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尋孫中山革命足跡香港求學：革命思想發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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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求学：革命思想发源地
　　□本报驻香港记者曾繁娟
　　香港中环德己立街20号现今是二手名牌包店“米兰站”的铺面，但将时针倒拨回百年前，这里是一家名为“和记栈”的鲜果铺———革命者们就是在这里策划了广州起义。
　　香港人没有忘记这些见证辛亥先贤革命历程的地方。1996年，香港中西区区议会设立了“孙中山史迹径”，将他生前在香港读书、居住及与革命党人聚会的地点串连起来，编排了15个站点。“和记栈”鲜果店旧址就是其中一站。
　　辛亥革命百周年纪念前夕，本报记者由此出发，沿史迹径一路西行，走进大街小巷，穿越新旧建筑繁华都市，触摸逝去的激情燃烧的印迹，观今怀古，寻觅先贤足迹。
　　赴港受西式教育
　　1883年，17岁的孙中山来到位于香港上环东边街的拔萃书室求学。百多年过去，这里仍是一所学校———创校10年的般咸道官立小学，现在的校方亦以辛亥激励学子，大门上的红底对联题写着“十年树木般咸璀璨百载辛亥天下为公”。
　　翌年，孙中山转学到位于歌赋街44号的中央书院。该书院后来搬迁到鸭巴甸道，并改名为皇仁书院，后又迁至铜锣湾。虽更名易址，皇仁书院仍以杰出校友孙中山为荣，在校园内立了一座少年孙中山像。
　　据史料记载，孙中山在中央书院开始接受西式教育，每日放学后便回到不远处必列者士街2号的美国公理会福音堂住所，在这里，他受洗为基督徒，并取教名“日新”。
　　在中央书院肄业后，1886年孙中山前往广州博济医院就学，一年后转入香港西医书院。沿必列者士街的青石台阶而下，便可来到荷里活道77-81号香港西医书院旧址。眼前已难觅书院的踪影，只见一座蓝白相间、底层为商铺的现代大厦。与之相邻的75号则是当年孙中山习医时常去的道济会堂旧址。
　　结文社密谋起义
　　百年过去，史迹径上的多处遗址已旧貌难寻，而“辅仁文社”巷口的“百子里”则维持了原貌。
　　1892年初，杨衢云、谢缵泰等十余人在百子里1号成立“辅仁文社”，以“开通民智”、“尽心爱国”为宗旨鼓吹革新。当年，社员们由此入巷，沿石阶拾级而上到达集会之所。
　　为迎接辛亥百年，香港市区重建局去年斥资4000万元在此修建百子里革命纪念公园。灰尘四起的工地上，一位姓陈的工友告诉记者，这一年间，常有年轻
　　人来此造访。
　　1895年1月孙中山回到香港，在好友兼“辅仁文社”成员尤列的撮合下，“辅仁文社”与孙中山于1894年11月在檀香山设立的“兴中会”合并，组成“兴中会总会”，组织机关设于中环士丹顿街13号，对外以经营贸易的商号“乾亨行”作为掩饰。大约20世纪中叶，这里变身佛教庵堂。如今眼前所见是一扇紧闭的现代不锈钢门，唯有通过门上方“永善庵”三个字才能辨认出这里仍为佛家之地。1895年10月，“兴中会”在此密谋第一次广州起义，是役失败，陆皓东等70多人被捕杀，在港的孙中山、杨衢云被清廷通缉。港英政府受清廷压力，迫令二人离境。
　　办报纸倡导革命
　　逃亡至日本的孙中山重图大举，1899年秋，派陈少白至香港筹办报纸，取“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之意，把这份中国革命的第一份报纸定名为《中国日报》。报馆租下中环士丹利街24号为发行所，现为香港赫赫有名的陆羽茶室，系香港的一个文化地标，老一代文人最钟情的地方之一。
　　孙中山再次来到香港已是武昌起义成功后的1911年12月。这一年，他曾就学的香港西医书院刚刚扩建为香港大学，并迁至港大现址薄扶林。记者探寻之旅的终点，正是迎来百年校庆的港大。
　　从东校门进入，记者依海报指引参观了《大道之行———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影像展》，行至荷花池瞻仰孙中山铜像，走过图书馆前的中山广场，最后到达港大最古老的建筑陆佑堂。
　　沿陆佑堂前的石阶进入大厅，记者仿佛也被带至孙中山回访母校的现场。1923年春天，名满天下的孙中山在陆佑堂作《革命思想之诞生》的演讲。他开场便道，“我此行真仿如游子归家，因香港及香港大学，乃我知识之诞生地也……从前人人问我，你的革命思想从何而来？我今直答之：革命思想正乃从香港而来”。
