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相關閱讀 |
从方法视角看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
|
>>> 新興科技、社會發展等人文科學探討 >>> | 簡體 傳統 |
在近期，中国传统政治哲学逐渐成为一个研究热点，这既可以从已发表的为数不少的研究文献得到证明，也可以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获得较为强烈的社会反响获得佐证。但是，由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在方法上的确当性还是一个需要认真清理的问题，这类研究还必须经受方法论上的检验，否则研究的有效性就难以保证。
一、方法的孱弱
20世纪以来，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但是，从梁启超具有奠基性意义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到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关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思想内容，就一直被糅合进一般意义上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加以处理。到1949年前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这一提法的正当性还不为学界所承认。后来的泛政治化思维就更是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纳入封建主义的范畴，对之进行简单的否定，而缺乏起码的理论分析逻辑和历史清理的严谨理性。
近20多年，有三重机缘推动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
其一，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热潮中，中国传统政治思想顺带地成为这一研究热潮中的构成部分。在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生活的相关反思中，中国传统政治体系再一次成为“现代”政治体系的对照物，相应成为被批判和抛弃的对象。“走出中世纪”的呼号大体上可以证明这一点。但是，中国传统政治诸方面的历史积淀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为后来理性的思考提供了条件。
其二，在同一时期流行的现代新儒家思潮及其研究活动，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理性分析奠定了基础。相对于以往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而言，对于新儒家思潮的关注，驱使人们重新检讨过去那种面对传统文化仅只是批判的不确当姿态，并在此基础上带着“同情”与“敬意”进行传统文化的研究和现代解释。无疑，这推动人们去慎重检讨传统政治文化遗产及其现代价值问题。
其三，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已经走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当口。这驱动了政治理论的研究活动，也使得政治理论走到了理论活动的前沿舞台。其间，先起的西方现代政治哲学着作的出版热，以及后起的西方古典政治哲学着作出版热（注：前者如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宪政译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西方现代思想丛书”；后者如上海三联书店近期出版的有关斯特劳斯、施密特的着作。），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提供了理论资源。现实的推动与理论的筹备，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产生了积极作用。
但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并不因为这些机缘本身就具备了自己研究的正当性保证。方法上的缺乏自觉，仍然是制约这类研究水平提升的最重要因素。研究者要么还是沿循梁启超的那种描述思路，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拉开为一条历史演进的线索；要不就是沿循萧公权的那种在中西简单的比较中刻画中国传统政治思想风貌的方法道路，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混合起来处理。究竟什么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者还缺乏对于研究对象对应于“中国”的“空间”、对应于“传统”的“时间”、对应于“政治哲学”的“事件”的三维方法审度。以这种研究的“空间”感而言，在目前的大多数研究成果中，人们很难认定自己把握住了“中国”的政治哲学。因为多数研究是在自觉或不自觉的西方框架中勾画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图景的。同时，以这种研究的“时间”感来讲，人们也难以通过研究者提供的成果认知“传统”中国政治哲学的面貌，因为现代化的解读已经将传统几乎遮蔽了。最值得注意的是“政治哲学”的学科界限，在这类研究中往往不具有学科的严格性，它与政治思想、政治学说、政治观念，乃至于政治制度设计、常识层次的政治生活规则等的边际界限都比较含混。政治哲学与政治社会学、政治法学、政治制度研究、政治心理学、政治文化或政治人类学等现代学科的边际界限，也没有得到有效的划定。这一领域研究之方法的孱弱是显而易见的。
