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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带领中华民族开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征程。现代化不仅成为改革开放的主旋律，而且其自身的模式也发生了一次巨大的转换。20年后的今天，在改革开放已经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一种崭新的现代化模式也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这就是邓小平早在改革开放伊始就已指出的“中国式的现代化”。（注：邓小平第一次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提法是在1979年3月30 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63、第179页。）它是邓小平现代化理论的核心内容。
　　　　　　一、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提出
　　所谓现代化，指的是在科学和技术革命影响下，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以工业化和经济增长为主要标志，涉及政治、文化、社会组织等各个方面的变化，是一场全面的社会变革。现代化发轫于西欧，并逐渐向全球扩散，但它并不等同于“西化”或“欧化”。各个国家在其固有的传统体系和文化背景下，实现现代化所面临的问题和所要完成的任务也各不相同，从而形成了不同的现代化模式。
　　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的探索由来已久。早在建国前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向全党提出了引导我国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逐步向着现代化、集体化的方向发展，“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性任务。（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432、1437页。）50年代初期，党中央把现代化建设作为工作的中心和指导方针。1954年，周恩来同志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和现代化的国防工业”这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任务。1963年9月， 党的中央工作会议第一次明确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战略任务的要求，即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国工业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在1964年底到1965年初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正式提出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向四化进军的号召。
　　为了实现上述现代化的目标，大体上说，从1949—1956年，中国一方面借鉴苏联的模式和具体做法，另一方面也沿袭我国的历史传统和革命战争年代的经验，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指令性计划经济，通过内部积累，推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高速工业化战略，并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以后，毛泽东试图突破苏联模式探索中国式的发展道路，但事实上是在略加修补苏联模式的框架内从赶超战略转向超前发展战略，特点是强调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唯一动力，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存在，不断用群众动员的政治手段来推动经济发展；强调中国要自成体系地发展，搞工农兵学商为一体的人民公社，忽视世界发展与中国发展的联系。 （注：参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篇》，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4页。）“共产风”、 “浮夸风”和大跃进的失败实际上意味着这种发展战略的失败。1961—1965年，我国调整战略，开始降低增长速度，然而，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在发展全局上背离了现代化的方向。到1978年，我国虽然基本建立起一个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和比较完整的大工业体系，工业与农业产值之比由1952年的43.1∶56.9转变为75.2∶24.8，（注：数据引自钱抵千主编《邓小平思想研究》第二卷，国防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页。）初步实现了工业化，然而，以现代化的标准衡量，我国尚未脱离落后农业国的状况。而且，苏联模式的许多内在缺陷日益暴露出来，政企不分，排斥市场，效率低下，重、轻、农比例失调，忽视技术进步和改造，整个国民经济技术水平很低，重视生产和建设，忽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问题，已经成为这种发展模式的“瓶颈”，加上“文革”的破坏，中国的现代化实际上已经陷入停顿。
　　与此同时，在新技术革命浪潮的推动下，世界上不少国家和地区都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韩国、新加坡、台湾和香港迅速崛起，成为令世人瞩目的“四小龙”；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和邻近的日本经过新技术革命的洗礼，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中国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拉大。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普遍陷入低谷，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仅没有发挥出来，传统体制的一些局限性却暴露无遗。
　　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要求我们把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左的错误，确定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的方针，实现现代化再次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当务之急。邓小平特别强调了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意义，他说：“我们当前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国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搞好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62—163页。）那么，怎样进行现代化建设呢？是沿袭既有的发展模式，还是调整路线、方针、政策，改革传统体制中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方方面面，开辟出一条新的现代化道路呢？答案显然是后者，那就是“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63页。）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三重内涵
　　什么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按照邓小平自己的解释，就是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这是邓小平总结国际、国内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教训，根据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对中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作出的科学界定。具体地说，中国式的现代化至少应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中国式的现代化与其他国家的现代化一样，首先是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轨。它要求“把社会主义经济全面地转移到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来”，（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50页。 ）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须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35页。）邓小平早就指出， 中国的现代化所涉及的不仅仅是经济的增长和物质技术的进步，它指向社会的各个层面：“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都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50页。 ）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对此作了详尽的阐述：“我们所说的四个现代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四个主要方面，并不是说现代化事业只以这四个方面的内容为限。我们要在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风尚，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这些都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注：《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33—234页。）因此，虽然邓小平有时还沿用四个现代化的提法来指代中国式的现代化，但已经赋予了它现代化所应包含的全部内容，而不仅仅指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这“四化”，纠正了我们从前对现代化的片面理解。
