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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59(2001)02-0050-08
　　台湾和香港的文学结缘
　　台湾与香港，本来就有着相似的历史命运。他们都是中国大陆的离岛，并且相继于19世纪中期和晚期，沦入英国和日本的殖民统治。不过，只隔一道窄窄的深圳河与大陆相望的香港，属于岭南文化区，历来通过广州与上海和内地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而遥隔海峡的台湾，却是以福建沿海移民为主的闽南文化传承之地，其经济与文化流向，主要透过福建进入大陆。由于两地的文化差异和英、日殖民势力范围的不同，在二战以前，台湾和香港在文化和文学上，基本上没有太多关系。如果一定要追溯，可以举出一个许地山。这位出生在台南的五四新文学骁将，3岁时(1895)就随着不满日本据台的父亲、台湾近代着名诗人许南英举家内渡福建，寄籍龙溪。他是在大陆长大并成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重要作家，1935年他应聘担任香港大学文学院长，对香港新文学的推动，不遗余力，功绩卓着。但他带给香港的，是大陆的新文学经验，与台湾实无太多关系。
　　台湾与香港的文学结缘，主要在二战以后，特别是40年代末以来。中国社会的政治变局，使香港成为延续在内地已经结束了的国共政治、经济、文化斗争的一个新的角力空间。政权更替之交，香港左翼文化人的北上，和对新政权持反对或疑虑态度的内地文化人南来，重新调整了香港文坛的政治格局。在整个50年代，甚至更长时间，香港文坛的所谓“左”、“中”、“右”，实际上是冷战格局中以对东方和西方、大陆和台湾的不同政治态度和意识形态取向来划分的。因此，50年代开始的台湾与香港的文学结缘，带有强烈的政治意蕴，是台湾在西方世界支持下，藉由文化和文学，通过香港对大陆的一种政治参与，并以此影响东南亚和其他华侨和华人社会。
　　但这只是一方面的情况。另一方面，香港标榜西方式民主、自由的文学环境，使各种不同政治倾向和艺术形态的文学，都可能在这里找到各自生存的土壤和发展的空间，包括在大陆和台湾遭到批判、禁绝或冷遇的作家和作品，都可能在香港的坊间流传，并受到来自不同方向的支持。它构成了台湾和香港文学结缘的一个特殊背景，使香港在二元对立的政治角力中，同时还存在一个超政治的空间，让纯文学及其交往日趋活跃。特别是随着台湾和香港经济关系的日益密切，两地之间的文化和文学联系也日渐深入。刘以鬯在《三十年来香港与台湾在文学上的互相联系》（注：载香港《星岛晚报》1984年8月22日副刊《大会堂》。）一文中认为，这种联系主要通过文学思潮的互相影响、作家作品的互相发表与出版、两地人员的互相交流三个方面实现的。它既有着两地都逸出中国文学的发展轨迹成为一个特殊文学空间的社会原因，也有着两地文人和艺术家在艺术发展上惺惺相惜、互相支援的文学上的原因，以及人际关系上的特殊缘份。50年代中期揭起台湾现代诗大旗的纪弦，和推动香港现代主义艺术发展的马朗，他们在上海时期的忘年友谊，使他们在各自主编的《现代诗》和《文艺新潮》上，以《香港现代派诗人作品辑》和《台湾现代新锐诗人作品辑》，分别推荐两地的诗人、诗作，成为台湾与香港文学结缘最初的一段佳话。
　　刘以鬯指出的三种现象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人员的交流。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香港学生到台湾就读。他们学成之后，或者回港供职，或者滞居台湾或海外，但与香港文坛都保持着直接、间接的联系，都会把在台湾接受的文学经验带到香港的文学活动中，从而给予香港文学不可低估的影响。另一是自50年代以来，陆续有台湾作家和学者来香港任职。他们或者供职于大学和各类文化机构，或者周旋于各种文学杂志和报纸副刊之间，或者二者兼具地在公职之余，进行各体文学创作。这是一个数量相当庞大的从大学教授、文化机构主管到报刊杂志老总和专栏作家的台湾文化人群体。他们较高的学术素养和创作成就，显在或潜在地对香港文学的发展，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因此，就整体而言，从50年代迄今半个世纪，台湾对香港，作为一种政治存在，已日渐削弱；但它作为一种经济存在和文学存在，却在不断增强。余光中和施叔青就是台湾在香港文学存在的代表。