二、四种取向
不可否认，已有的一些研究成果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具有启发性。在笔者的可及视野中，近期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成果，在方法上具有启发性的着作就有不少。根据对这些研究成果的分析，目前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方法取向大致可以分为四类，而这四类研究方法又引申出四种研究导向。
1.知识构成的描述，与这种研究方法相伴随的研究导向是对政治思想史基本问题的概括
就这种研究的地位而言，可以说它目前居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主流。近期的代表作是周桂钿主编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1]该书的具体内容基本上是对传统中国思想的社会政治内容的归纳。论述的大致结构是——以天命论作为中国传统政治的精神支柱，以经学作为中国传统政治的指导思想，以大一统论刻画中国传统政治的格局，以纲常论凸显中国传统政治的纽带，将民本论视为中国传统政治的基石，以德治论概括中国传统政治的特色，以常变论为中国传统政治改革的理论依据。这些内容，可以说都是以前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反复论述过的问题。出于作者用心的是这样的编排方式所具有的理论意图。绪论陈述作者研究的方法，作者从“哲学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出发进行讨论，以回答“中国有没有哲学”、“中国有什么样的哲学”这两个问题作为论述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切入点；进而以“儒学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主干”为思想史内容结构的基本断定，引发出对于本书具有设论般意义的论断——“政治哲学是儒学的中心”。为了证得这一设论，作者一方面断定以往那种认为儒学是伦理学的意见不能成立，另一方面指出从原儒到宋儒再到新儒，都是政治哲学。在回答何以中国传统哲学是政治哲学时，作者认为，那是因为中国古代的哲学家都以救世济民为目的，为政治服务的理论意图决定了这类理论活动的性质。而且，它恰好可以显现出与西方思辨哲学相区别的中国传统哲学的特质。以政治哲学为特色的中国传统哲学的中心，就是具有相当的现代价值的“民本论”。全书围绕这些设论，将古代中国政治思想家与政治家关乎政治问题的论述集纳起来，并将这些论述统称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
作者选择的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论述方法，具有自己的优势：一是这样有利于读者了解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究竟涉及一些什么问题，大致可以对之有一个简明扼要的把握；二是研究者可以从容地勾画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基本轮廓，并以历史的演进作为支持自己论述的有力理由。这对于普及中国传统社会政治思想的常识是有益的。
但是，这种研究方法支持下的研究成果具有明显的局限：第一，从研究的出发点讲，一种致力于争辩中国有没有哲学（政治哲学）的方法，无法保障研究者对于真实思想历史面目的刻画，因为“你有我也有”在方法上具有一种比附的嫌疑。第二，由于这种方法立意于交待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所涉及的基本问题，因此陈述问题本身蕴涵的需求超过对于问题之间逻辑关系的清理，它无法帮助人们有机地通观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第三，它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内容的删削，还是单一的以儒家为中心的。诚然，儒家思想是古典中国思想结构的中心，但是在勾画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时候，如果只是以儒家作为论述的轴心，就难以照顾到其他各家在传统政治哲学建构过程中所发挥的必不可少的作用。第四，这类研究还是以对西方哲学的割裂和简单归类为方法支持的。事实上，西方哲学具有自己分门别类发展的历史结构。我们绝对没有理由说西方哲学只是思辨哲学，那只是西方近代哲学一个组成部分的特点——尤其是站在德国古典哲学的视角看问题的时候。无论是古希腊罗马还是欧陆英美，西方都有自己深厚的政治哲学传统。
2.意识形态的勾画，与之相伴随的研究导向是将古典历史与现代变迁中主导的意识形态作为论述政治哲学问题的中心
这种研究方法以刘惠恕的《中国政治哲学发展史——从儒学到马克思主义》[2]为代表。作者将中国政治哲学的发展史视为意识形态的演变史，勾画出一条从古典的主流意识形态——儒学到现代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线索。进行这种勾画的政治哲学理论依托主要是认定政治哲学主题是“历史上居于统治地位的国家指导理论”，以之为核心，作者将古典思想——不论是天人关系、人性问题还是政治法律、经济管理和国民义务，都归纳到政治哲学的主题之中加以审视；并在历史的推演之中将中国政治哲学发展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古代儒学、宋明儒学、从儒学向马克思主义转折。这一研究进路的宏观描述是具有某种创新性的。但是，由于研究者只是对于政治哲学的理论边界进行了粗略的划定，因此，具体的论述几乎完全落入既往的思想史写作模式中，而没有将政治哲学与政治思想的边界成功地划分出来，从而缺乏真正的创新性。而且，一部中国政治哲学发展史，能否用意识形态作为轴心来加以勾画，在理论上是值得商榷的，就思想历史的演进本身状况来看也是值得怀疑的。
