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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号：B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1999)01-0021-23
　　自本世纪初年王国维首先把西方“美学”介绍到中国，中国人始知有“美学”并开始自觉地建构美学学科的独立体系至今，已近百年。百年的历程坎坷曲折，所幸它终于盼来了自由发展的大好时机，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20年。由于政治开明，思想解放，“双百”方针得到真正贯彻，美学研究十分活跃。除掉精神枷锁后的欢乐，重展才智的渴望以及美学本身的魅力与新奇，一下子吸引了很多人，并在80年代形成了一次空前的“美学热”。但美学研究毕竟不是文化娱乐，更不同于旅游观光。它是一项严肃而精深的理论建构，是颇费脑汁和心血的艰辛劳动。它不仅需要智慧与才能，更需要毅力与耐心，耐得坐冷板凳，甘于寂寞，惯于过清贫生活。它也有丰收，但那是“无用之用”、无形无质的精神产品，不能赚大钱。它也有欢乐，但那是精神之乐，是把艰辛劳动从外在负担变成内在生活的自由之乐，而不是官能享乐。
　　任何一种热潮都不是持久的，美学“热潮”更是如此。赶潮流者、凑热闹者、猎奇者等等，很快失望地离去，剩下来的是真正的美学研究者和爱好者。这才是美学学术发展的生力军。短短的20年，科研队伍壮大了，后继有人；科研成果丰收了，不乏精品。回首过去，赞叹，欣慰；展望未来，信心百倍。
　　（一）20年来大大拓展了美学研究领域，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又形成了多样化的研究方法。
　　如果把这一发展同以前的情况作些比较，我们所取得的进展就更显得突出了。解放后的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前期，也曾出现过一次美学研究热潮，那就是关于美的本质大讨论。那是一个在没有学术自由的时代所出现的一次比较自由的学术讨论。说它比较自由，是因为它不是“一边倒”的批判，而是可以互相争论，互相驳难，学理的讨论多于政治的鞭挞。这是美学领域的一次偏得。经过这次大讨论，形成了四大学派，促进了美学学术研究，为中国美学的发展真正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但由此也产生了一种简单化倾向：以哲学上的唯物与唯心作为美学判断是非的根本标准，因而把历史上许多有价值的美学观点及美学学派否定或排斥了，把马克思主义美学变成“孤家寡人”，妨碍了中国美学学术的健康发展。与此相关，心理学的美学、社会学的艺术批评以及用其他方法研究美学等等，因怕沾上唯心主义而无人问津了，成为不成文的“禁区”。同时，美学研究只限于对美的本质的追问，因而也没能把美学理论贯彻到文艺批评和教育实践（美育）中去，使美学成为纯粹“玄学”，没有对普通的社会生活发生影响。这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情形相比，不能不承认是大为逊色的。不要美育，就意味着它的理论（美学）是无用的，它的实践（审美活动和情感教育）是多余的。
　　这种缺陷，在改革开放的20余年中已经得到某种弥补。尤其是心理学美学，部门艺术美学和审美教育的研究，都得到长足的发展。虽然美育尚未恢复其原有的政治地位，但在教育实践中却受到普遍重视。还有一点值得一提，那就是90年代所兴起的审美文化研究方兴未艾。它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美学研究的新开拓。这种研究把美学理论与社会生活、文化娱乐、文学艺术欣赏紧密联系起来，也是对过去理论脱离实际偏向的一种“补苴罅漏”。也正是在这20年，彻底突破了以往的文化封闭政策，西方的现代主义美学、后现代主义美学及其艺术批评陆续被译介进来。从而扩大了我们的眼界，了解了近半个世纪西方美学发展新趋势、新理论、新流派，使我们的美学建设无论在思想方面还是在方法方面，都有了新的、丰富的可资吸取的营养。例如，审美文化研究正是受到西方后现代主义美学思潮的启迪而兴起，并为中国美学研究带来新气象。
　　（二）对中国美学史的研究以及对中国传统艺术的美学研究，不仅极大地拓展了美学研究的领域，而且通过这种研究逐渐认识到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民族特点、发展规律、价值意义和局限，为新美学的建设找到了历史起点。
　　这方面的研究，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已经起步，不少人早已进行尝试与探索，并且取得一定的成果。如滕固、陈衡恪、潘天寿、俞剑华、朱杰勤、郑昶等人对中国美术史的研究，朱光潜对中国诗歌的研究，邓以蛰对中国书法绘画的研究，宗白华对中国艺术的综合研究与批评，都具有重要的美学价值和开拓意义。但在解放以后的一段时间内，这些方面的研究却中断了。先贤们的探索与贡献，不仅很少有人去研究，也很少有人知道，形成二三十年的空白阶段，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得以接续。
