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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南部沿海地区形成的广东和福建省的华南经济圈，以上海和江苏为中心的华东地区的大上海经济圈，还有山东省、天津市、辽宁省等形成的环黄海经济圈，都取得了惊人的发展。已与海外经济结为一体的发展的中国的沿海地区与尚未充分起飞的内地之间的差异、或曰以国营重工业为主的北部地区与外资企业活跃的南部地区之间的差异正在扩大，可以说，孕育着一种发展的危险性。本论文借助于原有的广泛的调查研究成果，采用与日本相比较的方法，探讨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的区际差异及其变化，其制度与政策的背景，尤其是从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中国市场化展开以后，各地区内部及区际的平衡状况发生的变化、差异扩大的内在机制。
　　　一、地区差异的实际状况及其变迁
　　第一，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地区间的收入差异是怎样变化的。众所周知，威廉逊(Williamson)“v”字型假说认为，在发展的初期阶段，地区差异将拉大，但到后阶段又趋于缩小。这也可以说是对库兹涅茨(Kuznecs)关于收入分配的着名倒“V”字型假说的应用。
　　中国的地区间差异是怎样变动，又是如何变迁的呢？迄今为止，有关省际差异的调查研究已相当多。例如莱昂斯(Lyons)运用威廉逊的假说，通过生产及消费两个方面的变动系数，对中国的地区间差距进行了验证，认为，从长期的观点来看，地区间差距趋于缩小。杨伟民应用基尼系数对地区收入差距的长期变化进行追踪分析，得出了收入差距缩小的结论。杜进、栗林以及魏后凯等也指出，改革开放之后，与我们的预料相反，中国省际的地区差距呈逐渐缩小趋势。
　　但是，稍加仔细观察，似乎不能单纯地说，迄今中国的地区间差距趋于缩小，而改革开放又使这种趋势更为明显。例如，有许多学者确认，沿海与内地，东部、中部、西部之间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呈扩大之势。从人均国民收入可以清楚地看到：沿海与内地的差距从60年代到80年代末大体上一直在拉大，东部与中西部，或者三大地区之间的差距大致呈同样的态势。
　　考察差距历来是看收入差距或生产力的差异，即通过生产总额与国民收入来看差距。但张曙光指出：省际差异至少到1988年时是扩大趋势。这不取决于生产方面（国民生产额）而取决于支出方面（国民收入使用额）。为什么发生这种不同的情况呢？是因为地区之间的收入分配，国民收入在纯流出地区，生产额超过使用额；相反，在纯流入地区使用额超过生产额。而且这种分配与地区的政治压力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个问题在后面还要涉及到。
　　第二，衡量差距的尺度是如何变化的。在这方面，恐怕最彻底的分析研究要数崔元凯（音译）(Tsui)。他采用的变动系数、基尼系数、锡尔(Theil)的热力学函数尺度、阿特金森(Atkinson)指数这4种尺度，分别用1952～1985年人均国民收入生产额与使用额，计算出省际差异，衡量的结果多少有些差异，但是都显示出1960～1976年是最不平等的时期。
　　第三，比分析上述省际差异的技术性问题更重要的是省内地区之间差异的变动。中国省、自治区面积过大，一个省内既有平原也有山地，有城市也有农村，布局富于多样性。因此，也有必要研究与省际差异并列的省内差异。
　　在列举的几个省份中，从平均所得来看，农村内差距最小的是最贫困的贵州省，相反，差距最大的是相对富裕的山东省。然而，贵州省的地区差正在迅速扩大，山东省的差异几乎没有扩大。农村的生产总额分为人均农业生产总额和非农业生产总额。目前导致中国地区差异的最大原因之一，在于以乡镇企业为首的非农业部门的收入，按预料，与农业生产相比，非农业生产地区间差异更大；但是，从差异扩展方面来看，未料到后者比前者要小。因此对于地区间的收入差异的主要原因，笔者想寻求一种新的解释。