3.政治功能的凸显，与这种研究相伴随的研究导向乃是“五四”以来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采取的基本态度——一种不妥协的批判封建主义、王权主义的导向
这一研究的近期重要成果是刘泽华主编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与社会整合》。（注：参见刘泽华主编：《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与社会整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此前，刘泽华在20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还出版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传统政治思维》、《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以及近期带有总结性质的专着《中国的王权主义》等着作。这些着作的精神脉络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理性清算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价值预设——封建王权主义。）刘泽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专注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学术收获颇丰。他由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清理进入到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进路上与其他研究者并没有太大区别。但是，与一般直接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学者进入政治哲学研究时对于政治哲学理论问题掉以轻心不同的是，刘泽华注重政治哲学的理论预设。一方面，他认为，从政治诸学科中的地位上讲，政治哲学“具有统领全局的意义”；另一方面，从与政治制度安排这类“硬件”相比较的角度讲，政治哲学是作用于人们思想与行为规范的“软件”。再者，他将政治哲学研究问题的范围进行了明确的规定，确定政治哲学关注的主要是五个问题：(1)政治思想与观念中最具有普遍性的理论与命题；(2)有关政治“为什么是这样”的理论与命题；(3)政治价值的理论依据；(4)有关政治范式化的理论与观念；(5)政治理论的结构与思维方式问题。而且，他特别指出“不梳理政治哲学就难以把握中国历史的总貌和特点”。基于这些预设，刘泽华着力对于天命信仰与王权认同、天序论与社会秩序及整合、道与社会规范、大一统与政治分合、王权至上观念与权力运动大势、人为贵与王政、崇圣与社会控制、崇公与抑私、改易更化论与改制变法、革命论与王朝更替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可以说，就中国传统政治理论的基本问题域而言，刘泽华的研究都已涉及了，而且论述的确当性是较高的。但他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进行研究的理论划界的辨析还是较为粗放的，具体论述中间使得阅读者不太容易区分政治理论、政治制度、政治文化与政治哲学的界限。同时，强烈的批判预设，使得研究者的分析中立性保持得不是太好，结论的效度与信度就有所下降。
4.理论结构的提取，与这种研究相伴随的研究导向是建立“中国的”政治哲学理论体系
近期的代表作是刘晓的《现代新儒家政治哲学）。[3]相比于前述研究者，刘晓对政治哲学的理论边界持有较高的警觉。该书用了20多页的篇幅讨论政治哲学的概念、意义与范围问题。这种讨论较引人关注的是，作者给予了西方关于政治哲学学科的论述以学科坐标的地位。这似乎有以西方对政治哲学的界定来构架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危险。其实，这是我们使用政治哲学这样的概念来整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某些深层次内蕴的一个必然方法“选择”：因为从概念到范围的基本规定性来讲，政治哲学都不是我们传统思想中具有形式化建构的东西。在某些方面，相近的思想内容也许具有类同性。然而，一旦我们试图对于这些类同的思想内容进行形式化即按照现代学术划界分门别类研究时，我们就不能不接受“逻各斯”意义系统的形式化分科话语。其实说起来，前述几类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理论上的限度就是因为对此的理论警觉不高而导致的。
刘晓对此的警觉是值得认同的。他认真清理了现代西方着名的政治思想家关于政治哲学理论规定性问题的论述。从古典政治哲学的赞赏者（如斯特劳斯）到现代政治哲学的扞卫者（如伯林等），从行为主义功能主义的政治科学家（如达尔、伊斯顿）到规范取向的政治学家（如萨拜因），刘晓都对之予以关注，从而将政治哲学的学科特征进行了较为可靠的归纳：政治哲学的对象是人类的观念与精神，在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框架中它关注的主要是价值评价；它具有较高的抽象性、价值性、规范性，凸显的是政治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它还具有传统性、意识形态性；它注重政治的目标，在方法上有自己的真理性标准。这些归纳基本上把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学科特性展现出来了。通过这些理论清理，刘晓将政治哲学规定为探讨政治价值尤其是合法性、正当性及理想政治秩序、建构政治价值范畴及其关系的元理论，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社会政治批判理论；并以之为方法指引，对现代新儒家关涉政治哲学的心性论、历史叙事、政治论述、国家论道、与现代民主的关系问题、自由与平等、保守主义与民族主义、思想本源等进行了分析研究。
