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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教社会对现代化的适应过程
　　东亚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是在被动的接受了欧美文明的挑战后才开始的，是一种后发外生形的现代化。１９世纪中期，在惊异于拥有雄厚经济实力和先进军事力量的欧美文明之后，东亚各主要国家开始了学习欧美现代化的进程。最先进行的是接受先进的欧美式教育制度及其内容。在这方面，儒教传统重视教育的文化氛围和教育基础对于接受新的教育制度和教学内容起了积极的作用，也就是说，大量学校的存在和社会对教育的重视，使教育改革很快大见成效，培养出大批新型人才。他们学到了欧美最新的科学技术，以及政治、经济、社会三大领域的先进文化，这些人才在推动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其次是传统的农本主义观念逐渐被打破。随着新兴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新的生存观念和利润观念吸引了人们，农本主义的基础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从日本开始，台湾、韩国、新加坡、东南亚和南亚各国以及中国都相继采取了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发展战略，最终在社会中确立了重商主义的观念及其主导地位。尽管在这一过程中各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曲折和斗争，但总体来说，儒教社会是比较自然的适应了这一现代化进程的。
　　再次，引进了民主主义思想。民主主义思想的引进，虽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起到了对社会表层进行民主改革的效果，并没有改变中央集权的政治体系，但是，这对国民意识的觉醒和社会动员却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一时期，东亚各国政府都制定了现代化的目标和计划，以行政为主导推动经济的发展。从国家领导层到普通公民都逐步树立起了具有现代性的国家意识。传统的家族集团主义受到了冲击，开始向国家本位主义观念转化，家长制下的人身依附关系也开始向平等互助的人际关系转化。在现代的东亚各国，家族关系虽然不同程度的保留了下来，但在社会经济领域中它主要只是一种形式，其内容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向现代平等的契约型人际关系的转变。
　　最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价值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作为传统文化本质特征的忠孝一致的意识形态和人际关系被逐步取代，人们把对君主的忠诚不断转变为对国家的忠诚和义务责任感，这显然是一次重要的转变。孝也不完全等同于过去的孝了，它已经引入了父子互相尊重的新型的家庭关系。如同西方人也讲究孝敬父母一样，新型的孝道并不是盲从，而是维系现代家庭关系，使家庭保持和谐的一种人际关系。
　　从根本上说来，欧美的资本主义和民主主义起源于个人主义的文化，而儒家文化却是弘扬家族集团主义的，所以，东亚儒教国家在学习欧美的现代化过程中，必然会面临巨大的文化摩擦和历史性损耗。事实上，东亚儒教各国在西化与儒化、传统与现代的问题上，在文化、政治和经济领域都经历过剧烈的角逐，有的还付出过惨重的代价。在欧美文化儒家文化的融合中，儒家文化发生了创造性的转化，使自己适应了现代化的进程。这首先表现在经济领域中。２０世纪后半叶以来，儒教各国都很好的消化了欧美的经济模式，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树立了竞争与创新意识。当然，家族集团主义的某些人际关系形式和儒家经济伦理的某些内容也在不同程度上保留了下来，但它们已经不是经济发展的桎梏，而成为一定历史条件下调和人际关系，促进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它们已经被有效的融入了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之中，建立起了新型的儒教经济伦理。这就使东亚各国的经济发展与欧美一样成为可能。
　　 东西方经济伦理的内涵与演化
　　经济行为也是广义的伦理行为。生产中的相互协助，交换中的信用，尽可能公平的分配，以及同甘共苦，这些都是从原始时代开始的、以人类善意为基础而形成的伦理性经济行为。经济秩序正是人们在经济活动中遵循和维护经济伦理规范才得以建立起来的。经济秩序一经确立，就成为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一种模式，成为一种传统和文化。在本质上，资本主义的经济伦理和经济秩序是相一致的，但是，由于历史传统和社会形态的差异，它们在不同的社会中会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欧美的个人主义文化在新教伦理中孕育了古典的资本主义经济伦理，特别是这种文化在在追求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秩序两大特征的合理性和效率性时，使经济发展成为可能，并构筑了历史上最高程度的文明。但是，自２０世纪后半叶以来，这种经济伦理受到了挑战。古典的资本主义经济伦理为了追求合理性，必须排除人本身所具有的与这种合理性不相符合的或曰非理性的要求；而为了追求效率，则必须忽视人的意志，这就是问题之所在。随着经济文化水平的提高和民主意识的增强，人们已不再愿意忍耐这种缺乏情感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秩序，终于出现了消极的和积极的抵抗。这种经济伦理在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中发生了摩擦，它不再是合理的和高效的了。