　　无论从哪方面说，余光中和施叔青都是完全不同的作家。余光中被称为台湾诗坛的“祭酒”，创作的最大成就是诗歌，散文、理论和翻译也有优异的成绩；而施叔青则是台湾小说界的“异数”，17岁以一篇《壁虎》登上文坛，备受推崇。虽然后来也涉猎散文和戏剧、艺术理论，但小说毕竟是她创作的根本。余光中人生经历里的大陆经验和牵挂，是他挥之不去的创作情结；而施叔青则是从台湾古城鹿港走出来的本土作家，对于她数代以前的先人如何毕路褴褛渡海来台几无印象。他们不约而同地都于70年代先后移居香港，也有各自的原因。余光中是受聘香港中文大学的教职，于1977年来港，一住11年，1985年始返回台湾；施叔青则是随其供职银行的美国夫婿调任香港，于1977年来港，一度担任香港艺术中心的亚洲节目策划主任，17年后才于1994年回到台湾。在香港，他们也有各自的社交圈和生活方式。余光中寄身九龙沙田的大学文化区，可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施叔青则住在香港半山区，出入华洋杂处的上流社会和文化圈子。这些都为他们提供了不同的人生经验和观照空间，使他们进入了各自创作历程的一段极为重要的时期。这样，他们偶然地会聚于香港，却又必然地以他们共同来自台湾的文化身份，和交错着台湾与香港的文学经历、体验、视野和成就，成为诠释台湾与香港文学结缘的代表，进入我们话题的中心。
　　跨文化的人生背景和写作视野
　　香港是一座跨文化的城市。这里所说的“跨文化”，指的是不同的文化或不同文化经验在共有空间里的一种对峙、并存、渗透和融摄。在这个意义上，余光中和施叔青都有过一段他们的人生经历和艺术视野里的跨文化历程，成为他们进入这座跨文化城市创作的背景和基础。
　　余光中在60年代的台湾诗坛就被称为“回头的浪子”（注：“回头的浪子”散见于这一时期余光中自己的论文和对余氏诗歌的评论。1974年1月出版的《龙族》诗刊第十一期，陈芳明发表了讨论余光中诗观演变的长篇论文，篇名就叫《回头的浪子》。），指的是他在东西方文化之间能够“出而复入，以至出入自由”（注：余光中：《从古典诗到现代诗》。）。外文系出身的余光中，对英国浪漫派诗歌本就情有独钟。在50年代台湾现代诗的浪潮中，他一方面反对守旧的传统派对现代诗的攻击，另一方面也不同意纪弦的“横的移植”和“排拒抒情”。1958年和1964年他曾两度赴美进修和讲学，置身西方社会生活和文化氛围之中，余光中进入了自己创作的“现代时期”。1960年他留学归来后出版的《万圣节》和《钟乳石》两部诗集，其灵视、感觉和表达方式，都呈现出明显的现代主义特征。但是在西方文化包围中的悠悠独处，社会的乡愁和文化的乡愁，使他重新感悟和发现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出现了一个观念和情感互相冲突的二元世界。面对西方文化，他有一个难以消溶的东方——中国和中国文化情结，始终哽咽在喉。如他在《我之固体化》中所称：“在国际的鸡尾酒里／我是一块拒绝融化的冰”，虽然也爱“流动”，渴想“沸腾”，但在“中国的太阳离我太远”的异乡，却宁愿保持“零下”的清醒和“固体的坚度”。西方文化和艺术给他营养，却不能把他消融，反而在异质文化的映衬下，使原来朦胧的民族意识和文化观念清醒起来。1960年余光中在因长诗《天狼星》而与洛夫的论争中，就坦然宣称自己“生完了现代诗的麻疹，总之我已经免疫了。我再也不怕达达和超现实主义的细菌了”，宣告和现代主义的“虚无”再见（注：余光中：《再见，虚无！》。），从而进入了以《莲的联想》和《五陵少年》为代表的，对现代诗“既反传统在前，又反西化在后”的“第二次修正的”“新古典主义”时期。这是余光中的一段人生经历，也是他创作的一次重要转折。在拥有了“跨文化”的人生体验和艺术视野之后，选择对于东方——中国的、民族的、传统的文化的坚持。
　　值得注意的是，在余光中的“跨文化”人生经历和知识经验中，反映到他的创作理念和艺术实践，“东方／西方”的对应范畴同时也是“传统／现代”、“民族／异族”、“本土／外来”的范畴。他所追求的是融西方于东方之中，汇现代于传统的发展。他说过：“西方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最终的目的是中国的现代诗。这种诗是中国的，但不是古董，我们志在役古，不在复古；同时它是现代的，我们志在现代化，不在西化”（注：余光中：《迎中国的文艺复兴》。）。这是余光中跨文化的辩证思维，成为他创作的追求和指导。在这一认识背景下，他又重提“浪子”：“用‘似反实正格’来说，传统要变，还要靠浪子，如果全是一些孝子，恐怕只有为传统送终的份”（注：余光中：《第十七诞辰》。）。余光中这段跨文化的人生体验和艺术视野，强化了他生命意识中的中国情结，和以中国文化为核心融摄西方现代艺术的开阔视野，成为他日后香港时期创作的情感基础和艺术基础。
