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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的30年，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大而深刻变化的30年，也是美学这个学科在中国迅速发展的30年。在欧洲和北美，美学是大学里的很少的一批专门学者所从事的一项专门研究。在这些国家，美学与社会、哲学和文化的关系，当然也是很密切的。艺术的变化迫使美学家从哲学的高度做出应对。文化研究冲击文学和艺术研究，美学家出面做出调整，使文化研究不至于走得太远，维系审美和艺术这个核心。有时，西方美学家们所提出思想的激进程度，远超过任何一位单个的中国美学家。然而，在一些时段里，美学在中国所经历的波动，所产生的深远社会影响，要远大于欧洲和北美的美学。国际美学协会这个历史最悠久也最有影响的国际美学组织，参加的会员人数也只有600多人，而中华美学学会的会员就有800多人，这个数字也许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但也许也能说明一些问题，关键在于怎么去看。
　　中国美学家的学说产生的影响的原因，常常并不在于他们思想的新异性、对既有思想的挑战性，以及对艺术和社会现实的适用性。这30年来，中国社会，无论是在经济生活、社会生活，还是在文化生活方面，都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美学在中国的命运，与这种变化中的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　“文革”后美学的复苏（1978—1984）
　　从1978至1984年，是中国美学的黄金时代，历史上将之称为“美学热”。在这个时期，整个社会都对美学表示了巨大的热情。这时，美学家成了重要的社会人物，他们在做讲演时，可以有上千的听众；美学书成了畅销书，可以销售几十万本；美学研究生的入学考试，甚至达到百里挑一①。
　　多少年后，人们还在对这一盛况津津乐道。这些年，在经济大潮和通俗文化大潮中，美学的地位在衰退。美学家们遥想当年，感慨万千。一位原来做美学的人，靠讲与美学无关的内容，签名售书签坏了好多支笔。美学成了围城，外面的人怀着对这门学科的敬畏，还有想进来的，但里面却有不少人在想，只有出去，才能走红。其实，美学本来似乎就不该那么走红。这是一门专门的学问，在现代学术体制所形成的分工中，有少数的一批人在做着它，日积月累，出现一些这一学科的书籍，学术上有人传承，研究成果对相邻学科的研究者有所启发，那也就够了。为什么在当时，美学可以成为这样一个热门的学科？这也许是一个奇迹，但它的出现又有一些具体的历史原因。
　　首先，这是“文革”后出现的学科反弹。1950到1960年代早期，中国曾经出现了美学大讨论。发动这场讨论的目的，是要在中国建立马克思主义美学。这是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国家政权以后，在各个领域全面建立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努力的一部分。革命成功了，思想还须清理。一些旧人被承认是国家的宝贵财富，但旧人也要接受新思想的改造。接下来的任务是培养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新人。在那个意识形态建构的年代，美学大讨论具有独特的意义。当时出现过许多文学、艺术、历史、哲学领域的争论。美学大讨论与所有的其他争论不同之处在于，它从总体上说，没有导致一边倒的“大批判”。它没有进入这样一个模式：从不同意见的争论开始，到最高领导人表态，学术界随即表示一致同意，共同对被认定为错误的观点进行谴责，直至对错误观点的持有者进行个人惩罚②。也许，这是1950至1960年代唯一的一次没有导致“大批判”的争论。参加讨论者各自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并随着讨论的深入，各方的观点逐渐变得越来越具有学术色彩。
　　这一讨论培养了一批人，也培养了对这个学科的兴趣。接下来的一些年里，这种讨论先是由于重提阶级斗争，进而由于社会动乱而逐渐停顿下来。但是，这一讨论的成果并没有消失，它已经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一笔重要财富。这时期培养出来的美学研究者成为以后美学重新兴起的重要人力资源，而这时期形成的一些学术观点，也成为以后美学研究的理论出发点③。
　　与这一历史原因相比，更为重要的是，“美学热”源自“文化革命”后中国社会的需要。在这段时期，中国出现了一次既类似“文艺复兴”又类似“启蒙”的思想运动。
