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興科技、社會發展等人文科學探討  >>>

簡體     傳統

---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殖民体系分崩离析，独立的亚、非、拉各民族国家构成了蓬勃发展的第三世界；作为20世纪前半叶帝国主义特征的垄断经济和帝国主义战争已逐渐被世界各国经济紧密联系的发展趋势所代替；另一方面，20世纪后半叶，人类经历着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重大转型，即在逻辑学范式之外，现象学范式也得到了广泛应用。逻辑学范式将一切思想和叙述概括为最简约的共同形式，如正——反——合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包罗万象，构成了具有一致性的“大文本”或“大叙述”。现象学范式与逻辑学范式不同，它研究的对象不是抽象的、概括的形式，而首先是具体的人，它强调对具体经验到的东西采取尽可能摆脱概念前提的态度，“回到直觉和回到自身的洞察”。原来的“大文本”或“大叙述”被解构了，原先处于边缘的、零碎的、隐在的以及被“大文本”或“大叙述”所掩盖的一切，释放出新的能量：虽然它也导致了某种离散和互不相关，但它所起的消解中心、解放思想、逃离权威、发挥创造力等的巨大作用，的确对世界文化的多元发展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加以高科技传媒的飞速发展，文化的交流和传播一般来说已较难受到阻扼：这一切都为文化的多元发展创造了极好的条件。
　　然而，另一方面，当前文化的多元发展也受到多方面的威胁。最明显的威胁首先是顽固存在的各种文化中心论：首先是西方中心论，而某些“东方中心论”又重复着西方中心论的老路。另外，原有利于文化多元化的文化相对主义也可能转变为封闭、排他的文化部落主义：只强调本文化的优越而忽略他文化的优点以及自身可能存在的缺失；只强调保持本文化的“纯洁”而反对和其他文化交往，甚至采取文化上的隔绝和孤立政策，结果是本文化的停滞、衰微，以至绝灭。加以世界进入信息社会，以某种语言文字为主导的跨国信息流很可能会压抑他种语言文字，从而限制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发展；特别是信息的流向远非对等，而是多由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信息、科技信息的流入，同时也会发生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宗教信仰等文化的“整体移入”，以至使其他国家民族原有的文化受到压抑，失去“活性”，最后使世界文化失去其多样性而“融为一体”！历史已经证明任何“文化吞并”、“文化一体化”的企图都会削弱文化的多样性，带来灾难性的结局。
　　经济、科技全球一体化和保持文化多元化的矛盾将是全人类在21世纪不得不面临的新现实。如何根据各民族文化的丰富资源，化解这一矛盾，使世界文化沿着健康的方向发展，是人类进入21世纪首先要考虑的问题，而异质文化之间的相互对话和沟通，以达到互相真诚理解和宽容的目的，实在是促进这一矛盾转化的关键之关键。千百年来，世界各国各民族的知识分子为达到这一目的，进行了不懈的努力，特别是在20世纪后半叶（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上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方面的急速变化，这方面的研究和探讨更是蓬勃发展，硕果累累。跨文化研究（或比较文化研究）是促进异质文化间对话和沟通的最重要的一种手段，必将在21世纪文化研究界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这世纪末的深处，展望和迎接即将到来的新的千年，系统整理已然逝去的20世纪后半叶中国跨文化研究的成果，探讨其存在的问题，把握其跳动的脉搏，显然是面向新世纪的一项十分必要而极有意义的工作。
　　　　　　建国初期的跨文化研究
　　中国自20世纪以来，已逐渐培养出一批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具有世界水平的一流学者，如王国维、陈寅恪、钱钟书、冯友兰、汤用彤、朱光潜、吴宓等。他们和他们的学生，特别是他们所建构的学术环境（尤其是清华大学）为中国的跨文化研究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在解放初期的15年里，余荫所及，还出现了相当一批很有分量的跨文化研究学术专着。其中如季羡林的《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齐思和的《中国和拜占廷帝国的关系》、贺吕群的《古代西域交通与法显印度巡礼》、朱谦之的《中国古代乐律对于希腊之影响》、王光祈的《东西乐制之研究》等，都是一时难以企及的学术精品。在这一段时间里，各种报刊杂志有关跨文化研究的讨论始终不断。如朱谦之的《十八世纪中国哲学对欧洲哲学的影响》、张轶东的《中英两国最早的接触》、何兆武的《广学会的西学与维新派》、范存忠的《〈赵氏孤儿〉杂剧在启蒙时期的英国》、朱光潜的《基督教与西方文化——一种重新估价的尝试》等等，都是材料翔实，立论有据，文风朴实，与同一时期大量存在的、以为“真理”在手因而盛气凌人的行文作风全然不同。