　　关于省内的地区差异，赵人伟先生以1988年全国家庭调查为资料，进行了出色的分析。这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差异，与我们探讨的县际差异不同，据他分析，农村中差异最大的是天津（基尼系数0.349）、江苏（同上0.383）；上海（0.222）、江西（0.23）、湖北（0.231）为最小。但是他的分析中未反映出地区间差距的变动。从迄今各种的分析中类推，虽然中国的省际差距与省内差距互不联动，改革开放后省际差异，从总体上看趋于缩小，乃至没有扩大；但是，省内之间的差异呈扩大趋势。这里隐含着中国地区差异的一个巨大的问题。
　　　二、地区间差异的机制
　　那么，中国的地区差异是如何产生，又是什么原因决定其变化呢？在前面所举的威廉逊的假说中，有这样的含意，即：经济发展及人均收入水平是决定地区差异的最大因素。改革开放以后，省际差异在缩小，或者说，相反的省内差异在扩大，不管怎样说，都是这一时期中收入猛增所致。因此，这个假说给人们留下了适合中国的印象。
　　关于地区间收入差异与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用两种做法，大概能得到实证。第一种是把差异与收入水平联系起来的做法。其中包括两种方法，一是用时间系列来看差异指标与收入水平之间的相互关系。例如，张曙光采用了这种方法。他认为，表示省际差异的基尼系数与人均国民收入使用额的相关度较高（与人均国民收入生产额相比）。决定系数为0.59的正相关度。另外一种方法是从一个断面来看差异指标与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例如，在赵人伟根据1988年全国家调查所进行的分析中，认为农村内的基尼系数的变动与地区的平均收入水平毫无关系。贫困地区内的差异绝对在缩小，但是，从90年代后期又呈急剧扩大的趋势。
　　第二种做法是在说明地区收入或者其增长率的主要原因时，把某时候的所得水平追加为说明变量。例如，奈特(Knight)和宋(song)证实，从1980年到1988年的各省平均农民家庭收入的增加额与1980年的收入水平呈正相关。这一实证说明，富裕的省份越来越富，省际农民收入差异日趋拉大。所有的方法显示，中国省际或省内的地区差异在初期阶段果真是收入水平的正函数　。那末，随着经济发展，差异是在逐渐扩大吗？倘若如此，变化的程度如何呢？这些问题还不十分清楚。然而中国的制度条件与其他国家不同，对于像中国这样本来地区差异就很大的国家，用其他国家一般化的经验来分析是欠妥当的。这意味着有必要探讨威廉逊假说是否适宜于中国，是否还有别的包括收入水平在内的更综合、更详细的决定地区差异的因素存在。
　　收入和生产水平的地区差异受各种各样因素的左右。但是，其经济运营同样取决于三个基本的因素。[1]气候、土壤，一般所说的自然环境、自然地理的因素。即市场的靠近程度和铁路、港口的发达与否以及通向上述地区的条件等人文地理因素。[2]工业选址、投资、价格等各种政策。[3]为了实施这些政策，使经济发挥作用的制度和机制。此外，先进的技术很容易构成各地区整个收入和生产水平的源泉，如被分解为不同工业收入地区间差异。
　　迄今，也有过关于中国地区收入差异的不同源泉所得原因的分解分析。如通过计算国民收入使用额，将地区间收入差异分解为农业纯生产差异、非农业纯生产差异以省际转移收入差异，以寻求不同时期各种原因的贡献度。由此得知，形成中国地区间收入差异的主要原因一直是非农业生产。而地区间转移的作用使这种差异趋于缩小。尤其是1966～1980年，即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这种倾向更为明显，以工业为主体的非农业生产所导致的地区差异，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地区间收入转移而消灭的。
　　另外，各种源泉所得乃至生产是靠什么决定的呢？一是有关产业结构决定论，另一个是通过每个产业的生产函数来阐明的。但是，对于像中国这样制度条件特殊的国家，笔者认为，必须考虑中国特定的(China-specific)或地区特定的(region-specific)因素。例如，里斯金将农家的人均所得用家庭劳动力参加率、劳动力的平均教育时间等10变量来加以说明，其中导入了是不是党员这样的哑变量。因地区不同教育水平不同，这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该地区的收入水平。这对于普及义务教育、基本上没有地区间教育差异的发达国家来说是可以忽视的原因。另外，在政治与经济相分离的体制下，家庭成员的政治身份不可能决定其收入。
