适应社会存在的变化而建立起新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
　　就社会而言，领域分离和道德价值的疏离使得以往那种以政治价值为中心的诸价值原则一体化的方式不再适用。但领域分离并不意味着诸领域间不再以任何方式发生关系。既然三大领域的活动同为人类生存所必需，且共同构成人类活动和人类社会存在，那么，无论在何种情况下，诸领域以及诸价值原则之间总是要以某种方式发生关系的。因而问题便不在于是否发生关系，而是在于发生关系的方式有了根本的变化。一般说，无论诸领域间的关系如何，各个方面的活动总是必须以某种方式保持一种均衡状况，以使得各方面的需要都能获得适当的满足；否则，便无以保证人类的正常生存。但如何保持均衡，在领域合一与分离的情况下，则大为不同。在前一种社会中，诸领域以政治为中心的合一与道德价值的一体化，意味着这样一种社会系统是由一个统一的中心控制着的，这个中心能够直接地把诸领域的活动约束在一个确定范围内来实现诸领域的均衡即社会系统的稳定。显然，在存在着一个统一的中心和统一的价值范导的条件下，社会系统的均衡与稳定是较易实现的，且其实现方式亦较为简单。而在后一种社会中，领域的分离与道德价值的疏离意味着在这种社会系统中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控制中心与统一的行为规范，因而诸领域的均衡与社会系统的稳定便不可能通过一个中心直接地约束各领域活动的方式来实现，而只可能在经济、政治、文化三大领域的交互作用中，实现于一种诸领域无中心的、动态的网状关系之中。这样，对各领域的活动而言，便不存在一个事先规定的普遍的规范，而可供遵循的只有各领域自身的价值规范。于是，各领域的活动势必只能循由本领域的价值先导来进行。当然，这既是可能的行为方式，也是必要的行为方式。因为无论如何，领域间均衡的实现也只存在于各领域的独特功能的发挥过程中。固然，在这种情况下，各个领域的活动方式必须有相应的转变。它要求各领域在没有统一的先导的情况下独立地实现自身的功能，满足人类生存的各方面需要。不言而喻，这种均衡实现方式是更为复杂的，且潜含着因分离过度而导致失衡的危险，即在三大领域各自只追求自身的内在价值，各趋向一极，彼此间缺乏必要的共同性的情况下，各领域的活动就有可能失去共同服务于人类生存这一原初目的，而分裂为互不相干、甚至彼此冲突、有害于人类生存的东西。如经济活动可能由于只追求效率、利益而蜕化为一种纯粹的利己主义行为，政治活动则可能由于只追求秩序而转化为一种单纯的强制性过程，从而丧失服务于人类生存的意义，不能得到精神文化活动的支持；而文化活动亦可能由此而失去建设性，成为单纯的否定性、批判性因素，如象后现代主义那样，只是一味地消解，一味地颠覆。这种可能出现的危险是每一个走上市场经济的社会所必须予以防止的。
　　领域分离与道德价值的疏离对个人的行为方式亦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社会的要求。在领域合一与道德价值一体化的非市场经济社会中，个人无论从事何种活动，他所遵循的都是一种统一的价值原则，他也能够获得完整的价值意义。而在领域分离和价值疏离的市场经济社会里，一个人在特定领域的活动仅有一种特殊的价值意义，而要获得完整的人生价值和意义，则必须在不同的领域中去寻求。但是，在不同领域去实现不同的价值原则时，人们又不得不面临着这样一种问题：活动领域固然是可以分离的，但个人的人格却要求将其统一起来。因而，怎样才能在不同的价值原则变换中保持人格的统一呢？这一问题对于正在经历着从道德价值一体化到疏离化的转轨的人们来说，尤其具有严峻性。一般说来，这一问题是无法真正解决的。一些所谓的解决，其实只是抽象、片面的发展某种价值，或使个人成为单纯的经济人，或使个人成为单纯的政治人。并非真正地将诸价值原则统一起来。因此，在一个市场经济社会里，人们必须把这种由于价值原则的疏离化所造成的人格的非统一性当做一个事实承受下来。这也可以看作是人们为了经济的发展所不得不付出的精神上的代价。
　　领域分离与道德价值的疏离化，是任何市场经济社会中都必定出现的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变化。但这一变化对于中国社会却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在西方发达国家之中，由于其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一个经历数百年的发展过程，因而其领域分离与道德价值的疏离也就是缓慢地、逐渐地出现的。从十七、十八世纪独立于政治社会的市民社会的崛起，到十九世纪末独立于前二者的知识社会的最终形成，历时数百年之久。如此长时期的过程，留给了人们足够的时间去适应社会结构的变化，去调整自身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但在当今中国，以自发的方式建立市场经济已不可能，而只能采取一种自觉的自上而下的整体转变的快速方式，在几十年时间内实现这一转变。如此急促的过程，要在一代人之内从非市场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便不能不使人们在变换行为方式与价值观念上遇到极大的困难。对于个人而言，建立新的行为方式与价值观念，首先必须在新的社会结构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然而，当今社会中最令人困惑的正是许多人无以找到自己应处的位置。许多人在经济活动中徘徊于人才市场与原有职业之间，既想投入市场大干一番，又不想放弃“大锅饭”的好处；而文化人在为市场经济鼓吹十多年后，却又为人文精神的失落而困扰着。更有甚者，将市场经济领域的交换原则引入政治领域，搞权钱交易；人们还未能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新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这表明，理解和把握市场经济所带来的领域分离与道德价值的疏离是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作者：南开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唐永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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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府新论成都050-054B8伦理学王南ｔí＠①19951995 作者：天府新论成都050-054B8伦理学王南ｔí＠①19951995

网载 2013-09-10 21:2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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