　　但是，这一时期最突出的文化现象还是向苏联“一边倒”，大量强制性地灌输苏俄文化。应该说，这对于帮助中国走出封建文化，培养一代新人起了一定作用；但这种强制性文化灌输的负面影响也不容低估。特别是作为苏共中央文件下达的、充满极左教条主义的日丹诺夫的三个报告更是如此。如他的《关于〈星〉与〈列宁格勒〉两杂志的报告》将文学定位于“对人们进行政治教育”，对中国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在很长时期内都成为一种独断的遏制；他的《在关于亚历山大洛夫着〈西欧哲学史〉一书的讨论会上的演词》，提出哲学就是要“以新的、有力的意识形态武器来武装我们的知识分子、我们的干部、我们的青年”，从此，哲学研究不再有自由思想，一切马克思主义之外的西方哲学都被当作资产阶级的腐朽意识“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他的《在联共（布）中央召开的苏联音乐家会议席上的演辞》大反西方音乐的“形式主义”，为中国艺术的发展从根本上划定了条条框框。我国人文学科长期缺乏独创性，比较停滞，不能不说与此有关。
　　与此同时，从批判胡适的实用主义，清算他与西方文化思想的关系开始（1954），中国对20世纪前半叶传入的、除“苏式”马克思主义以外的西方思想影响进行了全面扫荡。这种在文化方面的灌输和扫荡带有很强的政治强制性，既不同于本世纪初的自由介绍、自由选择，也不同于过去宗主国向殖民地进行文化灌输的旧模式，其经验教训仍是今天的跨文化研究中一个必须认真总结和深入研究的课题。
　　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20世纪以来曾经蓬勃发展的跨文化传输和跨文化研究渐趋沉寂，大批判文章铺天盖地。但在60年代初期，也还有一些可读的文章，即便是批判文章也如此。如贺麟的《朱光潜文艺思想的哲学根源》从7个方面总结了朱光潜文艺思想的哲学基础， 其学术词汇虽有某些过度“意识形态化”之嫌，然而毕竟不同于寻常之辈，在批判中却也能显示出作者的深厚学养：再如徐典绪的《论太平大国的拜上帝会与基督教的关系》，虽然囿于时见，“爱”“憎”分明，然其所述拜上帝会对基督教的曲解与改造，则充分显示了接受者的传统文化在中西文化之影响中会留下怎样深刻的印痕。
　　60年代，在跨文化研究方面不能不提到的是1961～1964年前后，史学界围绕世界历史的撰写问题展开的对“欧洲中心论”思想的反思与批判。周谷城先生在《历史研究》1961年第2 期上发表了题为《论世界历史发展的形势》的文章，提出世界历史“既不应以欧洲为中心，更不应以亚洲为中心”，此文在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连续召开研讨会，围绕该文着重讨论了在世界历史研究中如何击破“欧洲中心论”及建立世界史新体系的问题，《文汇报》对此进行了追踪报道。吴于廑先生发表于《江汉学报》1964年第7 期上的《时代与世界历史——试说不同时代关于世界历史中心的不同观点》，堪称此一讨论的总结性文章。文章开宗明义，指出一部名副其实的世界史，必须体现世界的观点，即排除地域或种族的偏见。吴先生对古代与近代各种世界历史着作进行了批判性的审视和比较，对现代世界史上“近东”、“中东”、“远东”等词汇的使用及以势力强弱对比为依托的撰写策略进行了深刻反思，提出新的世界史必须只有两重标准：一是它必须体现与世界历史的一致性，二是必须说明世界历史由闭塞的、非整体的达到整体性的发展。文章高屋建瓴，代表了当时的史学水平。
　　文学方面的跨文化研究则有钱钟书先生的《通感》（1962）、《读拉奥孔》（1962）和《论林纾的翻译》（1964）。这些论文都是在世界文艺理论的语境中，以中国诗学为本，参较他国学术，广征博引，缜密入思，具有常人难以企及的广度和深度，开创了“以中释西”、“以西释中”的“双向阐释”的先河。《论林纾的翻译》通过分析林纾译本前后两个时期的不同表现，总结出不少有关译事的珠玉之论，堪称现代译介学的典范之作。
　　此外，较多的是有关鲁迅对于中西文化汇通的研究。50年中，最早出现的探讨外国文学对于鲁迅创作之影响的文章，是冯雪峰发表于《新华月报》1949年第12期的《鲁迅创作的独立特色和他受俄罗斯文学的影响》。另外，值得一提的还有曹未风的《鲁迅与外国文学》、乐黛云的《“五四”以前的鲁迅思想》。它们在鲁迅研究中，自觉地以跨文化眼光来审视鲁迅作品的内容和思想特色。前者将鲁迅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分为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宏观把握中有微观分析；后者则深入探讨了“五四”以前鲁迅先生的思想递嬗及其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具体剖析中见总体归纳。