　　关于地区差异的原因，前面所提到的3个基本因素，即环境、政策、制度，哪个因素对地区差异有所贡献呢？正因为这些因素相互有质的不同，因此不可能使其量化。如果我们强调环境因素，将陷入“自然决定论”，对于缩小中国国内地区差异也将产生没有尽头的悲观情绪。例如贵州省地处山地、陕西省在黄土高原，两省远离沿海，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无法解决这种由自然因素所产生的困难，两省将永远贫困。但是，为什么在拥有许多山地的日本国内，都道府县之间的收入差异趋于缩小呢？在经济增长时期，日本地区间的收入差异呈现出缩小的趋势，这不是取决于自然环境，可能是另外两个基本因素所致。同样，中国目前出现的地区差异，环境亦非最大的原因（当然，自然环境的重要也是毋庸置疑的），应该说政策与制度，这才是主要的原因。
　　因此，在这里分析中国产生地区差异的政策条件及制度条件。
　　（一）投资政策。在原来的中央集权的体制下，采取了重视工业的政策，资金集中投向某特定的地区。50年代的东北地区即如此。60年代，在“三线建设”的口号下，投资重点放在内地。这是为了完成中央确定的国家项目，例如，迅速实现工业化和确立战时体制的目的，无视地方的局部利益的结果。另一方面，在实行地方分权政策的时代，围绕着中央的投资和资金转移，依靠中央与地方的政治交易来决定投资。
　　问题在于这种投资分配政策未能使收入的地区间差异缩小。试比较中国与日本不同地区的政府投资与人均所得水平之间的关系。日本在高速增长时期（1965年）人均收入高的都道府县，人均行政投资处于微增的倾向，然而，那个时代一过去，出现了明显的相反倾向，就是说，对于相对贫困的地区投放了更多的行政投资。然而，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平均收入高的省份，人均国有部门的固定资产投资越来越多，并带动了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中国的政府投资未能使地区间的投资差异缩小。不用说，当其他条件一确定，高投资额会产生更多的收入，它会带来更多的储蓄和投资，从而出现增长的良性循环。因此，如果从政策上要缩小收入和生产的地区差异，就必须把更多的投资集中投向最贫困的地区。中国历来缺少这种机制，改革开放之后的今天也很难说具备了这种机制。从投资方面看甚至产生了扩大差异的机制。
　　公平与效率如同一对矛盾，投资差异的缩小与效率的提高往往呈现出一种置换的关系。那么，对中国不同地区的投资效率应该怎样进行评价呢？现在，把投资效率作为边际资本系数的倒数，即用1个单位的投资所产生的生产或者收入的增量计算。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不同地区的投资效率远离统计数字的平均值，可以看出在不同地区的投资分布与经济效率毫无关系。但是，改革开放之后，这一效率指标的地区差异趋于缩小。与以前相比更显示出其“经济合理性”。但如上面所述，还未重视到投资效率对缩小原来地区间经济差异的作用。
　　（二）财政制度。与前面所讲的投资政策紧密相关的是财政制度。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的权限基本上全部掌握在中央，对地方投资的分配权限实际上也全部掌握在中央。但是，改革开放以后，强调了地方的财政自主权，在所谓承包制的形式下，地方向中央完成上缴部分之后，利润和税基本上是自由使用的。因此，富裕的省份或承包额小的省份具有更多自主财源，出现了地区间差异潜在的扩大倾向。我们所探讨的省际和省内间的差异，一部分也可以通过财政制度加以说明。例如，崔元凯证明，对国民收入使用额来说的省际差异与预算外资金占全部国民收入比率，这两者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就是说，用预算外资金测算的财政自主权越大时，地区间差异随之扩大。恐怕用断面原理来显示的省际差异，也会看到同样的倾向。
　　（三）市场化。中国的改革，发展了市场经济，由于市场规律的作用，富裕的地方（人或地区）更加富裕，贫富差异再次扩大。那么，市场化就只是片面地导致差异扩大吗？如果在某一时期，建立了完全竞争的市场，商品、服务及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在人和企业效率极大、利润极大化的意义之下，采取“经济合理性”的行动，这种状态与以前相比就能够使差异趋于缩小。从地区来看，只要人和劳动力从贫困地区向富裕地区转移，就可以实现地区性资源的再配置。然而，现实的情况是，短期的或中期的市场化还没发挥出最小限度的机能。因为，对于资源的转移，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障碍。在某省，市场化得到发展，其资源的再配置就会比较合理，进而省内的地区差异就会缩小。另外，如省际的资源转移迅速，省际差异亦会缩小。但是，其他省由于某种原因阻碍省内外的资源转移，省际的差异还会扩大。
