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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友兰先生一生的主要贡献是对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诠释与阐发，在这方面他有着博大精深、结构严密的理论体系。那么，后人对这一理论体系的深入研究，也应像冯先生开创并形成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一样，也应当有新的研究视角和科学的研究方法。在这里，冯先生所具有的一些开创性研究方法，对我们今天促进冯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具有很大的启迪作用。
　　　　　　一　研究冯学存在一个方法和目的问题
　　冯先生有一句话，在他写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中已提出，对历史上的哲学问题应予以同情理解，对各派哲学都应予以同情理解。这个话我们现在看起来也是很有意义的。对传统文化予以同情理解，我觉得，我们今天研究冯先生学术思想也要予以同情理解。照我的理解就是，同情理解就是要用历史的和分析的方法对待冯先生的学术思想。因为冯先生一生中着作很多，他一生经历了几乎整个20世纪，他的自述可以说是百年记述。那么在这100年之间，中国正处在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冯先生的学术也随着这个大变革、大动荡不断地向前发展，所以我们研究冯学，要把他一生的着作放在它当时形成的历史条件下去考虑、去估价，这样才能比较科学一点。就是说，应采取历史主义态度对待冯先的一生和着作，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而站在后来变化了的历史基点上去了解他以前的着作，那就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以分析的态度进行研究，就是要对冯先生的学术成果进行分析，分析他具有贡献性的一方面，但我们要在主要总结他贡献性的一方面的同时，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冯先生各种着作所打上的时代烙印。任何大事情都不可避免地一方面有它的贡献性，一方面有它的时代性。所以我们进行分析，就是一方面要肯定、总结他的贡献，另一方面又要看到他的时代弱点，总结经验教训，这样才能提高我们现在的研究水平。总之，我认为，对冯先生的一生和学术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都不是科学的态度。
　　研究冯学的目的，我们当然要弄清楚冯先生怎样对待学术的发展过程，作为历史研究来研究他，但仅仅做到这一点还完全不够。我们还要把冯学研究纳入到当代精神文明建设的轨道中去，因为他对我们当代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一种文化思考。我们就是要从这个角度去研究冯学。就我个人来说，我是不希望把冯学作为考古的对象，把它当作一个博物馆里的陈列品供大家欣赏。对任何传统的东西，比如说传统文化、哲学进行考古还是必须的，就是要考察古代文化、哲学，弄清它的本来面目，但是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一点上，而应纳入到当代文明建设之中，这样才能有新的生命力。
　　　　　　二　关于冯先生提出的哲学观和史学观的问题
　　我想主要谈谈冯先生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上的一点贡献，首先是哲学观的问题，这也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问题。什么是哲学？古往今来，有各种各样的哲学观。可是，冯先生在写哲学史时，特别是写《中国哲学史新编》时，他提出了这么一个观点，即认为哲学是对人类精神生活的反思。如何理解哲学是对人类精神生活的反思？在冯先生看来，反思是理性思维的活动。他据此来写哲学史，是十分重要的、可贵的，这也可以说是冯先生提出的新的观点。精神生活是多方面的，但是必须要进行理性的反思。冯先生又说，哲学是理论思维。这个话，表现了哲学的理论思维特质，它和艺术创造、科学发展和宗教都不一样，它的特点在理论思维的反思。对什么的反思？对人类，对每个时代都要有一个认识的再认识。我举个例子，譬如说宗教，宗教是靠信仰来维持的，但是某一个宗教的神学家，如果把它的教义用理论思维的方式讲出来，作为传道，即传道的时候讲出一番道理来，这就变成宗教哲学。所以，冯先生在写中国哲学史时提出禅宗这一宗派，禅宗它是靠顿悟的，它的最高境界是什么也不能说，拿棒子一打就行了，棒喝了。这个道理是不能写进哲学史的。但是，禅宗一些语录的提出，它对顿悟的内涵给出一个理论的反思说明，那么，这是应该写进哲学史的。再如科学家的发明创造，那也是一种精神生活，当你对科学家的发明创造本身进行反思的时候，就变成了一种我们叫做的科技哲学。再说艺术创造，艺术创造是艺术家的基本活动，但是对他的创造进行反思，形成理论，就是美学。这就要求我们在哲学史研究上，应该重新反思其内容。比如我们过去有个习惯，认为哲学史的内容就是唯心、唯物的斗争。而按照冯先生的说法，这属于人类精神生活中关于思维与存在问题的反思，那应该写进哲学史。按照这个理解，我们将来如果再写哲学史，那内容就比较丰富多了，因为对精神生活的反思，包括真善美各方面不限于思维和存在的问题。但重点上要尽量把每一个哲学家反思的理论思维的内容揭示出来，这个是我们的主要任务。
