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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中国三十年代现代派小说的发生是与“五四”以来中国的历史语境，尤其是与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文学的话语背景、话语情势密切相关的。而这却为半个多世纪以来研究者们所忽视。一些西方文学批评家在论及伦敦的现代主义时认为它是“一个符合过去和未来发展的偶然事件。”〔1 〕事实上，中国三十年代现代派小说的发生亦可作如是观。“符合过去和未来发展的”暗示了文学发展演变的一种内在规定性，一种内在逻辑性即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概言之即过去的历史文化、未来的发展以及这两者之间的现实情势。“偶然事件”道出了发生的偶然性，正如大多数现代主义者所认为的，人生是一种偶然，历史亦是一种偶然。不过，与西方相比，中国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与文学传统，决定了在必然与偶然这二元对立中，存在着一个第三项，即反必然性。正是这第三项导致了三十年代现代主义小说发生的复杂性与艰难性，而且使偶然性显得特别重要。也就是说，中国三十年代现代派小说的发生，既是必然的，又是偶然的，而且在发生过程中还存在着一种反必然性因素，是必然、反必然和偶然相互作用、对立统一的结果。
　　 一、发生的必然性
　　从历时性看，20世纪以来现代西方哲学思潮的译介，使中国三十年代现代派小说的出现成为可能。20世纪以来，尤其是“五四”时期，中国知识者为挽救民族危亡，将西方各种主义与思潮译介到中国，由于译介的盲目性，导致了西方各种非理性主义哲学的涌入，如克尔凯郭尔的唯意志主义，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尼采的“权力意志”论，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等。这些思想在“五四”时被许多知识者从不同的目的出发不同程度地所接受，其中虽有许多误读，但主观意志与非理性主义这两大内核却一定程度地被领悟，并逐渐转化为一种新的文化思想因子，影响着施蛰存等“五四”后一代知识者的思维方式，成为他们在特定语境中走向现代主义的一种新的文化思想根基与驱力。其次，外国现代主义文学的介绍，尤其是“五四”作家的现代主义实验，为三十年代现代派小说的发生提供了可能性。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由初兴到发展，逐渐成为西方文学的主潮，它对“五四”前后的中国文学界的影响是相当广泛的。“五四”时不同流派与社团都或深或浅地介绍过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象征主义、表现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意象派、未来主义、意识流等在不同的期刊杂志上被介绍与评析，使中国的文学家们找到了更新的艺术参照对象，接受了不同于19世纪的新的文艺观。如茅盾对新浪漫主义的倡导，创造社对表现主义的推崇，鲁迅对精神分析学说的热衷。当时的文艺创作与批评，虽仍以现实主义为主，但现代主义的倾向在一些作家的笔下却是清晰的。鲁迅小说中的“淡淡的象征主义的色彩”在精神上与西方象征主义有师承关系。他曾说：“安特来夫的创作里，又都含着严肃的现实性以及深刻和纤细，使象征印象主义与写实主义相调和。”〔2 〕对于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20年代的中国作家似乎更感性＠①，张东荪在《论精神分析》中认为心理分析对意识潜域的探究是“弗洛伊德的最大功绩。”〔3〕鲁迅、郭沫若、郁达夫、许钦文、叶灵凤、汪敬熙、杨振声、许杰等一大批作家之所以在创作中动用精神分析学说描写人物，所看重的就是这一点。梦作为“（被压抑的）愿望的（改装的）实现”〔4 〕成为那一代作家热衷于描写的内容。鲁迅的《肥皂》，郭沫若的《残春》、《月蚀》、《喀尔美萝姑娘》，杨振声的《玉君》，郁达夫的众多作品等，留下了探索的痕迹。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介绍与接纳，在第一个十年虽然还不彻底，但它对中国传统的文学观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冲击，必然影响到中国作家的艺术思维方式，为三十年代现代派小说的出现在艺术观上作了准备。使现代主义成为新文学中的一种在适宜的气候下必然会萌生的内在因子，三十年代现代派小说正是这一因子孕育的结果。再次，三十年代现代派小说的出现也体现了文学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性。现代主义小说在中国三十年代出现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它是文学进化的内在规律决定的。