　　施叔青的情况更为特殊。十几岁就从家乡古风的鹿港来到大城市台北就读的她．最初的创作素材几乎全部都来自他童年经验生活中的乡俗世界；但60年代台湾盛行的现代主义风潮和西方各种文化理论，濡染着这位敏感的文学少女，形成了她用以构筑、处置、诠释自己经验世界中来自家乡的人物与故事的另一个观念世界。最初的一部短篇集《约伯的末裔》便是这样的产物。大学毕业后施叔青赴美学习西方戏剧，并很快与来自哈佛的学子蒂结了异国婚姻。西方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很具体地进入了施叔青的人生经验之中，这时期她创作的题材虽然离开了古风的小镇，但依然是来自传统台湾与作者一道漂洋过海的东方女性，是摆荡于东西方文化之间的“边际人”，有着作者经验世界的深刻印痕。不同于余光中把东方和西方二元的文化并构、衍化为台湾现代诗发展中的一个尖锐命题：传统和现代，施叔青从自己的创作实践出发，把来自自己经验世界中乡俗社会的人物与故事，透过西方各种文化理论——从存在主义、女性主义到后殖民地理论所形成的观念世界，给予重新诠释和解读，从而形成了一种跨文化的并置、渗透和转换。因此，施叔青虽然不像余光中那样对自己的文化理念有许多明晰的理论阐释，却提供了许多典型的艺术文本，留给西方文化诗学的理论研究者进行剖析和举证。
　　香港是一个多元文化共存的社会。虽然华人人口构成为香港社会的主体，以岭南文化为主要表现形态的中华文化，是香港社会的主体性文化。但一个多世纪来的英国殖民统治，企望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来主导香港社会的发展。主体性文化与主导性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共处和调谐，构成了香港社会文化矛盾的基本形态。它既不是一个传统的中国式的城市，也不是一个完全西方化的社会。它既紧靠着中国大陆的边沿、又相对地游离于中国大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之外。对于这样一个跨文化的国际性大都会，无论余光中或施叔青，以其人生经历的跨文化背景，是很容易接受和进入的。因此，他们也都同时感到，香港是他们创作最佳环境。余光中说过：“香港在各方面都是一个矛盾而对立的地方。政治上有的是楚河与汉界，但也有超然与漠然的空间。语言上，方言和英文同样流行，但母音的国语反屈居少数。地理上，和大陆的母体似相连又似相隔，和台湾似相阻又似邻近，同时和世界各国的交流又十分频繁”（注：余光中：《与永恒拔河》后记。洪范书店1979年初版。），因此他深感这个写作环境的优越，而为自己的“增产”感到高兴。他说：“这十年……是我一生里面最安全最自在的时期，回顾之下，发现这十年的作品在自己的文学生命里占的比重也极大。”（注：余光中：诗文集《春来半岛》自序《回望迷楼》。香江出版社，1985年初版。）施叔青更直接地宣称：“我觉得在世界上找不到第二个地方像香港那样有利我的写作”（注：舒非：《与施叔青谈她的〈香港的故事〉》。见《一夜游》，三联书店1985年初版。）。
　　历史就这样结了余光中和施叔青一个对于他们说来十分重要的“香港时期”，让他们来为台湾和香港的文学结缘举证。
　　历史孺慕和现实关怀：余光中的关注焦点
　　毫无疑问，余光中是带着他的“台湾经验”进入香港的。他在经过对现代诗的两次修正之后，进入了自己创作的最佳时期。如果说《莲的联想》和《五陵少年》还只表现出他从现代意象转向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学辞章、典故、意象和意境的现代出新，那么在《敲打乐》和《在冷战的年代》则更多表现出他对现代中国苦难历史和生民的关怀与处境尴尬的诘问：到了《白玉苦瓜》，他又回到历史的追溯，表现出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一种精神孺慕与弘扬。他在《白玉苦瓜》的自序中说：“现代诗的三度空间，或许便是纵的历史感，横的地域感，加上纵横相交而成十字路口的现实感吧！”（注：余光中：《白玉苦瓜》自序，大地出版社1974年初版。）余光中毕生牵挂的“中国情结”，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中国历史文化的灿烂辉煌给了余光中无限的怀想和孺慕；而中国现实政治分割的坎坷与多难，又使余光中充满了忧患意识。他说过：“支持中国传统诗道的，乃是儒家精神的志士心怀和仁者心肠。”（注：余光中：《从天真到自觉——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诗》。见《青青边愁》，纯文学出版社，1977年初版。）这是余光中的夫子自道，是他用于思古抚今、忧国爱民的文化理想。香港时期的创作，是余光中这一文化理想的继续和进一步完成。不是按照西方文化诗学理论来进行演释和建构，而是以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儒家的志士心怀和仁者心肠，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关怀与观照。