　　中国式的现代化又是一种后发的现代化。西欧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早在18世纪就已开始，中国人开始探索现代化之路却是在200年后， 而真正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下进行现代化建设，已经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其间我们又走了十多年弯路，直到三中全会后，才重新把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作为一个后发的国家，我们面临着“先行”国家的压力，面临着尖锐的国际竞争环境，现代化关系到我们的“球籍”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指出：“能否实现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62页。 ）“没有四个现代化，中国在世界上就没有应有的地位。”（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7页。）我们只有加速发展，才能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的面貌和取得应有的国际地位。党的十三大明确地把这一任务概括为：“我们必须经济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因此，中国式的现代化是一个摆脱自己在世界体系中不利的政治、经济地位，缩小与先进国家的发展差距的过程。作为一个后发国家，我们又必须借鉴现代化的先进国家的经验，利用国际国内的各种有利条件，以此来追赶世界现代化的潮流。邓小平指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133页。）“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式。”（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3页。）从这个意义上说， 中国式的现代化又是一个对外开放、吸收世界现代化国家的先进经验的过程。
　　中国式的现代化，其实质是以社会主义的方式实现现代化。现代化虽然有多种模式，但从本质上说，不外乎资本主义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两种。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但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8页。 ）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本质。历史早已证明，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同样，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邓小平指出：“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摆脱贫穷落后的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07页。）与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相比，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特殊之处在于，“一是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8页。）社会主义坚持社会公正、共同富裕， 以社会主义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不仅符合中国广大人民的利益，而且能够发挥人们的能动性，集中优势，比资本主义更快、更合理地迈向现代化。
　　这三重规定性大致揭示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内涵，从中我们也不难看出它的几个特点：第一，强调多层面性。50年代初我们提出的现代化纲领——“四个现代化”，选择的发展目标全部是经济的，而不重视现代化应有的政治与文化方面的内涵。中国式的现代化不仅强调经济增长，同时注意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同步发展。第二，强调发展。邓小平把经济的发展放在现代化建设各项工作的首要地位。1992年初，他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着名论断，提出无论是稳定，还是改革，都要落脚到发展。第三是强调速度。由于中国是后发国家，没有一定的发展速度，赶不上世界现代化的潮流；国内外的条件又有利于中国以较快的速度进行现代化，因此要抓住时机，加快发展。应该说，中国式现代化的这种内容和特点，既体现了当今世界现代化潮流的要求，又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对中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的科学界定。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
　　对于一个现代化的后发国家而言，现代化的进程又是一个自发的、预期的过程。各个国家进行现代化，都有其追求的目标。中国式的现代化所追求的不仅仅是现代化所代表的现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它还包括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这正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最终目标。
　　中国式的现代化，既以世界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为指导，又要体现社会主义的特殊本质。我们进行的现代化在物质、技术上以西方先进国家为样板，但最终目的却与之截然不同。邓小平指出：“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23页。）“我们干四个现代化人们都说好， 但有些人脑子里的四化同我们脑子里的四化不同。我们脑子里的四化是社会主义的四化。他们只讲四化，不讲社会主义。这就忘记了事物的本质，也就离开了中国的发展道路。”（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04页。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规定性决定了中国现代化的目标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化，它以共同富裕作为最终目标。邓小平指出：“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有凝聚力，才能解决大家的困难，才能避免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实现共同富裕，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最终目的，也正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超越。
　　为了实现现代化的最终目标，邓小平提出了分三步走，到下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这是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阶段性目标。
　　邓小平现代化战略目标的确立经过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1979年底到1983年底，主要是确立到本世纪末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的战略目标和分前后十年两步走的战略部署。1979年12月邓小平在与日本首相大平正芳会谈时首次提出这一目标。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以正式文件的形式阐述了这个20年的新战略目标。后来，邓小平对这一战略目标作出了明确的界定：所谓小康，就是“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800美元”；（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7页。）“二十年是从一九八一年算起，到本世纪末，大体分两步走，前十年打好基础，后十年高速度发展。”（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72页。）第二个时期是从1985年5月到1987年4月，主要是确立现代化的长期目标和部署。邓小平经过深入的思考，决定把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间从“本世纪末”推迟到“下一世纪中叶”，并提出了分三个阶段实施的新构想。1986年底，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正式提出了下世纪中叶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四千美元”的指标。（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1页。）1987年4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进一步指出：在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经过五十年，再翻两番，达到人均四千美元的水平……中国是一个发达国家了。”（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54页。）1987年4月30日， 邓小平在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格拉时，全面阐述了“分三步走”的战略部署。他指出：“从一九七八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将近九年时间，算是第一步。第二步原定的目标，是在八十年代翻一番。……第二步是在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第三步是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目标大体定在人均四千美元。”（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9页。）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到这时实际上已经确立。198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以党的文件的形式对之加以阐述，使之成为全党奋斗的战略目标和部署。