　　这种“文艺复兴”，是从恢复到“文革”以前的状态开始的，历史在走着一条向后发展的路。首先受到人们关注的，正是19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那些曾经在1950年代的美学讨论中起过重要作用的学者这时仍然保持着学术上的活力。1950年代的一些学术观点，在1970年代末的特定政治与思想框架中，仍是最容易接受的观点。当“文化大革命”被认定是一个错误时，人们直接寻找的对象，是犯这个错误之前的状态。运用人们最容易接受的思想，在当时的思想意识之网中打开一个缺口，美学所起的，正是这个作用。这一时期，李泽厚与蔡仪争论的恢复，是美学界最重要的现象④。李泽厚通过研读康德，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新的解读⑤。而蔡仪则继续坚持他在《新美学》一书中提出的美在于对象的自然属性，美是客观的，美是典型的观点，黑格尔成了他解读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武器。同时，两派都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文本解读上花费了很多的精力⑥。李泽厚与蔡仪之争的一个有趣之处在于，他们很可能并没有仔细研读过一些苏联学者的着作，但他们的主要观点分别与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苏联学者，例如斯特洛维奇和波斯彼洛夫的观点非常相似⑦。作为一个思想运动，向后看的惯性，使中国学者在1980年代初期进一步关注1949年以前的现代中国人的学术成就，特别是1930年代与1920年代的成就。一些美学上的重要人物过去的着作，例如，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和《诗论》，宗白华的一些早期论文，重新受到了人们的重视⑧。越过苏联模式寻求接受西方影响，在中国美学界变成了越过李泽厚和蔡仪来重读早期的朱光潜和宗白华。从另一方面看，1980年代的李泽厚的思想模式也在改变，在他的思想中，“康德＋修正后的苏联式马克思主义”的模式中渗透进了越来越多的西方因素。一些20世纪初年至中期的西方美学术语经他改造以后，成了他的体系的一部分⑨。这种做法，与1930年代朱光潜糅合各种西方思想，形成一个有体系的《文艺心理学》的理论模式在做法上有某种相似之处。但是，李泽厚在体系化方面做了更多的工作⑩。
　　这同时也被视为一次启蒙运动。这种启蒙是从多重意义上讲的。从一般社会意义上讲，那个时代的人将“文化革命”视为一种封建专制的延续或复辟。于是，走出“文革”的意识形态，就被解读为与西方社会走出中世纪的启蒙运动具有类似的特点。当时的学术界甚至将之直接称为“新启蒙”。
　　当然，这种启蒙并不仅仅具有反“文革”的特点，而是致力于整个社会的变革。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表现出一种特别的历史复杂性。从世纪之初的晚清改革（1905年），到五四（1919年）、北伐（1927年）、抗日战争（1937—1945年），直到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1949年），中国社会被认为面临着双重的任务；救亡与启蒙。这双重任务有时相互促进，为了救亡，需要启蒙，即通过启蒙，改变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思想，使中国富强起来，避免灭亡的命运；有时救亡压倒启蒙，无暇顾及思想启蒙，放弃与启蒙有关的民主、自由、个性解放一类的思想，致力于直接的政治与军事斗争。这一论证的目的在于说明，在紧迫的国家与民族生存问题解决之后，历史给中国人提供了一个进行启蒙的时机，因此，当前的中心任务是进行启蒙[1]7—49。这种论证方式后来受到许多人的质疑，但如果我们回到当时的语境，就可以发现，这的确是当时所可能具有的一种对号召进行“启蒙”最有效的理论。
　　从更为具体的方面看，在当时，美学起了舒缓高度政治化的社会气氛的作用。“美学”在中文中的字面意思是“关于美的学科”。这本来是日本人在19世纪晚期所作的翻译(11)，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中国留日学生带回了这个翻译，在中国流行开来(12)。Aesthetics一词的字面意义是“感觉学”，按照创立这个词的德国理性主义的哲学家鲍姆加登所说，是“事物如何通过感觉被认识的科学”（1735年定义），或“自由艺术的理论，低级的认识官能的逻辑，优美思维的艺术，理性类比的艺术”（1750年定义）。将之径直译为“美学”，与当时的日本人以及中国人对这个学科内容的理解有关。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浪漫主义式的对艺术的理解，艺术自律的要求，“为艺术而艺术”的观念，都对这个学科的内容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将这个学科翻译成“美学”这两个汉字的重要原因。然而，望文生义毕竟是人的天性，一旦这种翻译形成以后，必然反过来在日本人与中国人对这个学科的理解上打下深深的烙印。
　　在“文革”后这一特定的时期，这一翻译起着一个特殊的作用。这是新一轮的望文生义，起着新的作用。倡导“美”，倡导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具有取代“文革”时代斗争哲学的含义。“文革”时代强调“阶级斗争”，认为“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而这个“阶级”，又失去了本来具有的与财产、资本、社会与政治地位等相联系的含义。如果在一个社会之中，人们可以随意宣布某人属于某个阶级，从而将此人确定为敌人，并与之斗争，就必然会导致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文革”就正是这样的战争。“文革”后的中国，出于对“文革”的痛恨与恐惧，人们要“美”与“和谐”，不要“斗争”，要美学，不要斗争哲学。在这种情况下，美学被当成是一种隐喻，它吸纳着一切为僵硬的政治意识形态自然会产生的离心力所抛出去的社会和思想力量。当时的美学，就与这种政治隐喻混杂在一起。这一隐喻事实上形成了整个社会对美学的重视。