刘晓对于新儒家政治哲学的研究，因为是个案研究，还不足以反映他对整个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意见，而且，因为他处理的是中国现代思想史问题，也许给他提供了论述问题的方便。现代中国思想学术的学科分化已经能够达到学科独立化的基本状态。但是，他在讨论“中国的”政治哲学问题时表现出的方法自觉，乃是最具有启发意义的。不在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理论中吸取足够的理论营养，不对中西方政治思想进行深入比较，要想就中国传统思想本身进行论述而凸显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特质、内涵和问题，这是不可能的。
三、方法进路
无疑，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先天方法限制，即它是以西方现代的学科划分为学科存在的形式化条件的，制约了研究者在方法上的选择余地。研究者需要对政治哲学研究方法的进路有一种自觉。本来，研究方法可以是研究者个性化的东西，更可以是“无政府的”（注：美国着名的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倡导“反对方法”。他认为论证最成功的科学研究从来不是按照理性主义方法进行的，不应该要求科学家遵奉某一种方法论从事科学活动，而应该以知识论的无政府主义取代理性主义，充分发挥科学家的独创性，他就此提出一种“怎么都行”的方法论原则。参见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导言，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为什么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者对自己的研究方法进路需要有如此审慎的态度呢？除了前述的学科形式化理由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没有自觉的方法论选择的话，研究根本就不可能展开。一方面，这是由于中国古典思想的陈述不是“逻各斯”式的，而是日常思索式的。我们研究中国古典政治哲学，必须首先恰当地处理研究所凭据的原始资料问题。不在自觉的方法指引下，将关乎政治哲学主题的原始资料从古典的非学科化、混一化表达的各种思想的思想史资料中离析出来，那么政治哲学简直就不曾存在过。研究对象没有确立起来，研究什么的问题就无法解决。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古典思想在近代遭遇到了西方思想，从晚明迄今，中西思想的交流使得“中国的”纯粹性受到了侵蚀，这种侵蚀简单地讲，可以形容为中国的思想内蕴需以西方的表述方式来表达。我们如果研究自己民族的思想史，就必须在小心翼翼的中西对比和特征分辨中进行，否则就无法准确地把握中国传统思想的脉搏。这一研究境况，迫使我们不得不对方法问题加以重视。
再者，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是为了什么的问题，也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研究方法问题。中国传统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尽管追求自己学术活动的社会政治效用，但是，其成功之处多半限于个体心性安顿问题，对社会政治制度的安排多半出于玄想。这既使得中国传统思想的哲学性质得到了强化，又使得中国传统思想的社会效用没有保证。如果我们仅仅是在还原中国传统思想的基点上研究它的话，那意义就极为有限了。这驱使我们转换中国传统思想主要服务于个体心性需求的定位，将关涉社会政治生活的思想内容纳入到社会政治现实需要的范围之中，进而将其中的政治哲学内容离析出来，使之具有独立的现代学科价值，并在以其理解中国传统的整体历史面目的基础上，使之可以凸显其服务于现代社会政治生活需要的当下价值。
确认了中国传统政抬哲学研究方法的重要性，便需要对这种思路之下的研究方法进路进行勾画。简单地讲，这种研究方法可以以四重推进的研究进路来概述：首先是“历史—描述”，其次是“思想—提炼”，再次是“比较—界定”，最后是“理论—重构”。之所以说这四者之间的关系是四重推进的关系，是因为它们既有一种不能倒置的逻辑递进关系，又有一种相互支撑与依赖的辩证联结关系。就前者而言，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首先是一种历史研究。历史的叙事必须遵循一种尊重历史的描述原则，在此基础上才能将历史中的思想体系及其蕴涵的独特思想贡献提炼出来，并通过中西思想的比较凸显各自的思想特征，进而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理论结构烘托出来。假如倒置四者的关系，而进行反推，就可能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作为现代研究者预设的某种理念的一个证明材料，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面目反而不可能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就后者来说，没有历史叙事就没有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思想史基础，缺乏思想史基础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就可能堕入随意的比附，结果就只能是反传统的。这势必把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弄得不伦不类，前述的空间感、时间感与学科独特性都得不到凸显。
