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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０年代末以来，区域性经济集团化正成为一种全球性趋势。为了顺应这一潮流，中国须协调和处理好与国际集团各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关系；想方设法将自身置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协作系统内。运用“圈层式”对外区域经济一体化模式可以基本上达到这一目的。根据“圈层式”模式，一是中国分别直接向第一圈层、第二圈层以及第三圈层国家发展经济合作关系；二是间接的区域经济合作，即中国通过参与由第一圈层国家组成的区域经济集团，并假以区域经济集团力量分别向第二圈层和第三圈层国家进行渗透。中国处在西太平洋新月型“繁荣孤线”经济增长带的中间地区；更重要的是，亚洲太平洋次地区的经济合作正欣起浪潮，所有这些都使中国的对外区域经贸一体化战略获得了千载难逢的实施机遇。因此，中国的“圈层式”对外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的重点在第一圈层，并需要在经济体制、产业组织、一体化政策等方面实行“一揽子”的彻底改造。
　　程超泽，１９５１年生，社会学博士，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
　　８０年代末以来，区域性经济集团化正成为世界经济中的一种全球性趋势。中国对外经济开放究竟向何处去，这是区域经济理论工作者不能不思考的一个问题。探讨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必须从整个开放的世界着眼。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世界各国都加快了开放步伐，试图从正在改组的经济格局中寻找有利于自身发展的位置。这一国际经济格局明显地使我们感到一种挑战。笔者认为，如何将开放空间和开放内容有机结合起来，并且通过开放空间的扩大引致开放内容的拓宽，最终导致区域经济结构在迎接当今世界经济区域化、集团化的挑战中的最优化，这将是中国今后对外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走向。圈层式开放将是适应国际新环境的开放战略。
　　　　世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格局
　　所谓世界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消除阻碍经济最有效运行的人为因素，通过相互协作与统一，创造最适宜的国际经济结构［（１）］。由于世界各国的发展水平不同，不可能指望出现一个能囊括一切国家的国际经济一体化形式，因此，国际上现有的或即将成立的经济一体化组织只能停留在区域层次上。
　　８０年代末以来，三个将成形的区域经济集团尤其重要：一个是欧洲经济圈，其中心国家是德国，加上东、西欧一些国家；一个是美洲经济圈，其中心国家是美国，另加上加（拿大）、墨（西哥）以及南美一些国家；一个是亚太经济圈，其中心国家是日本，加上“四小龙”、东盟等国家和地区。美国学者罗伯特·吉尔在《经济区域主义的挑战》中说，“世界经济体系正在迅速走向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继续主宰世界经济的三大经济区域里，几种新的和根深蒂固的力量正在积极施展影响。在西欧，一个统一而又规模空前的市场即将出现，尽管进程中会有躇踌，但其形成则是肯定无疑的。而且，随着苏联、东欧帝国的崩溃，一个以欧洲经济共同体为核心的更巨大的欧洲经济区也在形成中。在北美，随着美加墨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一种区域性贸易安排正在付诸实施，最终它将把拉丁美洲和其他国家包括进来。在太平洋地区，日本正在通过贸易、对外援助和对外投资等手段，带头创建高度一体化的区域经济。”［（２）］
　　三大经济圈形成以后，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１、集团内商品贸易往来扩大，集团外商品贸易缩小。区域经济集团形成以后，一方面，原来向集团外国家出口和进口的商品，一律向集团内国家进口和出口。另一方面，某些原来由本国子系统生产的产品，可能改向集团内部其他国家进口。所有这些都有力地增加了集团内的商品贸易份额，排斥了集团外国家的对外贸易活动。
　　２、集团内生产要素流动扩大，集团外生产要素流动缩小。由于集团内实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政策，这就有利于促进成员国之间的资本流动、技术转让、劳务贸易和土地转让等经济活动。而集团外的国家为了在集团内市场争得一席之地，只好利用海外投资和设立网点等办法，绕过关税壁垒，向集团内市场渗透。但是，这样做难度无疑是加大了。
　　３、集团内国际经济分工扩大，集团外国际经济分工缩小。区域经济集团内部各发达国家的一些传统产业将向集团内的外围国家逐步转移，并在集团内形成一个多层次的国际经济分工格局。［（３）］
　　从理论上讲，中国可以向所有国家和地区实行经济开放政策。但是，由于上述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发展，实际上形成了一道阻碍中国进入区域经济集团内部各国的屏障，这是中国发展外向型经济面临的新问题。为了在新的国际经济环境下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对外开放应该顺应世界经济区域化发展的潮流，一方面协调和处理好与集团各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关系，通过自身努力，保持和扩大与世界区域经济集团各成员国的国际交换和分工合作；另一方面自觉、主动参与周边亚太地区经济集团的酝酿、筹备和建设工作，想方设法将自身置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协作系统内，通过集团抗争方式，扩大对欧洲经济圈、美洲经济圈和其他地区的经济开放。为此，笔者认为，采取“圈层式”对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战略可以基本上达到这一目的。