　　　　　　在新时期的前夜
　　1977～1979年，短短3年，正是即将到来的改革开放大潮的前夕。在此期间，跨文化研究的文章迅速增加，其中不少论文在研究的领域、范围、对象等方面都具有开拓性和创造性，昭示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如邢贲思的《哲学与宗教》（1978）、陈元晖的《严复和近代实证主义哲学》、冯天瑜的《利玛窦等耶稣会教士在华学术活动》、杨宪益的《译余偶寄——安徒生神话里的皇帝的新衣》等等。这些文章多少暗示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松动迹象，但相比于数量方面的收获，质量方面显然不尽如人意。
　　作为跨文化研究里程碑的学术巨着是1979年出版的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篇》4卷。
　　《管锥篇》最大的贡献就在于纵观古今，横察世界，从“针锋粟颗”之间，突显出互为参照的各种重要文化现象。全书围绕《周易正义》、《毛诗正义》等10种中国传统文化原典，引用800 多位外国学者的1000种着作，结合中外作家3000余人，阐发自己对世界各种文化现象的看法。他特别强调“打通”二字，即突破时间、地域、学科、语言等各种界限和壁垒，以新的学术视野来进行新的学术研究。他提出“人文科学的各个对象彼此系联，交互渗透，不但跨越国界，衔接时代，而且贯串着不同的学科”（《诗可以怨》）。但他认为不必用很多精力去建立什么庞大体系，以为可以用它来限制和约束客观世界，实际却无法做到。他认为应重在深邃、鲜明的个人真实体验。他的这些思想，继承了中国从具体事物出发的传统观念，又与前面谈到的现象学思维方式相关联，为后来的中国跨文化、跨学科研究和其他学术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思考基础。
　　同年出版的还有杨绦的《春泥集》、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李泽厚的《批判哲学的批判》等等。这些着作都是在多种文化对话的基础上立论，内力浑厚，绝非一二年时间便可成就，显然是孕育了相当长的时期，不仅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而且能让人把握到一种难能可贵的冷静和洞穿历史的智慧。
　　综观50年来，前30年之跨文化研究，其成就显然应该更大。所以受到局限，主要是闭门锁国的直接结果；加以在学术领域过度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情况下，跨文化研究总要“涉外”，危险更大。例如朱谦之先生的《十八世纪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发表后，很快被批判者冠以“反马克思主义主义”和“反爱国主义”的帽子，徐中玉先生的《文学的民族意义、全人类意义和人民性的关系》则被视为“右派分子”向党射出的“蒙着糖衣”的“毒箭”。在这种风气中，一批学贯中西、学养深厚的学者不敢轻易涉猎跨文化研究，更谈不上作思想深层的参较辨驳了，这对于我国的跨文化研究事业，不能不说是一大损失。
　　　　　　80年代：横向开拓
　　80年代是一个以文化外求、横向开拓为主的时代。事实上，可以说中国大陆的整个80年代都是沟通中外、以他种文化为镜、反思本民族文化、以求奋进、以求新生的跨文化研究蓬勃开展的时代。
　　80年代，人们首先面临的就是如何走出几千年的旧传统和数十年来形成的“新传统”，真正“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首开风气之先的是金观涛等人主编的数十本《走向未来》丛书。这套丛书深入浅出、比较全面地介绍了西方最新思潮，以及西方学者正在思考的问题。这一切对闭门锁国达30年之久的30岁左右的青年人来说，都是既新颖又刺激，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他们研究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兴趣。
