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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梦《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副主编。
　　肖梦：许多人对中国的经济景况不乐观，甚至有人挺悲观。我知道您近年来对中国经济是持比较肯定态度的，今天我们想请您谈一谈。您认为，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刘遵义：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经济预期，因为经济预期影响经济行为，消费的行为和投资的行为都是跟预期有关系的。假如我知道今年增长率是8%，而明年不确定，可能下降到4%的话，人们就没有太大的意愿去消费，更没有太大的意愿去增加投资，所以，一定要对经济有比较长期持续性发展的预期才行。其实现在中国面临好像是在1991年左右同样的问题，货币政策并不紧而是相当的松，但是普遍来讲人们就是没有意愿去投资，后来到1992年，邓小平先生南巡以后，把整个的预期都改过来了。所以问题的关键是怎么样扭转现有的预期。并不是没有钱去做，而是大家没有这个意愿去做。大家不消费的话，投资就没有，现在只剩下政府在做投资，已经发行了1600亿元国债，今年还要发行1000亿。短期这样做还可以，但长期来讲光靠政府投资不是办法。中国其实真正是有潜力可以成长，8%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最近这一两年，非政府的总需求增长没有达到这个点，1998年7.8%的增长虽然非常好，但主要是靠政府的财政政策支撑出来的，发行国债去投资基础建设，我是很赞成的，这样的投资可以把东西部的差距拉近，农村、城市的差距也会拉近，但是一直做下去的话，财政也有很大负担，所以一定要把民间投资的意愿提高。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样把现有的预期打破，创造新的平衡。要扭转预期就一定要有一些比较长期、持续性的项目提出来。那么，这其中“趁机会”就很重要。比如现在中国要加入WTO，虽要面临种种挑战，但也存在种种机会，所以趁这个时机能够推出一系列的办法，利用这个机会去做些什么，让大家觉得经济还是会很蓬勃地发展，这样就有意愿去投资，不会把钱只放在银行里面。
　　肖梦：你觉得现在中国经济最重要的是要从哪些方面入手，才能使经济活跃？
　　刘遵义：我想有两三个方面可以想办法。首先可以在住房上面想办法。从客观上来讲，中国对住房的需求应该是非常大的，人们居住的条件还很差。美国在二战后的1950-1970年代期间，住房和建筑业是很大的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在香港，从1950年代中期到1970年代中期，住房和建筑业也是一个很大的经济增长原动力。这也可以变成中国在这个时期的一个很大的原动力。但是要怎么样发动呢？我想需要政府强有力的创造，不是要政府亲身去做，而是要创造一些环境能够让人来做。
　　首先，一定要有一个需求，需求我们知道是有，但是需求最后一定要有一点财务上的支援。我一向比较赞同的办法是把房租调高到市价，另外再把薪水同时调高。比如说现在房租是30元钱，市价是500元，那么把薪水调高470元，现在租房子住的人他就没有损失，薪水和房租调高是同样的，他就有意愿、也有能力把房子买下来。房租很低的时候买它干什么？嫌贵啊！有房住的人有了产权接着会有家具、装修等下游的需求。不过最主要意义还是对现在没有房子的人，一个月薪水调高了470元，这个钱就足够他到外边租房也好，或者分期付款买房也好，有能力去做了。这样就一下子把新的需求创造起来，所以没有新的需求根本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创造出新的需求，自然就会有人去供应，因为盖房子是大大小小的国营、私营企业都可以干的行当。