　　　　“圈层式”对外经贸区域一体化模式设计
　　对外区域经济一体化在中国经济起飞战略中占有关键的地位。这是因为，在中国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不同地区之间具有相当大的经济差异，区际经济差异不仅客观上要求中国内部这一地区与另一地区进行经济上的优势互补、合理分工，而且要求跨国之间此一地区同彼一地区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国际分工。即使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它们所具备的少数几种生产要素优势，诸如资源优势、廉价劳动力优势，可能正是中国或国内某些地区所需要的。因此，对外区域经济一体化主要是将中国作为一个发展的框架来处理，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其中，作为基础内容的是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合作交流。中国对外区域经济一体化，必然涉及对外经贸合作的规模、结构、对外经贸的内容、对外经贸的地区走向和贸易伙伴。而决定这些内容的因素又是复杂的，这些经济、政治、国际及国内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地理位置上落实为经贸伙伴和经济交流的对象国。这就是下面要叙述的主要内容。
　　“圈层式”对外区域经贸一体化模式，是以本地区为圆心，由近及远，将世界所有国家分成若干圈层，然后研究如何向各个圈层国家开放和协作的问题。中国区域经贸一体化的对象国，按照地理位置远近可划分为三个圈层：第一圈层包括周边国家和地区；第二圈层包括北美和欧洲国家；第三层包括南美和非洲。
　　第一层次国家，除经济发达国家日本以外，大部分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和发展中国家。它们同中国地区或隔海相望，或毗邻接壤，在历史、文化传统上有相似的地方，在经济上有密切的联系。而且，９０年代和下世纪初，在中国周边国家（地区），尤其是东南亚地区，将成为世界上最具活力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鉴于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发展潮流，中国应尽快与周边国家（地区）组成区域经济集团，实行国际经济分工，发挥区域组合优势。因此，与周边国家（地区）的区域经济整合，在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中显得越来越举足轻重。
　　第二圈层国家，大部分为经济发达国家，它们主要是在形成中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和北美自由贸易区。过去１０多年来，中国的国际经贸活动一半以上都与北美、欧洲国家相关联。今后，引进北美、欧洲国家富裕资本、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在中国的对外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仍然占据重要地位。鉴于北美、欧洲两大区域经济集团保护主义倾向加强，以往促进对这两个区域经济开放的各种有利因素均在不同程度上弱化。尽管这样，巩固和进一步扩大和这些国家的经济合作，仍是今后中国对外经济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圈层国家，大部分为发展中国家。过去，中国对南美、非洲国家的对外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严重不足。这些地区一般都具有极丰富的自然资源、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贸易对象主要是北美、西欧及日本等国，出口货物为原料及初级产品。近年来，日本及台湾都加紧步伐，参与开发南美国家资源和市场。今后，中国与这些国家进一步扩大经济合作和贸易往来的潜力很大。目前，中国的生产技术水平，在发展中国家属于中上，某些机械设备，特别是农用机械设备、轻纺产品、加工食品、家用电器等比较适合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需要。而且，中国技术引进经过消化、吸收、创新，比较适合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具有向发展中国家输出的优势。加快扩大对南美、非洲国家的经济区域合作，将是中国在９０年代新经济战略中调整对外开放国别结构的方向之一。
　　这样，中国对外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基本上可以沿着下面两条路线运作：一是直接的区域经济合作，也即中国自身分别向第一圈层国家、第二圈层国家和第三圈层国家发展经济合作关系；二是间接的区域经济合作，即中国通过参与由第一圈层国家组成的区域经济集团，并假以区域经济集团力量分别向第二圈层国家和第三圈层国家进行渗透。