　　对哲学史我们将来怎么写呢？哲学史可以有各家各派的写法，冯先生在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中提出这么一个哲学观，这个哲学观，我认为是个哲学史家的哲学观，不是某一派哲学家的哲学观。过去的哲学史有各种流派，大部分都是按照他们流派的观点来写哲学史。比如说黑格尔，大家都很清楚，黑格尔是唯心论者，他以他那一派的哲学观去选材、去写哲学史。但冯先生所提出反思的问题就不是这样，他打破了某一派哲学家哲学史的写法，而是更加扩展，这就把整个人类精神生活的反思成果都反映出来了。我想这是带有创造性的一种观念，大家可以去研究、去试用。是不是可以按着这个方向能够再写一部哲学史，这仅是我的一点想法。哲学史将来怎么写这也是很值得我们探讨的，冯先生就是这么想的，但是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并没有完全贯穿他的这种想法。我不能说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完全体现了这一点，但他在序言中反复讲这个问题，只不过是有些章节贯穿了，有些章节则没有贯穿。
　　冯先生是个哲学史家，他的史学观大家都知道，他在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和七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中都讲过这个问题。他区别于本然的历史和人写的历史，本然的历史又叫客观的历史，它有自身发展的规律，人写的历史是史学家所写的历史。写的历史是对客观历史的总结，二者是不能等同的。因为人对客观历史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入的历史过程，人写的历史本身又受到时代的制约和作者本人的文化素质的影响，所以说掌握和运用的方法在不同时代就不一样。冯先生认为人写的历史应不断地写下去，特别是哲学史要不断地写下去，这个观点我们看来是十分重要的。它一方面反对那种独断论，就是认为某一派哲学家写的是绝对正确的，排除其它流派写的哲学史，而且认为自己写的哲学就是最好的、科学的、先进的。冯先生是不赞赏这个观点的；另一方面，历史既是后人写的，那么，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同，历史就成为不可知论了，比如胡适所讲的，历史就像女孩子一样爱怎么打扮就怎么打扮。冯先生也不认同这个观点，他在《新编》中反对不可知论，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不行的。他主张历史要不断地写下去，当然这一点现在我们看来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冯先生依据这一观点不断地修改他写的哲学史。
　　解放之后他认为，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写哲学史也可以说明问题，于是他决定用它来写《中国哲学史新编》，于是也就有些人不了解，认为你已经有自己的观点了，何必再写《中国哲学史新编》呢？在港台有些人认为，你写《中国哲学史新编》是在为共产党效劳了。这种说法是没有依据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大的学术流派。它的政治意义暂不说，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到20世纪无论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它的史学，它的唯物史观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所以解放以后，冯先生用唯物史观重新写哲学史是很自然的事，如果说用唯物史观写哲学史不对，那用什么写对呢？用康德史观？那就是绝对正确？所以决不能这样看待。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学派。我们要允许各种学派来研究历史现象。在冯先生看来，无论哪个学派，只要是真有所见，立足于史实而且言之成理，持之有故，那就做出了贡献。冯先生在哲学史研究方面，他是讲学派不讲宗派的，不赞成宗派的做法。我想这一点也是作为史学家要学习的。
　　　　　　三　关于冯先生常说的“接着讲”与“照着讲”的问题
　　冯先生区别“接着讲”与“照着讲”，他的“新理学”自然是“接着讲”的，但他在写中国哲学史时，又要求“照着讲”。这方面他自觉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因为我们现在对传统文化的研究中有一种现象，很多就是“接着讲”，并不是“照着讲”。这当中有许多值得争论的问题。我举个很通俗的例子，这个很容易区别，比如前几年在西安开一个国际学术会议，我听说有一位先生讲“中国”。他说，什么叫“中国”？“中国”这个词就是“中道之国”。那么什么叫“中医”呢？中医就是“中和之医”，与西医不一样，因此就叫“中医”。他这个说法，我就说他是“接着讲”的，那不是“照着讲”。“照着讲”“中国”那两个字，在当时即春秋时代是指“中原之国”，它不是“中道之国”。至于“中医”那是相对于“西医”而言的。学术都是这样的，如果是“接着讲”赋予其新义，那你就不能把它说成原来本意就是这样的，这一定是有界限的。在传统文化研究中有很多这样的现象，比如我看到的一些哲学史着作，它一发挥，完全成为“接着讲”了。本来没有这个意思，可一发挥就走样了，这种哲学史我们认为是不够科学、不严肃的。