　　第二，政府需要提倡的是产权落实。虽然房改在中国开始了很久，各地方的进度也不太一样，但是需要贯彻的是要有一个很清楚的产权。这个产权，可以是有期限的使用权，其实我个人倒是比较赞成有期限的使用权。在美国夏威夷火奴鲁鲁岛上，90%的地都是租用，都是只有使用权，只让你用50年、60年到80年，差不多一样。有限年期的好处是有弹性，原则上土地是国家所有的，使用权租给人家，都市变迁经过七八十年，是谁也说不准的，到期的时候政府就可以收回来，做其它的用途，这样就比较简单。香港土地很多也是租，999年期，差不多是永远了，但是以前在新界很多土地都是有几十年租期的。我在斯坦福的房子也是租学校的地，然后自己盖房子，买卖也可以，房子连同土地的使用权，到80年期之后就会完了，但基本上不是太大的问题。落实产权就一定要有绝对的处理转换权。什么道理呢？道理倒不是说为了房产要转换，当然如果不能转换的话，大家买了之后也会有问题。但是最主要的是没有产权的住房贷不到款，银行知道收不回来的时候就不会借给你，当你付不起贷款本息的时候银行有力量把住房拿回去处理，在法律上银行没有这个保障就不会借钱给你，所以产权一定要落实。同时有了产权的住房，也一定要没有其它的限制，不能规定要卖给原来的单位，也不能规定只能卖给什么人，这样住房才能商品化。一定要有绝对的转换权，不然，信贷市场就搞不上去，信贷搞不上去的话，需求就又没有了，有多少人真正能够全部付现款买房？
　　第三，应当同时提倡的是开拓住房的资本市场。要做房产买卖都是很长期的贷款，在美国普通都是30年的贷款，或者30年以上的贷款。在这种长期的贷款之中，就需要一种长期的资本市场能够提供资金，如果没有长期的资金市场的话，仍然无法创造大量的住房需求。假如银行吸收的大都是短期的存款，但要它拿出来做长期的住房贷款，这样它就不会做固定利率的贷款，自然会去做浮动利率的贷款，而浮动利率在目前中国的环境下并不太适当，因为浮动利率意味着你不知道你每一时期要付的款究竟是什么。如果说，中国的利率现在正处于很低的时候，借了20万元买房，利率6%，一年是12000元，假如夫妇俩都做事的话，还勉强付得起。如果是浮动利率的话，明年也许利率是9%或者10%，这就有很大的不确定因素。要鼓励大家有自己的房产就要用固定利率，最少在开始的5-10年不能有太大的变动，比如说现在利率是5%，但是固定利率就高一点定为6%，大家也都愿意，因为以后10年都确定知道自己负担得起。
　　现在尤其是中国进入WTO的话，真正大家要研究怎么样应对进入世贸组织的问题，我是百分之百的赞成，我觉得这对中国来讲是很好的。但是WTO来的时候，什么企业不受WTO的影响呢？那就是非贸易的部门。住房是典型的非贸易部门，是中国比较利益最大的地方，应当尽量鼓励它去发展。举例来说，香港可以说是全世界最自由贸易和最自由投资的地方。但是你看一看香港的房地产市场，最大的10家地产商，有没有外国人？没有！都是李嘉诚等香港本地人。这表示在这些所谓非贸易部门的行业，外国人恐怕怎么样来，也竞争不过本地人的。所以应当对住房改革的推进再鼓励提倡一些，把它变成以后经济发展的原动力。
　　肖梦：所以，你对住房改革的强调最主要的着眼点在“扩大需求”，这对中国的经济是最重要的？
　　刘遵义：为什么我常常讲住房问题，你觉得住房确定是扩大需求的推动力。住房其实不是那样简单，你要有自己的住房就要有家具、家电，再下去就要有装修，下游就有很多的东西譬如水泥、钢筋等都可以带动发展起来。同时，这些都是中小企业能够供应的产品，这对就业也是有很大意义的。住房对普通人来讲是一种投资而不是消费，因为买房是为了住一辈子，然后可以给下一代，所以，其实是一个投资，不算是消费，这个目标不一样。假如能够启动住房产业的发展，带动其它的下游的行业都会发展，总需求就一直会维持增长。
　　住房发展还跟城市化有关联。中国现在的发展方向是在农村附近就地发展一些一两百万人规模的小城市，中国不像有的发展中国家一样都涌到大城市去，比如墨西哥城，现在上海、北京已经有这个问题。尽量分散就地城市化，东西部的差距也会拉平一点。我想这是一个方向。真的走这个方向的话，政府的投资和房屋的建筑业就可以配合起来，其中基础设施建设的问题尤为重要。建设新的城市为好好地全盘规划提供了良机，电车和地铁等公共交通的建设，住宅区、工作区、商业区设立在何地，规划分配合理恰当，环境污染的问题也会解决得比较好。公共交通建设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大家都要有交通工具，长远来讲中国绝对不能依赖汽车，因为中国要进口汽油，所以汽车不能当主要的交通工具，可能有人不赞成我的想法，那你想一想，如果现在不考虑公众交通的问题，而是像这样发展下去，中国现有3亿户，每户有一部车子就不得了，根本不可想象，要用多少汽油，要增加多少污染，交通也会更拥挤，这个应当是建设新城市开始就解决的，后面再去解决那是很困难的事情，虽然也不是不可能。我在这里更想强调的是“创造需求”的问题。地铁等为大众交通解决的“行”，中国都可以自己做。中国这样大的地方，在城市化的过程中，100万—200万的一个新城市，我想可以建立100个。开头一个新城市建设公共交通需要学习。到第二、第三、第四个城市就很容易做了。这的确是很大的一个内需，好处是不只把“住”解决了，把“行”也解决了。主要的分工就是基础设施的建设还是要政府去主导，民间去做比较容易做的住房，这就是个分工。因为内需不去推动的话，成长就维持不下来。
　　肖梦：成长维持不下来对预期就会更不好，这可能造成恶性循环，你认为这是危机？