　　当然，美学并不能取代一切政治意识形态，它所具有的政治隐喻，并不等于它的实际内容。它所做的，仅仅是讨论与艺术有关一些问题。如果用西方美学作为参考标尺，这一时期中国人所谈论的美学的内容，实际上是古典的复归。
　　这一时期美学的最重要的口号，是艺术自律。相对于西方美学的发展来说，这是一种迟到的追求。从夏夫兹伯里、哈奇生起，经康德、席勒、叔本华，再到克罗齐、布洛、朗格，都在寻求对审美元利害的论证，因而他们都走在这一条路上。但是，这一迟到的追求在当时的中国具有现实意义。艺术自律的追求与艺术理论中对于“社会—艺术”模式的抗拒联系在一起。“文化革命”期间，中国文学艺术理论强调艺术为政治斗争服务，成为社会政治斗争的武器和工具。在这种理论指导下，所谓艺术性，只是政治宣传的有效性而已。这时，回到康德、席勒等人所倡导过的艺术自律这样一种具有古典精神的美学理论，为中国美学走出这种“文革”时代的艺术理论铺平了道路。这确实是当时的时代要求。它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对当时中国文学与艺术的发展在实际上起了推动作用。
　　由于这种时代的需要，1980年代前期的中国美学构成了一种奇特的混合。当时在中国最有影响的美学理论，是一些黑格尔与马克思或康德与马克思的结合体。李泽厚的美学，以用马克思的思想修正康德的姿态出现，实际上却完成着一个用康德修正当时流行的马克思主义的任务。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他的美学思想中逐渐渗透进一些皮亚杰、海德格尔、贝尔、朗格，以至弗洛伊德与荣格的因素。而朱光潜的思想中，则有着更多的黑格尔、叔本华与尼采、克罗齐思想的影子。另一个康德的继承者则是《判断力批判》的翻译者宗白华，他不致力于一般理论框架的建设，而进行中国与西方艺术特点的比较。在这些学者思想背后，都有着一个共同的倾向，即追求艺术的自律。用当时流行的话说，过去重视“外部规律”，现在要重视“内部规律”。实际上，这句话本身就具有当时的时代特点。为了不同理论间转换能够顺利进行，人们将这种转换解读成对同一理论的不同侧面的强调。
　　二　走进古典与面向国外（1985—1989）
　　从1978年到1984年的美学发展，与社会、时代、艺术等各方面都具有密切的联系。然而，美学在以后一段时间的发展，却走着另外的道路。中国的美学在迅速走向学院化，它不再扮演思想解放的先锋的角色，而是与社会和艺术的发展离得越来越远。这种发展在1985年前后就明显表现了出来。
　　1985年前后，在中国的文学艺术界，出现了一些重要的转折。从1978年起的中国文学艺术界，主要以现实主义为主。这是一种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回到19世纪欧洲的批判现实主义的发展。但文学艺术发展到1980年代的中期，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欧洲先锋派文学与艺术的影响变得越来越明显。这个时期的文学与艺术中，出现了大量对于20世纪前期西方先锋派艺术的模仿之作。
　　但是，在美学界，美学家们对正在发生的这些艺术现象不够敏感，不注意它们的理论意义。那时的美学是显学，是思想与学术的主流。美学家们仍沉湎于启蒙理想之中。他们经过几年的努力，刚刚在理论界确定康德式的艺术自律的观念，根本不具备接受与这种自律观念格格不入的先锋艺术观念的心理准备。在他们的眼中，先锋艺术仅仅是一些对于社会状况不满，具有青春期反抗心理，崇尚过时的西方时髦的青年们在胡闹而已，没有研究的价值。如果说还有什么价值的话，那只有社会学研究的价值，是资本主义社会腐朽的表现。后“文革”的中国经济蒸蒸日上，社会欣欣向荣，一切都充满着希望的时代，不存在着那种“腐朽艺术”的社会基础。
　　当时，美学家们所关注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研究中国古代美学，一是翻译西方美学。
　　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研究中国美学史的着作。美学是20世纪才从西方传到中国的学科。过去中国没有美学这个学科，也就没有写一部中国美学史的意识。在西方，美学这个词是由鲍姆加登创立的，但我们仍然可以读到许多从毕达哥拉斯学派，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直到康德、席勒的美学史。这种美学史，本来就具有一种回溯的性质。既然如此，能不能也写一本从这个意义上讲的中国美学史呢？在中国，对于古代中国人的艺术思想与审美意识的研究，出现得比较早。前者有朱光潜的《诗论》和宗白华的一些早期着作，还有徐复观的《中国艺术精神》一书，后者有李泽厚的《美的历程》。至于一些艺术门类的专门研究，就更多一些。然而，只有到了这一时期，才出现了用回溯的办法来研究中国美学史的努力。也就是说，只有在美学这个学科在中国确立，并对此有了明确的学科意识以后，人们才开始用回溯的方法来探讨这个学科在中国出现的情况。这时，出现了叶朗的《中国美学史大纲》，李泽厚、刘纲纪的《中国美学史》等等。