　　余光中在港11年（含客座台湾师大一年），出版了三部诗集（不计散文、理论和译着）：《与永恒拔河》(1979)、《隔水观音》(1983)、《紫荆赋》(1986)。在这三部诗集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两类题材的创作，一是追溯历史文化，二是关注中国现实，还有一类，是余光中自称为“超地域”、“超文化”的创作，这里暂且不论。这是余光中在香港的关注焦点。无论是为中国文化造像，还是替中国现实怀忧，香港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政治环境，都给作者提供一个新的观察、感悟、思考和表现的空间。余光中曾说：“新环境对于一个作家恒是挑战。诗，其实是不断应战的内心纪录。”因此当他在香港“时时北望而东顾”，他就深切感到，“香港在大陆与台湾之间的位置似乎恰到好处——以前在美国写台湾，似乎太远了，但在香港写就正好，……以前在台湾写大陆，也像远些，从香港写来，就切肤得多”（注：余光中：《与永恒拔河》后记。洪范书店1979年初版。）。由是，流沙河评余光中香港时期的创作是“人得其地，地得其人”，“所给胜过西蜀草堂给杜甫的，让他摇笔国恨多愁之余，还能够大写其山水景物，兼及思归怀友，且考虑生命的终极意义等等诗作。”并由此而完成了余氏的“龙门一跃”（注：余光中：《与永恒拔河》后记。洪范书店1979年初版。）。
　　置身香港，这与神思梦绕的母体大陆只一河之隔的边城，恰正是文革浩劫的末夜和噩梦初醒的黎明。以往遥隔海峡的乡愁绝唱，已化作“一抬眼就照面苍苍的山色”。瞩目可见的那个“又亲切又生涩的”“母体”，使隔海遥窥的怀思变成有着切肤之感的怆恸。从对故国的乡愁转向对大陆现实的关注，是余光中莅港初期创作的一个重要的变化，作品的风格由绵细委婉变为沉郁怆恸。他评击的是当时大多数中国诗人还无法尽情倾吐或者只能隐约道出的极左思潮下的现实政治。但这种评击，是交错在他对故国历史与人民的怀思和忧患之中的，其实仍是他怀国忧民文化情怀的一种政治性倾诉。婉转的如《北望》：“每依北斗望京华”，“咫尺大陆的烟云”，缘起诗人的边愁，想象“五千载与八万万，全在那里面”，“而历史，炊黄梁也无非一梦”，诗笔轻轻一转，只点出“在天安门小小的喧哗之外／附向古神州无边的宁静”，以“喧哗”与“宁静”对比，便写尽了文革中无声的禁哑和无奈。沉郁的如《公无渡河》，这是一些台湾现代诗人喜欢拿来翻新的一首古诗，余光中用以来写他在香港亲身感受到的文革期间逃亡偷渡的惨剧。诗不长，如下：
　　公无渡河，一道铁丝网在伸手
　　公竟渡河，一架望远镜在凝眸
　　堕河而死，一排子弹啸过去
　　当奈公河，一丛芦苇在摇头
　　一道探照灯警告说，公无渡海
　　一艘巡逻艇咆哮说，公竟渡海
　　一群鲨鱼扑过去，随海而死
　　一片血水涌上来，歌亦无奈
　　作者无言，无言到只是呈现画面；但画面所构成的蒙太奇效果，却是有言的。此诗与同类题材的《海祭》的愤激慷慨洽成对照。但都可以看到，诗人的批判，乃立足于对生民的关怀，且将惨剧置于广阔的历史背景之中。余光中艺术的成熟也在这里：以无言道有言。香港时期余光中带有批判倾向的对大陆现实的关注，是针对文革的政治现实，或许一时为有些人所不能接受，但终将要为历史所肯定。
　　当然余光中在香港后期也目睹过大陆噩梦初醒的喜悦。根据流沙河的分析，《苦热》和《初春》二诗，都是“对大陆极左政治的结束和新时期的开放政策的实施有所感应之作”（注：流沙河：《诗人余光中的香港时期》，收入黄维梁编的余光中作品评论集《璀灿的五彩等》，九歌出版社1994年初版。）。不过，真正对于大陆现实有更真切和深刻了解的诗作，则要等到他几度进入大陆之后的一批新作问世。倒是香港后期他的一些关于“九七”回归的诗作．颇引起一些些议论。香港回归，国人同庆，这是应无疑义的事。对于有着深刻中华情结的余光中，想必亦然。问题是回归之后，对香港的前途如何预测，则存有分岐。余光中的诗反映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一部分港人对香港前途并不看好的态度。他在《过狮子山隧道》中以隧道比喻幽秘的时光，询问一九九七：“迎面而来的默默车灯啊／那一头是什么景色？”在《香港四题》的《天后面》和《东龙洲》中，他都借签客和渡船的比喻，询问“紫荆花十三遍开完／究竟要靠向怎样的对岸？”而在《别门前群松》，他更进一步预言：“我走后，风向会大变”，寄语门前群松，不信“北下的风沙”会吹倒“众尊者百炼的筋骨”。对香港前途的疑虑是当时香港存在的一种客观事实，也是诗人的权利，不必奇怪，因为最终只有时间才能回答未来。香港回归已经三载，相信事实会逐渐洗清疑虑。值得注意的是诗人在对香港未来疑虑中的提醒和诤谏。也是在《过狮子山隧道》中，诗人从向镇关的狮子山买路的一枚镍币那上面戴冕的狮子和英女皇头像，联想未来这个“金冠束发高贵的侧影／要换成怎样的脸型？／依旧是半别着脸呢还是／转头来正视人民？”“转头来正视人民”是诗人的寄望。又如（鼠年》（《香港四题》之一）中，他提醒，希望不管白猫还是黑猫，不要“只会咪咪地乱叫”，否则“只怕后半夜不到／聪明的耗子／一只接一只／已经跑光了”。疑虑中有寄望，这寄望立足于生民，这是余光中的可贵之处。
