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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马克思主义精神交往理论与传播学
　　在前面两节中，我们从传播的定义出发，考察了传播学的对象并论述了传播学研究的意义。在本节中，我们将探讨如何才能学好传播学的问题。这里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必须从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立场出发，树立科学的传播观。
　　解决这个问题，是基于几种现实需要。第一，在我国，传播学是从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引进的。美国的传播学研究对传播学的创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中不乏值得借鉴的精华。但是，由于对行为主义和实证主义方法的崇尚，美国的传播学在许多场合把传播仅仅作为孤立的精神或心理现象加以考察，导致了他们的传播理论中也有不少唯心主义的糟粕。为了使传播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我们必须从唯物史观出发重新建构传播学理论体系。第二，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传播学是以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即传播）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属于一门社会科学。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离不开哲学世界观的指导，考察人类的传播活动，同样必须从科学的传播观出发。第三，我们研究传播学的重要目的之一，是为了探索社会信息系统良性运行的规律，理顺我国社会的传播结构和传播关系，为我国社会发展服务。这也要求我们必须将唯物史观贯穿于传播学研究之中。
　　那么，从唯物史观出发，应该如何看待人类社会的传播活动呢？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精神交往理论为我们提出了几条重要原则。
　　在人类交往活动的大系统中把握传播
　　在确立唯物史观的第一部着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分析市民社会的成立和发展之际，使用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概念：“交往”(Verkehr)。
　　什么是“交往”？对这个概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文中并没有明确作出一个总体定义。不过，从他们的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第一，如“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等表述所体现的，它指的是以物为媒介的人与人的交往关系；第二，如“观念、思维、人的精神交往”等表述所体现的，它同时也指以“语言”为媒介的人与人的精神交往关系。可以说，交往是一个体现人的总体活动之关系性的一个概括性范畴。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
　　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页。）
　　从这段论述中我们看到，马克思恩格斯是把交往作为与生产力和分工同等重要的范畴来看待的。他们认为：“生产第一次是随人口的增长开始的。而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之间的交往(Verkehr)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页。）这就是说，交往与生产从人类诞生那一天起就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没有生产，就不会有交往；没有交往，也就不会有生产。分工产生于生产的需要，而交往则是实现生产和分工的保障。生产力、分工和交往的发展程度，不但决定着一个社会或民族的内部结构，而且制约着它们的外部关系。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生产和交往是有机的成对概念。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人类的生产活动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物质生产，即“生产必需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与此相应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物质交往活动；一类是精神生产，即“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生产，与此相应的则是人与人之间的精神交往。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构成了人类生产活动的总体，而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则构成了人类交往活动的总体。物质交往与精神交往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两者的辩证运动推动着人类交往活动的总体发展。
　　我们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精神交往理论为确立唯物主义的传播观提供了重要的出发点。之所以这样说，首先是因为在他们的“精神交往”概念与现代的“传播”概念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如前所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精神交往指的是以“语言”为媒介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而在现代传播学当中，传播指的是以“信息”（广义上的语言）为媒介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两者涉及的对象和范畴并没有多大差异。正如我国学者陈力丹在考察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着后指出的：事实上，他们在论述精神交往之际，同时也大量使用了现代传播学的基本概念communication 这个词（德文是Kommuni kation）。（注：陈力丹：《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开明出版社，1993年版，第2～4页。）这说明，我们把精神交往理论看作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传播观，并不是一种牵强附会的理解。
　　然而，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精神交往理论和西方尤其是美国的行为主义传播学之间，毕竟存在着本质的区别。这些区别表现在：
　　(1)在行为主义传播学那里，传播基本上是作为孤立的精神或心理现象来看待的，他们往往单纯地就信息研究信息、就传播研究传播。而马克思主义精神交往理论则不同，它要求把精神交往放在人类社会交往的大系统中加以考察，不但要研究人的精神活动本身，而且要研究精神活动与物质活动的关系，与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关系。这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人类社会的传播活动和传播关系。
　　(2)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精神交往是与精神生产相联系的，离开了精神生产，也就谈不上精神交往。精神生产既然属于一种生产，必然也存在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因此，人们的精神交往关系也是与一定阶段上的精神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精神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密切相关的。从这个观点出发来观察人类的传播活动，我们首先不能不考察精神生产力的水平对社会传播发达程度的制约；其次，我们也不能不考察人们在精神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精神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对传播关系的制约作用。美国的行为主义传播学有意无意地回避这些重大问题，因而不能从根本上揭示人与人之间的传播关系的本质。对这一点，欧洲的批判学者、日本的“大众传播总过程理论”的学者都已经进行了大量分析，我们以后还要详细论及。