　　接着是中国第一个民办教育团体——中国文化书院举办了第一届中西比较文化函授班（两年毕业），他们编写了比较文学、比较教育学、比较心理学、比较哲学、比较史学、比较法学、比较美学、比较宗教学、比较伦理学、比较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文化学、中国文化概论、日本文化概论等14种教材。这个函授班盛况空前，正式参加学习的学员1 万余人，包括新疆、西藏等边远地区。教学除通过教材和函授报进行外，还组织了电视远距离教学和多次按地区面授，最后，大部分学员写了有关比较文化的毕业论文，其中有的还发表于报章杂志。在推广和普及跨文化研究方面，这个函授班无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纪念。中国文化书院还组织编定了《神州文化丛书》100本， 其中包括了《中印文化交流史》（季羡林）、《伏尔泰与孔子》（孟华）、《中国文化在朝鲜半岛》（魏常海）、《中国文化在日本》（严绍＠①）、《中国文化在俄罗斯》（李明滨）、《利玛窦与徐光启》（孙尚扬）等重要跨文化研究着作。
　　80年代中后期，跨文化研究越来越向理论的深度开拓。改进传统思维方式，更新知识结构的迫切需要大大促进了译介西方理论，同时又联系西方理论，反思中国的实际问题。特别是三联书店组织出版的甘阳和刘小枫等人主编的数十本《学术文库》、数十种《新知文库》、十余本《文化：中国与世界》丛刊更是为提高中国学术界的理论水平，进一步促进跨文化研究立下了不朽功勋。
　　事实上，正是《走向未来》丛书、中国文化书院中西比较文化班和以《文化：中国与世界》为核心的青年学术群体，以及稍后由王元化在上海创办的《新启蒙》杂志和其他一些赞成并倡导“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学术力量合力掀起了横向开拓、以跨文化传输与研究为主体的中国大陆的“文化热”。
　　所谓“文化热”的出现决非偶然，这首先是“四个现代化”提出后的一种积极反响。当时有识之士普遍感到现代化不能只限于经济和科学技术层面，更重要的是应该与文化深层的现代化相配合，其中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的更新，对我国新旧传统的历史反思等。为达到这一目的，不能不寻求新的参照系，因此急于介绍近世西方思想文化的进展，力求在世界语境中探讨我国现代新文化建设的路向。与此同时，人们普遍认识到被称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其起因正是数十年来形成的极左教条主义与几千年腐朽的封建旧传统之间共谋的结果。要彻底改变现状，铲除两者盘根错节的影响，就必须横向开拓，借助外来文化的力量。于是，近世西方思潮如存在主义、现象学、分析哲学、科学哲学、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阐释学，以及文学方面的各种理论在80年代被大量引进，人们再一次掀起了“向西方寻求真理”的热潮。
　　学术研究在拓展着新的视野，寻求新的方法，建构新的理论。在跨文化研究领域中，比较文学首先吹响了新时期的号角。仅仅1981年一年间就出现了很多倡导比较文学的文章，如《什么是比较文学》（李赋宁：《外国文学》）、《钱钟书与比较文学》（张隆溪：《读书》）、《浅谈比较文学》（陆凡：《文史哲》）、《漫谈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乐黛云：《大学生从刊》）、《比较研究与比较文学》（刘介民：《文艺报》）等等，倡导比较文学的文章一时如雨后春笋。比较文学作为一门长久被遗忘的、既旧且新的学科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兴趣。
　　在比较文学研究的实践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收获，80年代初期，出现了一些重要专着与论文：如钱仲联的《佛教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1980）、季羡林的《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1982）、唐ｔāｏ＠②的《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一个轮廓》（1982）、杨周翰的《攻玉集》（1983）、金克木的《比较文化论文集》（1984）、王瑶的《中国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1986）等。卢康华、孙景尧的《比较文学导论》（1984）则第一次使中国比较文学取得了理论与体系的形态，开始了它的学科与理论的建设阶段。另外如钱学森、刘再复的《文艺学·美学与现代科学》（1985）开创了跨学科研究的新方向，王佐良的《论契合：比较文学研究集》（1985）讨论了异质文化之间文学的契合，曾小逸编的《走向世界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1985）等初步总结了“五四”以来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这一时期，比较文学很快成为“显学”，各种着作风起云涌，但也有一些在开创中难于避免的缺点。例如在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方面，“X与Y”（某中国作家与某外国作家）和“X在Y”（某外国作家在中国或某中国作家在外国）的模式逐渐形成而且泛滥。但这类文章也有颇具深度的，如戈宝权的《普希金与中国》、阿英的《易卜生作品在中国》等。但大部分由于研究方法、视角及模式较为单一，对于双方的精神、情感、气质、心理等方面的内在契合较少有深层的开掘。1987年出版的《中国比较文学年鉴》全面追述了中国比较文学发展的历史及其在80年代上半叶复兴的各种资料与历程。