　　显然，中国对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构成包括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既是世界经济区域化发展的要求，又是中国对外开放深层次发展的归缩。这是因为，全世界约８０％以上高新技术发明、对外直接投资都集中于发达国家，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则是世界自然资源的主要集中地区，其中一些国家还是世界劳务资源大国。这种生产要素分布的广泛性，决定了中国对外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在国别结构上的完整性。同时，中国对外经济开放，一般是向比自己先进的国家引进生产要素，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再向比自己落后国家输出生产要素。这种状况决定了中国对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家（地区）构成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别结构，称为广度一体化结构，它是对外经济一体化空间存在的形式。中国与越多的国家（地区）实行经济合作，就越反映了这些国家（地区）对中国经济的相应融合。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所面向的国家（地区）越少，这些国家（地区）对中国生产要素的需求种类相应也越少。而对发达地区和发展中地区各占有一个合理的区域经济比例，可能有助于中国形成一个合理的外向型经济结构。
　　作为一个发展中区域的中国，如果其区域经济一体化对象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那么，从发达国家（地区）大量输入资金、技术、智力将是对外经济活动的主要内容，而中国显然不具备向发达国家大量输出资金、技术、智力的对等优势。为了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只能向发达国家输出初级产品。如果对外一体化国别中既有发达国家又有发展中国家，一方面可以从经济发展水平比自己高的发达国家输入资金、技术、智力，另一方面又可以向经济发展水平比自己低的国家输出资金、技术和劳务。这样，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将会由单向流动变为双向流动。长期下去，中国与各种客体之间的经济合作将形成一个固定且又合理的比例关系。
　　如果中国对外经济一体化的对象主要是一些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国家，那么，就总体流量来看，从这些国家输入的越多，中国输出的也就越少。如果对象国主要是一些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国家，那么，就总体流量看，向这些国家输出的越多，输入的也就越少，上述任何一种情形，都会导致经济合作上流向结构的失衡。因此，只有将各类对象国家组合起来，形成一个合理构成，才会实现一体化过程中流向构成的合理化。从过去１０多年中国对外经济开放看，我们不难发现，国别构成虽然已包括了上述两类国家，但经济合作高度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里。根据统计原理，在一定条件下，在某一类别国家集中系数越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别构成越趋于合理。因此，在对外经贸区域一体化中国家类别构成较全面的情况下，中国还应该力争扩大每一类别中的国家数目。
　　　　一体化重点：与周边国家（地区）“圈层式”产业协作　
　　如上所述，第一圈层，也即中国与周边亚太国家（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在其对外经济一体化中的重要性已越来越突显出来。除了具有地利人和等方面的条件以外，第一圈层还有较强的经济优势，其中下述几个方面的经济优势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一个逐渐一体化的活跃经济区。作为本圈层的圈心的中国，其周边正好由当今经济最有活力的三大板块围绕而成：日本；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即南朝鲜、台湾、香港和新加坡；以及东南亚国家联盟（其成员包括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它们与中国大陆经济巨大板块一起形成了一个逐渐一体化的活跃经济区。虽然这四大块各自代表着经济发展的不同类型，它们在生产方面却有相互影响的能力。
　　从分析的角度来说，亚太地区内国际比较优势促成了不同国家集团的工业化进程，允许各自从事比较优势的生产，从而导致了区域经济一体化：亚太地区以形成中国－－东盟－－亚洲“四小龙”－－日本多层次动态追踪的经济发展势态，而不同层次国家（地区）间的经济联系，既有互补性又有竞争性。相互依存和竞争，将成为中国重视发展第一圈层的最为重要的原动力。从经济上看，现在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把中国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吸引到一起。后者严重缺乏自然资源但已高度工业化；中国有丰富而廉价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有一个１１亿人口的巨大国内消费市场，因此中国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是天然的经济伙伴。另一方面，中国大陆的经济水平，处于亚太地区经济多层次结构的中间层次，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将进一步加强和推动亚太地区其他国家间的合作和竞争，进而推动大陆与其周边亚太国家和地区经济圈的形成，必将有利于第一圈层内部各成员国经济的繁荣与稳定。［（４）］
