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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度变迁理论成为中国经济学研究热点的背景是，中国正在进行的经济转型，尽管内容是多方面的，但其核心还是体制的转轨过程（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而体制转轨属制度变迁范畴。具体地说，一方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迫切需要一种解释力强，而又切合中国制度特点的现代经济学的指导；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学正面临着范式危机，此时，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便“乘虚而入”。中国对制度变迁理论的研究可分为两条线索。第一条线索：制度变迁理论以改革方式的理论出现，它以研究改革的战略或过渡方式为中心；另一条线索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为主导。其中一部分经济学家提出要尽快融入西方主流经济学，同时对西方的制度变迁理论做“追踪式”研究；另一部分经济学家则对此持谨慎态度。
　　一场伟大的改革实践需要理论的诠释和指导。在对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性达成共识之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改革以及向什么目标改革的问题。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便成为关注的焦点，于是出现了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研究。根据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改革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结合我国改革的实践，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可供选择的模式至少有四种：第一种是将传统的集中计划经济模式，改为改良型的集中经济管理模式；第二种是将传统的集中计划经济模式，改为指导性计划加间接行政协调的模式；第三种是将传统的集中计划经济模式，改为基本非控制型的市场协调的模式；第四种是将传统的集中计划经济模式，改为宏观计划控制下的市场机制协调模式。（注：杨启先：《关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研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1986年第5期。）随着改革的深入，人们逐渐明确了以市场取向的改革模式才是一种现实的选择。“实践已经证明，市场取向的改革，是社会主义走向复兴的必由之路。”“我们应当根据实际生活的进展，进一步发展我们的理论。因此，有必要对我国经济体制提出一个既能体现我国十多年的改革经验，符合我国大多数人共识，又能准确概括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属性的明确提法。初步考虑有两个方案可供选择：‘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前一个是最低的方案。更鲜明的方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注：吴敬琏：《建议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财贸经济》1992年第7期。）鉴于苏东改革的失败，人们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采取激进方式还是渐进方式产生了兴趣。绝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的改革是一种渐进式改革，他们从中国农村改革实践和信息的连续性出发来论证这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成功改革方式。但也有一些学者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中国改革成功的经验，可以简括表述为：邓小平思想指导的反‘休克疗法’的激进改革。”（注：宋承先：《中国经验：反“休克疗法”的激进改革》，《上海经济研究》1995年第3期。）值得一提的是，有的学者还注意到，中国不仅面临着改革还面临着发展，如果经济不能保持发展，改革也是不可能的，必须正确地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注：厉以宁：《转型发展理论》，同心出版社，1996年版。）有的学者还用“增量改革”、“存量改革”、“帕累托改进”、“非帕累托改进”这些概念来解释和分析中国的经济转轨。第一条线索的优点是，它一开始就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出发，融合了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方面的内容，更多地使用我们熟悉的语言和逻辑来描绘和分析中国改革的现实、战略和制度变迁，具有一定的解释力，某些内容还具有可操作性。其缺点是缺乏统一完整的分析框架和先进的分析工具，其研究对象也不明确。
　　另一条线索是从引进科斯和诺思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开始的。“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的改革思维也经历了从忽略制度到重视制度的嬗变。”（注：柯武刚 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对于中国正在进行的伟大的经济转轨实践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其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有所创新的范式理论和重视案例研究的传统，让正在摸索的中国经济学家仿佛看到了古典经济学的复兴。