　　“为中国文化造像”是余光中莅居香港的另一个关注焦点。诗人解释自己创作的变化，“在主题上，直接乡愁国难的作品减少了许多，取代它的，是对于历史和文化的探索，一方面也许是作者对中国的执着趋于沉潜，另一方面也许是身在中文系的缘固。”（注：余光中：《隔水观音》后记，洪范书店，1983年初版。）这段话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趋于“沉潜”的中国“执着”。回朔一下余光中的创作，在《莲的联想》和《五陵少年》时期，余光中迷醉于中国文化的还大多只在它的外部形态，词章、典故、意象、意境，以此所作的现代转化使他笔下的情爱男女和落拓少年，在古典的语境中拓展现代的情怀。到了《白玉苦瓜》，诗人力求进入中国文化精神的内里，但遥隔海峡犹如隔着展馆的那层无法打破的玻璃，大多倾吐的还是一种历史孺慕的文化情怀。在《白玉苦瓜》后记中他用不确定的语气提出现代诗历史感、地域感和现实感的三维空间，是他从自己艺术实践中颖悟到的创作理念和追求。这一理念的最后完成是在香港时期的创作。初抵香港，他为切近身边的彼时大陆社会的政治现实所震恸，所作多为时事关注之作。由对现实的愤激沉郁，重新进入历史的追溯和文化的造像，其对中国执着的感情便“趋于沉潜”。这“沉潜”既来自历史的感悟也来自现实的积郁。因此他才认为如《湘逝》一类的作品，是他《白玉苦瓜》时代所写不出来的。因为在这类作品中诗人处理的不仅是历史，还有现实，包括作者从现实中郁积的一种心境，是作者把它的现代诗三维空间理论溶铸为一的寓现实感怀于历史的突破。试以《唐马》为例，诗人由展馆里的唐三彩陶马，浮想联翩，咏赞的是中华民族慷慨御敌的尚武精神。“风声无穷是大唐的雄风”，“多少英雄泼剌刺四蹄过处泼剌剌／千蹄踏万蹄踏扰扰中原的尘土……”然而历史消逝，这“失群的孤骏”成了“失落在玻璃柜里”“驰不起战尘”的“任人亲狎又玩尝”的展品，而门外“你轩昂的龙裔一圈圈追逐”的不是“胡骑羌兵”，而是“银怀和银盾”。百年积弱，“昔日骑士的子子孙孙”，已经“不谙马术，只诵马经”。沉郁积痛的，正是昔日的辉煌和今日的失落。为中国历史与文化造像，正是出于对现实的感慨。再如《夜读东坡》，读者“夜读”的其实是诗人余光中。在诗人一系列为中国文化造像的诗作中，写得最多的是屈原、李白、杜甫和苏东坡。前代诗人的放逐、流离、忧国和乡思，正是今世隔岸的诗人身世的某种映照。因此不仅余光中，在以史事入诗的台湾诗人中，都有不少此类作品。《湘逝》中的最后几句：
　　这破船，我流放的水屋
　　空载着满头白发，一身风瘫和肺气
　　汉水已无份，此生恐难见黄河
　　唯有诗句，纵经胡马的乱蹄
　　乘风，乘浪，乘络绎归客的背囊
　　这些诗句已为余光中自己点明：“‘写的虽然是杜甫，其中却也有自己的心愿”，而《漂给屈原》的“有水的地方就有人想家”，李白三章中的落拓与狂放，《夜读东坡》中的坎坷与旷达，又何尝不是余光中的“夫子自道”。这一代隔岸诗人处于历史跌宕的狭缝之中的放逐感、漂泊感、忧患意识和文化自渎，藉着余光中的诗笔，映现在那些为中国文化造像的诗章中。历史从来就是现代人书写的历史，为中国的历史文化造像，实际上也是为中国当下的现实文化造像，余光中这类题材的深刻意蕴就在这里。
　　从历史和现实两极的对中国的关注，构成了余光中在香港时期的一座艺术大厦。它实际上也是许多台湾诗人和进入香港的台湾作家、学者的共同追求。只不过是置身于最贴近大陆的一边，余光中以它自己艺术积累和创作的延续性，取得了别人未能达到的成绩。
　　女性主义和后殖民理论：施叔青的关注焦点
　　和余光中不同，施叔青经常被评论家认为是西方文化诗学理论的认真实践者，她的小说为西方文化诗学理论提供了典型的诠释文本。对此施叔青不甚认同。她在给一位年青的研究者的复信中，认为她描写家庭和婚姻生活的小说所具有的批评精神，只是与女性主义的观点不谋而合；而17年来置身于香港的时间和空间，直接从中感受到的后殖民问题，也无须藉理论来创作（注：转引自逢甲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梁金群硕士论文《施叔青小说研究》。）。施叔青的表白只说明她不是按照西方的文化诗学理论来写自己的小说，而是从生活的感悟中应合了这些理论。这并不防碍我们用它分析施叔青的小说。
　　追踪施叔青的创作可以发现，她小说中的人物总是伴随着她在东方——西方——东方的飘移不定，而不断置换新的生活空间的。这也说明，即使离开了她最初的那个传统台湾的乡俗社会，她中期和近期的创作，仍然建立在自己不断丰富的新的经验世界之一。她用来观察、整理和分析这些新的人生经验的，仍是随着西方文化分析理论的不断丰富和热点转移，而不断拥有新的视野和诠释焦点。从早期表现性、死亡、疯颠的弗洛伊德分析心理学和萨特的存在主义，到中期描写“边界人”的文化冲突理论和近期描写家庭、婚姻关系的女性主义，以及再现香港历史的后殖民理论。尤其是后面的二点，是施叔青莅港后的关注焦点。