　　刘遵义：我觉得，中国现在面临最大的危机就是走上日本那条路。你看日本10年没有成长。日本就是预期没有搞好，同时政策也没有做对。其实现在日本人和中国人面临的问题都是一样的，日本人以前都是铁饭碗，现在不是了，所以不敢消费，减税也没用。除非经济重新好起来。跟中国太像了，就是现在我没有下岗也怕会不会轮到我，我就不消费了。然而当经济景气时，人们不怕下岗，因为下岗还可以再找其它的工作。经济不太蓬勃的时候，下岗怎么办？钱还是少用一点。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你减税，我不会多用，你征利息税也没有用，本来我也不会多用。
　　所以要把这样的预期打破。我觉得经济是可以有多种平衡的，1992年邓小平先生南巡谈话，他就是把中国从一个平衡带到另一个平衡，把当时的预期扭转过来了。他南巡之前和之后，中国经济还是那个样子，不一样的就是大家的预期变了。
　　肖梦：这就是你们常说的用“政治动员”的办法打破预期吗？
　　刘遵义：对！所以现在需要有一个东西能够令大家再有一个信心。大家不愿意消费或投资，由于前景是钱不一定赚得回来，所以大家都停下来，假如你知道明年就会赚钱，你当然会花。所以预期很重要，一定要把现在的预期改过来。我认为，中国应当提一个口号，“20年内，居者有其屋”，落实这个口号，会带动一些人们的投资和消费意愿。当然，政府要解除种种的管制，在这个关头，政府的作用只能放在注重住房建设的品质和住房的标准上，监督住房建设不要偷工减料，其它的就不用管。住房不需要政府来盖，政府要做也行，人家要做也欢迎。我想，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政府要有一个观点，只要是中国人赚钱都可以，反正外国人你都让他来赚，对不对？只要是中国人不要再分是国营、集体还是私营，只要是中国人他有本领来赚钱，你就让他来赚，这要看开一点。WTO来了以后，中国的比较利益在什么地方？都是在非贸易的地方，房屋是一个很重要的选择项目。你再做，你再开放，人家都不会来做房子的，刚才我说了香港的例子，中国现在有一个比香港更好的规模和报酬。还有就是中小城市的规划，基础设施建设的生产量很大，也是一个很大的需求，不需要抢着去制造汽车。老实讲，中国衣、食、住、行中的衣、食都不是问题了，住、行这两个方面还要解决。
　　除了住和行之外，科教兴国也可以作为一个题目。要想带动高科技产业发展，有几个东西可以做。比如要求所有的学校都要有10部电子计算机。小孩越小开始用计算机的话，大了就很方便了。中国那么多学校，每个学校10部，这个量就很大了，这也就是一种基本设施建设。同时，这也不单是配置几台机器的问题，还有很好的远景，学生需要用的计算机，总要有教材放进去；老师可能还不会操作，还要培养教师，就带来相关的工作岗位，创造出的需求就可以上去了。这是一个相当简单的办法，我想大家也会很支持。再比如，中国现在是9年义务教育，如果政府订一个目标：2005年或者2010年全国都要实行12年义务教育，最主要的困难是师资的问题，现在就可以开始，怎么样想办法培训师资。中国的义务教育能够从9年扩展到12年，肯定对中国的未来经济发展意义深远。同时，假如期望所得分配公平，发展基础教育其实是最主要的手段，其它的都不管用，其它的实际上是零转移，无非是从这个人手中拿来给另外一个人。培训师资、增加教育年限，对所得拉平起很大的作用。大学当然也要发展，现在的情况倒不如大学收费，多收一点也无所谓，因为大学生毕业薪水高，是可以赚回来的，贷款就是了。很多清寒的优秀青年你要给他奖学金，主要的是付得起的都应当要他们付，或者贷款，多余的钱还是要去发展基础教育。最不好的例子就是变成巴西一样，巴西高等教育不错，但基础教育不行，基础教育差使得巴西很多工业都发展不上去。一个国家基础教育没有办好，要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工人的工资都谈不到，迟早都是问题。所以我觉得，把中小学义务教育再看长一点，真的是非常重要。高等教育由他们自己去发展了，政府要早订目标的是办基础教育。举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韩国真的很妙，在韩国，公立大学很少，每一个省（道）只有一家，其它都是要交费的私立大学。韩国前三名都是私立的大学，最好的是汉城大学，第三好的是韩国大学。大家都知道，美国私立学校也很多。斯坦福大学学费是很贵的，但是他们60%的学生都有奖学金，60%是很高的比例。同时奖学金要看你经济情况，有钱的就少给一点，没钱的就多给一点，主要就是付得起的都要他付，所以学费定得很高。中国其实慢慢可以走这条路，大学并不是一定要走完全公立的路。