　　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时间界定为“再过五十年”，数量指标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4000美元”，现代化程度定性为“中等发达的国家”，从中可以看出它的核心——强国利民，逐步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分别论述了从温饱、小康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三部曲”中实现每一步的意义。解决温饱使人民得到实惠，社会得到安定，现代化建设将得以顺利起步；到2000年实现小康能使中华民族摆脱贫困，物质生产水平进一步提高，人的精神面貌发生更大的变化，文化水平大大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将大大增强；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则意味着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富强起来，更好地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一战略目标与党和国家在50年代、1964年和1978年提出的三个战略目标（注：这三个战略目标分别是：1956年党的八大提出“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1957年毛泽东提出中国要在钢铁和其他主要产品方面15年赶上英国，后来又进一步提出要在10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内超过英国。1965年，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到本世纪末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1978年，五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到2000年，全面实现四化，粮食产量达到13500亿斤到15000亿斤，钢产量达到13000万吨到15000万吨，实现主要产品和生产工艺的现代化，各项指标分别接近、赶上和超过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相比，有明显的不同之处。首先，它以国民生产总值这一综合性指标，不是以某几种主要产品的产量作为衡量现代化水平的尺度。其次，以国民生产总值作为衡量现代化水平的指标，决定我们必须既突出战略重点，又要注意总量平衡和产业结构合理化，使经济协调发展，而不是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经济的综合平衡。同时，它也充分考虑到现代化的困难和艰巨，而不是盲目乐观，急于求成；兼顾效率与速度，重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不是片面追求产值、产量的增长。
　　中国式现代化的最终目标和当前的战略目标，既是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科学部署，又指明了它的长远方向，使现代化成为一幅清晰可见的图景。
　　　　　　四、中国式现代化的推动力
　　现代化从本质上说其实就是生产力的发展。现代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推动力来源于现代化生产力。那么，怎样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以实现现代化呢？解决这一问题有两种办法，一是按照生产力自身的发展规律，以科技为先导，带动生产力的发展。因此，邓小平说：“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40页。）“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86页。）1988年，邓小平进一步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74页。）的着名论断， 明确了科学技术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推动力的作用。然而，科学技术属于生产力的范畴，它的发展又受制于生产关系。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矛盾时，生产力的发展必须通过生产关系的变革和调整来得以实现。改革，就是现代化的第二个推动力。
　　从现代化本身的定义来说，现代化是一场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的转变，是社会的各个层面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化形态转变的一个过程，是社会的一种变迁和革新，改革是其题中应有之意。
　　邓小平在南方视察时概括指出，改革是中国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0页。 ）在中国，改革这一推动力对于现代化具有尤其重要的作用。原因在于，一方面，对旧体制的改革为生产力的发展扫清了障碍，开辟了道路。建国之初我国建立的体制，是在缺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验的情况下，基本上仿照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加上进入社会主义以后20年间“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逐步形成为一种比较适应于高度指令性计划经济和频繁的政治运动，而不适应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调节人民内部利益的体制。正如邓小平所说：“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证明是不成功的。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是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了僵化，妨碍了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7页。）所以，必须改革既有的体制， 改变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环节，以推动现代化向前发展。邓小平指出，要实现现代化，“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进行这些改革，是全国人民的长远利益所在，否则，我们不能摆脱目前生产技术和生产管理的落后状态。”（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36页。）而且，“改革是全面的改革， 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7页。）只有改革， 才能激发起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只有改革，才能扫清阻碍现代化的传统力量；只有改革，传统社会才能获得新生。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通过改革旧体制，为生产力的发展扫清障碍，开辟道路的过程。改革是一场革命，是中国现代化最重要的推动力。另一方面，改革推动了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中国式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但社会主义现代化具体怎样搞，并没有现成的路子。因为社会主义本身就处在探索之中。邓小平说：“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7 页。）他指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但什么叫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是在探索之中。”（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7页。 ）而这种探索最主要的就是通过对旧体制的全面改革，不断创造出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新形式、新方法、新路子，使社会主义日臻完善。经过多年改革的实践，邓小平总结道：“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更深刻的变化。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42页。 ）作为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推动力，改革显然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不可或缺的推动力。
　　以改革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最主要的推动力，既符合现代化本身的要求，又实现了现代化与社会主义运动的统一，使社会主义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完善。20年来，党和政府正是自觉地运用这一推动力，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日益向着预定的目标迈进。