　　这一时期所做的另外一件工作，是翻译西方美学着作。过去，中国学术界的翻译工作，主要集中在西方古典着作，即马克思以前的着作，以及苏联的美学着作。在中国的学术界，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盛行一种依照马克思恩格斯对西方哲学史上的人物评价为纲来研究西方哲学的做法。这种做法具有一个潜台词，即认为西方的学术都是为马克思主义的出现做准备的。研究西方美学的目的，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来源，从而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然而，当时中国的这种知识状况，在美学界所起的作用却是另外一种情况。1980年时，李泽厚描述这种情况时写道：“现在有许多爱好美学的青年人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苦思冥想创造庞大的体系，可是连基本的美学知识也没有。因此他们的体系或文章经常是空中楼阁，缺乏学术价值。”(13) 西方美学，特别是德国古典美学，激发了中国美学界的创造热情。看到德国古典美学家们一个接一个地创造出大体系来，中国的美学家们也跃跃欲试，人人都创造体系，人人都想成为新的一家。这种热情耗费了许多有为青年的才华，也耗尽了推动“美学热”出现的心理能量。这种介绍西方只截止到19世纪中叶的做法，严重限制了美学在中国的发展。这种情况到了1980年代有了改变。当时的一些哲学和美学着作的翻译，对于开拓人们的眼界起了重要的作用。例如，阿恩海姆的《艺术与视知觉》和朗格的《情感与形式》于1985年前后在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4)。
　　然而，在当时，中国人心目中的一部当代西方美学史，与西方人对自身的了解，仍然有着很大的差别。中国学者对于西方学者的着作的翻译，有一些偶然的因素，例如某个中国学者或翻译者对某部着作的特殊爱好。但是，就总的情况而言，译着的选择，以及所翻译着作的出版发行情况，所产生的社会影响，都是具有高度选择性的，由中国美学界既有的对西方美学的理解决定，也与当时中国美学界的基本趣味具有密切的关系。阿恩海姆和朗格在中国的影响，除了由于这两位学者杰出的学术成就之外，还由于康德思想构成了中国美学界的理解框架和价值标准，为中国学术界接受这两位学者的观点准备了条件。与此相反，一些在英美等英语国家具有巨大影响的学者，例如狄基和丹托等人的着作，很少有译成中文的，在中国影响很小(15)。乌尔海姆的着作《艺术及其对象》虽然被译成了中文，但印数很少，很少受到人们的注意(16)。在西方影响很大的古德曼的《艺术的语言》在中国无人问津，而杜威的《艺术即经验》这部美国美学的圣经，当时没有译成中文，人们只是凭借着一些节选段落的翻译进行毫无根据的批判。
　　这时，随着社会的发展，思想的逐渐开放，各门具体学科、特别是各门社会科学在中国的引进和发展，美学研究和美学着作翻译所具有的政治和社会隐喻意味已经消失。“文革”时代铁板一块的政治意识形态已经消解，而处在急速变动之中的社会意识形态已经对用美学来间接作政治与社会隐喻感到不满足，而寻求直接批判和分析，寻求学科本身的还原。于是，美学本来所扮演的作为一个促进社会变化的公共论坛的角色，已经让位给了别的学科，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甚至人类学等等，以及当今所谓的“文化研究”。
　　不仅这种对外的幅射力丧失，甚至作为美学固有研究对象的对文学艺术的研究，也被逐出其地盘。经院化的美学家们对文学艺术中正在发生的一些重要变化视而不见。1980年代的中国文学艺术界，处在一个急速变化的环境之中。文学艺术家们努力要将整个20世纪在西方进行过的各种文学艺术实验，都在中国重复一遍。而在美学界，美学家们仍然沉湎在刚刚建立不久的审美无利害观念之中，致力于一种纯粹的美。这种纯粹美与艺术的实际发展相差很远，其结果是，艺术批评家普遍放弃美学。在1980年代初年，美学被理解为“关于美的学科或学问”，这对于美学的社会影响力起过推动作用。在1980年代后期，它所起的作用变得正好正反：“关于美的学科”意味着这个学科以美或审美为中心或焦点，并以此为焦点来审视自然与艺术。当这个焦点无助于看清艺术的实际时，就造成了美学研究与艺术研究的分离。从另外一个方面看，美学的政治隐喻只是号召一种不问政治的政治主张而已。在1980年代初年，非政治化成为解放思想的动力，但这种非政治化实际上具有一种强烈的退隐倾向，只是在当时并没有完全显示出来而已。到了1980年代后期，社会的变化和发展重新激起了人们的政治热情，这时，这种退隐的政治观再也不具有号召力了。
　　1980年代中叶，即使在艺术理论领域，美学家们也遇到了另一种突然掀起的潮流的影响，这个潮流就是科学主义。在一段时间里，一些批评家受科学主义的影响，开始运用一些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文学，产生出一些现在看来很奇怪的理论，例如控制论美学、系统论美学，甚至耗散结构美学，等等(17)，对美学构成了巨大的冲击。然而，这种“理论”本身就干扰着严肃的美学研究，它所必然导致的失败却又在败坏着美学的声誉。这也成为促使美学热退潮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三　新保守主义与后学的合流（1990—1994）