1.“历史—描述”的环节
历史是什么的问题是需要回答的。简单地讲，历史就是过去发生过的事情的总汇。历史学就是忠实并详实地记录历史事件的学问。历史学遵循某种描述的方式就是顺理成章的。这中间当然有历史学家对于事实记录的个人选择，以至卡尔强调，“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4]。于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中对其历史基础就应当怀抱两点信念：一是尊重历史事实，二是必须发挥研究者的能动性。前者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得以研究的基础，后者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据以凸显学术性的条件。在前者而言，我们就没有理由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简单地归诸儒家政治哲学。对后者来说，我们就必须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主流的学派、思潮（如儒家政治哲学）加以足够的重视。前者的宏观把握为后者的重点论述奠基，后者的重点论述显示前者的深度与特质。历史描述必须在思想史上的诸观念体系之间保持一种均衡态势。
2.“思想—提炼”的环节
思想总是个体的，尽管它可能代表着一个社会阶层或集团。个体性的思想是活跃的，还不具有公共性。它要融入思想史，还得以其具有思想推进意义的贡献的凸显才有可能。从思想史的一般进程来看，并不是每一个思想家的思想都有进入思想史的价值和必要。在形似杂乱的个体思想中离析出具有思想史意义的思想，就是思想史研究的一个基本功。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显然是广义上的思想史研究。从思想史的时代划分上看，从先秦、两汉、魏晋到唐宋、明清、再到近现代，有无数的思想家，但是他们未必都思考过中国意义上的政治哲学问题。从政治哲学的思想主题上看，天人关系、人性善恶、王权观念、官宦制度，也未必都是每一个思想家关注的对象。儒家的政治哲学主题确实具有某种主导性，但是儒家与道家的互补结构、儒家与法家的互补结构显然是不能忽视的。观念史形态的政治哲学固然值得高度重视，而生活形态的政治哲学未必就可以忽略。这中间又有一个思想提炼的学术功夫问题，也有一个寻找到诸思想流派与诸构成环节的平衡点问题。
3.“比较—界定”的环节
比较可以在思想家之间进行，也可以在同一政治哲学乃至文化体系中的不同历史时期之间进行。但是我们在方法检讨意义上的比较，专指中西政治哲学的比较。这种比较之所以必须进行，是由前述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方法处境决定的。比较的进行既需要对西方的政治哲学理论与历史，尤其是西方古典政治哲学和现代政治哲学的不同论述背景及理论指向有一个较为清楚的认识，又需要对中国的政治哲学之以古典的学科含混性存在的形态与其现代的自觉研究的学术活动加以区分。在此基础上，对中西方政治哲学的存在情形、问题轴心、架构方式、功能发挥、历史演变、现代转型等加以全方位的比较研究。这种比较具有对应性，即比较西方政治哲学家对某个问题是怎么处理的，而中国思想家对类似的政治哲学问题又是怎么处理的。但是，这种对应性不是比附性，即不是西方有什么中国就有什么，并且攀比西方政治哲学来重建中国政治哲学。同时，这种比较又具有不对称性，即西方的政治哲学从研究主题到问题架构方式，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主题及问题架构方式，几乎都是两样。前者是可比性的基础，但后者不是不可比性的依托，因为后者所体现的差异性恰恰正是前者比较的价值体现。再者，这种比较是在西方政治哲学之作为强势话语的情景下展开的。西方政治哲学的强势之为强势，不是因为它借助西方的强权逻辑从而得以推广自己，而是因为它揭示了人类现代政治处境的价值底蕴。于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又不得不划分出现代转型前后的不同政治哲学问题域、与传统的理论形态不同的现代理论构成，以及依托的不同社会形态所驱使人们思考的政治哲学功用的界限。
4.“理论—重构”的环节
这里的理论是指足以构架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诸学派、诸流派的问题兴趣、陈述方式、理论的所指与能指，进而刻画出“中国的”“传统”“政治哲学”的诸特征。这一理论是传统本身没有直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它是当下的研究者所必须提供给读者的。因此，它是一种重构的产物。这种重构当然不是研究者对历史随意的铺排，而是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之作为分散性论述、朝代式演进、含混性存在的一个分解。它是“中国的”，因此不与“西方的”政治哲学混同。它是“传统的”，因此不与“现代的”政治哲学一致。它是“政治哲学的”，因此不与一般“政治思想的”混淆。这些边际界限的清晰划分，是建立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正当性基础的前提。否则，这种研究今天可以命名为政治哲学研究，明天也许称之为政治思想研究、甚至是政治制度研究也无不可。因此，大致可以说，这一研究的学科形式要件是由西方政治哲学提供的，而内容构成要素则是由传统思想提供的，它是一门“现代”中国学术研究：逻辑的整理功夫是显然的，而进入传统的扎实理解能力是必须的。只有两种能力的相对具备，提供名之曰“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成果才是可以期望的。那种简单地叙说一下哲学是什么，政治哲学又是什么，再比附到中国思想史上，叙说一下中国哲学是什么，再叙说一下儒家思想是什么，然后简单地以儒家思想深层主题来替代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路径，在方法上是值得再检讨的。