　　亚太地区的兴起，为大陆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组成跨国区域经济集团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和外部条件。同时，中国近几年来经济迅猛发展和将进一步的对外开放，也促进了与周边亚太国家和地区的合作与发展。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经济圈的形成以及这些次区域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将有利于正在成长中的亚太经济圈与世界其他区域集团相抗衡。
　　第二，中国既有的对外区域经济结构，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向第一圈层国家和地区的开放。８０年代以来，中国对外向型经济作了大幅度的倾斜，其中，在开放的国别和地区结构上，第一圈层的诸多国家（地区）是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倾斜的主要对象。这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表现出来：１、商品进出口贸易的倾斜。８０年代以来，中国与国际上很多国家（地区）发生贸易往来，但是，在商品进出口市场上高度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和地区，尤其是香港、日本、新加坡和美国，其中绝大多数是第一圈层内的国家（地区）［（５）］。可以认为，今后１０年里，乃至２０００年内外，中国商品进出口贸易国别高度集中的格局基本不会有多大变化。２、外商直接投资国别结构的倾斜。到９０年代初外资来源单一化的状况虽有了改观，在外资的引进项目中日本、台湾、泰国、新加坡、美国、南朝鲜等国家和地区的投资项目已达引进项目总数的９２．９％［（６）］。显然，在这些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外商地区和国家中，“主力军”又是第一圈层的地区和国家。３、技术引进国别结构倾斜。日本、美国、联邦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瑞士等国家占中国大陆技术引进项目个数的８７．６％［（７）］。日本作为这一圈层中的经济发达国家，在中国技术引进的国别中占重要地位。
　　第三，在不平衡的世界经济发展格局下顺势推进“亚太经济圈”形成，使中国与其实现“里应外合”的区域经济一体化顺理成章。当前，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巨大变化，从个别大国的统治变为多级化和地区集团化。但这决不意味着统一的世界大市场被分割成各个独立的地区性市场。相反，今后国际生产、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投资、国际科技使用与交流的规模将急剧扩大。为了相互协调和合作，国际组织的作用将加强。在与中国相连的第一圈层里，次区域经济合作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势头，并已出现了若干个次区域经济圈的并列和串联，这些经济圈自北而南主要有［（８）］：
　　１、“环日本海经济圈”，包括苏联的远东地区、中国的东北地区、南北朝鲜和日本的一部分；２、“黄渤海经济圈”，包括南北朝鲜、中国的山东、河北、天津、北京、辽宁等地；３、“海峡两岸经济圈”包括台湾和福建省；４、“华南经济圈”，包括广东、广西、海南和港澳地区；５、“泰币经济圈”，包括泰国、越南南方、老挝的一部分和将来柬埔寨等国家，６、新加坡、马来西亚柔佛州和印度巴丹岛组成的经济成长区，也称之为“金三角计划”；７、以泰国为核心，联合印支三国和缅甸的“黄金半岛”。在这些次经济圈内，有关国家（地区）正相互投资，推动着各跨国产业协作系统的迅速发展，并正在迎来新一轮西太平洋沿线的经济高速增长。
　　　 中国正好处在这条得天独厚的新月型“繁荣孤线”经济增长带的重叠包围之中，它适逢亚太次地区的经济合作热潮，从而获得了一次实施对外区域经贸一体化战略的千载难逢的机遇。中国更兼有政通人和的改革开放政策，与周边亚太国家（地区）的近邻关系正处在２００年以来最好的时期，丰饶的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庞大的具有１１亿人口的消费市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没有的“大国优势”和有效的“后发优势”［（９）］。所有这一切正说明了，中国积极推进与周边国家（地区）的经贸关系是天时、地理、人和的藕合与交汇，适得其时，其前景无可限最。
　　　　“多层次圈层跨国产业协作”战略构想
　　中国与周边亚太国家的经济合作，以沿海地区和沿边地区为主要窗口进行，而中国的沿海和沿边地区是一个十分辽阔的地区，各地的自然、经济和社会条件不一，历史上对外经济交往路径有别，各地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合作的形式内容和合作对象不尽相同，为此，需要一种“多层次跨国产业协作”战略模式来加以描述。这一战略是考虑政治、经济、历史、地理等因素和现实需要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把中国沿海地区和沿边地区“切割”成八大块，八大块各自分别以不同国家和地区为重点，开展多层次的经济合作，基本内容如下：
　　　　“东北亚跨国产业协作系统”