　　总的说来，中国的制度变迁理论的研究尚处于萌芽阶段。起初从第一条线索开始，后来两条线索时有交叉，最后又以第二条线索占优势。这种理论上的演变既取决于实践，又取决于理论本身的魅力。第一条线索尚未形成严谨的分析框架，其中有更多的政策经济学的成份。随着改革实践的推进和理论研究的深入，第二条线索以其严密的逻辑内在一致性、科学的分析工具和对现实问题的强解释力而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
　　中国制度变迁理论研究存在以下问题：第一，研究方法尚不规范；第二，研究选题抓不住重点；第三，理论研究缺乏创新。而对这三个问题的解决也构成了中国制度变迁理论研究的路径、内容和方向。
　　1.研究方法的规范化。制度变迁理论的研究沿着不同的线索发展有助于促进理论的竞争和繁荣，但科学、规范的研究方法是不可或缺的。将改革方式的研究等同于制度变迁方式的研究会使其流于表面化。改革方式是一种宽泛意义上的整体框架式的制度变迁方式，它侧重于改革的战略、目标重点、步骤、时限等方面的研究。改革初期，这方面的研究连篇累牍，但并未能在一个科学的框架结构内展开。这方面也有一些采用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非均衡的分析方法。如《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注：林毅夫等：《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渐进式改革的政治经济学》（注：樊纲：《渐进式改革的政治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等。改革方式的研究必须有它自己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才有可能提高它的层次，形成一种科学的理论体系。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曾指出过，有两种方法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世界，一是均衡的方法，二是演进的方法。（注：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由于均衡的方法适于处理理性的经济因素，所以这种方法一直比较发达。后来又出现了博奕论、进化博奕论的经济学方法。中国制度变迁研究的另一线索一开始就是“舶来品”。它过分迷恋于科斯等人的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认为除此以外的制度变迁理论都是非正统、非主流的。尽管也有一些学者对此有所警觉，但“推进实证和融入主流”仍是两种主要声音。有些人用中国的事实来检验科斯等人的研究方法在中国是否有效。但从中国二十多年改革实践经验看，渐进式改革方式强调信息的分散性、连续性，其背后的制度变迁理论则强调动态的演化过程，强调个人、自愿团体和政府之间长期重复博奕的进化。从这种意义上说，静态的均衡分析和动态的演化分析相结合的进化博奕论的研究方法也许是研究中国制度变迁的较好的研究方法。青木晶彦等人从进化博奕论的角度研究了经济体制的进化，从对进化安定战略(ESS)、最佳反应动力与历史的路径依赖性的研究中，认为社会体制是由历史的初期条件以及过去已有环境变化过程中进行的实验、政府的介入以及同异文化的接触等因素决定的。实际上，他提出了在进化博奕论的基础上的制度的协调进化的思想，这是值得借鉴的成功经验。
　　2.研究选题要抓住重点。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所面临的问题与中国不同。可以说新制度经济学是新古典经济学危机的产物，它的任务是补充、完善和发展西方正统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而中国的制度变迁理论的需求是由改革的实践直接创造和拉动的，所以它应该有自己的研究重点和方向。在内生性制度变迁研究中，要突出对产权博奕进化的研究，这是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特点决定的。在这方面，汪丁丁试图以博奕分析来研究演进过程，认为制度变迁是一个在知识传统约束下的博奕均衡过程。（注：汪丁丁：《“卢卡斯批判”以及批判的批判》，《经济研究》1996年第3期。）在外生性制度变迁方面，要重视对意识形态、不同利益集团和政府作用的研究。中国浓厚的文化传统和政府居于核心位置，并主导着中国人的生活，这些是研究中国制度变迁问题决不能忽视的。在这方面，张宇燕等人的工作值得注意。（注：张宇燕：《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孙广振 张宇燕：《利益集团与“贾谊定理”——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经济研究》1997年第6期。）运用合作博奕论来研究制度变迁中的妥协、契约和可自我执行的协议。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基于中国制度变迁的制度环境或制度背景。
　　3.理论研究要注重创新。中国制度变迁理论研究的现状是：一方面，用西方经济学的最新方法来剪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经验事实；另一方面，从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分析中并未能引出多少有效的结论，在理论上做出更大的贡献。如果理论的研究缺乏创新，只是跟在别人的后面做亦步亦趋的“追踪式”研究，那么中国经济学家岂不成了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代言人”了。理论的创新特别是原创性的研究对中国制度变迁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不能排除在中国或亚洲现象背后潜藏着有别于西方经济学的中国经济学的逻辑。
　　必须明确的是，中国制度变迁理论的研究不是对西方经济学在中国做精细化的工作，而是在引进的基础上有所创新，这种创新既包括方法论上的也包括内容体系上的，一味地“融入”或一味地“排斥”均非正确的路径。就目前来说，中国制度变迁理论的研究方向应是：在方法、工具上要以引进为主，融入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内容、体系上要以创新为主，不能融入西方主流经济学。第一条线索和第二条线索在高层次上的融合不失为最佳的“理性选择”。
经济学动态京50～52F11理论经济学孙良20022002孙良 安徽师范大学 作者：经济学动态京50～52F11理论经济学孙良20022002

网载 2013-09-10 21:2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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