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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贸易效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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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01年11月《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标志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简称CAFTA）计划正式启动，尤其是2003年6月《中国与泰国关于在（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早期收获”方案下加速取消关税的协议》使两国农产品贸易提前取消关税，将CAFTA计划纳入快车道。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意味着中国—东盟将逐步实现贸易的自由化和便利化，然而中国和东盟的合作是否打破了以往南南型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受到种种因素的约束[1](P.76)，将产生怎样的贸易效应仍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在传统的关税同盟理论中，范纳(Viner)提出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给成员国带来的经济效应主要表现在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他认为贸易创造增加了成员国和整体社会的福利，因为关税同盟的建立使国内生产的产品被其他成员国生产成本较低的产品所取代，扩大了生产赢利，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而贸易转移效应是使原来从非成员国较低成本的产品进口转换为从成员国较高成本的进口，不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减少了社会福利。另外，范纳还提出以产品结构的“相似”和“不相似”来区别经济的竞争性和互补性，并认为关税同盟的规模越大，各国经济竞争性越强，则所组成的关税同盟就越有利于获取贸易创造效应。后来的关税同盟理论不断扩展与完善，米德(Meade)提出贸易创造效应不仅包括生产效应，还包括消费效应，即由于价格降低带来贸易的扩大。
贸易效应主要来源于各种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减让，还有由产品结构决定的贸易关系和价格成本。当然，不可否认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多少也会带来贸易转移效应，成员国设置贸易壁垒阻挡区外市场低成本产品的进入。自由贸易区的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中哪种效应居于主导直接影响建设贸易区的价值以及区内成员国的贸易利益和经济福利。中国东盟经济合作小组专家利用全球贸易分析项目和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分析得出结论显示CAFTA的建立能产生正的贸易创造效应，拉动中国和东盟的出口总量增长分别为2.73%和0.95%，社会福利增长分别为17.87亿美元和29.86亿美元。[2]
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贸易效应分析
1.贸易壁垒的撤除
自由贸易区贸易效应来源于贸易壁垒的取消。在成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之前，除了新加坡，其他成员国的贸易壁垒比较高，印尼、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都有较高的关税壁垒，如纺织品(20%)、电子产品(21%)、塑料产品(18%)。尤其是四个新加入的成员国关税水平普遍较高，均在15%以上。中国在从东盟国家进口一些产品上设置的关税非关税壁垒也比较高，比如对泰国的大米、对印尼和马来西亚的棕榈油的高进口关税及配额。由于在自由贸易区成立前的关税壁垒比较高，所以贸易区成立后出口成本大大降低，获得贸易效应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中国和东盟在合作框架下的关税减让参照了东盟自贸区原有的协定《共同有效优惠关税协定》(CEPT)来实施，表1反映成立自由贸易区后东盟国家的平均关税都有大幅度下降。《10+1协议》明确了货物贸易自由化的时间表和取消所有贸易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目标，以CEPT为基础采取封闭式的区域性优惠关税措施，将产品分为三类（早期收获产品、敏感产品和正常产品），实行逐年降税模式。
表1 东盟各国CEPT平均税率削减情况 单位：%
1996年 1997年 1998年 1999年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2003年文莱 2.46 2.29 1.91 1.74 1.39 1.39 1.39 1.39印尼 11.63 10.61 8.84 7.91 5.81 5.70 5.00 4.25马来西亚 5.93 5.14 4.42 3.67 2.90 2.83 2.83 2.83菲律宾 9.17 8.33 7.16 6.53 5.42 4.90 4.89 3.73新加坡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泰国 14.10 12.69 10.15 9.28 7.00 6.99 5.76 4.63东盟 7.76 7.00 5.79 5.19 3.97 3.88 3.47 2.95 WU L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