　　在“东北亚跨国产业协作系统”里，第一层次的协作是以辽宁、河北、北京、天津、山东等省市沿海地区、南北朝鲜的经济协作作为核心形成一个国际型经济协作圈和三角经济互助关系。这种协作需要各方政府决策的支持，各方都应相应调整地区政策。目前中国政府正在考虑辽宁、河北、北京、天津和山东享有一定的特殊开放政策，使这些城市发展成为经济特区。同时，也在考虑将一些三角洲地区建成经济开放区，如辽宁的大连和营口、山东的烟台、威海和青岛。这些三角洲地区几乎覆盖了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的全部。建成开放区即可成为国际合作的重要前沿阵地。随着中韩的建交，两国贸易由间接地通过香港变成直接贸易。鉴于中国外汇短缺和资源丰富，地区间可以通过直接签约进行补偿贸易，达到迅速扩张的目的。
　　第二层次的产业协作是指上述第一层次的协作范围向北扩展，在中国、南北朝鲜与日本之间开展的经济协作。主要以中国的资源、市场和劳动力与日本的资金、技术相结合，带动中国、南北朝鲜和日本各方的产业协作。
　　第三层次产业协作是将协作范围进一步扩大，实行包括日本、朝鲜半岛双方、俄罗斯远东地区、蒙古和中国东北地区的东北亚产业协作。主要以中国的劳动力、俄罗斯的资源、日本的资金相结合为主要条件，推动整个东北亚地区的产业协作，逐步形成东北亚经济圈。对于东北亚产业协作系统，各方态度积极，且具备了许多有利条件，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交流，现已进入各国学术界和实业界共同商讨实施方案的阶段。　　
　　从发展前景看，东北亚地区很有可能是组成一个高科技为龙头，实行梯度产业转移和技术转让体系的区域性协作结构。中国东北地区既可以从日本、韩国继承转移出来的相当部分产业，又可向蒙古、朝鲜以及俄罗斯远东地区转让某些技术，是东北亚理想的合作中心。所以，中国东北地区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应将主要战略目标确定为：利用日本、韩国的先进技术和俄罗斯远东的自然资源，把在东北的集团公司变成双向进出口加工基地：一方面，引进日本和南朝鲜的先进技术，利用东北地区的原料和劳动力，进行加工返销日本、韩国，向俄罗斯、蒙古、朝鲜出口；另一方面，引进日本、南朝鲜的技术和进口俄罗斯原料，在中国东北地区加工，再向日本、南朝鲜出口精料、半成品和成品。
　　　　“长江下游（大上海）跨国产业协作系统”
　　第一层次的协作包括长江三角洲，即江苏、上海和浙江等省市和部分长江流域地区与韩国、日本（九州及关西地区）的合作。上海是中国最大和最发达的工业城市。江苏省的经济发展速度很快，１９８７年工业总产值第一次超过上海，成为全国工业总产值最大的省份［（１０）］。浙江省也是大陆经济增长最快的省份之一。９０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已将苏、浙、沪三省市列为长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这个开放区以上海为中心，包括了江苏省的苏州、无锡、常州、浙江的嘉兴、湖州，总面积约２．７万平方公里，其优越的自然条件使其成为中国最富裕的地区之一。特别是上海浦东开发区的发展势头，预料不久的将来即会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一颗明珠。
　　　 长江三角洲地区是中国面向亚太地区的主要窗口，也是中国沿海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经济技术力量比其他地区雄厚，最有条件扩大对外产业协作。因此，利用长江三角洲的外向型经济的优势，首先与韩国和日本（九州及关西地区）发展多元化经济关系，吸收韩国和日本的资金、技术。除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之外，多发展一些资金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以及高科技产业。
　　第二层次产业协作，是将协作范围扩展到整个日本以及台湾地区，开展经济合作，促进经济的共同发展。
　　第三层次的产业协作，是将合作范围扩大到北美自由贸易区，形成中国在太平洋东西两岸都有产业合作网络。最近刚获得美国国会批准的北美自由贸易区，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之一，已于今年１月开始运作。而以上海为核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是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参与两者之间产业合作，对中国经济结构的提升无疑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中华经济跨国产业协作系统”
　　这是以中国人经济圈为基础的向南扩展的经济合作网络。第一层次的产业协作在东南沿海地区的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省区与港澳台地区之间进行。这是一个国家型经济产业圈。主要是大陆的资源、劳动力和市场与港、澳、台地区的工业品、资金和技术等的交流协作。
　　第二层次的协作是在上述第一层次基础上，将合作范围扩大到南中国海地区。华南与东南亚国家在历史上就有密切的来往，虽产业结构有些类似，但经济贸易活动发展较为顺利。在此基础上，可能最终形成一个以金融、贸易、投资、科技、信息及产业的分工合作为纽带的，连接福建、海南、广西、湖南、江西、澳门、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等的梯次有序的环型分工协作架构，完成真正意义上的泛南中国经济合作圈－－“南中国海经济协作圈”。这广义上的“南中国海经济协作圈”将涵盖“新加坡海峡发展协作系统”、“马六甲海峡发展协作系统”和“湄公河流域发展协作系统”等地区及东盟其他成员国［（１１）］。