　　(3)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精神生产既然是一种生产，就必然有它的产品。精神生产的产品在现代社会更多地表述为信息，从事精神产品生产的行业叫做信息产业。信息既然是产品，也必然凝结着人的劳动，有其价值和使用价值；这是信息产品和其他物质产品的共性。但是，信息又有与物质产品不同的个性，这就是一般物质产品的消费是其本身，而信息的消费则是其精神内容（意义）。物质产品的消费大多是一次性的，而信息产品的消费则一般是多次性的。精神内容的生产与一定的思想、观念、意识、道德、政治、法律、宗教和意识形态相联系，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美国行为主义传播学虽然不否认信息中包含着思想、观念和价值倾向，然而却不想从信息的生产过程和生产结构中去寻找这些倾向产生的原因。
　　综上所述，我们不能孤立地考察传播，而应该把它放在人类生产和交往活动的总体（社会大系统）中加以考察；我们也不能抽象地考察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互动，而应该把它放在具体条件下、放在与其他社会因素的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关系中加以考察，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精神交往理论给予我们的重要启发，也是我们考察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规律的基本出发点。
　　从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的辩证关系中把握传播
　　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的关系时指出：“要研究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之间的关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例如，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就和与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是从它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来看，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1册，第296页。）
　　陈力丹认为，这段论述提出了两个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即第一，一定的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与一定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相适应；第二，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物质决定精神，而是更多地表现在相互作用之中。（注：陈力丹：《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开明出版社，1993年版，第9页。）换言之，马克思和恩格斯是辩证地看待两者之间的关系的。同样，这个辩证关系也是我们理解现代的信息生产和信息传播，乃至现代信息社会的一把钥匙。
　　一定的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与一定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相适应，这是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前提。这里包含了以下几个要点：
　　(1)人类的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起源于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活动。正像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的：“一旦人们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页。）物质生产劳动既然创造了人本身，那么作为人的重要属性的精神活动也不外乎是物质生产劳动的产物。用这个观点来考察人类社会的信息活动，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信息生产和信息传播是建立在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基础上的，信息生产和信息传播起源于人类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需要。不这样看问题，我们就容易陷入唯心论或本能论传播观的困境。
　　(2)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对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这就是说，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的发展是以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的，没有物质生产的发展，也就不会有精神生产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把城乡的分离看作是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6页。）而这种分工是物质生产力达到一定水平（物质生活资料有了一定节余）的结果。如果我们把近代工农业的分离看作是“第二次分工”，把信息产业的出现看作是“第三次分工”，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分工也都是建立在物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之上的。丹尼尔·贝尔对“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所作的分析，阿尔文·托福勒对“信息时代”到来的预言，都未敢低估第一产业（农业）、第二产业（工业）发展的作用，因为信息社会并不是空中楼阁，它必须建立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充分发展的基础之上；而人类也毕竟不能靠“吃”信息维持生存，我们首先必须解决温饱问题。信息社会，只能是人类社会物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产物。
　　(3)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关系反映着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个人的真正的精神财富完全取决于他的现实关系的财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2页。）而人们在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是他们在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体现。他们在论述阶级社会中的精神生产时明确指出：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资料生产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2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段论述，阐述了一个历史的真实。它也提醒我们，研究现代信息社会，决不能忽视精神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和社会制度对信息生产和信息传播的制约作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忽略了这一点，我们就不能认识为什么在不同性质社会制度下，信息生产和信息传播活动会存在本质的区别。
　　一定的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与一定的物质交往相适应，这只是历史唯物论的传播观的一个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精神交往理论还告诉我们，上述两者并不是简单的物质决定精神的关系，而是一种辩证的相互作用关系。辨证的相互作用，意味着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除了受到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制约的一面以外，还有其独立性和能动性的一面。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的发展，反过来也推动着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发展。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的分工程度，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分工的程度越高，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的独立性越强，对社会整体发展的推动作用也就越大。