四、方法的功用
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而言，方法问题是极端重要的问题。但是，方法反思不是本体性的，而是功用性的。之所以说这种反思不是本体性的，是因为研究方法的存在与作用从来不能离开研究的具体实践。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方法只能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联结在一起才是有意义的。方法是不能独立自存的，它也就不可能是本体性的。离开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自身演变，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就是不能存在的；离开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诸问题的研究，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方法就是纯粹玄想而没有针对性的。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为自己寻找合理的存在理由来看，这是一个顺推的过程。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为自己确定理性的研究进路来讲，这是一个逆推的过程。不论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存在推向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再推向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方法，还是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方法反推向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再推向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自身演变，二者都构成相关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方法在其中都不具有独立自存的根据。
之所以说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方法的反思是功用性的，是由于它是绝对服务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活动需要的。在研究的具体实践中，它始终是第二性的、从属性的。在确认这种功用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之下，我们需要对其可能发生的功用有一个轮廓式的刻画。其一，前述指出的方法进路尽管是功用性的，但是沿循四者固有的逻辑演进关系支持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是必须守持的方法原则。其二，方法的四个环节，是具有功能差异的，前两者主要采取的是归纳的具体方法，后两者主要采取的是演绎的方法；前两者主要采取的是分析的方法，后两者主要采取的是综合的方法；前两者面向的是历史，后两者面向的则是理论；前两者负责的对象是理论理性，后两者负责的对象是实践理性。其三，方法与研究之间的关系联结点或契合点在哪里的问题必须弄清楚。显然，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要与现代中国政治发展与变革的精神需求相贯通。因此，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方法的选择必须具有明确而强烈的“现代”意识。这当然不是要将古典的政治哲学扭曲为现代的政治哲学，而是要将古典的政治哲学中蕴涵的现代性因素激发出来，使之具有的活性因素能够服务于现代政治生活的深层精神需要。
简单地讲，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方法问题反思的功用目的，就是要促进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作为一门具有现代独立学科意义的学问的诞生，就是要促进中国现代政治哲学的健康发展，就是要推进中国当代社会政治生活的健全精神走向。这是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方法最大功用的一种预期。