　　第三层次的协作是将协作范围进一步扩大到澳大利亚、新西兰经济圈（包括澳新两国和南太平洋诸岛）的产业协作，澳新两国为亚太地区发达国家，又是资源大国，在亚太经济合作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就目前情势看，大陆和港、澳、台任何一方若单独加入别的经济圈，都难以在合作中掌握应有的主动权，只有四方合作，作为一个整体参与亚太合作，才能取得应有的地位，并且大陆和港澳台的合作已具有明显的良好势头。所以，在“中华经济跨国产业协作系统”中，目前拟应迅速排除政治歧见，以经促改，以民保政。
　　笔者并认为，应成立推动经济合作的协作机构。在目前的条件下成立官方的协调机构尚存在困难。合作各方可先成立一个民间的或半官方的协调机构或联络小组。如果港澳台地区参加有困难，南部沿海大陆地区可先成立一个协调机构，研究本地区政策的协调问题，待时机成熟以后，再扩大机构的成员。
　　　　“亚洲西南大陆桥发展协作系统”
　　指的是沿着传统的西南丝绸之路和滇缅公路来开展，沟通太平洋的北部湾周边亚太国家（地区）和印度洋的孟加拉湾周边亚太国家（地区）的交通网络。它对于中国西南省（海南、贵州、四川、西藏）的内部发展、印支（中南）半岛北部地区的缅甸的内部发展，以及大陆桥两边地区的交流协作，都可以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
　　为了发展“亚洲西南大陆桥发展协作系统”，中国方面可以首先由广西、云南、贵州等省区组成“北部湾经济区”，由广西、云南、贵州、四川以及西藏等省区组成“大西南经济区”。这两个中国内部的协作系统，可以进一步同东南亚国家建立协作关系，成为双方合作的新的形式，将“北部湾经济区”和“大西南经济区”与周边中南半岛国家（地区）（即泰、老、缅、柬、越）开展各种形式合作，建立“湄公河流域发展系统”的产业协作关系［（１２）］。中国的“北部湾经济区”和“大西南经济区”，同时与周边亚太国家（地区）（即泰、缅、寮、柬、越以及孟加拉国、印度东北等地区）进行产业协作，构成一个“亚洲西南大陆桥发展协作圈”。形成一个由北部湾的北越和广西的海岸向北延伸，从广西进入云南，通向缅甸，迄于孟加拉湾的一个交通网络，联结太平洋和印度洋，从而促进亚洲最后一个未开发地区的现代进程。
　　　 为了推进中国西南地区和周边国家的经济、科技合作，发展贸易，急需振兴“南方丝绸之路”，及早与有关国家接触，作出安排，分阶段实行。所谓振兴南方丝绸之路就是要建立通向南亚、中东的陆上和空中通道，它包括建立以昆明为起点站经过缅甸北部到印度东北地区，再与印度公路和铁路相连接的国际公路和铁路网的同时，开通至印度阿萨姆和加尔各答的航线［（１３）］。
　　　　“陆上丝路跨国产业协作系统”
　　中国西部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是同圈内各国进行国际产业协作的基础。１９９２年初，第二条欧亚大陆桥中方境内全线贯通。欧亚大陆桥东起中国的连云港、石臼港经陇海－－兰新铁路入苏联联接南亚，横贯欧亚大陆腹地３０多个国家，直抵世界第一大港－－荷兰的鹿特丹港，联接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全长１．２万公里，是中国继欧亚第一大陆桥以后与欧亚大陆各国相联系的又一个大动脉。
　　中国西北和西部省区（陕西、甘肃、新疆、内蒙古等）沿着第二欧亚大陆桥可发展成“陆上丝路经济系统”。其中内蒙、陕西、甘肃和宁夏，与外蒙、原苏联西伯利亚地区、日本构成“小丝路发展圈”；内蒙、陕西、甘肃、宁夏、新疆、青海与原苏联中亚细亚部分，及中东构成“中丝路发展圈”。最后，由于第二欧亚大陆桥穿越中亚、西亚、东欧和西欧，直到大西洋东海岸的荷兰鹿特丹。中国大陆西部与国际联系大为拓展，西出国门加入中亚、北非，乃至东西欧的国际经济大循环，使得作为太平洋国家的中国，可以直接地同大西洋联系起来，在那里找到许多窗口，进而发展成“大丝路发展圈”。
　　从“中丝路发展圈”，还可以衍化出同属伊斯兰教的地缘文化的“西北亚大穆斯林经济圈”。第二欧亚大陆桥建成，为大陆中西部各省区向西开放，开拓大伊斯兰国际市场创造有利条件。大伊斯兰市场广阔，它包括中东阿拉伯各国和南亚，特别是中东地区，经济实力雄厚，拥有大量石油美元和黄金储备。伊斯兰国家经济结构比较单一，除了石油以外，其他商品包括水果、肉类、粮食、各种日用工业品等大都依赖进口，市场容量很大，且关税较低，向这个大市场发展贸易十分有利。阿拉伯各国地广人稀，劳动力十分缺乏，劳务市场活跃，从开采石油、建筑、家庭保姆到各类中高级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医护人员等等，大都使用外籍人，最多时达几百万人，其中科威特全国２／３是雇佣外国人。阿拉伯各石油国家人员往来手续简便，不受国别限制，劳务输出较为便利［（１４）］。
　　比起其他一些国家，中国中、西部地区，走向大伊斯兰市场有着更多的优越条件。综合起来，有以下有利条件：
　　－－中国与阿拉伯各国同属于第三世界，有着共同的历史遭遇，在交往中有“共同语言”。
　　－－陇兰经济带西部各省区与阿拉伯各国便于接近，沙漠、戈壁等地理环境相同，古代就有商贸往来，是中国最早对西开放的商旅必经之路－－古丝绸之路。
　　－－更为重要的是，西北各省，特别是新疆、甘肃、宁夏、陕西以及河南等大陆穆斯林最集中的聚集区，具有信仰伊斯兰教的优势。阿拉伯各国市场对食品、生活用品的要求和用外籍工人等大都根据居民的风俗习惯，有严格的选择，对“清真”的要求很高，十分重视“穆斯林感情”。一旦西大门打开后，他们去中东各国做生意和从事劳务，一定会受到欢迎。近几年来，在改革开放的影响下，一些地区已开始为对西开放作准备。
　　进一步分析，可以贯通“亚洲西南大陆桥”和“第二欧亚大陆桥”，使“西南丝路”和“西北丝路”由历史走向现实：由兰新铁路（陇海－兰新）和第二欧亚大陆桥南下至成都，接上成昆铁路（成都－昆明），然后通过铁路和公路，转入缅甸，经过马来西亚至新加坡。至此，中国对外经贸区域一体化战略得到了全方位的体现。中国既是一个“大陆国家”（背靠欧、亚大陆），还是一个“太平洋国家”、“印度洋国家”。“两个大陆”（欧亚大陆）加上“两个海洋”（印度洋、太平洋）的总体发展与开发模式，使中国在跨国、跨世纪的区域经济集团化过程中将立于不败之地。