　　自由转移是现代社会最基本的人的一种权利。这是确立个人现代精神所必需的，也是促进市场的发展，使经济的增长和结构的变化成为可能的基础的条件。但在中国，迄今，这种最重要的权利，在“户口”管理的名目下，还未确立。特别严重的是国家统制着农民的户籍，剥夺了他们流动的自由。当然，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户口管理已缓慢地放开。最近，小城镇的户口迁移已得到认可，部分城市的户籍也可以进行买卖。但是，与其他国家相比，不能否认，中国人口与劳动力的转移是受到极大的限制的。
　　不能流动的不仅是人。连商品的流动在中国也屡遭限制。从所谓的“地方主义”产生出“诸侯经济化”，省与省、地区与地区之间构筑障碍。由于除劳动力之外的生产要素市场欠发达，有时使适当的资源再配置也无法进行。例如，金融市场的不发达，由于金融制度及机构不完善，致使有些地区可以发展的工业不能发展。因土地市场最基本的财产权不明确，就不能谋求土地使用权的流动。另一方面，无效率的国营企业庞大的资金与沉睡的资产引起了所谓的不平衡。
　　（四）农村制度与农业政策。中国的地区差异，尤其是省内的地区差异，即农业地区与非农业地区、或者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有相当部分可以还原为经济差异。众所周知，中国于80年代初期，对农村经济制度进行了彻底的改革，使农业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之后，农业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从收入来看，城市与农村的差异扩大了。在贫困地区、贫困的农村滞留着宠大的过剩人口和劳动力。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政府如何对农村和农业进行有效的支援，可以说，这对于缩小中国的地区间差异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然而，迄今为止，中国还未拿出比较有效的政策。
　　如同许多学者指出的那样，在中国，要大幅度地提高农民的收入，只靠发展农业，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是由于在整个农产品价格自由化的中国，农产品的价格是稳定的。假若政府支出巨大的补助金使农产品价格一律上调两倍，从公共财政上讲，这又是不可能的。因此，农民的收入要赶上城市居民的收入（这里包括各种补贴）也是不可能的。这种保护政策与中国现行的市场化潮流是背道而驰的。现在，所谓富裕的农村与地区全是非农业地区，特别是乡镇企业发达的地方。因此，非农业的发展也有促进农业发展的方面（以工建农）。但是，乡镇企业大都集中在以沿海为中心的地理条件优越的地方，内地、特别是远离城市的山区无从发展，如什么也不干，乡镇企业的发展导致地域间差异的扩大，不能使其缩小。“先富论”的含意地指富裕起来的地区会自动地促进落后地区的发展，这是指具备条件的地区，而不适合于整个地区。举一例子，在目前状态下，把沿海广东省的（在广州近郊能看见的）外资及合资乡镇工业移植到贵州省的地区是完全不可能的。如要进行，就必须寻求庞大的基础性投资和对外资特别优惠的措施。
　　结论是地区差异形成了市场与计划两个相反的力的合力，呈扩大或缩小的格局。纵观现在的中国的各种制度和政策，笔者认为，从整体上看，这种差异的扩大比差异的缩小更为明显。
　　　三、中国地区经济圈的构想
　　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从80年代后半期开始，出现了新的中国的地区政策。中国原有的地区政策包括“七大经济协作区”构想（1958年），“十大协作区”构想（1970年），基本上是属于内向型的，主要目的在于每个地区建立起在中央指导下的“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是，改革开放后，强化了地方的权限，同时由于开放政策的实行以沿海为中心的地区直接与海外市场接轨，致使这些地区政策未能见效。从长远看，必须形成外向型的，而且是适合于各地区的经济圈。1988年出台的沿海地区发展战略，寻求在海外购买原材料和销售产品（两头在外），使整个地区一并发展，形成了新的格局，从目前看，可以说是划时代的地区振兴政策。