作为一门具有独立学科意义存在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在学科定位上的三个要素是必须予以同时关注的。就政治哲学的学科定位而言，其实不用过于停留在西方政治思想家关于何谓政治哲学的个性化争论上面，仅就西方关于政治哲学的辞典定义就可以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提供一个最基本的学科形式化理由。政治哲学研究的是政治、尤其是政治价值、政治现实的实质及与政治分析的知识假定有关的观念的学科。作为规范理论，它力图阐明政治的价值，确定什么是希求的和道德的事物。当政治哲学关注现实怎么样的时候，关注的也是现实的实质和根本性质，而不关注特殊的经验事实。当政治哲学提供分析工具的时候，它注重词汇和概念的含义、论证的逻辑、发现真理的途径以及命题的根据。[5]这中间当然需要对政治哲学、政治理论、政治思想、政治科学之间的边际界限予以重视。[6]
作为中国现代政治哲学研究一个组成部分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是要为中国现代政治哲学的建构服务的。在研究方法上，我们必须避免为传统辩护的传统主义走向，当然也需要避免以往那种以批判甚至诋毁传统为导向的研究取向。以理性来筹划既关注传统又展望未来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也许最有利于我们建构中国现代政治哲学。
作为服务于中国现代社会政治转型精神需要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首先应当确立其作为学术研究的特质，而不应当扭曲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来僵化地服务于现实政治的要求，那样势必因为蔑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学术尊严而败坏研究的声誉，影响研究的前途。其次应当以提升中国现代社会政治生活的精神品质为鹄的，来研究中国传统政治哲学问题。传统的与现代的，毕竟属于具有对峙性的二元假设。注重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历史面目是这种研究的底线要求，而注重这种研究健康地影响现代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是这种研究的必然升华。
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具体实践来看，研究方法的陈述自身常常只是对于即将展开的研究的一个预期，而方法的力量只会显示于研究展开的具体进程之中。因此，作为一种方法的陈述，也许会陷入理想化的圈套之中。在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中，究竟能否实现上述方法预期，还是一个在研究实践中需要逐步检验的问题。就此而言，任何与理想方法接近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都是有其存在价值和意义体现的。毕竟，方法不是妨碍研究而是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京71～78D0政治学任剑涛20042004中国传统政治哲学逐渐成为一个研究热点，但在研究方法上仍是孱弱的。反思目前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中知识构成的描述、意识形态的勾画、政治功能的凸显、理论结构的提取这四类方法及其分别引申出的四种研究导向，我们看到，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可以采取四重推进式方法进路：首先是“历史—描述”，其次是“思想—提炼”，再次是“比较—界定”，最后是“理论—重构”。对研究方法进行反思，目的在于凸显和实现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功用性。政治哲学/中国传统/方法论本文是教育部资助的《转轨时期的珠江三角洲发展》的重大课题中的一部分。毕小青
毕小青，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译审。
LV Wei-zhou
Inst.of Marxism and Leninism,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Beijing 1007 32,China任剑涛，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政治哲学、政治转型、行政伦理等。（广东 广州 510275）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京71～78D0政治学任剑涛20042004中国传统政治哲学逐渐成为一个研究热点，但在研究方法上仍是孱弱的。反思目前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中知识构成的描述、意识形态的勾画、政治功能的凸显、理论结构的提取这四类方法及其分别引申出的四种研究导向，我们看到，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可以采取四重推进式方法进路：首先是“历史—描述”，其次是“思想—提炼”，再次是“比较—界定”，最后是“理论—重构”。对研究方法进行反思，目的在于凸显和实现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功用性。政治哲学/中国传统/方法论本文是教育部资助的《转轨时期的珠江三角洲发展》的重大课题中的一部分。毕小青
毕小青，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译审。
网载 2013-09-10 21:28:51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稱謂：
内容：
驗證：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