　　自２０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始，一些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就提出了在经营管理中输入情感因素的管理方式。经过３０年代的经济大危机之后，这种管理方式得到了认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种管理方式在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得以普及。
　　东亚各国资本主义经济伦理的发展与西方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它可以很快地接受资本主义的技术、设备和基本的生产方式，但它不能很快的改变人的文化观念和经济伦理，尤其是象儒家文化这样一种有着长期历史传统和生命力的文化，更不能轻易改变。这样，在儒教社会中就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结构与原有的家族集团主义共存的局面。就表象而言，两者似乎是矛盾的，资本主义生产所要求的雇佣自由、竞争自由与家族集团主义难以相容。但是，人们往往忽视了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从来就没有获得纯粹的发展环境，即使在西方，它也是在封建关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本身就很不彻底，以致使封建生产关系保留到２０世纪初，而这时它已经渡过了资本主义的最辉煌的发展时期。美国一直到南北战争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差不多也是到２０世纪初已经确立了自己在世界的领先地位之后，才比较彻底的摆脱了封建生产关系。法国大革命的所谓彻底性只是昙花一现，封建王朝的复辟使封建的生产关系并没有受到根本的改变，而拿破仑三世和封建势力的妥协恰是资本主义发展最迅速的时期。德国是在容克地主和资产阶级联合之下发展的资本主义。日本、俄国和奥匈帝国更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意大利的封建因素一直到２０世纪上半叶都很浓重，否则法西斯主义就不会首先发端于此。从以上的情况来看，资本主义发展也是有一个过程的，它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与不同的社会关系相适应，而这种社会关系则与一定的传统文化相联系；而且，在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和中级阶段并不一定是发展环境越纯粹越好，否则就难以解释各国发展最迅速的时期并不一定是传统的社会关系清除的最彻底的时期。这就是说，传统文化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既有与其矛盾的一面，也有与其相适应的一面。
　　与西方的传统文化相比，儒家文化有更强的适应性、兼容性和生命力，更易进行创造性的转化。这与儒家文化在形成和发展阶段经历过很大的社会变动和文化融合以及资本主义侵入儒教社会的时间较短有相当的关系。在当代东亚的儒教社会中，其经济伦理已经兼容了与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相一致的经济伦理，如自由竞争和创新精神，追求利润的意识，以及对天职意识和勤勉精神等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使其不再是以农本主义为基础的经济伦理了。近代引入资本主义企业和经营管理方式的同时，就不可避免地引入了资本主义精神，导致了两种经济伦理的碰撞和融合。其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根深蒂固的儒家伦理不可避免的渗入到了近代企业的经营和管理之中，以家族集团意识来破坏或者弥补受个人主义文化支配的经营意识，在摩擦和润滑的交互作用下使资本主义经济步履蹒跚地向前发展，从而使自身也不断发生着转化，最终越来越能够适应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自２０世纪初以来，西方以个人主义文化为基础的经济伦理发展的趋势是增加了越来越多的情感的因素，而在儒教社会中，则是个人主义冲淡了浓重的家族集团主义，这两种趋势都对资本主义发展有利。
　　 东西方经济伦理的功能与特色
　　在对东西方的经济伦理的变迁进行了一番历史考察之后，再对当代东西方经济伦理的某些具体特征进行比较和分析，可以加深我们对儒家经济伦理的认识。
　　首先，在西方的经济伦理中，个人被看作是孤立的实体和重建社会的力量。例如，在社会交往的方式上，西方几乎没有什么现成的和规范化的礼仪行为。这种标准化行为的缺乏导致了一种困境，即人们从来不能完全确定应该如何举止。每一次新的交往都要求某种程度的新的礼仪和新的行为方式。在这方面，社会有很高的容忍度。另一方面，在这种低礼仪的社会里，很难培养持久的、富有成效的人际关系。