　　　　“圈层式”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因应对策　　　
　　“圈层式”对外区域经济一体化开放，应是９０年代乃至下世纪间中国经济起飞的基本取向。中国应积极创造条件，有意识地、适时地加速“圈层式”区域一体化开放的进程。与此相适应，需要在经济体制、产业组织、一体化政策等方面实行“一揽子”的彻底改造。
　　首先，建立和健全对外区域经济一体化开放体制。中国对外经济开放，其目的在于通过吸收现代经济气息，参与国际交换与国际分工，优化资源配置，改进经济运行机制，以促进国内社会生产力的尽快发展。中国过去１０多年来，发展外向型经济取得了长足的成就。但是，仍然应当说，中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不单是产业水平和技术水平的差距，而且更重要的是与参与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以及国际化大生产不相适应的地区经济体制的差距。中国以往的经济体制改革还没有完全把其纳入国际经济体系这个大背景里，从而构筑其区域经济战略。今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应从扩大对外经济开放的需要出发，服从和服务于对外经济开放，从而使中国的经济体制能够适应对其扩张的长远要求。
　　第二，发展产业经济集团。长期以来，中国对外开放往往是企业或者公司，它们分属不同的“条条”或者“块块”。由于条块分割，一个企业或者公司的对外开放优势完全被肢解了。为了加快中国企业今后对外经贸一体化的步伐，必须按照产业规模经济分工协作的原则，在上述的跨国产业协作系统范围内重构产业组织体系，走一条产业经济集团化的道路。产业经济集团形成以后，中国通过建立地区－－产业经济集团－－单位企业这样的组织关系，可以比较理想地解决企业微观搞活和地区宏观调控的矛盾。
　　产业经济集团的形成，使中国单体企业除了接受国内市场的自行调节外，将按照产业性质差异，分别归属不同产业经济集团，接受产业经济集团的统一协调。由于产业经济集团具有产业组织的功能，因而可在集团内部从事高度的分工、协作以及规模经营，单体企业可有较大的灵活性和自主权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如果说产业经济集团是对单体企业的集中统一的话，那么这种统一的产业经济集团还要接受来自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从而使整个产业活动经济处于一种可控制状态之中。在对外经贸活动中集中力量，“用一个声音对外说话”，以便在国际区域经济集团化抗衡中取胜。而且，采取“产业经济集团”形式进入国际市场，它还要接受国际市场的自动调节，产业经济集团由此成为国内、国际经济活动的主体。
　　中国在发展产业经济集团时，必须在内部建立如下一些开发中心：
　　１、信息开发中心。中国跨国产业协作圈里应有自己在国外的派驻机构、商情网络，负责收集、反馈各国、各地区产业系统生产供给、市场需求的现状及其趋势，并与国外信息中心联网，就国际经济活动和跨国产业协作圈走向做出预测，而这也只有产业经济集团这种庞大的产业组织形式才能实现。
　　２、技术开发中心。其中包括研究与开发中心、技术输出入中心和教育中心。因此，必须解决长期以来形成的科研和生产两张皮的状况，把独立科研机构纳入产业经济集团内部，使其直接围绕对外区域经贸一体化这个中心进行定向活动。
　　３、产业开发中心。一个完整的生产体系是产业经济集团的基础，这个生产体系由联合国内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所组成，这些企业以某一家或几家重点骨干企业为核心，以某一种或某几种优质名牌产品为龙头，实行分工协作。
　　４、金融开发中心。在国际国内金融市场上发行债券、筹集资金，已是世界各国产业经济集团的普遍做法。此外，产业经济集团还要以国内金融机构作为后盾，要么这种金融机构进入产业经济集团内部，要么通过一种经济合同关系，使某一金融机构对产业经济集团提供经常化、制度化的支持。
　　５、跨国经营中心。过去，中国组建的外向型企业集团主要是为了发展贸易、扩大出口，它们在国外没有分公司，也没有参股企业，实际上缺乏国际企业的基本功能。８０年代后期开始有了一些起步。今后，中国产业经济集团的对外区域经贸活动不仅包括商品贸易，而且包括生产要素流动，并把生产要素流动，尤其是对外投资、技术出口和劳务输出突出起来。与此相适应，在国外的各种形式的分公司和子公司应该构成一个庞大的经营网络。在产业经济集团内部，信息开发中心、技术开发中心、产业开发中心、金融开发中心和对外服务中心，都要围绕跨国经营活动展开，服务或服从于跨国经营活动的需要。
　　６、对外服务中心。对外经济活动实践性强、质量要求高，产业经济集团需要一批从事国际运输、国际保险、国际结算的公司，为其提供高效、优质服务，它们或直接隶属于产业经济集团，或者以一种经济合同关系作为“联合体”的成员之一。
　　就组建方式看，产业经济集团可分为三大类：一是股权式产业经济集团，它是通过资金关系形成的，即以大型企业为核心，通过控股、持股，控制一批子公司、孙公司、关联公司，形成庞大的集团；二是合同式产业经济集团，它是通过合同关系形成的，即众多大中小型企业，由于经济技术的密切联系或经济活动中的相互需求，以一种经济合同关系共同组成起来，形成庞大的集团；三是混合式产业经济集团，它是通过资金关系或合同关系形成的，即核心层是股权式的，外围层是合同式的。产业经济集团形成以后，当局应赋予其地位和作用相适应的权限，如在产品出口、境外办厂、引进外资、外汇留成、人员出国等方面都应当享有比一般企业更大的自主权；并在适当的时候，赋予产业经济集团特殊政策，以代替赋予地方行政区域的特殊开放政策，由产业经济集团对国家进行财政包干，以代替地方行政区域对其进行的财政包干。
