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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年《喜福会》一书的问世使谭恩美跻身美国畅销小说家之列，随后，《灶神娘娘》(1991)、《通灵女孩》(1995)和《接骨师的女儿》(2001)相继出版，确定了她在美国亚裔文学史上的地位。(注：Paul Lauter,Richard Yarboroug,ed.,The Heath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Third Edition.Volume 2.Boston:HoughtonMifflin Company,1998.pp.2965-2977.)总观西方学界对其小说的评论，大都集中于揭示小说的种族、性别、身份、阶级、民族主义等方面的寓意。令人瞩目的是，这些评论中有两种相反的倾向：一种认为谭氏作品迎合了美国主流文化，助长了美国种族主义，另一种则将其作品视为对美国民族同化主义的对抗。(注：前者如赵建秀对《喜福会》的评论,Frank Chin et al eds.,The Big Aiiieeee:An Anthology of Chinese AmericanLiterature and Japanese American Literature,New York:Meridian,1991,pp.1-9；后者中具有代表性的是：Melanie McAlister,“(Mis-)Reading The Joy Luck Club,”in Asian America:Journal of Culture and Arts,no.1,(winter 1992),pp.102-118.)针对这一分歧现象，本文将从文化研究的角度重新审视贯穿谭恩美四部作品中的母女关系及两代人在美国社会中的边缘地位，以及她们文化身份的重构，从而得出结论：谭恩美的文学创作既是对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彰显，同时也对抗并消解了其中的东方主义思想。
　　　　　　一
　　母女冲突是谭恩美四部小说中共有的主题，(注：这一冲突在《通灵女孩》中表现在姐妹之间，但姐姐邝始终充当着妹妹奥丽维亚的妈妈的角色，因此，“母女冲突”的说法已得到评论界的接受。)反映了第一代和第二代华人移民身上两种不同文化价值观的碰撞，以及美国主流意识形态中支配与从属的权力关系。
　　谭恩美作品中的女儿都出生在美国，在美国主流文化的浸染下长大，因此，她们对中国的东西有种抵触情绪，对美国的一切趋之若鹜。她们从小拒绝说汉语，成年后嫁的是青一色的白皮肤美国人。《通灵女孩》中的奥丽维亚是毕业于伯克莱的职业摄影师，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加州人，唯有对自己的亚洲人特征极度敏感。《喜福会》中的丽娜·圣克莱尔甚至把眼睛撑大，梦想自己有一对白人的大眼睛。最能体现美国文化价值观的要数韦弗利·龚。她小时候被誉为国际象棋神童，在奖章和奖品的包围中长大，成年后做了税务律师，享受着高薪和完全西化的生活，她光顾昂贵的时髦沙龙和饭店，出席交响乐演奏会等等。韦弗利的成功，或者说彻底的文化移入，使她成为美国东方主义所赞誉的“模范少数族裔”的典型代表。(注：“模范少数族裔”是美国东方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白人原本把亚裔美国人笼统地界定为“不可同化的异族”，为了做出平等的姿态，成功融入美国社会的外国人被冠之以“模范少数族裔”的名称，而事实上这是对东方文化的进一步排斥。见E.M.Kim,“The Myth of Asian American Success,”Asian American Review,2:1(1975),pp.140-141;Lisa Lowe,Immigrant Acts:OnAsian American Cultural Politics,Durham &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1996,p.68.另见Sau-ling Wong,Reading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From Necessity toExtravaganc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p.6.)