　　而在儒家社会的经济伦理中，自我被理解为社会关系的中心。个人只有通过人们相互交往和相互关联的形式，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四周群体的能量和意识，才能实现自我的尊严，才能发挥作用。因此，它倡导的不是个人主义，而是对一个较大的实体的承诺。这个实体可以是一个家族，一个公司，一个社会团体甚至是一个国家。与西方相比，东亚是一个高礼仪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际交往大都遵循着得到社会明确认可的模式。当你不熟悉其礼仪时，可能寸步难行；而一旦熟悉了这套礼仪，则如鱼得水。礼仪，使人际关系密切而富有人情味。这种礼仪的社会效应和企业效应，在与资本主义相融合之后，在自身实现了向现代性的转化之后，逐渐由消极转向积极。
　　其次，在权利和义务方面，西方的经济伦理中有一种强烈的个人权利意识，它促使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经常思考：“我的权利是什么？在合法的范围之内，我能做些什么？”这使得人们对于自我的利益一清二楚。例如，有的学者把西方的社会关系称之为“相抗衡的体系网络”，其宗旨在于保护个人的权利，确认和支持个人的自我利益和竞争。因而它也是高度法制化的。
　　儒家的经济伦理则含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意识，它促使人们去思考的主要不是“我的权利”，而是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在儒家的经济伦理中，明白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比明白自己的权利重要的多。这种经济伦理特别提倡相互合作，处于这种文化氛围之中，人们习惯于把自己看成是一个群体中的一分子，人们是在一个特定的群体中来寻找自己合适的位置，以完成自我实现的。与西方竞争的模式相比，它更注重于和谐。东亚社会的这种经济伦理关系被称之为“信用社区的体系网络”。在这个体系中，集体的利益被放在重要的地位。在社会实践中，基本信赖是处理人际关系的价值标准和行为准则。这种信赖表现为对于社会中可以分享的价值的承担，忍让、调解、权威命令往往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具体表现。
　　最后，是由前两个特点的延伸而带来的另一个特点。在西方经济伦理中，对个人权利的强调促成了一种普遍的超越个人现状的要求，即对知识的渴望和追求推动一个人去探索新的疆域，而往往把信息的积累看成是获得知识的主要途径。在东亚的经济伦理中，由于自我被看成是关系网络的中心，人就有了一种纪律和约束意识。因此，在培养人方面，与西方经济伦理注重知识的积累相比，它更重视人格锻炼和人格修养，注重严格的行为和精神的自律，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自我实现。它试图造就一种对于更大的、更持久的目标的追求和信念。例如，在企业管理中，西方的企业偏重业绩。一般来说，如果西方的企业要购进一部价值１００万美元而年折旧率为１０万美元的设备，需要经过反复论证。而对任用一个年薪１０万美元的工程师，只要有以往的技术成果作为参考，就可以当场拍扳。东亚的企业与之相比，更重视人的作用。在起用新人时，除了考察业绩之外，更注重考察其人格修养、群体意识、敬业精神等。
　　西方的经济伦理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确信人人机会均等，崇拜竞争，这固然促进了个人和企业充分地释放能量，但由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利害关系，只能在契约的基础上来维持，导致了协作精神的缺乏，人们之间的关系比较紧张，这很可能在人际关系的摩擦中消耗很大的能量，造成浪费。西方企业精神鼓励人们选择的自由，加之社会流动性大，人身依附弱，人们容易找到自己恰当的位置，实现自我。但有时极度的个人奋斗和缺乏群体的配合会限制其实现程度。东亚企业精神中含有缓解这些矛盾的因素。在东亚社会中，儒家伦理中的“德”与“礼”，特别是其中的爱和同情心，是联系各个社会基本单位的“道义的网络”；在企业内部，受“孝悌”思想的影响，企业主们模仿家族制度建立了类似“家”的人事制度。有学者认为，这种社会传统在东亚缓和了现代资本主义引发的各种矛盾。例如，一般来说，东亚各国的劳资关系远比欧美缓和。这是因为，在企业之中，家族关系缓和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矛盾；在企业外部，商会和工会等中介组织与政府和企业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家族式的关系，它在企业与企业之间和企业与政府之间进行沟通的同时，也以家族关系缓和了它们之间出现的各种摩擦。东亚企业中的这种家族关系极大地强化了职工对企业的归属感和稳定意识，从而在企业中形成了职工与企业的“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生活共同体”，使企业的凝聚力得到提高。
　　（作者：李路曲 毕巍强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 ０３０００６ 王冰 太原市委讲师团）
　　 〔责任编辑 朱德真〕＊
　　
　　
　　
晋阳学刊太原49-52,26F11理论经济学李路曲/王冰/毕巍强19971997 作者：晋阳学刊太原49-52,26F11理论经济学李路曲/王冰/毕巍强19971997

网载 2013-09-10 21:2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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