　　　　　　五、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政府以改革为推动力，开始了全面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回顾这20年现代化建设的历程，我们大体走过了一条从农村改革开始，逐步转到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同时进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有序地推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选择农村作为突破口，是由于“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农村。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翻两番，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能不能达到”。（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77—78页。）这不仅有利于当时农村的稳定和社会的稳定，而且为城市改革和现代化大工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恰恰符合了世界大多数国家现代化以农业为起点的一般规律。
　　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主要文件《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强调要保护农村各级生产单位的自主权，要发展多种经营，受到农民的欢迎；接着，党和政府在1979年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后，又对农产品收购价格作了较大幅度的调整。同时，部分地区农民自发探索的生产组织形式——包产到户，即后来所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在农村不胫而走，扎下深根，振兴了整个农业。这样，农村人民公社制度已经不能再适应新的生产经营体制。1982年通过的新《宪法》，改变了农村政社合一的体制，设立乡政府。实践证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适应农村经济活动特点和农村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合作经济组织形式，是农业现代化赖以实现的组织结构方面的支点，是当前我国农村由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最合适的形式和现实的途径。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农民的自主性大大增强，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由隐性转为公开化。乡镇企业应运而生，它不仅解决了农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而且解决了农村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问题。我们走出了一条行之有效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与农村改革同步进行的是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的对外开放是一种全方位的开放，不仅对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开放，也向苏东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开放。它拓宽了我国对外经济活动的领域，有利于促进我国沿海和边疆各个省份的发展，而且加强了我国在世界战略格局中的地位。在对外开放的浪潮中，我们兴办了经济特区，开放了沿海城市，又逐渐开放了内陆城市。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不仅成为我国吸引外资和技术的重要场所，而且它逐渐发展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窗口”，成为对外开放的前哨阵地，在引进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机制的同时，带来了新的效率和现代化的观念，促进了中国人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同时，我们制定政策，为外商投资提供优惠条件，创造合理、优越的投资环境，大量、大胆地利用外资，使之为现代化服务。我们还积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引进国外人才，利用国外的智力。对外开放使我们学习到国外的一切文明成果，获得了国外的资金、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在经济上逐渐同世界接轨，它不仅为现代化创造了必要的条件，而且为现代化提供了一个较高的起点。
　　随着农村现代化建设的起步，现代化的重点由农村转移到城市，转到以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的全面改革。80年代，改革主要遵循“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思路，进行了一系列以市场为取向的体制改革，主要是：改革企业经营机制，使之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使社会主义企业及各种生产单位具有充分的活力”；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改革国家宏观调控体制，逐步采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控制国家宏观经济。它有力地推动了现代化第一个战略目标的提前实现，增强了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大大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1992年党的十四大后，改革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将80年代区域推进、逐步渐进的方式，转变为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方式，重点进行了四个方面的改革：（1）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2）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 在全国建立统一的市场规范和法制，重点培育和发展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房地产市场和信息市场等；（3）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健全宏观经济调控体系， 为此，实行政企分开，进行了相应的财税体制、金融体制、投资体制和计划体制的改革，从根本上改变计划体制；（4 ）建立合理的个人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
　　在经济改革的浪潮中，政治改革也作为一项重大问题提到现代化建设的日程上来。政治体制改革的直接目的是建立民主化与法制化紧密结合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深一层的目的，是要促进与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归根到底，最根本的目的，是通过政治体制的现代化，实现生产力的现代化。从党的十三大开始，到十五大，党中央都对政治体制改革作出重要的部署。在改革中，我们通过扩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设立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加强人大代表的提案与质询，以及设立县以上人大常委会等改革措施，加强了人大的权威性；通过实行县以及县以下人民代表的直接选举、差额选举，以及加强对代表的依法监督罢免等工作，改进了选举制度；通过实行党政分开，政企分开，调整政府机构，使政府适应市场经济需要；通过完善退、离休制度和任期制度等，废除了实际存在的干部职务终身制；通过加强政协参政议政作用和民主党派建设等工作，改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通过职代会建设，加强工青妇等群众团体的作用，完善居（村）民自治制度，促进企业民主与社会民主建设；通过大量的立法工作与广泛的普法教育，加强了法制建设，……总之，政治体制改革使我们的政治制度更加完善和民主，更适应于现代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近20年的实践证明，从农村改革开放并逐渐转向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改革，实行对外开放，进行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使我们从封闭式的现代化路线向开放式的现代化路线转变，从计划经济逐步转向市场经济，从用单纯的政治方式推动经济发展转向加强经济手段推动经济发展，从单一经济成分转向多种经济成分，走上了比较平稳的持续发展道路。而经济的持续发展又带动了政治、文化等其他领域的发展变化。中国不仅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而且，找到了适合本国国情的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邓小平现代化理论是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理论，所涉及的内容并不局限于中国的现代化。但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是它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对现代化内涵的科学界定，对现代化最终目标的深刻认识和对其战略目标的合理设计，对现代化推动力的明确把握，以及20年实践所形成的现代化道路，构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模式——中国式的现代化。中国式的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迥然不同，又突破了原来苏联的模式，它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同时使中国经济飞速增长，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济南21～29A3邓小平理论研究童建挺19991999作者单位：中央编译局 作者：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济南21～29A3邓小平理论研究童建挺19991999

网载 2013-09-10 21:2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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