　　80年代后期，中国大陆的比较文学研究，较前期更为活跃，也更成熟。学术专着的出版呈现出明显的加快趋势。许多出版社都纷纷把目光投向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研究领域，湖南文艺出版社率先出版了一套比较文学研究丛书，该丛书12本，分三集，第一集是《比较文学导论》、《比较文学原理》等基本理论建设，第二集是“中日”、“中印”等中外文学关系，第三集是外国学者论中国文学。与此同时，出现了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丛书和河北人民出版社的比较文化丛书。一批颇有分量的比较文学专着相继出现，如乐黛云的《比较文学原理》（1987）、严绍＠①的《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1987）、王晓平的《近代中国文学交流史》（1987）、郁龙余的《中印文学关系史》（1987）、陈思和的《中国新文学整体观》（1987）、刘海平的《中美文化在戏剧中交流——奥尼尔与中国》（1988）、曹顺庆的《中西比较诗学》（1988）、李达三和刘介民的《现代中西比较文学研究》（1988）、王丽娜的《中国古典小说名着在国外》（1988 ）， 温儒敏的《新文学现实主义流变》（1988），以及陈ｄūｎ＠③和刘象愚的《比较文学概论》（1989）、饶＠④子的《中西戏剧比较教程》（1989）等等。比较文学研究遂成风气，贯穿了整个80年代的文学研究领域，并刺激了其他学科的跨文化研究的发展。
　　当然，比较文学研究仅仅构成80年代中国跨文化研究的很小的一部分。整个80年代，跨文化研究在各个学科都得到了广泛的开展。周谷城的《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1981）开风气之先，接着出现了许多有关文、史、哲、宗教、艺术等各方面的比较研究的篇章和专着。周一良的《中外文化交流史》（1987）、郎绍君的《艰难的必由之路——近代中国引入西方美术的回顾与思考》（1987）、陈平原的《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1987）、金丹元的《比较文化与艺术哲学》（1989）等等都是一时之选。
　　与此同时，中国人类学的研究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与当时国内学术界对西方学术的重视是分不开的。当时，我国大量翻译的西方学术着作中，也包含了许多有关人类学的西方学术名着，如弗雷泽的《金枝》、列维·布留尔的《原始思维》、列维·斯特劳斯的《野性的思维》等。西方的人类学理论进入中国后，不再只限于田野调查或对实证性民族心理结构的分析，而是将西方人类学的成果运用到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解读中去，在我国形成了一个更加宽广的学术视野，即新兴的文化阐释学或文化人类学。1989年出版了萧兵的《中国文化的精英——太阳英雄神话比较研究》，对东西方神话中有关太阳神世系的神话进行了人类学方法的探讨，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但作为中国文化人类学代表的《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8卷则主要写成于90年代。 这部数百万字的丛书用现代的、世界的眼光重新诠释中国原典，使其真正成为人类共享的思想文化资源。《诗经的文化阐释》（叶舒宪）、《楚辞的的文化破译》（萧兵）、《庄子的文化解析》（叶舒宪）、《老子的文化解读》（萧兵、叶舒宪）等都是追求跨文化的融会贯通，超越东西方文化的简单价值判断，竭力探寻人类共有的、具有相对普遍适应性的原型、象征模式，一方面使长期以来限于单一范围内的传统训诂——文献学研究在世界范围内重新寻找到自己的位置，另一方面又借文化人类学的普遍模式的演绎功能使传统考据学所不能彻底认知的远古文化“密码”在跨文化的比较分析和透视下得到破解。《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所进行的研究既发掘了自身文化的特点，又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理解和互补、互利。它正是20世纪后50年跨文化研究结成的一个硕果。
　　　　　　90年代：全球化与本土化