　　1990年代初期，是美学的真正沉寂期。从1989年到1991年中国与国际上的一些重大变化，在中国学术的反应是复杂的。它形成了一个重大的思想转折，带着浪漫色彩的“新启蒙”时代过去了，学术界开始对前一个时期种种思想状况进行反思。
　　1980年代的中国，在思想界和美学界起着主导作用的，仍是较老一代学者。他们中分两批人，一批是1949年以前在西方思想影响下形成的一代学者。这些人在1980年代，利用当时较为宽松的学术环境，恢复和整理自己过去的思想。例如朱光潜和宗白华都是如此，他们在1949年以前的一些思想在1950年代以后由于政治环境的变化而被抛弃。1980年代时，他们对这些思想重新思考，对在新的环境中自己过去思想中仍有价值的东西再次肯定。除了他们之外，还有一批在1950年代与1960年代出现的学者。这些人所受到的基本教育，是从苏联传来的，带有浓厚的苏联色彩的马克思主义。但“文革”的教训使他们对自己过去教育中形成的思想模式持反思的态度，在这两代人中，除去个别的人之外，绝大部分都具有一种执着的“启蒙”情结，也就是说，他们将“文化革命”看成是封建社会的延续，“文革”时代的专制与过去封建帝王的专制是一样的东西，从而将自己的任务规定为反封建。
　　到了1990年代，学术界的情况有了很大的不同。年轻的一代人逐渐在学术界成为主要角色。这些人面临着不同的学术环境，而不再将“新启蒙”作为自己惟一的或者是主要的任务。他们开始对1980年代的学术话语进行反思，认为那种“西方＝现代”、“中国＝古代”的思想模式是天真幼稚的。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中国应有自己的现代化。在接受西方的新思想之时，不能放弃中国传统。因此，我们仍然需要研究中国的传统学术思想。
　　这一思想倾向与当时的一些国际潮流也具有紧密的联系。这是一个中国学术界从书本上接触西方过渡到直接与西方学者交往的时代。然而，他们最早交往的，是一些西方的汉学家。这些人的主要工作，是向西方学术界提供关于中国的知识。但是，在这时，他们也是中国的学术界关于西方的知识的主要提供者。这些学者处在一个与中国学术界不同的话语环境之中，他们的学术思想是适应他们自己的环境而产生的。生活在西方的中国研究者们面对着西方的主流话语，扮演着挑战者的身份。他们强调后现代和后殖民的理论，这在西方的学术语境中是一个新潮的理论，许多中国学的研究者们都在这种思想潮流中建立了自己的影响。他们的研究成果被介绍到了中国，他们的成功，对于中国学术界也是一个鼓励。
　　这个时期也是一个政治上的保守主义的时期。面对着苏联和东欧的变化，中国应该怎么办？中国学术界在思考这个问题。1980年代后期，中国学术界曾为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而激动过，这时，他们面对苏联经济崩溃的局面，思考走与苏联不同的道路的可能性。从另一个方面看，亚洲儒家文化经济圈在当时的发展，又使他们增加了对中国传统文化亲和性，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兼容的信心。
　　种种的情况，都在促成一个局面：学术界走向一种新保守主义，回到传统。在这一时期，有着一种被称为“国学热”的思潮。“国学”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形成的一个与“西学”相对立的术语。这个术语在当时处于守势，面对新出现的“西学”为传统的中国学术保留一个地盘。这时，情况则正好相反，“国学”处于攻势。学术界在形成一种“国学”是学问的根基，只有懂“国学”才是真正有学问的思想。确实，在一个国际对话的时代，中国学者从自己的传统出发加入进去，是为国际通行的学术话语增添一点新的东西的最容易的途径。但是，这种情况却在鼓励一些极端的思想，即对20世纪中国对西方思想的接受的成果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一种完全否定从1919年（五四以来）或者1949年以来的文学艺术理论建设，认为要回到古代去，直接从古代文学艺术理论出发，建立中国自己的文学艺术理论。
　　这时，“美学”这个词已经显得多余。“美学”在中国语境中所代表的那种对追求，即康德式的现代性，或者“马克思＋康德”的公式，被一种“中国传统＋后现代、后殖民”的公式所取代。
　　四　文化研究兴起与中国美学的重新定位（1995—2000）
　　在1990年代的后期，中国美学是在争论中前进的。一方面，许多美学组织的活动重新变得活跃起来。新的着作不断出现，但另一方面，这些学术活动并没有带来多少真正理论上的创新。美学实际上处在一个困境之中，出现了建立中国美学体系的要求与满足这个要求的条件还不成熟之间的矛盾。中国学术界，正像中国处于欧亚大陆的最东方这一独特地理环境一样，自古以来就具有一种自我封闭性，倾向建立一种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在学者们中间，具有一种强烈的建立体系的冲动，似乎一个学者只有在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思想体系，成“家”成“派”之后，思想上才成熟。但是，20世纪末中国学术已经处在一个与古代不同的学术环境之中，在今天这个时代，离开世界的发展来自言自语，则再也没有可能做出真正的理论创新。但从另一方面讲，一些具有理论新意的文章却不能成为有体系的思考。这是时代所形成的独特的困境。有志建立体系的理论家们对世界没有深入的了解，仍在闭门制造体系，因此缺乏做出有价值的理论创新的能力；而对世界有所了解的人，又不能适应这种对体系的要求。
