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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个社会迄今尚未到来，但我们已完全有必要考虑在以下领域采取行动：
　　●未来公司。企事业单位，包括诸如大学等非工商企业，应该开始试验新的公司形式，并进行少量试点研究，尤其在与盟友、合伙人和合资企业进行合作方面，以及在为最高管理层确定新的结构和新的任务方面。跨国公司的地理和产品的多样化以及集中和分散的平衡也需要新的模式。
　　●员工政策。几乎在每一个地方，对员工实行管理的方式都假定，劳动力多半仍由企业雇用的员工组成，他们专职为这个企事工作，直到被解雇、离职、退休或者死亡。然而，在许多组织内，多达2/5的员工已经不是雇员，而且并不专职工作。
　　如今的人力资源经理也仍然假设，大多数可取的和最不费钱的雇员是年轻雇员。尤其在美国，年长者、尤其是年长的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被迫很早退休，以便为年纪较轻者让出空间。年纪较轻者被认为花费较少，或者掌握更新的技能。这种政策的结果并不令人鼓舞。一般说来，两年后，较年轻新雇员的人均工资开支即使不是更高，往往也恢复到“老人”被赶走之前的水平。拿薪水的雇员人数看来至少与生产或者销售一样迅速上升，这意味着新的年轻雇员并不比老雇员更富有成效。可是，不论怎样，老龄人口不断增长的人口统计数据将使目前的政策变得日益自我挫败和费用浩大。
　　对一项员工政策来说，首先需要的是覆盖所有为某个企业工作的人，无论他们是否被这个企业雇用。归根结底，他们之中每一个人的工作业绩至关重要。迄今为止，没有人看来已为这个问题发明一种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其次，企业必须吸引和留住富有成效的人们，并使他们获得成功，无论他们是已经到达官方退休年龄的人，已变得独立于承包商之外的人，还是不能成为专职固定雇员的人。例如，具有高度技能和受过高等教育的老人不是退休，而是可以选择与企业保持持续的关系，这种关系使他们变成长期的“内部外人”，为企业保存其技能和知识，但使他们获得其所希望、企业也能承受的灵活性和自由。
　　这种做法有一个模式，但它来自学术界而不是企业：已腾出其位置并且不再领取薪水的荣誉退休教授。荣誉退休教授仍能随意地教学，但只获得其所做事情的报酬。许多荣誉退休教授已完全退休，但或许多达半数的荣誉退休教授继续以部分时间教学，而且，许多人继续进行专职研究。一种类似安排很可能适合于某个企业中的高级专业人员。一个美国大公司目前正在为其法律和税务部门、研究和开发部门以及人事部门的年长高级员工试验这种安排。可是，对从事比如销售或者制造等操作工作的员工来说，必须制定某种不同的东西。
　　●外部信息。或许令人惊讶的是，有人可能认为，信息革命已使管理人员所获得的信息不如以前那么多。当然，他们掌握更多数据，但是，通过信息技术可如此轻易地获得的大部分信息是与公司内部事务有关的。然而，如今影响一个机构的最重要变化有可能是外部变化，而目前的信息系统所提供的有关外部变化的线索却寥寥无几。
　　一个原因是，有关外部世界的信息通常不能以利用电脑的形式获得。这种信息不能编码，通常也不能量化。这是信息技术人员及其从事经营管理的客户往往嘲弄有关外部世界的信息不过是“轶事趣闻”的原因所在。此外，太多的管理人员错误地认为，他们有生以来所了解的社会是一成不变的。
　　外部信息现在正变得能在因特网上获得。虽然这仍是一种完全杂乱无章的方式，管理部门现在已能查找其所需的外部信息，作为设计一种收集有关外部世界的信息的适当的信息系统的第一步。
　　●变革动因。为了生存和获得成功，每一个组织将不得不使其自己变成变革动因。成功地控制变革的最有效方式是引起变革。可是，经验已证明，将创新移植给某个传统企业是行不通的。这个企业必须成为变革动因。这要求我们有组织地放弃已被证明是不成功的事物，也要求我们有组织地和持续不断地改善这个企业内部的每一种产品、服务和过程。这需要宣传成就，尤其是料想不到和计划之外的成就。这也需要系统的创新。成为变革动因的关键是整个组织的心态变化。其员工不是把变革看作威胁，而是把变革看作机遇。
　　 接着如何？
　　关于如何为我们已能看到正在形成的未来作准备，暂且就说到这儿。可是，有关我们迄今甚至没有意识到的未来的趋势和事件的情况又如何？如果有一件事是我们能够满怀信心地预测的，那就是未来将以料想不到的方式出现。
　　以信息革命为例。几乎每一个人都确信有关信息革命的两样东西：首先，它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开展；其次，它的影响将比此前发生的任何事情更彻底。大错特错了。无论就其速度还是就其影响来说，信息革命都奇怪地与过去200年里在其之前发生的两件事相似：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和19世纪末的第二次工业革命。