　　再有，互联网和信息产业也可以作为一个重点项目。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很多地方可以跳过或说超越人家的发展阶段。电话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想中国以后一些地方根本不会再铺设电线，这也是一个超越。另外一个例子，美国人还在用支票，我想中国的个人恐怕永远不会经过支票这个阶段。因为现在可以使用借记卡，或者叫做SMARTCARD，一拉卡就马上把你的钱过户到另外一个人的账户上去了，根本就不需要用个人支票，超越了支票阶段。尤其现在趁着WTO，外国银行要来，中国可以先走一条新的路。不需要再走其他国家的老路，外国银行还是老一套，支票还是要银行划转，在这些地方恐怕竞争不过走新路的中国的银行。只要政府放手，很多金融工具银行现在就可以去想、可以去做。
　　肖梦：除了WTO的压力，其实“萧条”也是一个机会，可以做一些产业或产品的结构调整，应该设法增加服务或者是创新产品，但似乎这样的结果并没有达到。
　　刘遵义：这就要想了，怎么样去创新。结构调整和重组我也是很赞成的，但是我觉得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比较小的问题，你现在不知道需求低是因为根本没有人要这个东西，还是因为暂时大家没有买的意愿。另外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真正好的重组一定要同时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美国今天的繁荣，是有两种不同的通道并行。一方面，企业常常会重组，人多就裁员，做得很快，企业生存能力比较强。另一方面，假如光做破产、裁员的“重组”，经济也会变得萧条，还是要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日本为什么现在情况这样差呢？就是它没有一个鼓励增加新的就业机会的环境，中小企业在日本是很难生存的。在中国现在这个环境下创业也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主张在当前的环境下，关键是不要把信心弄下去，这就要分清解决问题的先后顺序，先把内需弄上去，住房项目进展很快的时候，经济成长就会维持和发展，当这边裁员的时候，他们另一边能找到新的工作岗位，整个重组的过程就比较顺利了。不然的话，你这边一重组、裁员，他就更不敢消费了。现在日本就弄到那个地步，根本是不可想象的，中国要警惕走上那条路。老实讲，这几年中国政府实行积极财政政策，扩大赤字规模，以做国债融资还是有用的，还是要持续做下去，不能停，要有承诺，以免信心进一步下降。等到代替用的投资，比如住房、高新科技发展启动，国家投资的比重就可以降下来了。
　　肖梦：政府每年要发行1000亿国债，持续几年的承诺吗？
　　刘遵义：我想，政府不要说每年发行1000亿元国债，倒不如说，以后5年准备发行3000-4000亿元，这样大家信心就来了，因为大家现在最怕的就是你今年1000亿，明年有没有1000亿？看不见，不知道，这样就太不确定了。为什么今年第3季度增长慢下来，就是今年的钱用完了，下一步是什么不知道，所以大家又停下来观望等待。政府要有一个认识，不能停停走走，那会增加预期不确定的麻烦。
　　大家要有魄力去推动经济的成长。我在想，大家都知道中小企业现在融资很困难，要让民间的投资活跃起来，渠道是什么？逼迫银行贷款给中小企业，迟早也是会有问题的。老实讲我也不放心，贷出去，它还不还你都搞不清楚，最后它不还，你也不能把它怎么样。这并非中国大陆特有的情况，是有东方特色的，在台湾和香港，中小企业常常因为没有抵押品而没有办法贷到钱。没有抵押品，借贷就很难做。那么，能否用一个机制保证企业到期还款呢？比如我做生意的支票用远期合同，可等到你要到银行去提款的时候发现我的户头里面钱不够，这就应当马上追究我的刑事责任，政府要有义务把我逮捕送去坐牢。这并不是由政府来做保证，那会产生道德风险，企业就一定不还钱，这个机制等于就是政府做中保，是在企业跟企业做的时候，如不还钱，政府将作出刑事惩罚。大多数人是不愿意坐牢的，有了这个机制就能够使投融资转起来了。
　　我们下一步要做房改也好，科教兴国也好，总得有一个方案弄出来，又打破现有的预期，创造新的平衡。总之，政府要提出一个远景。我觉得中国其实可以做得很好。
《经济学消息报》成都F62金融与保险20002000 作者：《经济学消息报》成都F62金融与保险20002000

网载 2013-09-10 21:2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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