　　在这个时期，真正具有理论价值的，还是一些关于古代中国美学的论着。如果说有什么新意的话，那么，一些关于古代中国美学的思考变得更具有国际对话性。中国学者努力利用自己的传统资源，参与到国际对话中去。这种具有国际对话性的传统美学研究，与过去运用西方概念来整理中国古代美学，具有很大的差别。它不是将中国传统放在一些新的理论框架之中来阐释，而是将中国传统来与既有理论框架进行对比，看能否在理论上说出一点新的、原来没有的东西。
　　这一时期所做的另一个重要的事，仍是翻译和介绍国外的思想，但介绍的重点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在这个时期，西方的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思想引起了中国学者注意。最受欢迎的，当然是法兰克福学派与其他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学术界早已熟悉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着作和他们的思想体系，也熟悉苏联式的对这些着作的解读，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于他们来说，正好对他们固有的知识具有对话性。
　　但是，这种对文化批判思想的接受，在中国一开始却具有反美学的特征。1980年代的中国美学，深受康德和黑格尔等德国古典美学的影响。当时，美学的任务是改变“文革”时代的工具论，从而形成艺术的自律。这一任务到了1990年代受到了挑战，出现了走出自律的艺术的要求。这时的“文化学热”，正好具有一种与“美学热”相反的倾向。这种倾向出现在1990年代前期美学被普遍放弃的时代之后，具有着进一步反对美学的特点。然而，这种反美学的特征，恰恰成了美学复苏的契机。美学在长期受到冷遇之后，终于迎来了一个对它的基本前提直接冲击的时期。
　　“文化学热”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改变过去学术研究与实际发生的艺术实践脱离的状况。1990年代的中国，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过市场经济的改革，艺术生产处在一个与过去完全不同的环境之中。在中国，并没有掀起关于艺术概念的讨论，但实际上，这一时期，艺术概念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原有的现实主义艺术之外，出现了先锋派艺术与通俗艺术。先锋派艺术仍处于边缘地位，但通俗艺术迅速发展。一些过去处于研究者视野之外的艺术，这时也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例如，武侠小说，过去文学史并不提到，这时，许多大学教授们也开始对它们的研究(18)。人们避开抽象的艺术概念讨论本身，却研究一个问题：雅俗定位的变化。过去被认为俗的艺术，现在也变成了雅的。这是俗的概念的改变，同时也是雅的概念的改变。
　　所有这一切，都给美学提供着新的可能性。美学本来并非必然与一种纯粹的美、与一种自律的艺术联系在一起。在西方美学史上，出现过自律的形成、发展和被超越这一个长期的过程。将美学看成是研究纯粹的美，主张艺术自律，是一个特定时代的产物。这一点，过去中国学者并不自觉到。“文化学热”推动着这样一个过程，使中国学者逐渐认识到这一点。“文化学热”并不仅仅限于社会批评，它仍然要回到文学艺术上来。对于艺术，我们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进行研究，但是，毕竟，它仍然是艺术作品，需要一种将它作为艺术作品来研究的学科。在“文化学热”之后，美学不是被取消了，而是被更新了。这是一个需要重建美学的时代，当然，世纪末中的中国，这一切还刚刚开始[2]。
　　五　新世纪的趋向：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美学的独特处境
　　中国美学与世界的接触，中国融入世界，成为世界的一个部分，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20世纪中国美学的历史，与三次外来影响有关，第一次是世纪初的西方影响，第二次是来自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第三次是1980年代起的西方影响。
　　也许，我们可以说，世纪之交和新世纪之初出现的是第四次影响。这一次的影响，与前三次的影响，有一些明显的不同。过去的影响，基本上是以西方人为师。世纪初的影响引进了美学这个学科，苏联的影响，使美学成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1980年代的影响，与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同步。第四次影响，则更多地显示出平等对话、相互交流的特点。中国与外国的美学家有了更多的个人接触。西方美学着作的翻译，常常成为中外学者间个人的、面对面学术交流的延续。