　　从共时性看，中国三十年代现代派小说的出现，同样有其必然性。
　　首先，20年代末至30年代，方兴未艾的外国现代主义文学，必然影响到中国文学的发展。20年代中后期，曾对“五四”文学发生重大影响的日本出现了横光利一、川端康成、片冈铁兵等为代表的新感觉派，否定了日本文学传统，追求对事物新的感觉方式，提出将感性、知性放在理性之上，要求忠实于直感，横光利一认为：“所谓新感觉派的表征，就是剥去自然的表象，跃入物体自身主观的直感的触发物。……所谓主观，是指认识物体自身的客体的活动能力。所谓认识，就是知性和感性的综合体。而构成认识这个客体的认识能力的知性和感性是跃入物体自身的主观概念的发展。”〔5〕他们还主张形式决定内容，内容即形式，川端康成指出：“没有新的表现，就没有新的文艺。没有新的表现，就没有新的内容。而没有新的感觉，也就没有新的表现。”〔6 〕与此同时，在欧美现代主义文学在文坛上已由边缘移向中心，牢牢地确立了自己的话语地位。在英国艾略特的《荒原》、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吴尔芙的《达罗卫夫人》、劳伦斯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等不仅对英国传统文学，就是对整个世界文坛的震撼怎样估价都不会过高的。在法国，后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意识流、存在主义等如日中天，他们对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矛盾关系的揭示，为其他国家的文学，尤其是探索中的中国新文学，提供了新的参照物。在美国现代派文学继世纪初的兴起而步入繁荣，意象主义、抽象哲理派作品大量涌现。福克纳、海明威等以自己的特殊方式推动了世界文学的现代主义进程。所有这些新兴的现代主义文学影响到了同时代的中国作家。刘呐鸥在1928年便将日本新感觉派介绍到国内，并在实践上作了大胆地尝试，而且影响了穆时英等的创作。施蛰存、玄明、赵景深、江思、高明等则在30年代较全面地介绍了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尤其是在《现代》第五卷第六期上开辟了现代美国文学专号，倡导现代派文学。所以，20世纪后半期至30年代世界范围的现代主义大潮，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中国文学的进程，加速了30年代现代主义小说的发生。
　　其次，20年代后半期中国的政治生活为现代派小说的发生，提供了历史的机遇。1927年蒋介石突然发生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顿时，中国的上空阴云密布。此时，施蛰存、杜衡、叶灵凤等第一次真正地体验到理想破灭、精神家园失落的孤独感、寂寞感，意识到了社会与人生的荒诞性，这是他们躲进小楼，将兴趣转向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译介与创作实践的心理基础。
　　另外，在经济上，一方面1929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给中国的民族工业以沉重的打击，民族工业大量破产，中小资本家以及依附于他们的职员、知识分子在生活上陷入了困境，在精神上迷惘不知所措。这种客观现实为穆时英、刘呐鸥、叶灵凤等现代派小说家提供了描写对象。另一方面，上海这一现代洋场的存在，为现代派小说的产生提供了客观场所。现代主义是大工业文明的产物。上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迅速地向现代大都市迈进。1936年的《上海市年鉴》称上海为仅次于纽约、伦敦、柏林、芝加哥的世界第五大都市，它的生产规模、商业、金融、市政建设、社会结构、生产方式等方面的现代化程度都比较高。不仅如此，上海还是一个殖民化的都市，它给上海人在心理上造成了一种具有现代主义特征的无家可归的孤独感、荒诞感，穆时英、刘呐鸥、施蛰存等主要描写的就是上海都市人的现代生活，一种都市综合症。这就是说，上海为当时现代主义小说的发生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综上所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历时态与共时态的政治经济情势、文化语境和文学的话语背景，决定了中国30年代现代派小说的发生具有一种历史的必然性。