　　但是，因此就把谭恩美的作品视为对美国种族主义的逢迎，未免失之偏颇。笔者认为，小说中第二代中国移民所体现的美国文化价值观表明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化。斯图尔特·霍尔谈到有关意识形态的表述理论时认为，表述这一概念实为一种联接(combination)：“联接即是一个结构(structure)(有机的结合)，而非任意组合……，各部分之间便存在着结构关系，即操控与从属的关系。”(注：英语中articulation一词有“思想的表达”之意，又可以指“关节或牙齿之间的互相联接、咬合”，见陆谷孙主编的《英汉大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第91页。斯图而特·霍尔的articulation theory实际上包含了这两种意思。参见David Morley & ChenKuan-Hsing.Stuart Hall: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London & NewYork:Routledge,1996,p.115.)就意识形态而言，其表述通过各个社会阶层/群体之间支配与从属的权利关系表现出来。谭恩美作品中第二代华裔的文化移入彰显了美国主流意识形态，而母亲的东方文化观念及由此而起的母女之间的不断冲突则是其中权力关系动态运作的直观反映。
　　小说中的母亲们大都是二战时从中国移居美国的。她们虽向往美国天堂般的生活，却难以融入主流社会，因为她们身上有抹不去的封建中国的烙印，带着根深蒂固的中国文化价值观，这正是母女冲突的本源。喜福会对于母亲们来说是在异乡生存的支柱，但在女儿眼中却等同于不光彩的华人秘密团体；奥丽维亚虽然得到姐姐邝的母亲般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关怀，但她始终对姐姐充满敌意，因为有一个衣着怪异、讲着蹩脚英语的姐姐总使她成为同伴的笑柄。母亲们认为女儿应遵从母命，母女应亲密无间，女儿们则崇尚美国的个人主义。因此，淑媛逼着毫无天分的女儿学钢琴，林冬四处炫耀韦弗利的象棋天才，鲁玲翻看露思的日记，女儿们则回之以抵制、愤怒和反叛。正如一些学者所言，谭恩美作品中的母女冲突实际上是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冲突，是东西方两种文化的碰撞。(注：张子清：《中美文化的撞击与融会在华裔美国文学中的体现》，载《外国文学评论》1996年第3期。)从意识形态范畴来看，这一冲突是两个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权力关系的外化。完全西化的女儿身上体现了占支配与主导地位的美国强势文化价值观，这使她们与作为中国文化化身的母亲处于对立位置。
　　应该说，小说中的女儿和母亲其实都是白人至上的美国社会中的“他者”。女儿们尽管全面接受了主流文化，但仍时时被边缘人的无归属感所困扰：“移民的第二代既不被祖先文化也不为主流文化所接受，他们的黑头发黄皮肤注定他们无法在美国社会中轻易混入大众人流。因此，尽管他们生在美国，受美式教育，想做美国人，但却由于他们的‘他者’身份和昭示与主流迥异的外表而被排斥在边缘。”(注：E.D.Huntley,AmyTan:A Critical Companion,Greenwood Press,1998,p.71.)
　　这一现实通过小说中女儿们遭遇不同程度的种族歧视展现出来。《喜福会》中许露丝与男友的母亲乔丹夫人初次相见时，显然不受欢迎。乔丹夫人先暗示说她儿子以后要做医生，而医生和他的妻子得符合社会的约定俗成，继而她又明示“越战太不得人心了”(注：Amy Tan,The Joy Luck Club.New York:Ivy Books,1989.p.125,p.83.)。可见，在美国人眼中，黄种人不配做白人医生的妻子，而且他们根本分辨不出中国人和越南人。而《接骨师的女儿》中的种族偏见表现得更为微妙。卡门夫妇对儿子阿特的现任妻子露思彬彬有礼，送她“可爱的生日礼物”，但在家庭聚会上，我们看到，他们对第一个儿媳米里亚姆态度更加随意、亲热，他们都是美籍乌克兰人，因此，从肤色、衣着品位到情感，他们都更像一家人，让露思感到自己并未真正被卡门家所接受。
　　可见，即使华裔美国女儿极力迎合美国主流文化，她们同母亲一样，始终逃脱不了白人至上的美国社会中的边缘人境遇。如果说她们的文化移入凸显了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化，那么，她们与母亲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及其共同的他者地位则外化了主流意识形态中支配与从属的权力关系。
　　　　　　二