　　施叔青贡献给香港的第一批作品，是以“香港的故事”为总题的11篇系列小说。毫无疑问，这些作品同样带有施叔青来自台湾的文学经验。施叔青自叙她创作深受张爱玲和白先勇的影响。如果说张爱玲的影响主要在艺术方面，白先勇则不仅对施叔青有提携之恩，更在对于人物命运的历史透视上有一种至今还较少为人提及的潜在的启悟。“香港的故事”可以说是经过施叔青重新创造的白先勇《台北人》的香港版。只不过《台北人》的主角是那些饱经风霜的历史弄潮儿和时代弃儿，而在施叔青的“香港的故事”中，他们大多退到了女人的裙裾后面。如像《台北人》那样曾经喧赫而今落泊的那些男人后面，都有一群伴随着他们落潮的女人；太太、小姐、歌姬、舞女等等；而在“香港的故事”中那些不甘寂寞的女人背后，同样有一群实际上是支撑着这些喧嚣的女性角色的潜在的男性主角。所不同的是《台北人》中走入末途的军界政界遗老，他们作为历史的孑遗，作品中笼罩的情绪是垂亡的绝望；而“香港的故事”所写虽也是由于同样的政治原因，被历史浪潮从上海滩卷到香江岸上的“遗民”，却是经济界的大亨。他们在香港这个在东西方世界夹缝中获得奇迹般经济发展的“东方之都”，依然可以找到自己生存和发展的一席之地，从而对前景抱有自信。以第一主角身份出现，实际上是围绕在这些大亨们身边的女人，如新近成了“卢太太”的歌星柳红（《票房》），30年前未及走红就消失了“祖母级”影星顾影香（《一夜游》），绝不像《台北人》中依附在政治末途的昔日“大佬”身边的钱夫人（《游园惊梦》）和金大班（《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从中可以况味出漂落在台湾和香港的这个分别在政治和经济经过历史洗涮的阶层及其附丽物，不同的地位、命运和前景，以及白先勇和施叔青在他们各自的体验和传达中，即相承续、又各擅胜招的艺术创造。
　　进入施叔青“香港的故事”前台的那些女性角色，较之她前此的作品（以小说集《常满姨的一天》和《完美的丈夫》等为代表的家庭婚姻系列小说），性格有了很大的发展。在中期那些家庭婚姻小说中，施叔青所描写的几乎都是在传统男权（父权和夫权）压郁下婚姻失败的不快乐的女人。这些作为弱者的女性，她们教育不足、性格懦弱、经济不能独立是失败的根本原因，当然也是男权制度下的必然结果；而作为她们对立面的男性，却几乎都是有着完好学历和职业的强者，因此这一时期施叔青的女性关注中心，是在再现男性、强者／女性、弱者这一传统秩序中，对男权的批判。“香港的故事”则反其道而行之，是通过对女性自主性的描写，从经济的独立到主体的自由，来表现对于男权的颠覆。即使她们为满足自己感官快乐的享受，而甘当某些男人的情妇，也是出自她们对于自己情欲的自主。她们不再扮演纯情小女、忠贞妻子和相夫教子的贤惠母亲那类传统的女性角色，而是经济独立、精神自主，走出了男性阴影、寻回自我的人。而昔日在施叔青笔下作为霸权象征的男性形象，则往往是自私的、空茫的、萎琐的。在这场对男权、传统男性和传统女性角色进行颠覆的，颇费心计的女人和男人的战争中，施叔青所展现的依然是一个不够完整、完善和完满的人性社会。女人自立、自主和自由了，但女人还是“不快乐的女人”。这实在是谁也无法超越的现实带给作者的无奈。
　　施叔青香港小说中所建立的这种女性主义视野，且不说是从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得来的理念，还是从香港经验生活中获得的“不谋而合”，都有它在香港出现的现实依据。相对于施叔青中期的那些家庭婚姻小说，追随留学的丈夫来到美国的台湾传统女性，无论经济还是精神都只能依赖作为家庭支柱和支撑的丈夫，妻子是无法作为一个有着独立人格的人参与西方社会生活的。因此尽管她们身处于女权运动汹涌展开的美国社会，但只能困守在家庭（而且是东方式的）这一窄小的空间，继续承受男权的压迫。而相反，在香港，特别是华洋杂处的香港上流社会，西方文化的薰陶，是一个比较容易让女性——特别是受过较高文化教育和经济独立的女性，获得自主意识的空间。施叔青小说中的这些独立的女性的形象，大多生存于这一空间，便有其现实可能性的根据，而不是作者按图索骥——按照既定理论的凭空创造。
　　耗费8年时间才最后完成的《香港三部曲》，以及写于“三部曲”之前，却是“三部曲”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维多利亚俱乐部》，是施叔青迄今最宏大、也最具社会效应的一个艺术建构。尽管对于施叔青投入这部长篇创作可以有种种说法，但毫无疑问，香港殖民统治的即将终结，引发了对于香港沧桑跌宕的历史追溯与思考的创作热潮，是施叔青投入这部创作的最主要原因和背景。“我应该用笔来做历史的见证”（注：施叔青“香港三部曲”（花城版）代序《我的蝴蝶》，花城出版社1999年初版。），这是施叔青创作的出发点。