　　第二，在物质生产达到一定的发达程度之际，精神生产的状态如何将会成为制约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现代信息社会的进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信息社会中，信息成为主要的资源，这并不排斥物质生产的重要性，而是说不发展信息产业，物质生产和整个社会就不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因此在信息社会，信息的生产与传播将是制约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信息社会的到来并不是对唯物史观的否定，相反，它体现了唯物史观对社会发展进程的科学预见。
　　第三，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既然与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相区别，意味着它具有与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不同的特殊规律。恩格斯说，当我们考察“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图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3页。）这里给我们的启发是，我们在考察现代社会的信息生产传播和传播之际，在考虑到它与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关系的同时，也必须重视它作为人类精神和心理活动的复杂性和特殊性。而后者，也正是传播学主要关注的领域。
　　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交往理论并不取代传播学，但它为传播学提供了科学的传播观。这种传播观就是，我们既不能忽视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基础作用，也不能无视作为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的信息生产与传播的特殊规律。仅强调前者，会导致一种简单的“经济基础还原论”；仅强调后者，也只能使传播学成为一种“头重脚轻”的理论，这也是欧洲批判学派的一些学者面临的困境。（注：沙莲香主编：《传播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孙旭培主编：《华夏传播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只有从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的系统观点出发，我们才能对人类社会的信息生产与传播作出科学的阐释。
　　研究传播学，为中国的社会发展服务
　　传播学进入中国已有20年的历史。20年来，我国学者在引进和介绍西方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方面作出大量的工作。目前，这个阶段可以说已经基本完成。随着传播学成为国家二级学科，我们所面临的重大任务，是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传播学理论体系。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传播学并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是一项需要我国学者付了大量辛勤劳动的工作；这个任务，要比翻译和引进艰巨得多。概括起来说，完成这项任务，需要我们坚持以下几项原则：第一，正确处理“批判”和“借鉴”的关系；第二，实现传播学的本土化和中国化；第三，研究传播学，要从为中国社会发展服务这一基本宗旨出发。
　　正确处理“批判”和“借鉴”的关系，这是一句老话。在传播学进入中国已经20年的今天，我们还要强调这句老话，是因为在现实当中依然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一部分人依然对传播学抱有戒心，认为它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诞生的，属于资产阶级货色，因而采取拒不承认的态度。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随着传播学的科学性和它对社会发展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为各界所广泛承认，持这种态度的人将会越来越少。我们要谈的是另一种倾向，这就是对西方传播学不加分析、全盘接受的态度。毋宁说，后一种倾向正是目前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传播学体系的主要障碍。我们必须明白，西方的传播理论，无论是“管理”学派还是“批判”学派，其诞生的环境和考察的对象都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传播活动，其结论并不能原封不动照搬于中国社会。换句话说，以资本主义社会为研究对象的西方传播学，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一套能够分析、考察和解决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的中国社会中的传播问题的现成理论。我们的立场是，对西方传播学理论必须进行全面、系统、客观的分析，既不能全盘承认，也不能全盘否认；既要汲取其中具有科学价值的精华，也要对一些意识形态的偏见和唯心主义的糟粕保持清醒的头脑。把批判和借鉴有机地结合起来，才是我们对西方传播学唯一可取的态度。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传播学，需要实现传播学的本土化或中国化。令人高兴的是，这项工作在传播文化史研究领域已经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例如，在已经出版的许多传播学教材中，编者都或多或少地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思想进行了发掘。1990年，沙莲香主编的《传播学》一书设了一个专章论述“中国的传统传播方式及其特点”；1997年，孙旭培主编的《华夏传播论》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和探索。（注：李彬：《反思：传播学研究本土化的困惑》，载《传播·社会·发展》论文集，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但是，除了这个领域之外，我们不能不说传播学在本土化、中国化方面还没有重大突破，特别是在传播学基本理论研究的领域，那种“每言及西方总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而一言及本土则顿时张口结舌、语无伦次”的状况可以说依然没有改变。究其原因，还是因为西方传播学理论在许多情况下并不能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传播实践问题，生搬硬套，必然缺乏说服力或引起逻辑和思想的混乱。
　　要使传播学成为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普遍意义的学科，我们必须把传播学研究与中国国情、与中国现实密切结合起来。简言之，我们应该把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状况作为主要考察对象，探索中国社会信息传播活动中的各种理论和实践课题，包括如何通过理顺我国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以及社会的、群体的、组织的、人际的现实传播关系来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等重大问题。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传播学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只有依靠中国学者自己的不懈努力才能完成，因为外国学者在这些问题上是帮不上多大忙的。
　　
　　
　　
国际新闻界5京51～55G6新闻学郭庆光19981998郭庆光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作者：国际新闻界5京51～55G6新闻学郭庆光19981998

网载 2013-09-10 21:2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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