　　 二、发生的反必然性因素
　　中国30年代现代派小说的发生，一方面存在着历史的必然性，但另一方面又存在着某些来自历史与文化的阻力，这些阻力可称之为反必然性因素。它们与必然性之间构成矛盾运动，影响着现代派小说的出现。
　　从20年代后半期至30年代初，中国的历史文化，尤其是现实环境来看，这种反必然性因素，首先表现在整个国家经济的落后与上海的畸形发展之间构成矛盾对立，一定程度上阻碍着现代主义的发生。
　　其次，“五四”以来所倡导的科学的理性精神与同时引进于西方的现代反理性哲学之间存在着矛盾。“五四”所高扬的科学精神，为施蛰存等理解现代都市文明提供了精神力量。他们往往是以理性的尺度去衡量是非，思索人的命运。所以他们所接受的尼采、柏格森等的反理性思想往往不那么地道。他们以理性去过滤非理性观念，必然要陷入无法调和的困境之中，因而无法如西方现代派那样理直气壮地以非理性哲学拷问历史与现实，这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他们走向现代主义的步伐。
　　再次，30 年代的文学主流对现代主义小说的发生也具有抑制性。1928年创造社、太阳社大力倡导无产阶级文学；1930年左联成立。中国左翼文学成为30年代的文学主流，它在意识形态上归属于无产阶级政党，它的宗旨与整个民族的政治主题是一致的，因而它聚集了文坛上许多优秀的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其影响力相当大。它在文坛上具有绝对的话语权力，对现代主义的萌动持警惕态度。而且，读者的接受反馈也有不利于现代主义发生的一面。中国大多数读者对现代主义是陌生的，对现代主义那种荒诞的情感体验与形式上的翻新，他们也不习惯。《现代》杂志上那些具有现代主义色彩的诗歌和施蛰存的小说《黄心大师》等曾受到一些读者的诘难，正是这种读者接受心理滞后的表现。
　　在疏理了中国30年代现代派小说发生的必然性与反必然性之后，我们必须明确的是，在必然与反必然的矛盾运动中，必然性占主导地位，它决定了现代派小说的终将出现，这是不可更改的大趋势，但也仅仅是一种大趋势。反必然性因素似乎永远没有消失，它虽不能起决定作用，但其影响力不可低估。“五四”时的现代主义的介绍程度本不低，作家们的热情也很大，如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在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上都作过热情漾溢的探索。尤其是茅盾在1919年到1922年曾提出了“新浪漫主义”文学主张，触摸到了新浪漫主义的性质：“表象主义（按：即象征主义）和神秘主义复振以来，合而成了新浪漫派。”〔7 〕他认识到了新浪漫主义起初是反抗自然主义的，“那时反抗自然主义的运动分为两大派：一是心理派的小说家，一是象征派的诗家”，“迨后梅德林确定他的象征主义的戏曲， 于是新浪漫主义的势力注到戏曲方面”〔8〕按茅盾当时的热情以及对新浪漫主义的理解，他完全有可能走向现代主义，然而在1925年至1929年间，他对新浪漫主义以及随后出现的未来派、表现派进行了清算，对高尔基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表示青睐。鲁迅后来多次否定了弗洛依德思想；郭沫若自1924年起由表现主义倾向转向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这就是说，反必然性因素尽管改变不了现代主义终将在中国出现这一大趋势，但它在某一阶段对某些作家的影响却相当大，从而导致了现代主义小说在中国出现的艰难性、曲折性。而且正是反必然性因素的存在与作用，决定了偶然性即大量的偶然因素对于30年代现代派小说发生的重要性。反必然性使现代主义小说发生这一必然性变为现实充满某些困难，在这种时候，偶然因素为必然性的现实化起了催生作用。
　　 三、偶然性的作用
　　偶然性是事物发展过程中无时不存在的一种现象，但历来的现代文学研究者对此避而不谈，只谈必然性，实际上陷入了一种形而上学的误区。马克思说过：“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9〕纵观中国30 年代现代派小说的发生，确实存在着许多偶然性，并起了相当的作用。