　　“香港三部曲”是一部“家族史”小说。作者透过一个在19世纪末从东莞乡下被拐卖到香港沦落为妓的不幸女人，在香港殖民发展的历史夹缝中奇迹般崛起的传奇故事，从某个侧面浓缩着香港百年沧桑历史命运的信息和影子。因此，所谓的“家族史”小说，实际上同时还是一部“社会史”小说。家族史／社会史的二元建构，既决定了这部小说的结构特征，也赋予了这部小说的国际政治视野。百余年的香港发展史，本来就是帝国主义殖民东方从发迹到衰亡的历史。当作者十分感性地讲述着黄得云这个风尘女人的人生传奇时，她同时更为理性地展开着的是交错在这个女人命运之中西方对东方的殖民统治。这是作者的叙述策略。黄得云这个不幸而“幸”的女人，只是偶然地跌入香港开埠初期的历史夹缝之中，却又必然地迂迥在殖民地香港的历史曲折之中，从而成为作者用来串连历史的一根粉红色的丝线。反过来说，正是香港的一系列殖民事件，决定了迂行其间的黄得云的必然命运，使得黄得云命运的大起大落，处处都有香港的历史在。历史事件的真实性和小说人物的虚构性，构成了施叔青“香港三部曲”的结构性张力。这同时也是作者的观察视角和思考空间。“东方／西方”、“殖民／被殖民”这两个对应性的冲突主题，触发了香港的一系列殖民历史事件，同时也诱发了作者对自己小说人物一系列虚构的命运安排。这就使整部小说置放在一个国际殖民政治的历史空间和文化语境之中。举凡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都参与了对人物命运的冲击。从中我们看到，后殖民主义的文化诗学，不管有意还是不谋而合，都给了施叔青再现和诠释黄得云／香港的历史以有力的支撑。
　　相对于国内动辄百万字、数百万字的“家族史”小说，不足五十万字的“香港三部曲”算不上是卷帙浩繁的巨着。它所展开的黄氏四代人的历史，除第三代黄威廉着墨略多外（但那是在另一部长篇《维多利亚俱乐部》），着重只写了黄得云一人。她是黄氏家族的灵魂，其他人实际上只是她的影子，或她性格某一侧面的发展和补充。作为一个被绑卖而沦落烟花的女人，她实在是“除了身体，别无所有”。但“身体”恰恰是她在这个殖民地社会的本钱。在这里我们有趣的发现，施叔青早期创作中的“性、死亡、疯颠”和中期家庭婚姻系列中的“男人／女人”的存在主义与女性主义关注，融汇在她对后殖民的“西方／东方”、“殖民／被殖民”的框架中，形成了一种新的分析理性，即“西方——殖民——男性——强者／东方——被殖民——女性——弱者”的对应主题。性是作为“东方——被殖民——女性——弱者”的一种被压迫的现实和颠覆的象征。当黄得云最初从大火的妓院中被带出，成为殖民者、洁净局帮办史密斯豢养在唐楼的玩物时，这个下级军官出身的并不得志的殖民者，骑在黄得云柔若无骨、洁白如霜的身上肆意发泄，他是把黄得云当作是压在自己身下无力反抗的殖民地象征，而获得“片刻的慰藉”。在这里，作为殖民者的性的胜利，不仅是一种虚拟的象征，更是一个确切的事实。当然，作为一种有着深刻意味的性，它还可能成为权力置换和颠覆的手段与象征。当一无所有，却有着“身体”这一绝妙本钱的黄得云，功于心计地从一个男人的床上流浪到另一个男人的床上时，她同时也以性来置换新的权力而不断改变自己的地位和命运。中年以后已经奠立了黄氏家业基础的黄得云，遇到了另一个贵族出身的银行家西恩·修洛。相对于史密斯，西恩无疑有着更好的修养、地位和前途。也更能代表英国上流社会的绅士风度。但在风韵犹存的黄得云面前，这个体面的殖民者却是一个欲举不能的性无能者，这个绝妙的对比潜隐着对历史变化的讽喻。如果说，青春艳丽的黄得云，只能以自己的肉体给并不得意的史密斯提供孤寂的抚慰，反映了殖民初期殖民者权力的绝对和骄横；那么到了徐娘半老而家业有成的后来，黄得云倒转来反客为主地居于对西恩的支配地位，透露出从殖民海盗时期的豪取强夺，到依赖绅士风度的统治，其间逐渐末落的信息。由性的象征所潜隐的这种对“殖民／男性”的颠覆，构成了与“西方——殖民——男性——强者”的命题相反的一个反题旨：“东方——反殖民——女性——强者”。
　　当然，西方殖民主义在东方逐渐失势和衰亡，是20世纪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香港三部曲”是在这个国际政治大背景上提供的一个特殊视角。作品本身的丰富内蕴，并不仅此一端。它表明了，施叔青香港时期创作的一种发展，从对现实家庭婚姻中男权主义的批判及对女性独立人格的女性主义关怀，到深入社会“用笔来做历史的见证”的后殖民理论视野，其意义不仅在施叔青个人，也意味着携带台湾文学经验进入香港的台湾作家的一种书写方式和关注焦点，其所形成的新的香港文学经验必将对末来他们重返台湾的创作产生影响。
　　台湾经验和香港经验