　　谭恩美对东方主义思想的对抗和消解集中表现在小说人物文化身份的重构上。作为生存于“世界之间”的边缘人，两代人的困境是显而易见的。小说中的母亲既向往美国的和平、富有、自由、平等，又摆脱不了顽固的旧信仰、旧观念；女儿极力融入主流社会，却由于无处不在的种族歧视和偏见，感受到自己与白人社会之间无法消除的距离。这一两难境地给她们心理上带来痛苦，造成她们不同程度的精神或主体分裂。(注：关于两种文化的交汇对美国亚裔心理发展的影响，参见Derald Wing Sue,“EthnicIdentity,”in Asian Americans: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Polo Alto:Scienceand Bhavior Book,1973,pp.140-9.)然而，在她们找寻自我的过程中，破碎的人格得以重新整合，文化身份得以重构。这一过程谭恩美对美国东方主义意识形态所做的有力反驳。
　　作者笔下的母亲不堪忍受悲惨命运，为奔向美国这块想象中的乐土付出了巨大代价。她们有的隐姓埋名，改换年龄身份，如《灶神娘娘》中的江伟丽，《接骨师的女儿》中的鲁玲；有的在逃难中被迫抛弃子女，如《喜福会》中的龚林冬。当她们踏上美国的土地时，却发现自己在这个“自由平等”的国家被视为东方异类而遭到排斥。这一现实给她们心灵带来的打击和创伤几乎是毁灭性的。长期的压抑使映映·圣克莱尔感觉自己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女人”(注：Amy Tan,The Joy Luck Club.New York:Ivy Books,1989.p.125,p.83.)，整个一生都被一种迷失自我的恍惚与困惑折磨着。鲁玲为成为美国公民，不得不改换身份，结果，长期隐藏真实情况造成了她日后近乎老年痴呆的记忆缺失。
　　然而，作者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让这些历经磨难的母亲们重拾记忆的碎片，重塑一个完整的自我。《灶神娘娘》中薇丽的故事在全书二十六章中占了二十个章节，因此这一母亲形象被认为是谭恩美塑造的突破“沉默东方人刻板形象”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注：Veronica Wang,“Reading and Fantasy”,in MELUS,vol.12,no.3,(Fall 1985),p.31.)在封建男权社会的旧中国，名叫江薇丽的她没有地位，没有自我，没有说话权；吉米给了她“温妮”的名字，带她踏上美国的国土同样未能改变她的边缘身份：在美国人眼中，她只是一个说洋泾浜英语的东方女人。为了生存，她还必须抹去自己的真实姓名和前半生的历史。当温妮开始回忆并讲述江薇丽的故事，让过去的自己发出声音时，一个支离破碎的自我才开始渐渐整合。小说末尾，温妮把曾一度象征沉默和宽容的灶神娘娘的塑像供在女儿房里，坚信她会保佑打破沉默的女人，象征着她已能勇敢面对自己的过去与未来。
　　《接骨师的女儿》中鲁玲的主体性借助回忆自己的母亲得到宣扬。鲁玲的生母宝姨是继《女勇士》之后出现在华裔美国文学中的另一个无名女人。《女勇士》中“我”的姑姑因与人通奸私生一子而被迫跳井自杀，她的名字从此在家族的历史中消失。宝姨同样违反社会禁忌在婚前怀孕，丈夫又在成亲途中被情敌杀害，因此她产下鲁玲后只能以奶妈的身份在婆家出现。更为悲惨的是，她由于吞下沸腾的墨汁自杀未遂而成了哑巴，丧失了表述自我的能力。但与汤亭亭笔下的无名女人不同的是，宝姨的历史通过她的日记和鲁玲的回忆保留下来。鲁玲最终记起母亲的真实姓名——谷流星，不仅恢复了母亲的真实身份，更为重要的是，她长期困扰家人的健忘症奇迹般地消退了，并且能以健康的心态和帮她回忆往事的唐先生一道开始幸福祥和的晚年生活。这一小说结尾喻示鲁玲成功地找回了失去的自我，与温妮一样在排斥异族文化的美国主流文化语境中张扬了自己的“中国性”，重塑了第一代华人移民的文化身份。
　　美国学者贝尔·胡克斯认为记忆是一种张扬自我的手段，是“一种抵抗行为，一种政治姿态，它挑战了导致我们无名无声的强权政治”。谭恩美作品中的母亲通过重忆和重述过去愈合了心灵的创伤，同时积聚了反抗主流文化压迫和宣扬自我主体性的勇气。重现第一代移民被掩埋的历史，让受美国东方主义意识形态压迫而沉默的母亲们发出自己的声音，是作者与霸权文化强有力的对抗。
　　融入主流文化的移民后裔的文化身份危机感并不亚于她们的母亲。她们内心全盘接受了美国文化，却无法改变自己的中国血统。这种“我是谁”的困惑和不知何去何从的身份危机感导致了她们的人格分裂，因此，她们抑郁，烦闷，迷茫，处理不好与丈夫的关系。只有当她们最终接纳了祖先文化和自己的中国血统时，一个完整统一的文化身份才得以构建，她们能够以积极的态度面对人生。精美最终回到中国，与母亲逃难时被迫遗弃的两个姐姐团聚，表明她与已经不在人世的母亲的和解以及对母亲所代表的东方文化的接受。奥丽维亚的中国行虽未能完成她找寻父姓的心愿，却让她找到了自己的中国血统。她与自己的女儿继承了姐姐的“李”姓，她承认了自己血液中的东方文化成分，中西文化在她身上得到了和谐的统一。
　　如果母亲通过回忆与讲故事宣扬自我，重构主体，从而使小说成为对抗东方主义的文本，那么女儿最终在祖先文化与西方文化中找回自己的文化身份又是如何解构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呢?霍米·巴巴在揭示文化身份的二元性意义时说：“对认同(identification)而言，身份决不是先验的东西，也不是成品，它只能永远是向着总体性形象接近的一个难以捉摸的过程。”(注：Homi Bhabha,The Location of Culture.London & NewYork:Routledge.1994,p.51.)