　　80年代的横向开拓，对西方学术文化资源的大量引进，激起了人们的忧虑和反思。中国数千年古国文明会被覆盖淹没吗？西方学术文化资源真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吗？再进一步考虑，在经济全球化、科技一体化的不可避免的大趋势下，如何才能保持文化的多元发展？中国传统文化能立足于世界现代文明之外而始终不变，永远保持“原汁原昧”吗？如果不能，又如何使之在原有基础上，适应现代需要，发展为新的中华文明？归根结底，还是讨论了100多年的古今中外的关系问题。 不同的是90年代的讨论不能不在全球化和多元化的新形势下进行，因此，大部分讨论都与跨文化研究直接有关。
　　为回答以上问题，90年代初期出现了目标相同而表现形式不同的两种潮流。一是引进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平面化、零碎化观念，冲击一体化、中心化的独断专行。他们认为今天文明所面临的是“现代主义文化的国际风格正被多元化的、平面化的具有本土色彩的后现代性所取代”（张颐武：《第三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学》），而“我们正置身于杂语喧哗中”（王一川：《从单独独白到杂语喧哗》），这是国际大趋势，而为了“在国际化的过程中如何不失去本来文化的同一性”，“加大文化研究的力度，从理论和实践上看出相应的对策”，无疑成为“知识界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王逢振：《文化交流中文化的同一性》）。他们的目标是通过对一体化、一元化的的对抗达到保存多样性、独特性和自身特点的目的。
　　另一种潮流是1992年前后悄然兴起的“国学热”。他们的目标也是保存自身文化的特色并使之发扬光大。但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认为，要达到这一目的，只能从过去的传统文化中寻找资源，甚至认为人类文化所有的精华都已存在于我们的民族文化之中，无须外求；而外来的东西并不能解决我们自身的问题，引进也无益。这样，就必然会逐渐引向排外和封闭，不能很好吸收已经适应了现代化、现代社会的外来文化资源。结果不是走向狭隘的民族主义，就是走向使自身文化在封闭中萎缩的文化部落主义。因此，必须把“现代对传统的超越复归”与“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化”二者结合起来。正如郑敏在其《解构思维与文化传统》一文中所说：“创新的过程必然是从传统出走，但也必然又对传统多次回归……当创新之灵出走而忘返，追随异国他乡文化而去，我们需要对它呼唤，呼唤它回归母体，将它的“新”带给母体……这正是21世纪汉文化传统创新与回归的使命。”
　　要完成这种创新与回归，就必须“真正把中国传统文化放在整个世界文化发展的总趋势中来考察，使中国文化的真精神和当前时代的要求接轨”（汤一介：《文化热与国学热》），也就是要在全球意识的观照下发展自身的民族文化。所谓在“全球意识观照”下，就是要关注全人类正在关注的大问题，考虑自身的民族文化对解决这些大问题能提供哪些独特有用的资源和贡献。这样，这个过程就会成为一个双向发展的过程，一方面，自身文化将有益于世界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自身文化在成为世界新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同时也会相应地改变和更新，发扬自己的优长而得以现代化并重现辉煌。
　　显而易见，这是一个坚持多元化而不是趋向一体化的过程，一旦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别泯没，也就不会再有“独特的资源和贡献”可言。因此，“文化交流是在开放、对话的精神指导下，达到更高形态的综合乃至融合而非走向一体化”（钱钟文：《新理性精神：文化对话的一种策略》）。也就是一方面要保持自身主体性的“不同”；另一方面，又要与其他“不同”文化和谐共处，“并育而不相害”、“并行而不相悖”，在相互渗透、参照中“达到新的和谐统一，产生新的事物”（乐黛云：《文化相对主义与“和而不同”原则》）。
　　90年代初期还有一种新趋势，就是一批资深的西方哲学教授转而研究中国哲学，将中西哲学的沟通和对话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他们明确提出“对于以西方哲学为专业的学者来说，就是要注意以中国为参照系解释西方哲学；对于以中国哲学为专业的学者来说，就是要注意以西方为参照系解释中国哲学。……应该与外国学者直接对话，让外国学者了解国学，同时也让国学与西方思想相互撞击、相互磨擦，以期互相吸收、互相融合”（张世英：《传统与现在》）。张世英在90年代初期发表的《西方哲学史上主体性原则的发展和中国哲学史上关于人的理论》（德文，发表于《维也纳年鉴》第20卷）、《中西哲学史上的形而上学》、《萨特的“虚无”与王阳明的“人心”》、《朱熹与柏拉图、黑格尔》、《尼采与李贽》、《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与陶渊明的诗》、研究《天人合一与主客二分》都是他所提倡的上述主张的实绩。