　　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任何外来的影响，都必须具有一个相当长的与中国的情况结合、在中国语境中发展的过程。有时，一个西方的思想在中国所起的作用，与在西方完全不同。一个在西方相当古典的思想，在中国却具有现代的意义；相反，一个在西方相当现代的思想，在中国却起着保守的作用。
　　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的美学发展走什么样的道路？我们要继续翻译西方美学着作，我们也要继续研究中国古代美学，特别注重在一个当代的世界美学的背景中研究，从而将中国传统引入到当代世界美学的对话之中。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发展与中国的当代文学艺术发展状况相适应的中国当代美学。
　　作为一个拥有自己的悠久历史资源，在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的非西方国家，中国美学的发展，与欧洲国家，与一些较小的第三世界国家，都不相同。我曾经力图证明，不存在单一而普遍的美学，而只存在从不同文化中生长出来的不同的美学，这些美学之间有着对话的关系，但我又提出，从“美学在中国”向“中国美学”的过渡是一个无法逾越的阶段和过程。消化、吸收、创造，受影响又影响世界，这是美学理论发展必然规律[3]。我们在保护文化遗产时要原封不动，整旧如旧，但这不能成为我们进行理论创造时所取的态度，否则的话，我们就只能成为活化石了。在世界视野之中做中国美学，应该成为新世纪美学的主流。
　　（本文原为一篇英文文章，意在向国外美学界介绍中国美学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情况。这次应四川师范大学李天道教授之邀，将它译成中文，并作了许多补充。）
　　收稿日期：2007—05—11
　　注释：
　　① 1980年在云南昆明成立中华全国美学学会，并召开了第一届中国美学大会。据一些当年的学生回忆，在会后，一些与会学者去成都，在四川大学做了讲演，有上千名学生挤满了讲演会堂。关于美学书籍出版情况，这里举几个例子。朱光潜的《谈美书简》从1980年到1984年印了四次，共印195000本；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在1980至1984年间大约印数有20万本。至于美学研究生的招生情况，1978年朱光潜、蔡仪和李泽厚招研究生，均招5人，分别有300多人报名。我在三年后，于1981年报考一个较小的学校的美学研究生，招两名，仍有45名学生报考。
　　② 当时出现的批《清宫秘史》、批《武训传》、评论《红楼梦》、批判胡风，以及在此以后出现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文化革命”期间出现的评法批儒、评《水浒》等等，都是如此，尽管具体情况有所不同。
　　③ 《文艺报》编辑部曾编有6卷本的《美学问题讨论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④ 当时中国有两个最重要的美学杂志，即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美学》与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与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美学论丛》，分别代表了这两派的观点。这两份杂志分别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美学研究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负责编辑。
　　⑤ 参见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人民出版社1979年、1984年版。
　　⑥ 参见蔡仪发表在《美学论丛》上的一系列文章，特别是《马克思究竟怎样论美？》，载《美学论丛》第一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62页。
　　⑦ 波斯彼洛夫的《论美和艺术》和斯特洛维奇的《审美价值的本质》两书的中译本分别于1981年、1984年在中国出版，而蔡仪的观点于1940年代，李泽厚的观点于1950年代即已形成。尽管苏联与中国在1950年代有着许多思想上的联系，但两国美学学者的直接交流是很少的。苏联与中国美学界的这种对应关系似应理解为当时的理论模式所必然具有的两种理论可能性的反映。