　　经过20年的努力，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研究已取得突飞猛进的进展。中国美学史的研究，无论是通史还是断代史，都已有多部论着出版。部门艺术美学的研究，如书法、绘画、诗歌、建筑、音乐、戏剧、小说等等，都结出丰硕的成果，不仅门类较齐全，也不乏精品之作。通过这种研究，对中国固有的美学有了新认识、新发展，从而促使人们对过去照搬西方模式或前苏联模式进行反思批判。
　　（三）美学的文化研究，不仅拓展了研究领域，且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
　　过去，由于人们机械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生活决定艺术创作的基本观点，忽视了文化传统、文化观念对美学和艺术的深刻影响。这也是文艺批评政治化、简单化的一个重要原因。近20年的美学研究逐渐扭转了这一偏向。美学研究者比较普遍地认识到，经济基础和社会生活固然对艺术和审美起决定作用，但这种“决定作用”是通过一系列的中间环节才得以实现的，特别是文化方面的观念、情趣、才能、习俗、信仰、理想等等，更直接影响艺术创作和审美能力。也就是说，艺术创作的实现和审美能力的培养并不能直接到经济基础和社会生活中找答案。有的人从“艺术起源于劳动”、“审美起源于功利实践活动”以及“劳动创造了美”的命题出发，便认为劳动和功利实践是艺术创作和审美能力形成的直接原因，并且有意无意地否定了天赋才能、审美趣味等等文化修养的巨大意义。这是一种十分有害的简单化倾向。要知道，“艺术起源于劳动”等命题，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历史概念，也是一个高度抽象的概念。它们对艺术和审美的“决定作用”，是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才得以实现，而这“漫长的历史过程”，其实质是文化渐进的发展过程。也就是说，人类的劳动实践产生了元文化，元文化经过发展、演变、分化、提升的历史过程，才有了真正的艺术和纯粹的审美，切不可把具体劳动和具体功利实践视为艺术创作与审美的直接原因。这一切都说明，文化对艺术创作和审美能力的培养，其制约与影响作用是绝不应忽视的，因而对美学的文化学研究是不可缺少的。
　　当然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对立的。在我看来，它仍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我所说的“指导”，主要是指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和方法论即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对各种具体研究加以综合，而不是排斥或取代各种具体研究。在中西文化乃至世界各种文化大交流、大碰撞和大渗透的今天，更需要这种综合，否则难以把文化研究尤其跨文化研究深入下去。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与方法论，最深刻最全面，它以实践论为基础，高扬革命的批判精神，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在当代乃至历史上，某些主义的哲学可能在某些方面比它更精细、更尖锐，解决某些问题可能比它更优越一些，但从总体看，它仍然是一座未被超越的高峰，只有它才能胜任综合出新、整合为一的历史重任。
　　（四）中国近百年的美学是在中西方两种很不相同的文化背景下产生和发展的，因此需要跨文化研究，即在中西文化的广阔背景下进行中西美学比较研究。这种研究在近些年来已引起美学界的普遍重视，并且取得了初步成果。但浅尝则止，中西美学比较多限于比高低异同的层面——这固然也需要，但毕竟离我们的目的尚远。我们应该通过表层的比较去探索造成差距和异同的原因，揭示各自发展的内在矛盾和生命活力，在这种基础上才能择善相从，吐故纳新，并经过长期的孕育过程而产生新的生命。
　　我认为，以往的中西美学比较其经验教训主要有如下三点：
　　一是中西美学融化出新，这是我国未来美学建构的主要途径，也是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不管你是否情愿，都无法改变这一趋势。但中西美学融化出新，对于我们来说必须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不能割断历史，否则未来美学的发展便失去根基，便没有了生长发展的条件。这也就是说，中国未来美学的发展既要吸收西方美学的异质因素，加以消化，同时又必须扎根于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才能具有自己的独创性与民族特点。这样的中西比较既反对“全盘西化”，又反对“抱残守缺”。