　　出版于1991年的《中西人论的冲突——文化比较的一种新探求》（杨适）也是一本具有开创性的专着。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说的，该书“着重研讨中西文化、人论和中西历史中实际存在的人的状况……进而探讨中西分异的历史条件和根源，包括起源和演进的具体规律性；最后，从上述全部研讨中展望未来可能的发展，和我们可以努力的方向”。全书仔细分析了以“宗法人伦”为中心的中国人论和以“人与自然”、“灵魂与肉体”、“个人与整体”相分离为特点的西方人论。比较全面地论证了“西方文化中特重个人个性的自由发展和在此基础上建立相互关系的社会集体性，而中国文化中特重人与人间的人伦联系的整体性和在此基础上建立个人个性”，而不是偏废一方。他认为至今“西方传统的异化自由和中国传统的异化人伦仍在彼此冲突中各显其自身的优缺点”。
　　另外，也有一批原来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努力于在全球化和西方的语境中来重新审视和诠释中国文化，如王元化、庞朴、汤一介等。
　　在这个基础上，一批新的有关跨文化研究的、有较高质量的专着陆续出版。如《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张岱年、汤一介编）、《从“西化”到现代化》（罗荣渠）、《多元共生的时代》（王宁）、《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张法）等都在不同方面对跨文化研究有着新的推动和启发。特别是一些系统出版的“以书代刊”形式的丛刊更为跨文化研究提供了广泛讨论和多元发展的园地，如90年开始出版的《东西方文化评论》丛刊（刘小枫、王岳川编），90年代中后期出版的《国际汉学》（任继愈编）、《汉学研究》（阎纯德编）、《法国汉学》（李学勤等编）、《跨文化对话》（乐黛云等编）等等。这类丛刊都以更灵活、更及时的方式在跨文化研究方面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作为跨文化研究前锋的比较文学，这一时期更是硕果累累。如曹顺庆的《中外文论比较史（上古）》、《比较文学史》、朱立元的（中西古代艺术类型差异之探源》、童庆炳等的《中西比较诗学体系》、范伯群等的《1898～1949中外文学比较史》、李万钩的《中西文学类型比较史》、严绍＠①等的《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十卷本、叶舒宪的《从比较文学到比较文化》、谢天振的《译介学》以及多种新编比较文学教材等都为跨文化文学研究的发展开辟了新的生长点。
　　90年代，在跨文化研究方面出现的一个新现象是欧美各国对异质文化的研究也越来越感到兴趣，相互直接对话的愿望逐渐形成热潮。1991年在广州中山大学召开了“文化双向认识的策略问题”的国际会议，法国、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日本等多国学者与中国学者一起面对面地就对待跨文化研究的一些根本问题进行了讨论，提出了“文化的双向认识是一种双向的而又多次往复的诠释过程”，就“双向文化人类学”的哲学认识论导向达成了多方面的共识。这次会议的主要论文收集在1993年出版的《狮在华夏——文化双向认识的策略问题》（王宾、阿让·热·比松编，中山大学出版社）一书中。
　　1993年在北京召开了“在寻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误读”国际会议。欧洲最负盛名的学者之一翁贝尔托·埃科（Umberto Eco ）为大会作了题为“他们寻找独角兽”的主题发言。他指出两种不同文化的相遇，有三种不同的可能：一、文化征服：A文化成员认为B文化成员非正常人类，对其文化采取教化（按A文化模式改造B文化）或毁灭（如欧洲文化对待美洲、非洲文化的方式）；二、文化掠夺：A文化可能在政治、 军事上征服B文化，但赞赏其智慧，对其文化成品加以霸占和掠夺；三、 文化交流：埃科认为这是一种互相影响和尊重的双向流程，欧洲和中国的最初接触就是如此。埃科特别强调了两种文化接触时往往产生的“误读”现象。他认为任何人接触他种文化之前，“都有一个关于这个世界的先入为主的观念，它们来自其自身的文化传统”。例如马可波罗到东方来寻找西方传说中的美丽动物“独角兽”，却误认为在东方，那就是丑陋的犀牛。他不可避免地从他自己的文化框架出发来理解中国和东方。埃科指出，文化接触中的这种“歪打正着”的误读却常常为异质文化中的人们带来十分珍贵的启发。例如德国科学家莱布尼兹在探求伏羲的数学意识时，却对现代逻辑发展作出了贡献。