　　另外，在沿海地区发展战略构想的背后，有被称之为“梯度理论”的不平衡发展理论。不管怎么说，这与均衡发展理论有质的不同。即把全国分为东部（沿海地区）、中部、西部三个地区。东部以技术密集型产业、服务产业为中心，起到全国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作用。中部以能源生产、原材料产业为重点。西部则以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农产品的加工为重点。基于这些地区的优势，设想构筑梯子型的地区结构和地区分工论，并且与海外市场相连结，使引进外国资本和技术的东部率先发展，将其能量慢慢向内地浸透、扩散(trickle down)。
　　八五计划和经济发展十年规划中，没有采用东部、中部、西部的区域划分，而是用了沿海地区、内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及贫困地区的划分。此外，强调地区间机会均等与合理负担的原则。不仅沿海地区，在内地也推进边境贸易，在各地建立“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给予向那里投资的外国企业以经济特区一样的优惠条件。
　　目前形成的围绕中国沿海、沿江、沿边的为数不少的地区经济圈，体现了最新的地区发展构想。但是应该指出，这种经济圈，与其说是在政府的指导下产生的，不如归功于开放的政策，它是自然而然地诞生的。当然，深圳特区的构想是考虑到海外一特区一内地这种与经济密切相关的结构。但是，谁当时想得到深圳特区竟是现在和广东省一起加入了香港经济圈，与福建、台湾乃至整个东南亚结为一体，出现了今天的华南经济圈的诱因。其他如环渤海经济圈、环黄海经济圈、东北亚经济圈、大上海经济圈、长江流域经济圈等，也是通过市场力量推进的。当然，以港口、道路、通信的基础建设为中心的政府的投资是其发展的必要条件。
　　这些地区经济圈的形成与发展，一方面具有使地区差异缩小的作用；另一方面，可能会导致与其他地区的差异扩大。事实上，广东省与湖南省在这期间的差异就拉大了。
　　　四、结束语：中国地区差异问题的性质
　　如前所述，中国的地区差异不能简单地视为经济问题，也包括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毛泽东时代就曾有过中央与地方、地方之间的利害对应。我认为，改革开放后，这种情形更明显化了。不仅限于地区差异，中国还存在地区内的阶层、集团差异。市场的竞争是要保证机会的平等，但产生的差异也是当然的，这就要求所有参加竞争的人充分认识到这是一种制度。虽然是一种制度，对于竞争的失败者不采取保护措施；这种制度也不能发挥很好的作用。何况在长期否定市场经济，实际上造成了巨大社会性差异的中国，只是简单地引进市场原理，是不能打消不安和不满的。“先富论”所潜在的一个问题就在于此。
　　最后，为了缩小地区差异应采取什么“政府干预”的方法呢？向贫困地区的资金转移、特别是通过财政机制的转移是必要的，但如何进行转移呢？需要拿出各种措施来。如在全国范围内要重新研究税收体制，扩大向以基础设施为中心的公共事业的特定地区的投资，完善金融机构，增加向贫困地区的教育投资等。但是，最主要是，确立有效的税收机构，合理调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限，这也是中国多年的课题。这个课题不解决，投资资金的分配及人们对差异的不满等都不能缓和。其结果是又将回到所谓中国经济制度化及规范化这个既古老又新鲜的课题上来。
　　　　（作者系日本东京大学经济学部教授；责任编辑：程漱兰）
　　
　　
　　
管理世界京171-176F107城市经济、区域经济中兼和津次19951995 作者：管理世界京171-176F107城市经济、区域经济中兼和津次19951995

网载 2013-09-10 21:2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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