　　二是中西美学比较研究，要求研究者采取一种平等态度和对话方式。要作到这一点的关键在于，对文化的复杂性与多层面要加以认识与区分，尤其是科学技术与文学艺术、自然、社会与人文的区别，必须有清醒的认识，才能正确掌握比较的标准。中国百年美学的建构，就基本情况来说，一是照搬西方美学的模式，二是照搬前苏联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模式，无论是编着基本理论，还是撰写自己的美学史、文艺批评史、框架体例、概念范畴、判断尺度等等，基本上都是来自外国的，中国的思想观点不过是外来理论的一种例证。为什么如此？从认识上说，主要是盲目与片面。因为看到人家科技先进、政治进步、国家富强，因而便觉得整个文化都先进，都优于我们，照搬过来既省力又见效快，何乐而不为呢？但文化并不如此简单。文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和网络，从表入里、从低到高又有许多的层面，某些层面如科技可以用先进与落后以及是否符合科学性去说明其性质，可以用实证方法检验之，而更深刻的层面如哲学、美学、文学艺术等表现民族精神的文化，用先进与落后以及是否符合科学性去说明它们是远远不够的，它们的许多方面也无法用实证方法去检验。即使与科技同属于文化表层的风俗习惯、礼仪伦常等等，也不能用实证方法去检验其存在的价值意义。总之，科学不是万能的，实证也不是到处都能适用的。
　　三是中西美学比较要求研究者对中西文化有基本的了解、体验，对自己所比较的范围要有系统深入的研究，才能达到一定的深度，作出独到的建树。在这一方面，已故的着名美学家宗白华先生为我们树立了典范。他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他对儒道释都有深入地把握，对中国传统艺术有深切地体验和很高的鉴赏眼光。青年时代正逢新文化运动，西方文化的引进进一步开阔了眼界，尤其是德国的哲学和文学艺术更吸引了他的研究兴趣，并到德国留学五六年，进出艺术博物馆、音乐厅、展览会、实地考察观光，对西方文化也有深切地体验。因此，他在三四十年代所作的中西美学、中西艺术比较研究，其认识之深刻、见解之独到、以及理论上所达到的高度，我敢说至今也很少有人达到，更不要说超过了。这倒不是说我们这一代人不如先贤们聪明有才智，也不是说我们不刻苦努力，而是社会政治误了我们的青春年华，一次次的政治运动使我们无暇去读书作学问，片面的政治教育使我们无法成为体智德美全面发展的人才，“一边倒”的外交和思想禁锢政策使我们与西方世界隔绝了二三十年！当我们迎来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时，已是两鬓成霜了。“鬓成霜，又何妨”，一代学子，不甘落后，仍要大干一场，拼搏一番。但自然法则不能违抗，学术进展也不是徒有热情即能达到目的的。
　　（五）20年的美学研究，虽可谓“人材辈出，硕果累累”，但大家、精品还是凤毛麟角，而平庸之材、平庸之作似乎又多了些。究其原因，我以为有以下几点：
　　第一，由于过去社会政治误了我们的青春年华，一俟学术研究得以恢复，欢乐之后而又有“老大徒悲哀”的慨叹，从而产生了浮躁情绪和急功近利思想，急于出名，急于发表成果，急于评上职称。因此读书、研究、写作只好“速成”，如此怎能出精品佳作，甚至还要粗制滥造了！
　　第二，受了市场经济大潮的消极影响，投机取巧的心理，不正当竞争的手段以及所谓“包装自己”、“推销自己”、“老王卖瓜自卖自夸”等等经商行为，搬进学术研究的殿堂，抄袭、剽窃之事则屡屡发生，败坏了学风，丧失了学人的人格。尤其令人担忧的是，一些人对此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认为这是正当之举，是对新形势的适应，不能以老眼光看待之。
　　第三，杜撰之风盛行。有些人对美学本来就一知半解，随着“美学热”的潮流，便把许多非美学问题当成美学来渲染，并且文章大着一出再出，使美学成为万能，似乎什么问题都可以由美学来回答，来包办。其次，美学研究的同行之间缺乏真正的交流与对话。美学之作每年都有很多出版与发表，但多数人互不相读，更谈不上相互切磋，因而缺乏真正的学术批评。复次，同一内容，同一题目，前人或别人已经作了，他不读不看。别人研究到什么程度，哪些有启发，可以吸收，哪些不赞同，要商榷，自己有什么独到之处，等等，他都不管不顾，照作不误，因而重复出版太多。思想观点、方法、资料大同小异，水平相差无几，甚至后者还要低于前者，实在是一种浪费！
哲学动态京21～24B7美学聂振斌19991999聂振斌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　北京　100732 作者：哲学动态京21～24B7美学聂振斌19991999

网载 2013-09-10 21:2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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