　　⑧ 19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应该视为是朱光潜美学思想变化的分水岭。美学界在1980年代更重视的是朱光潜在美学大讨论之前的美学思想，特别是1930年代的着作，而不是他在1950至1960年代写的一些论战文字。《文艺心理学》一书的理论新意在于，作者将西方人认为相互不兼容的一些理论流派放到了一起，成为一个理论体系的不同方面。这是非西方国家的学者在接受西方思想时的典型做法：非西方国家在接受西方思想时，注重的不是不同学派间细微理论差别，而是这些理论作为整体对于非西方国家学术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在这时，在中国学术界重新关注此书，具有补课的性质。通过回到过去，形成一个接受新的西方理论的出发点。宗白华在当时影响最大的着作是《美学散步》。这本书收录了他过去的一些论文。这些论文在中西美学和艺术理论的比较方面，具有开拓性。朱光潜与宗白华不同之处在于，朱光潜努力寻找中西相同之处，从而将西方理论运用于中国，而宗白华在寻找中国与西方不同之处，并进行总结，从而与西方理论进行比较和对话。
　　⑨ 例如，贝尔的“有意味的形式”、荣格的“深层结构”、皮亚杰的“格局与同化”，以及朗格的“同型同构”等等，都被引入到他的理论构造之中。通过这些理论发展，他与斯特洛维奇的价值理论的不同之处也就变得越来越明显。
　　⑩ 由于代表李泽厚理论体系的着作《美学四讲》在1989年才出版，这时，美学热已经降温，且当时李泽厚本人的主要研究精力也已经转向思想史，因此学术界对他在1950年代的思想框架比较熟悉，而对他后来逐渐融合西方美学、心理学和哲学思想的因素而修改和建构美学理论体系的努力缺少整体了解。学术界一般熟悉的是李泽厚的一些论人类学本体论与心理积淀的几篇文章，而对这些观点问的连结并形成一个有体系的看法并不熟悉。恰恰在这本书中，李泽厚的美学体系得到了较为完整的呈现。
　　(11) 按照《日本大百科事典》，中江兆民（1847—1991）于1883年第一个将aesthetics或相应的德文词stetik译成“美学”一词。笔者曾就此事请教一些日本重要美学家，他们认为，这种说法并不可靠，可能在他之前就有这种译法。
　　(12) 黄兴涛《“美学”一词及西方美学在中国的最早传播》一文对此作了更为详细的考证。见《文史知识》2000年第1期。
　　(13) 原话载于1980年全国第一次美学会议简报，李泽厚在《美学译文丛书序》中转引了这句话。此序刊载在当时出版的“美学译文丛书”上。
　　(14) 阿恩海姆的《艺术与视知觉》中文本于1984年出版，第一次印刷3万本，以后曾几次重印。朗格的《情感与形式》中文本于1986年出版，第一次印刷4万本。两本书的中译本出现后，在中国美学界都具很大反响。
　　(15) 直到1994年，朱狄才在他的《当代西方艺术哲学》一书中介绍了这两个人的观点。包括有“艺术的终结”一文的丹多The Philosophical Disenfranchisement of Art一书，直到2001年才以《艺术的终结》为书名，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而他的其它着作都没有中文译本。
　　(16) 这本书在1980年代末就被译成中文，但印数很少，译文文字晦涩，可能译者对分析美学的并不熟悉，因此，对原文理解不够。此书出版后，没有再版过。有关自然科学方法论的部分代表性文章可参见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编《文艺研究新方法论文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以及《当代文艺思潮》杂志社编《文艺学、美学与现代科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17) 有关自然科学方法论的部分代表性文章可参见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编《文艺研究新方法论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以及《当代文艺思潮》杂志社编《文艺学、美学与现代科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18) 例如，一些北京大学的文学教授开始研究并出版关于金庸和其他一些武侠小说的研究文章和着作。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成都69～77B7美学高建平20082008
新启蒙/文化学热/美学重建
Chinese Aesthetics of Thirty Years过去30年美学在中国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几个阶段：从1978—1985年的“美学热”；1986—1989年的学院化倾向和对中国古代美学的研究；1990—1995年美学被冷落以及这时出现的西方后学与新保守主义的合流；1996—2000年美学的复苏，以及对先锋派艺术和通俗艺术的关注，艺术走出自律思想的兴起；2001年以后的新世纪，主要是探讨在新的国际语境中发展中国美学的问题。
作者：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成都69～77B7美学高建平20082008
新启蒙/文化学热/美学重建

网载 2013-09-10 21:2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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