　　詹姆斯·瓦特于18世纪70年代中期改进的蒸汽机引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立即对西方的想像力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在铁路于1829年发明以及此后10年内邮资预付的邮政和电报发明之前，这次工革命没有产生许多社会和经济变化。同样，计算机相当于信息革命的蒸汽机，20世纪40年代中期计算机的发明刺激了人们的想像力，但直到40年后，由于因特网在20世纪90年代得到推广，信息革命才开始带来重大的经济和社会变化。
　　同样，如今我们对收入和财富方面日趋增强的不平等以及对诸如微软公司的比尔·盖茨等“超级富翁”的出现感到困惑和惊恐。然而，类似的不平等的突然和费解的增强，类似的当时“超级富翁”的出现也是第一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特征。与其时代和国家的平均收入和平均财富相比，那些早先的超级富翁比相应于如今美国平均的收入和财富的比尔·盖茨富裕得多。
　　这些彻底和惊人的相似之处足以几乎确凿无疑地证明，与在前两次工业革命中一样，信息革命对下一个社会的主要影响仍有待发生。对新的制度和新的理论的创造来说，19世纪第一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的数十年是最富有革新精神和最硕果累累的时期。第一次工业革命使工厂变成主要的生产组织和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工厂工人成了自1000多年前穿盔甲的骑士出现以来第一个新的社会阶级。罗特希尔德家族是作为1810年后世界占支配地位的金融力量问世的，这个家族不仅是第一家投资银行，而且也是15世纪的汉萨同盟和美第奇家族以后的第一个跨国公司。除了其他许多东西，第一次工业革命还带来了知识产权、全球公司、有限责任、工会、合作社、技术大学和日报。第二次工业革命产生了现代文官制、现代公司、商业银行、商业学校以及妇女在家庭之外的第一个非女佣的工作。
　　两次工业革命也孕育了新的理论和新的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是对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反应；共同塑造20世纪民主政治的政治理论——俾斯麦的福利国家、英国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和费边社、美国的企业规则——全都是对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反应。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的“科学管理”（始于1881年）及其生产力爆炸也是如此。
　　 重要想法
　　随着信息革命的开展，我们再次看到了新的制度和新的理论的出现。新的经济区——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及拟议的美洲自由贸易区——既不是传统的自由贸易的产物，也不是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的产物。它们尝试两者之间以及民族国家的经济主权与超国家的经济决策之间的平衡。同样，已开始支配世界金融的花旗集团公司、戈德曼·萨克斯公司或者ING Barings公司也是没有真正的先例的。它们不是跨国的，而是超国家的。它们所交易的资金几乎完全不受任何国家的政府或者中央银行的控制。
　　此外，人们对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假设的兴趣激增。他的假设认为，“动态失衡”是经济的唯一稳定状态，创新者的“创造性破坏”是经济的动力，新技术即使不是经济变革的唯一动因，也是主要动因。这些假设乃是以前的经济理论的对立面，而以前的经济理论所依据的思想认为，平衡是健康经济的标准，货币和财政政策是现代经济的动力，技术是“外在事物”。
　　这一切表明，最大的变革几乎无疑仍有待发生。我们也能确信，2030年的社会将与今天的社会非常不同，也将与今天畅销的未来学家们所预测的东西很少有相似之处。2030年的社会将不受信息革命支配，甚至也不是由信息技术塑造。当然，信息技术将是重要的，但信息技术将仅仅是若干重要的新技术之一。下一个社会的主要特征与以前的社会一样，将是新的制度以及新的理论、意识形态和问题。
国外社会科学文摘沪12～14F11理论经济学彼得·德鲁克20022002现在已是为下一个社会作好准备的时候。选自英国《经济学家》周刊2001年11月3日朱雅文[美]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 作者：国外社会科学文摘沪12～14F11理论经济学彼得·德鲁克20022002现在已是为下一个社会作好准备的时候。选自英国《经济学家》周刊2001年11月3日

网载 2013-09-10 21:2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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