　　谈中国哲学，它本来是“接着讲”的，站在新的时代立场进行新的阐释和发挥，这是许可的，而且传统哲学这个东西要想有生命力就必须“接着讲”，任何伟大的哲学家都是“接着讲”的，没有“照着讲”的，“照着讲”那只能是历史学家。一个哲学家对着传统一样画葫芦，你说他还是哲学家？根本就够不上称为哲学家的资格。哲学家一定要“接着讲”，“接着讲”就才有生命力。时代不一样了，体会就不一样，但是有些哲学史的着作，我看是“接着讲”的，可他硬说是“照着讲”，并说只有我这个讲法才符合本意。我们认为，这样只能造成思想上和学术研究上一些混乱现象，引起好多不必要的争论。冯先生最早阐述了这一点，这对我们研究传统也是很有价值的。
　　总之，我们在研究哲学史时，要遵循“照着讲”的原则，不应随意发挥；谈中国哲学，要“接着”传统讲，即给传统赋予新的时代的意义。我们要科学的处理好“接着讲”与“照着讲”的关系。
　　　　　　四　关于冯先生倡导的方法，即逻辑分析方法
　　冯先生研究中国哲学史特别强调逻辑分析方法，这个逻辑分析方法就是近代形式逻辑，它不是其它逻辑，比如现在的模糊逻辑，冯先生所理解的逻辑是形式逻辑。他为什么强调形式逻辑呢？他认为中国汉字有自身的特点，汉字就是方块字，汉语，不是拼音体，汉字不是曲折体，因此，一个词就包含好多意义，这和欧洲语言的拼音体就不同。欧洲语言中的词叠，虽也有岐义，但它没有汉语这样大的差异，它可以通过一个词的一些变化，比如由动词变为名词，表达的意思就不同。比如说“马”，用英语表示是"horse"，如果在后面加"ness"，"horseness"就是“马性”，不再是“马”这个字。通过词尾变化就转移为另一个含义，它就有歧义。而汉字，反过来倒过去还是这一个字，要表达的意思却不同。因此，冯先生就认为，这种情况，特别是古代汉语表达自己的思想往往让人感到模糊不清，你不知道它要说的是什么，而且他自己理论的那个逻辑思维也说不出来。比如《老子》的第一章就非常难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它的命题和结论给你摆出来，而“道”是什么意思却没有论证、没有说出来，因为这个“道”有不同的含义。这就是古代汉语的特点。冯先生提倡逻辑分析方法，就是把那些术语、概念进行分析。比如说“白马非马”，他进行分析就是用内涵和外延的关系、个别与一般的关系的这种方法。这个“白马非马”后面的“马”它指的是“马”的内涵，是“马”的一般，那“白马”是指个别的“马”。这样分析这个命题的理论思维就是逻辑分析，所以大家在对冯先生的哲学史进行研究时应该注意这一点。他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比如魏晋玄学说“崇有”和“贵无”、“崇有论”和“贵无论”。“崇有”和“贵无”在我的理解还是冯先生第一次提出来的。这个“崇有”和“贵无”两派的差别，是他通过逻辑分析得出结论的。
　　总之，我感觉到冯先生这个方法对研究中国哲学史还是不可忽视的，还是应该继续应用他的方法，这一点也不能不说是冯派哲学史的一大特色。
　　当然，解放后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的一个主要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我认为，唯物史观对中国哲学史研究当然是很重要的。但唯物史观所要解决的问题基本上是把哲学思维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去考察，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社会的变化，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也要变化，这是对的。这是一种科学方法。但在研究哲学史方面，由于哲学史是一种理论思维，理论思维自身有它理论思维的发展过程，并不是只从经济发展就能完全得到说明的，这也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讲的意识的相对独立性。也就是说，理论思维有自身发展的规律性，如果要把它自身发展解释清楚，还得用逻辑分析方法，而只靠唯物史观，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这两种方法可以互相补充使用。
　　以上四点是冯先生研究哲学史的一些贡献，有些地方还很值得我们进一步讨论、研究。而对我的想法，也不能完全“照着讲”，还得根据冯先生提出的意思，“接着”加以发挥，使我们哲学史研究工作更前进一步。
史学月刊开封46～49B5中国哲学朱伯ｋūｎ＠①19981998本文认为，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方面有博大精深、结构严谨的理论体系，后人对这一理论体系的研究，也应像冯友兰先生一样，有新的研究视角和科学的研究方法。基于这种观点，作者对冯友兰学术思想的方法论问题进行了探讨。冯友兰　学术思想　方法论　史学观　哲学观作者朱伯ｋūｎ＠①，1923年生，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100871 作者：史学月刊开封46～49B5中国哲学朱伯ｋūｎ＠①19981998本文认为，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方面有博大精深、结构严谨的理论体系，后人对这一理论体系的研究，也应像冯友兰先生一样，有新的研究视角和科学的研究方法。基于这种观点，作者对冯友兰学术思想的方法论问题进行了探讨。冯友兰　学术思想　方法论　史学观　哲学观

网载 2013-09-10 21:2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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