　　第三，制订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总体战略，包括在关税、贸易、法律等方面制定一套明确的配套政策，使中国与周边亚太国家（地区）合作能够在相互协商、适度优惠的政策环境中展开；积极地有步聚地推进跨国产业合作的发展，使合作逐步地由低层次向高层次迈进。今后的合作在战略上需要从零散的无序的合作向综合的产业配套系列合作发展；以目前的很多高消耗的劳动密集型的合作向高技术、知识和资本密集型的合作过渡；从现在主要在贸易、制成品、生产、资金方面的合作扩大到科技、原材料、元器件、农业、基础设施、劳务、服务管理、海洋开发等领域的全面合作。
　　最后，须处理好经济发展战略中“内向”和“外向”的关系。中国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国内市场广阔。根据这样的国情，各地区在积极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过程中必须注重国内资源、技术和资金的利用，加强国内市场的开发与完善。参与跨国产业协作并不意味着割裂与内地的经济联系，相反，必须把内地作为自己稳固的原材料和能源供应基地，作为扩大对外经济合作的大后方，克服地区和内陆腹地之间的“板块结构”，使中国对外经济开放形成一个有序、有机的一体化整体。
　　　　简短的结束语
　　亚太酝酿或正在出现的次区域经济合作，将使中国与周边亚太国家（地区）进行跨国、跨世纪的产业协作的构想成为顺理成章的事。这种多国经济协作，反映的是现代化进程中“分离－－整合－－统一”的规律。当西欧国家要搞“欧共体”，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正热心搞“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时候。中国又怎能心安理得、按步就班地在其国土之内继续搞“小而全”、“大而全”的国民经济呢！在西太平洋地区，整合已是国际政经大气候下的势所必然。惟其从次区域规模做起，才能逐步发展成一个和“欧共体”、“北美自由贸易区”足以相抗衡的国家（地区）之间一体化制度安排下的“经济共同体”。
　　历史已进入了后冷战时期，国际经济势力的重组与国际新秩序的重整，必将给世界工业体系的格局带来极为深远的影响。在新老世纪交替更叠的时候，中国面临着契机和挑战。日本学者中山茂坚信，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经济中心是日本和中国；世界银行在今年报告中把“华人经济区”力量看作为未来全球经济的“第四极”；前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在前不久的“中信国际经济论坛会”称，中国大陆有能力发展自给的经济，使自己成为世界的一条巨龙。但清醒的中国人则意识到，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上述的成功在于看到并把握那些属于自己的条件和机遇。
　　注释：
　　（１）　裘元伦：《世纪之交的世界经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６６页。
　　（２）　金振余：《东北亚经济圈与中国的选择》，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２年。
　　（３）　史若华等：《中国与韩国的经济关系：总体评价与展望》，孙德涌主编：《环黄渤海区域经济发展研究－－中韩经济展望》，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９３年。
　　（４）　黄明翰：《中国和亚太地区的一体化》，D.H.帕金斯主编：《走向２１世纪：中国经济的现状、问题和前景》，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
　　（５）　李海舰、余明勤、杨斯迈：《扩大开放的新战略》，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１９９２年。
　　（６）　同注（５）
　　（７）　同注（５）
　　（８）　华碧云：《论亚太次区域合作》，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浙江省亚太研究所主编：《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与亚太经济合作》，时事出版社，１９９２年。
　　（９）　刘世锦、江小涓：《后来居上－－中国工业发展新时期展望》，中信出版社，１９９１年。
　　（１０）　张海明：《我国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切割式多层次合作”战略》，《亚太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１９９３年，第一期。
　　（１１）　黄枝连：《中国走向二十一世纪－－中国跨越世纪发展策略的探索》，香港三联书店，１９９２年。　　
　　（１２）　同注（９）。
　　（１３）　朱昌利：《重振南方丝绸之路，加快西南地区对外开放》，《亚太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１９９３年，第三期。
　　（１４）　褚庆喜、申尊雄、刘葵华：《开拓大伊斯兰市场》，刘晏普等主编：《现代丝绸之路－－新大陆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
　　　　　　　　　　　　　　　　　　　　　　　（责任编辑：陈永生）
　　
　　
　　
经济学家成都030-039F52外贸经济、国际贸易程超泽19951995 作者：经济学家成都030-039F52外贸经济、国际贸易程超泽19951995

网载 2013-09-10 21:2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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