　　必然性决定了30年代的中国将出现现代派小说，但具体什么时间出现，以何种方式、何种形态出现，它的基本规模与特征如何，似乎并不确定，从这个意义上说，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杜衡等人的出现，对于30年代现代派小说是一种偶然因素，如果没有这些人，必然会有另外一些人出来完成这一历史重任，但情况将大不一样。对于社会发史来说，施蛰存、穆时英等算不得“伟大人物”，但是对于中国现代主义小说来说，他们却是伟大的，如果没有他们，现代主义小说或许会出现，但“或好或坏”则完全不一样，而且出现的具体时间也将是一个未知数。
　　那么，施蛰存、刘呐鸥、杜衡、穆时英等又是如何走上现代主义小说的创作道路的呢？
　　作为一个文学流派的出现，必须具备两个最基本的条件，一是作家队伍，二是可供发表作品的刊物。从30年代现代派小说的发生历程来看，这两者的出现均有偶然因素的作用。1926年，施蛰存、戴望舒、杜衡等同在震旦大学法文特别班学习，这可说是偶然的历史相聚。他们在一起学习法文，议论政治，谈论文学，同办《璎珞》刊物，建立起了深厚的友情。倘没有他们这纯属偶然的同学关系，那么30年代现代派小说的基本作家队伍将会散落。
　　1927年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政变，对于中国知识者精神上的震动，也许是现代以来最严酷的一次。对于文坛来说，它的影响在于加速了作家队伍的分裂与组合，出现了新的组构局面，主要势力有革命的左翼文学、法西斯民族主义文学、自由主义文学。从当时情况看，施蛰存、杜衡、穆时英等完全有可能走上左翼现实主义文学或周作人、沈从文式的自由主义文学的道路。他们都是进步的青年，杜衡、戴望舒曾加了了左联。他们的创作一开始就表现出了现实主义的倾向，如施蛰存1922年出版的《江干集》中的作品，大都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揭示下层人民的痛苦和资本家的狡诈，风格平易隽永，“纯然是一些写实主义的作品。”〔10〕从整个创作历程看，现实主义对他们始终有着巨大的诱惑，但他们为什么与左翼现实主义擦肩而过呢？这里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的文艺观与性格，在于他们出生的偶然情形。施蛰存在半个多世纪后曾谈到他们的文艺观：“我们几个人，是把政治与文学分开的，文学上我们是自由主义。怕以杜衡后来和左翼作家吵架，就是自由主义文学论。”〔11〕这种自由主义文学观决定了他们没有走上左翼现实主义道路。那么，他们为什么会形成这种自由主义文学观呢？在我看来，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在旧家庭中所形成的淡泊政治、性情自由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另一方面又与他们出生本身的偶然性情形有关，施多次论及此事：“我们自从四·一二事变以后，知道革命不是浪漫主义的行为。我们三人都是独子，多少还有些封建主义的家庭顾虑。”〔12〕三人均为独子这一偶然情况，使他们对家庭都有一种传宗接代的责任感，不敢再参与政治，不敢以文艺去触动政治这一敏感的神经，所以当冯雪峰希望他们恢复党的关系时，被他们谢绝了。对国民党他们采取完全不合作的态度：“我们不接受国民党作家。”〔13〕于是他们只能退向文艺，去构思文学梦想，保持自由主义立场，以安慰寂寞的灵魂。
　　他们这种自由主义的立场与思想同沈从文、周作人颇为相似。从外在逻辑看，沈从文对都市文明持排拒态度，自觉疏远政治，寄情于艺术，完全有可能走向现代主义；周作人曾广泛译介过西方现代主义作品，对弗洛伊德思想有所研究，他的《小河》与波特莱尔的散文诗有相似之处，同样有极大可能走向现代主义。但他们最终却与现代主义擦肩而过，走上了一条特殊的自由主义文学之路。施蛰存等人当时的情形，既有可能走向现代主义，亦有可能走沈从文、周作人式的文学道路。那么，他们为什么最终选择了前一种可能，走上了现代主义这一艰难之旅呢？我认为这其间除历史的必然因素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偶然因素起了作用，这就是刘呐鸥的作用。