　　谭恩美小说中两代美籍华人身份构建的模糊性、变化性和调适性是毋庸置疑的。东方主义认为“东西方文化之间有绝对性、系统性的差异”，“东方人是不可同化的异类”。谭恩美小说中华裔文化身份的构建对于把东西方文化完全割裂开来，并把亚裔人限定为“完全一样”、“永久不变”的美国东方主义是一种有效的解构。
　　文化身份的不确定性还表现在它的杂交性。在谭恩美的作品中，母亲在强势文化的背景下揭开了尘封已久的历史，勇敢面对自己的中国文化身份；女儿在两种文化的碰撞之中接受了自己的中国文化血统，母女冲突最终和解。这种新的文化身份在两代人身上的确立显然基于中西文化的有机结合。巴赫金曾言，这种杂交性本身便具有颠覆力量，它喻示着语言的双声性：既然主流话语是单一的、同质的，它就不具备“双声”能力，也无法进行“杂交性构建”；若假定它具备这种能力，便意味着它单一同质的权威性会消弱(注：Robert Young,Colonial Desire:Hybridity in Theory,Culture and Race,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1995,p.22,p.23-24.)。因此，对于单一同质的美国意识形态范式而言，华裔文化身份的杂交性构建对其固守东西方文化不可兼容的东方主义话语是巨大的挑战。霍米·巴巴把巴赫金的杂交性理论进一步演化为“对霸权文化的挑战和反抗”，罗伯特·杨也表达了类似观点：“杂交即融汇，……它越来越趋向于表示少数族裔文化中的质疑性话语。”(注：Robert Young,Colonial Desire:Hybridity in Theory,Culture and Race,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1995,p.22,p.23-24.)
　　除了二元性及杂交性，文化身份的流动性也是其解构性的重要组成部分。身份不是“成品”而是一个“难以捉摸的过程”，这意味着华裔身份是一个不断前进、变化的过程，不具有任何固定不变的特性。斯图尔特·霍尔认为文化身份不仅是“是什么”(being)而且是“成为什么”(becoming)的问题，它属于过去，也同样属于未来。因此，鉴于美国东方主义把东方(人)僵化为一成不变，文化身份的流动性无疑显示了它颠覆性意义。
　　谭恩美作品中的母女矛盾远非像普遍存在于每个家庭中的“代沟”那样简单。她们分别代表着东西方两种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即美国主流意识形态所包含的权力关系中统治与从属的两个对立方面。固守中国传统观念的母亲与全盘接受美国文化的女儿之间相互抵触和排斥彰显了压制东方文化的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然而，母女矛盾最终得以化解，两代人共同接纳了东西方两种文化，建构了华裔的双重文化身份。东西方两种文化在谭恩美小说中两代华人移民身上的有机统一和她们基于此而重塑的具有不确定性的文化身份有效地对抗并消解了美国东方主义意识形态。
当代外国文学南京57～61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陈蕾蕾20032003西方评论界对谭恩美的作品有两种相反的态度，一种认为她迎合美国主流文化，另一种认为她与美国民族同化主义对抗。本文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对其作品进行重读，认为一方面，贯穿其创作始终的母女冲突以及两代人在美国社会共有的边缘人境遇彰显了美国主流意识形态中的权力关系；另一方面，小说人物文化身份的重塑显示了其文学创作对美国东方主义的抵制与消解。谭恩美/意识形态/东方主义/文化身份作者单位：广州暨南大学外语系 作者：当代外国文学南京57～61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陈蕾蕾20032003西方评论界对谭恩美的作品有两种相反的态度，一种认为她迎合美国主流文化，另一种认为她与美国民族同化主义对抗。本文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对其作品进行重读，认为一方面，贯穿其创作始终的母女冲突以及两代人在美国社会共有的边缘人境遇彰显了美国主流意识形态中的权力关系；另一方面，小说人物文化身份的重塑显示了其文学创作对美国东方主义的抵制与消解。谭恩美/意识形态/东方主义/文化身份

网载 2013-09-10 21:3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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