　　香港是一座开放的国际城市，人口的流动极为频繁，这也带来了香港文坛的开放性结构。近半个世纪来，在从香港文化教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本港作家逐渐成为文坛的中坚同时，来自祖国内地、台湾，以及东南亚和其他地区华侨和华人作家，也以其文学创作和活动，参与香港的文化建设，使香港文学呈现为一种开放性的体系，涵纳着来自不同方面的作家的成就和经验。
　　进入香港的台湾作家，在以其来自台湾的文学经验融入香港生活的创作中，介入了香港文学，把自己的文学影响深长地留在了香港。这种介入或影响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他们在香港期间的文学创作，都将被作为香港文学的一部分，载入史册。例如余光中在香港期间创作出版的三部诗集，施叔青的“香港的故事”和“香港三部曲”，今后必将在香港文学史叙述中被论及，这是有着宽泛外沿的香港文学的特殊性所决定的，这也使从外面进入香港的作家获得多种文化身份。例如余光中是台湾作家，但他在香港期间的文学创作和活动，又被认为是香港作家。施叔青的情况亦然，除了台湾作家和香港作家以外，取得了美藉身份的她，还可能被指称为美藉华文作家。二，通过他们的创作和文学活动，影响了香港文坛的某一群体。这种情况尤以余光中为突出。余光中在沙田带动和形成的文学友谊，使“沙田文学”成为香港文坛带有“强力集团”性质的一种特出现象。作为中文系的一代宗师，他的诗风在自己的弟子和香港一批年青诗人中（例如他热情支持的《诗风》杂志）都有重要影响，甚至出现了被戏称为“余派”的模仿者。施叔青的文学影响更多地将由她的作品来延伸。如张爱玲一样，她对香港历史与现实的刻绘，将为后人所借鉴和继承。三，他们从台湾经验出发汇入香港生活的创作获得的一份新的文学经验，将成为香港文学的财富而被继承下来。其实所谓的香港文学经验，具有很大的包容性。除了本港作家从本土出发的艺术经验外，大部分便包含了来自不同地区的文学经验，透过一批有影响的作家和学者的创作，便成为香港文学经验的一个新的组成部分。
　　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这些在香港创作有成的作家，他们在香港的文学经验，对于他们回到台湾之后的创作，将会有何种影响？余光中11年香港生活，形成了一个“怎样地抽手／怎样地抽身”也“隐隐，都牵到心头”的解不开的“香港结”，不仅是他的思念和牵挂，也是他用于观察、思考的一个新的视角和空间，必然在今后的创作中更深刻地表现出来。而施叔青17年香港生活对于现代化都市的感受，融入了她返台后创作的新的长篇《酡颜家族》，其中香港经验转化对台湾社会的描写，需要我们细细的品味与分析。
《福建论坛》：人文社科版福州50～57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刘登翰2001200120世纪中叶以后台湾与香港两地文学的互相影响，通过文学思潮、作家作品和人员交流予以实现。先后于70年代移居香港的余光中和施叔青，他们跨文化的人生背景和写作视野，使他们在香港这座跨文化的国际城市中取得优异的创作成就，成为两地文学结缘的代表。余光中以儒家入世的志士心怀和仁者心肠为中国文化造像和替中国坎坷多难的现实怀忧；施叔青则以女性主义和后殖民理论来诠释香港独立的女性人生和百余年被殖民的历史。他们来自台湾的文化身份和文学经验，融入香港生活的描写中而获得新的香港经验，对他们返回台湾后的创作具有重要意义。台湾作家/香港文学/余光中/施叔青/关注焦点刘登翰(1937-)福建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编有《台湾文学史》、《香港文学史》等着作。 福建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福建福州350001 作者：《福建论坛》：人文社科版福州50～57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刘登翰2001200120世纪中叶以后台湾与香港两地文学的互相影响，通过文学思潮、作家作品和人员交流予以实现。先后于70年代移居香港的余光中和施叔青，他们跨文化的人生背景和写作视野，使他们在香港这座跨文化的国际城市中取得优异的创作成就，成为两地文学结缘的代表。余光中以儒家入世的志士心怀和仁者心肠为中国文化造像和替中国坎坷多难的现实怀忧；施叔青则以女性主义和后殖民理论来诠释香港独立的女性人生和百余年被殖民的历史。他们来自台湾的文化身份和文学经验，融入香港生活的描写中而获得新的香港经验，对他们返回台湾后的创作具有重要意义。台湾作家/香港文学/余光中/施叔青/关注焦点

网载 2013-09-10 21:2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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