　　1927年后，施蛰存、杜衡、戴望舒三人以施蛰存松江家里的一间小厢楼作为政治避难所，并以此作为他们的“文学工场”，读书闲谈，大部分时间翻译外国文学。他们办了一个刊物《文学工场》，本来光华书局同意为他们出这一同人刊物，但后来却以内容激烈为名拒绝出版。就在这时，刘呐鸥从台湾回上海，找到施蛰存、戴望舒，愿意拿钱办刊物，他对戴望舒说：“我们自己办一个刊物罢，写了文章没有地方发表，只好自己发表。”〔14〕这无疑是雪中送炭。于是他们在1928年创办了《无轨列车》，这是一个初步显示出现代主义倾向的刊物，其意义在于将一班灰心的文艺青年组织在一起，使他们不致于在动荡的年代四散、各奔东西，同时激励了他们的文学探索热情。如果没有刘呐鸥突然从台湾归来，中国30年代现代派小说也许在孕育期就流产了。刘呐鸥的作为还远远不只如此。他是生于日本的台湾人，深谙日本文学，他这次带回了当时日本最新倾向的作品，“如横光利一、川端康成、谷崎润一郎等的小说，文学史、文学理论方面则有关于未来派、表现派、超现实派。”这些作品对施蛰存、杜衡、戴望舒、叶灵凤诸人的影响相当大。当时，他们的思想很混乱，文艺观处于变动之中，对现实主义、现代主义都有一定的兴趣，譬如施蛰存对于诗的倾向即如此：“中国诗，我喜欢李贺、李商隐，也喜欢黄山谷、陈三立。外国诗，我喜欢哈代、夏芝，也喜欢惠特曼、桑德堡。”在创作上既写有现实主义的作品，也有些作品表现出某种现代主义倾向。就他们当时对政治的回避态度、对古典文学的热衷以及现实环境的逼压而言，走上沈从文或周作人式的道路的可能性相当大，他们完全可能或倾向于历史题材中寻找灵感，曲折隐晦地反映现实，以慰藉疲惫而无所依托的灵魂，创作方法上以浪漫主义或现实主义为主；或写现实中那些无关痛痒的轶事或情爱故事，完全沿着传统的现实主义道路发展。这时，他们的确处于人生的十字路口，创作走向的十字路口，各种可能性都会发生。正值此时，刘呐鸥带回的那批现代主义作品，不仅暂时安慰了他们寂寞的灵魂，更为重要的是影响了他们的文艺观的形成，正如施蛰存所表白的“刘呐鸥的这些观点，对我们也不无影响。”所以，刘呐鸥从自己的爱好出发带回的那批书籍，无意中却将这批青年人由十字路口引向了对现代主义的孜孜不倦的探索，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件偶然性的事件加速了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发生。
　　 （责任编辑：杨立民）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中文系
　　 邮政编码：430072
　　注释：
　　〔1〕马·布雷德伯里：《现代主义》，第14页，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2〕鲁迅：《〈黯澹的烟霭里〉译者附记》。
　　〔3〕《民铎杂志》第2卷第5号，1921年2月15日。
　　〔4〕《弗罗伊德传》，第50页，台北志文出版社1984年4月再版。
　　〔5〕横光利一：《新感觉活动》。
　　〔6〕川端康成：《新进作家的新倾向解说》。
　　〔7〕茅盾：《圣诞节的客人·雁冰识》，《东方杂志》第17卷，第3号，1920年2月。
　　〔8〕茅盾：《为新文学研究者进一解》，《改造》第3卷，第1 号，1920年9月。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3页，1972年出版。
　　〔10〕施蛰存：《我的创作之历程》。
　　〔11〕施蛰存：《沙上的脚迹》，第181页， 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12〕施蛰存：《沙上的脚迹》，第181页， 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13〕施蛰存：《沙上的脚迹》，第181页， 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14〕施蛰存：《沙上的脚迹》，第129页。
　　〔15〕施蛰存：《沙上的脚迹》，第127页。
　　〔16〕施蛰存：《沙上的脚迹》，第126页。
　　〔17〕施蛰存：《沙上的脚迹》，第127页。＊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辶右加取
　　
　　
　　
人文杂志西安118-122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方长安19971997 作者：人文杂志西安118-122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方长安19971997

网载 2013-09-10 21:2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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