　　日本十年：成立中国同盟会
　　□本报驻东京记者蓝建中
　　孙中山最初访问日本是在1895年，此后十多次访问日本，他在日本居留时间长达10年左右，日本在孙中山的革命生涯中占有重要位置。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得到了很多日本人的支持，虽然这些人心态和出发点各异，但日本人对辛亥革命起了巨大作用却是不争的事实。
　　与许多日本人结下友谊
　　位于东京文京区的白山神社，以八仙花着称，在神社入口处靠近大殿的一角，静静地伫立着一座石碑，这就是“孙文先生坐石碑”。这块石碑和其下的坐石是孙中山与日本友人宫崎滔天友谊的见证。根据碑文记载，孙中山和宫崎滔天曾一起坐在这块石头上，谈论中国的未来和治国方略。
　　1897年7月，孙中山在横滨与宫崎滔天首次相会。此后，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宫崎滔天在1902年出版的《三十三年的梦》一书中写道：“他(孙中山)思想高尚，见识卓群，抱负远大，感情真挚，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倾心于他的。”
　　1905年7月，在宫崎滔天斡旋下，孙中山与华兴会的黄兴在位于现东京都新宿区神乐坂的一家名为“凤乐园”的中餐馆举行会谈，协商建立统一革命团体的问题。当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在赤坂的坂本金弥议员宅邸举行，孙中山当选总理。
　　宫崎滔天是熊本县荒尾市人，结识孙中山后，他曾邀请孙中山到自己位于荒尾市的家中居住过两周。如今，宫崎滔天的故居保存完好，故居内还展示着孙中山书写的匾额“博爱仁行”。
　　位于东京的日本第一座近代公园日比谷公园深处，坐落着着名的松本楼西餐馆。今天的松本楼是1903年开业以来的第三代建筑。这里与孙中山和梅屋庄吉有着不解的渊源。
　　梅屋庄吉是孙中山最早认识的日本人。当时，梅屋庄吉在香港中环开了一家照相馆，孙中山学医时代的恩师、英国人詹姆斯康德黎介绍二人结识。甲午战争快结束时，孙中山来到照相馆，和梅屋庄吉热烈谈论自己对中国未来的理想。梅屋庄吉表示：“君若举兵，我以财政相助。”此后，梅屋庄吉一直履行自己的诺言，据说一生支援的金额相当于现在的1万亿日元以上。
　　松本楼的创立者小坂梅吉与梅屋庄吉有亲戚关系，孙中山和梅屋庄吉都是当年这里的常客，孙中山与许多日本人士曾在这里会面。
　　孙中山流亡日本期间曾住过日比谷公园附近。据说他从位于日比谷公园附
　　近的中山忠能公爵(明治天皇生母中山庆子之父)府邸前路过时，看到门牌产生了灵感，化名“中山樵”。“孙中山”的名字也正是由此而来。在中国，“孙中山”远比“孙文”响亮，不过在日本，人们熟知的仍是“孙文”。
　　革命足迹遍布日本各地
　　孙中山在日本居留时间长达10年左右，其中在横滨逗留的时间就将近6年。横滨市内现有多处与孙中山有关的史迹，如陈少白故居、温炳臣故居、中山纪念堂等。横滨有很多支持孙中山革命的华侨，离东京也很近，便于开展革命活动。
　　长崎也是孙中山在日本期间多次到访的地方。长崎是华人最早的在日聚居地，长崎华侨积极支持辛亥革命。孙中山自1897年至1924年间曾9次来到长崎。
　　滋贺县东近江市也与孙中山结下了不解之缘。辛亥革命后，正在日本流亡的孙中山看中东近江市的一座民间机场，1916年5月上旬，在这里建立了“中华革命党近江八日市飞行学校”，从中国留日学生中选拔了飞行员，而支持这一活动的就是长崎出身的实业家梅屋庄吉。不久，由于袁世凯突然去世，训练开展了一个多月就中止了。不过东近江市也因此自诩为“中国空军发祥之地”。
　　位于日本西部的神户市与孙中山也有着深厚的渊源，孙中山一生18次到过神户。1924年11月28日，孙中山在神户发表了着名的“大亚洲主义”演讲，会场就是当时的神户高等女学校。孙中山在演讲中指出：“东方的文化是王道，西方的文化是霸道。”“从今以后对于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慎择。”不幸的是，日本此后显然并没有走王道之路。如今，这所学校旧址已经建成兵库县政府一号馆，不过墙壁上仍镶嵌着纪念演讲的说明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