　　围绕着埃科的发言，学者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法国着名人文学者雅克·勒·高夫、阿兰·莱伊、着名生物学家安东尼·当香等发表了《作为总体文化中符号及界限的墙》、《从文化的多样性到人类的普遍性》、《中西对话：潜能的问题》等提出了相同或不同的看法；中国学者也提交了多篇高质量的论文参加讨论，如汤一介的《在有墙和无墙之间》、周星的《异文化间浪漫的误读》、孟华的《“移花接木”的奇效——从儒学在17、18世纪欧洲的流传看误读的积极作用》、乐黛云的《文化差异与文化误读》、孙小礼的《莱布尼兹与中国的易图和汉字》、孙尚扬的《明末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误读及其创造性》等。这些论文都收集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独角兽与龙》（中、法文版）一书中。
　　紧接着，1996年在南京大学召开了“文化：中西对话中的差异与共存”国际学术讨论会，进一步研讨了跨文化研究中的对话和话语问题。会议论文收入法文版的《Culture:Diversite　et　Coexistence　dansle dialogue Chine—Occident》。1997年5月又在北京大学召开了以“未来十年中国和欧洲最关切的问题”为题的第四次跨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讨论了“生物学发展与伦理”、“电脑网络对人类生活的影响”等问题。
　　几次国际跨文化研究会议的实际成果就是中法合办的《跨文化对话》丛刊的出版，议定该丛刊将以法文和中文在两地先后发行。这些面对面的“前沿碰撞”常常在看来相去甚远的不同意见中擦出思想的火花，都是对跨文化研究的直接推动。
　　当然，这只是90年代跨文化研究中的一脉，事实上，90年代以来，在国内外的各种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东西跨文化研究已经成了相当集中和突出的主题。
　　　　　　展望未来
　　然而，20世纪最后一年的世界形势使许多人原来的思路因而轰毁。看来和平发展并非唾手可得，跨文化研究也不可能毫无阻力地在和平中自然实现。从目前世界此起彼伏的局部战争来看，文化冲突（民族、宗教、权力、野心等）似乎已成为引发战争的因素之首位（西亚、非洲、中欧、俄罗斯、印度半岛、朝鲜半岛、巴尔干半岛皆不乏实例），于是有了亨廷顿教授（Samuel Huntington ）关于西方文化与非西方的文化冲突将引发世界大战的预言。亨廷顿及其所鼓吹的“文明冲突论”使人们意识到“文化交流绝不仅仅是一个纯文化问题”，其背后是结结实实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对话和冲突。然而，暴力和强权越是猖獗，世界各民族之间的沟通和理解越是重要。90年代中期之后，跨文化研究作为一种文化策略日益受到重视。“是增强不同文化间相互理解和宽容而引向和平，还是因为文化隔离和冲突而导向战争，决定着21世纪人类的命运”（乐黛云：《文化相对主义与“和而不同”原则》）。跨文化研究，作为不同文化之间互相沟通和理解，避免冲突和暴力的最重要的途径之一，一定会在未来的新世纪得到空前的繁荣和发展。
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53～162G0文化研究乐黛云2000200020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方面发生了急遽的变化，人类对文化多元化的研究和探讨蓬勃发展。作者通过对中国跨文化研究50年来历程的回顾，认为跨文化研究是促进异质文化间对话和沟通的一种最重要的手段，必将在21世纪文化研究界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这世纪末的深处，展望和迎接即将到来的新的千年，系统整理已然逝去的20世纪后半叶中国跨文化研究的成果，探讨其存在的问题，把握其跳动的脉搏，显然是面向新世纪的一项十分必要而极有意义的工作。乐黛云，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作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53～162G0文化研究乐黛云2000200020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方面发生了急遽的变化，人类对文化多元化的研究和探讨蓬勃发展。作者通过对中国跨文化研究50年来历程的回顾，认为跨文化研究是促进异质文化间对话和沟通的一种最重要的手段，必将在21世纪文化研究界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这世纪末的深处，展望和迎接即将到来的新的千年，系统整理已然逝去的20世纪后半叶中国跨文化研究的成果，探讨其存在的问题，把握其跳动的脉搏，显然是面向新世纪的一项十分必要而极有意义的工作。

网载 2013-09-10 21:28:42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